1960年以來日本的中國研究：一部思想與時代的變遷史
序論：戰後中國研究的出發點
二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是在對戰前「支那學」的深刻反省中起步的。戰前的「支那學」雖以古典文獻學為中心，卻與日本的帝國主義大陸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名稱與視角本身便蘊含著一種不平等的凝視。因此，戰後研究的首要任務便是清算這種負面遺產，尋求一種全新的、平等的認識中國的路徑。然而，這種斷裂並非是完全的。戰前對魯迅等現代作家的研究，特別是竹內好於1944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魯迅》，為戰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直接的基礎，顯示了學術傳統的某種延續性。
戰敗的衝擊迫使日本知識界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對中國的認識，尋求一種「主體性」。正如小野寺史郎的教學大綱所揭示的，戰後初期的核心課題便是探討「戰前與戰後的連續與斷絕」，並在此基礎上追求「主體的」中國研究。此處的「主體性」具有雙重含義：其一，它要求克服戰前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帝國主義視角；其二，它力圖在美蘇冷戰的國際格局中，擺脫對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盲從，建立日本自身的獨立分析框架。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為尋求新視角的日本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1946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便是一個標誌性機構。該所以平野義太郎、野原四郎、岩村三千夫等馬克思主義者和進步知識分子為核心，在傳統學院體系之外，形成了一股積極評價「新中國」的研究潮流。
與此同時，大學作為研究的核心陣地也經歷了重組。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成為戰後中國研究的兩大中心。東京大學的中國研究分布於各個學部，如法學部的坂野正高（亞洲政治外交史）和滋賀秀三（東洋法制史）等學者，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其附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則以其對亞洲全域的綜合性研究以及對文獻資料的系統性整理和數據庫建設而聞名。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其前身為戰前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在國際中國學界享有悠久的聲譽和傳統。以其獨特的歷史分期理論（如內藤湖南的學說）為代表的「京都學派」，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持續發揮著深遠影響。
戰後日本中國研究的知識圖景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在不同機構的鮮明個性塑造下形成的競爭性場域。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之間所謂的「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的學術競爭，以及作為第三種力量存在的中國研究所，共同構成了戰後中國研究發展的內在張力。東京學派常被認為偏重實證和政治外交分析，而京都學派則更側重於文化和思想史的宏大敘事。中國研究所以其明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為學院派研究提供了意識形態和方法論上的替代選項。因此，理解每一個時代的核心論爭，例如後文將詳述的文化大革命論爭，不僅要關注學者個人的觀點，更要洞察其背後深刻的機構烙印。學者的立場往往與其所屬機構的學術傳統和意識形態傾向緊密相連，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對於把握日本中國研究的演進脈絡至關重要。
第一章：1960年代―「漫長的60年代」與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主體性」研究的追求與世代論
進入1960年代，日本的中國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東京大學的課程設計中將其稱為「漫長的60年代」，這一時期以越南戰爭的激化和日本國內的安保鬥爭為背景，社會上瀰漫著對既有權威的懷疑和對新社會模式的探求。這種時代精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研究者。
根據學者馬場公彥的世代分析，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戰後第二代研究者，懷著對前輩學人中國認識的批判性反思，試圖在中國革命中尋找一種能夠超越西方現代性和蘇聯模式的新的普遍價值。對他們而言，中國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更是一面能夠映照出日本自身問題與未來方向的「鏡子」。這種將中國視為解決自身課題參照系的傾向，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鮮明特徵。
文化大革命をめぐる大論争
1966年中國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日本知識界和中國研究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並引發了一場將其撕裂為兩大陣營的激烈論戰。這場論爭是戰後日本中國認識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之一。論爭的主要舞台集中在《中央公論》、《現代之眼》、《世界》、《朝日Journal》等主流綜合性雜誌上。
