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忙，耽误了博客更新，新闻和RSS也看得少。地震时我在二楼，没有感觉。今晚看电视，很久没有看的电视。从海内上，看到各位海友转的各种有关地震的消息，还有倡议。
澳洲的一家媒体发的救灾现场照片 — 鲁公子转
孤独的、寂寞的四川！– 齐新建转
然后看了Google Reader:
面对灾难，我们如何展示大国风采 — 杨恒均
第一批从汶川传出照片应来自都汶公路 — 萨苏
新闻频道走在了地震报道的第一线！ — CCTV策划人
地震之后，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10件事 — 刘兴亮
愿天佑华夏！
我可以做些什么！
面对网络上一片抵制的呼声，韩寒冷静地问：“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在着之前你是否仔细思考？”
但是，当互联网上民族主义的“部落鼓”响起，呼唤你带上“面具”加入“部落祭典”，你还有时间思考吗？你还会思考吗？
当你在Youtube上，看到下面这段饱含情感和情绪、甚至带有“脏话”、在西方媒体引起了巨大反响的视频，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你从anti-cnn上，看到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及图片、视频的罪证；当你从网络上看到这些被广泛转载、转贴、转发，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你听到奥运圣火在巴黎“遇难”，你从网络上看到如下图片，你的反应是什么？
王正鹏说“报纸是理性的媒介”，但当从网上“听到”国内报纸也说有人“给了中国一记耳光”，你的第一反应是“仔细思考”为什么他们“给了中国一记耳光”吗？！
当“所有媒体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仅是网络，而且还有手机短信，都发出这样的“转发令”：“转发20个，你就是最爱国的中国人！”“你是否马上转发群发？”
当一夜之间MSN上“红心”照耀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当msn上好友转发来如何加上“Love China”签名、并要求你转发，你若稍有迟疑，好友便会指责你不爱国；你会如何？
尽管maomy指出互联网上“理性”与“血性”可以激烈争吵，但王正鹏指出“‘互联网是导线的媒体’，是因为在一个互动的电子平台上，所有人可以迅速达成共识。一个论坛里或贴吧里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广场上一样，所有人的情绪都可以传染。”由此王正鹏断言“互联网是情绪的媒介”。
这种情绪不仅蔓延在论坛里或贴吧(匿名的世界、带上面具的世界)，同样也蔓延在实名的博客世界(blogosphere)。长平就因一篇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在网络上“触犯众怒”，掀起大波，酿成长平事件，最终长平不得不以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和我的怯懦和无能两文而委婉认错。所以魏武挥解释blogosphere为何会出现‘沉默的螺旋’：“所谓‘众怒难犯’，一般意义上，就是这类怒你最好别碰……唯独这个涉及到‘民族主义’的问题，你最好别跳到对立面去。”
于是2008春夏之交，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全媒介上，四处响起强力部落鼓的重击……
“一个以强力部落鼓重击的夏天，深深敲击你热情的灵魂，
所有沉睡已久的族人们，属于你们专属的部落祭典即将到来，
赶紧带起你们的图腾面具以及最原始的部落灵魂一起参与这个神圣的祭典。”
“一不留神，彷佛身处丛林，手持火炬，让你狂野的灵魂被唤醒，……”
我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回击，然后才想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事后，古城西安的瓮城中的战鼓，让我一下子想起“春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个疯狂的年代中耳熟之极的歌词。
曾经，麦克卢汉把广播的功能比喻成“部落鼓”，“心灵和社会合二而一的共鸣箱”，强调广播媒介的深层传播功能：心灵沟通、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等。
那么这次事件中，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全媒介是如何成为“强力部落鼓”，调动起华人爱国的集体潜意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全媒介“部落鼓”，又将在其他事件中如何发挥作用？对企业、对个人，又有何意义？
依据麦克卢汉的电子媒介传播将引发重新部落化的理论，可以做出很好解释。且听我后文分析解说。
古城西安之行，让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
官媒的声音！曾经“声闻于天”的声音。
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正如许慎所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奠定了中华统一基础