這場論爭的激烈程度，揭示了其本質遠不止於對中國的分析。它實際上是日本在「漫長的60年代」內部思想鬥爭的投射。當時，日本社會正經歷著對日美安保條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以及戰後體制的深刻反思與質疑。
建設論（禮讚派）
這一派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將文化大革命視為一場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社會實驗。他們認為，文革的本質並非權力鬥爭，而是旨在克服蘇聯模式的官僚主義弊病，建立一個真正由大眾當家作主的新型社會主義社會的嘗試。這種觀點與當時日本國內高漲的越南反戰情緒、反近代主義思潮以及對現有體制的批判精神產生了強烈共鳴。
- 安藤彥太郎（早稻田大學）: 他將文革置於社會主義過渡期理論的脈絡中，論證其歷史必然性。他認為文革正遵循「鬥、批、改」（鬥爭、批判、改革）的階段向前發展，並積極評價其建設性的一面。
- 高橋和巳（作家、中國文學研究者）: 他在派駐中國的實地報告《新長城》中，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將文革讚譽為一場試圖在「七億人心中構築新的萬里長城」的宏偉嘗試。
- 菅沼正久（經濟學者）: 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積極評價文革的經濟實踐，並以此為論據參與了與批判派的理論論戰。
破壞論（批判派）
與建設論相對，破壞論者則敏銳地洞察到文革的本質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殘酷的黨內權力鬥爭。他們對紅衛兵運動的暴力性、對知識分子和傳統文化的摧殘表示了深切的憂慮和嚴厲的批判。
- 竹內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作為戰後中國研究的代表人物，竹內實雖曾對毛澤東抱有期待，但在文革問題上始終保持著批判立場。在著名的座談會「文化大革命是破壞還是建設」中，他明確表達了其「破壞論」的觀點，擔憂政治運動對文化領域的侵蝕。他的相關著作，如《毛澤東談文化大革命》，也體現了其對文革進行多角度、批判性考察的努力。
- 中嶋嶺雄（東京外國語大學）: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文革的核心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而所謂的大眾動員不過是領導人憑「恣意」發動的「官制示威」。
- 石川忠雄（慶應義塾大學）: 他承認在後進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其動員大眾的必要性，但也分析了這種動員方式如何滑向「精神主義」和「急進主義」，最終使政策路線之爭演變為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因此，這場論爭實際上成為了一場關於日本未來的「代理人戰爭」。「建設論」者在文革中看到了他們所期望的日本的未來——一個非西方的、反官僚的、激進的社會變革模式。他們對文革的讚美，實質上是對日本現有體制的批判。而「破壞論」者，特別是像深受魯迅影響的竹內實等人，則在文革中看到了危險的歷史重演——對知識自由的壓制和個人崇拜的狂熱，這讓他們聯想並警惕日本自身的軍國主義歷史。他們對文革的批判，是對非理性革命熱情的深刻警示。這場論爭充分表明，日本的中國研究史與日本的戰後思想史是密不可分、互為鏡像的。
| 立場 | 主要論者 | 所屬・背景 | 主要論壇 | 核心見解 |
|---|---|---|---|---|
| 建設論 | 安藤彥太郎、高橋和巳、秋岡家榮、菅沼正久 | 早稻田大學、作家、朝日新聞、經濟學者 | 《世界》、《朝日Journal》 | 新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驗；克服官僚主義；大眾主體的革命；人類的巨大實驗。 |
| 破壞論 | 竹內實、中嶋嶺雄、石川忠雄、村松暎 | 京都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慶應義塾大學 | 《中央公論》、《現代之眼》 | 權力鬥爭；個人崇拜；對文化與知識分子的破壞；非理性的、危險的大眾動員。 |
第二章：1970年代―國交正常化與從「革命」到「近代化」的轉型
日中國交正常化（1972年）的衝擊
1972年9月，日中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這為日本的中國研究開啟了全新的篇章。此前，日本研究者難以進入中國大陸，研究多依賴於有限的公開出版物和香港等地的信息。國交正常化打破了這道壁壘，使得學者訪問、學術交流和實地調查成為可能。信息的獲取渠道大大拓寬，這為研究範式從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轉向更為扎實的實證分析奠定了基礎。正如馬場公彥所指出的，國交正常化與文化大革命一樣，是塑造戰後日本人中國觀的重大歷史事件，其影響深遠。
文革的終結與毛澤東之死（1976年）
1976年，毛澤東逝世，隨後「四人幫」被捕，標誌著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這一系列事件徹底動搖了日本「建設論」派的立論根基。他們所讚美的「新生事物」和「革命實驗」被中國官方自身所否定，這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陷入了理論困境，在公開的論爭中逐漸沉寂。與此相對，那些從一開始就對文革持批判態度的研究者的觀點，則隨著歷史真相的逐步揭示而獲得了更高的評價。當中國國內開始全面反思和否定文革，並將其定性為「十年浩劫」後，日本的中國研究也開始進入一個對毛澤東時代進行更為客觀和歷史性再評價的新階段。
研究範式的轉換：「革命」到「近代化」
1970年代是日本中國研究範式發生關鍵性轉變的時期，其核心是從聚焦於意識形態的「革命」話語，轉向關注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近代化」議題。八塚正晃在其論文《中国における革命外交と近代化の相克》（中國革命外交與近代化的矛盾）中，通過對中國對外援助政策的案例分析，為這一轉型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證據。
八塚的研究挑戰了傳統的「1978年轉折點」史觀。該史觀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然而，八塚通過對新近公開的檔案文獻和領導人回憶錄的分析指出，早在1970年代初，尤其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實務官僚們，已經開始推動以「四個現代化」為目標的經濟建設，並相應地調整了對外政策。
具體而言，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從此前基於意識形態、支持世界革命的「革命外交」，轉向了更為務實的、服務於本國經濟建設的「近代化」路線。例如，對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兄弟國家」的巨額無償援助被大幅削減，取而代之的是以成套設備（プラント）出口為代表的、有助於本國經濟發展的有償援助項目。
這一研究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日本學界的研究範式轉換，往往滯後於中國內部的實際變化。在整個1970年代前期，當中國內部的政策重心已悄然從「革命」轉向「近代化」時，日本學術界和公共輿論的主流辯論，仍然沉浸在關於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屬性的爭論中。直到1976年文革正式結束和1978年改革開放被官方確立為國策，這些標誌性的「事件」才成為強大的外部衝擊，迫使日本的研究範式做出調整，以追趕一個已經先行演變了數年的中國現實。這凸顯了日本中國研究的一個特點：其研究議程和範式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事件驅動的，傾向於對中國官方發布的重大政策轉向做出反應，而非主動地、漸進地捕捉和分析其內部潛在的、深層的變化趨勢。
第三章：1980年代―改革開放帶來的範式轉換
經濟研究的黃金時代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為日本的中國研究帶來了根本性的範式轉換。研究的重心從以往的政治思想和革命史，迅速轉移到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動態分析上。對於日本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機遇的「黃金時代」，他們得以實時觀察和分析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向市場經濟轉型。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學者常常借鑒本國二戰後高度經濟成長的經驗，對中國的改革模式進行了深入探討。
- 經濟特區（SEZs）: 1980年，中國在深圳、珠海等地設立了經濟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日本研究者密切關注這一舉措，他們普遍認為，經濟特區在借鑒台灣等地「出口加工區」模式的同時，被賦予了更廣泛的改革自主權，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戰略的典型體現，其成功經驗隨後被推廣至沿海乃至全國。
- 鄉鎮企業（TVEs）: 在農村地區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成為日本學者研究的熱點。這些在計劃經濟體制外野蠻生長的企業，展現出驚人的活力，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出路，並與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形成了鮮明對比。其發展機制、產權結構以及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成為了大量研究論文的主題。
- 價格雙軌制: 作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獨特產物，價格雙軌制（即計劃內產品的國家定價與計劃外產品的市場調節價並存）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研究者們分析了這一制度如何在避免劇烈社會震盪的同時，逐步引入市場機制，但也指出了其滋生腐敗（「官倒」）的弊端。
主要經濟學家及其貢獻
在這一時期，一批經濟學家成為日本中國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他們的研究成果深刻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認識。
- 小島麗逸（亞洲經濟研究所）: 作為中國經濟研究的權威，小島麗逸的學術生涯橫跨數十年。他在《現代中國的經濟》（1997年）等著作中，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經濟從改革前依賴農業的「強蓄積」體制，向改革開放後依賴外資和市場機制的結構性轉變。他的研究視野廣闊，不僅限於純粹的經濟分析，還常常涉及度量衡統一、婦女解放等社會文化層面的變遷，體現了跨學科的研究特色。
- 中兼和津次（東京大學）: 他的代表作《中國經濟論——農工關係的政治經濟學》（1992年）是該領域的經典之作。中兼和津次從宏觀的農工關係視角切入，深入分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資本積累機制，以及農業集體化從建立到最終解體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 石原享一（亞洲經濟研究所、神戶大學）: 石原享一在《中國經濟的多重結構》（1991年）等編著中，對中國經濟的複雜性進行了深入剖析。他還特別關注中國經濟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問題，並致力於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等基礎性研究，為後續的定量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礎。
天安門事件（1989年）的衝擊與樂觀論的終結
整個198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觀察普遍瀰漫著一種樂觀情緒，即認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對外開放，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導向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然而，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無情地擊碎了這種樂觀的期待。
這一事件給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帶來了巨大的思想衝擊，使研究者們不得不重新評估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韌性以及中國政治改革的艱鉅性。事件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制裁。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應對策略——即在與西方協調的同時，努力避免中國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成為了新的研究焦點。日本率先解除對華制裁、重啟第三批日元貸款的決策過程及其背後的戰略考量，引發了外交和經濟研究領域的熱烈討論。天安門事件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此後，對中國政治體制的韌性與脆弱性的分析，取代了此前線性的民主化期待，成為研究的中心議題。
第四章：1990年代―「威脅論」與「機遇論」的交鋒
天安門事件後的範式分化
天安門事件的衝擊波深刻地改變了日本對華認識的軌跡。進入1990年代，此前相對單一的樂觀期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兩種截然對立的範式——「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機遇論」的激烈交鋒。這一對立軸線構成了整個90年代日本中國研究和公共輿論的基本格局。
「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並非空穴來風，其背後有著中國自身行為和日本國內心態的雙重根源。
- 軍事與政治層面: 1992年中國頒布《領海法》，將尖閣諸島（釣魚島）明確列為本國領土；1995至1996年間在台灣海峽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以及國防預算持續多年的兩位數增長，這些都直接刺激了日本對中國軍事意圖的警惕和擔憂。此外，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也被視為一種潛在的政治威脅。
- 經濟層面: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與日本產品的競爭日益激烈，貿易摩擦增多。同時，日本國內對產業「空洞化」和技術流失的憂慮，也為經濟層面的「威脅論」提供了土壤。
「中國機遇論」的持續
儘管「威脅論」甚囂塵上，但「機遇論」的聲音同樣強大，甚至在經濟界和部分學界佔據主導地位。
-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經濟再加速: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注入了新的強大動力。中國經濟再次駛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其龐大的市場潛力和作為「世界工廠」的生產能力，對處於「失去的十年」困境中的日本企業構成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 經濟一體化的現實需求: 對許多日本企業而言，進入中國市場、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已不再是選項之一，而是生死存亡的關鍵。因此，深化日中經濟一體化、將中國的增長動力轉化為日本經濟復甦的引擎，成為「機遇論」的核心論點。
這一「威脅」與「機遇」的辯論，其背後不僅僅是對中國外部行為的客觀評估，更深刻地反映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內在經濟困境和國民心態。一方面，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催生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焦慮感，使得中國的崛起更容易被解讀為一種「威脅」，無論是軍事上的挑戰還是經濟上的競爭。對產業空洞化的恐懼，正是這種焦慮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本國經濟缺乏增長點，日本企業才將希望寄託於外部，將中國的龐大市場視為拯救自身於水火的「機遇」。因此，中國的崛起這一客觀現象，被日本國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恐懼與希望——所過濾，最終形成了「威脅論」與「機遇論」的對立。這場論爭的根源，既在中國，也在日本自身。
引領論爭的學者們
在這一複雜的輿論場中，一些學者力圖超越簡單的二元對立，提供更為精細和多維的分析框架。
- 天兒慧（早稻田大學）: 他於1997年主編的《中國是威脅嗎？》一書，是這一時期論爭的集大成之作。天兒慧反對將中國簡單標籤化為「威脅」或「機遇」，主張深入分析中國內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複雜動態，同時考察其對外行為。他認為，中國的「強大」與「脆弱」是並存的，並提出了「瀑布型權威主義體制」（カスケード型権威主義）等概念，用以解釋中央與地方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為理解中國提供了一種更具層次感的分析框架。
- 毛里和子（早稻田大學）: 她重點關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策決定過程的變化，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歷史認識問題在1990年代的凸顯及其對日中關係的深刻影響。在《日中漂流》等著作中，她指出，日中關係長期依賴於道義和個人感情，缺乏堅實的制度化基礎，這種結構性脆弱是導致兩國關係在90年代後陷入「漂流」狀態的根本原因。
| 視角 | 中國威脅論 | 中國機遇論 |
|---|---|---|
| 經濟依據 | 產業空洞化、貿易摩擦、技術流失、市場競爭加劇。 | 龐大的消費市場、廉價的生產基地、帶動日本經濟復甦的引擎。 |
| 軍事/政治依據 | 國防預算持續增長、軍備現代化、在台灣海峽和南海的強硬姿態、民族主義高漲。 | 經濟發展有助於政治穩定、融入國際社會有助於行為規範化、合作共贏。 |
| 代表性著作/觀點 | （散見於各類媒體與部分政策報告） | 天兒慧《中國是威脅嗎？》、毛里和子《日中漂流》等著作中對複雜性的強調。 |
第五章：2000年代至今―研究的多樣化與新地緣政治格局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和複雜，日本的中國研究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化和深化趨勢。
研究主題的擴散與深化
2000年代以來，研究議題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政治與經濟宏大敘事，而是向社會、文化、環境等更廣泛的領域擴散。這種變化既反映了中國社會自身的多元與複雜化，也體現了日本研究界新一代學者的崛起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 社會問題研究: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其伴生的社會問題日益凸顯，成為日本學者的重要研究領域。其中，收入差距問題（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城市內部階層分化）、失業與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荒漠化等）及其治理，以及日中環境合作的前景，都催生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
- 市民社會與媒體研究: 中國NPO/NGO等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狀況及其在社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成為觀察中國「市民社會」發育程度的新窗口。此外，媒體研究也作為一個新興領域受到關注，學者們開始分析兩國媒體如何塑造彼此的國家形象，以及這種形象如何影響公眾輿論和國民感情。
美中對立下的中國研究
2010年代中後期至今，美中戰略競爭的全面激化，為日本的中國研究設定了新的、不可迴避的宏觀背景。中國不再僅僅是日本的雙邊關係對象，而被置於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核心。因此，大量的研究開始在美中對立的框架下展開。研究的焦點日益集中於中國的對外戰略、在高科技領域的霸權競爭、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以及在這一格局下日本所面臨的戰略選擇等議題上。
習近平體制的研究
習近平時代的來臨及其權力的鞏固，無疑是當前中國研究最核心的課題。
- 對領導人與體制的分析: 鈴木隆的著作《習近平研究》被認為是這一領域的代表作。該書通過對海量一手中文資料的梳理，深入剖析了習近平的權力崛起軌跡、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統治意識形態，以及被稱為「數字列寧主義」的社會控制模式，為理解新時代的中國政治提供了極具深度的學術分析。
- 「一帶一路」倡議的評估: 作為習近平時代標誌性的全球倡議，「一帶一路」吸引了大量研究。日本學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地緣戰略意圖、對參與國可能造成的「債務陷阱」風險，以及倡議本身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調整等方面。
年輕研究者的崛起與結構性挑戰
21世紀以來，新一代的日本中國研究者不斷湧現。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在中國長期留學或田野調查的經歷，並積極引進歐美社會科學的最新理論與定量分析方法，推動了研究的專業化和精細化。然而，日本的中國研究也面臨著整個日本學術界共同的結構性困境，即大學研究職位的削減和科研經費的萎縮。這些問題對年輕學者的成長構成了嚴峻挑戰，也為日本中國研究的長遠發展埋下了隱憂。
結論：日本中國研究的軌跡與未來展望
回顧1960年代至今的歷程，日本的中國研究走出了一條曲折而豐富的道路。其發展軌跡深受兩大變量的驅動：一是中國自身的劇烈變遷，從革命的狂熱到改革的探索，再到作為全球大國的崛起；二是在此過程中日本國內的政治思潮、經濟狀況和國民心態的演變。從1960年代的意識形態激情參與，到1980年代的經濟實證分析；從1990年代「威脅」與「機遇」的二元對立，到21世紀後研究議題的全面開花，日本的中國研究始終在與時代同頻共振。
貫穿這一歷史的核心特徵是，重大的學術論爭，無論是圍繞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還是關於「中國威脅論」的辯論，其意義都未曾局限於中國本身。這些論爭在更深層次上，始終內含著「日本是誰？」以及「日本應向何處去？」的自我叩問。在某種意義上，日本的中國研究，正是一場通過中國這面「他者」的鏡子，來不斷探尋和塑造自身認同的漫長思想實踐。
今天，面對一個已經成為全球性力量的中國，日本的研究者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過去那種基於意識形態的同情或批判，抑或是單純基於經濟互補性的期待，都已無法有效解釋和應對當前的複雜現實。在美中對立日益尖銳的國際環境下，如何超越情緒化的標籤和簡單的二元論，保持客觀、冷靜和高質量的學術產出，是日本中國研究界最核心的課題。這不僅需要持續培養能夠熟練運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深入中國社會肌理的年輕學者，更需要鼓勵跨學科（如文理融合）、跨層次（如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期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正在重塑世界格局的鄰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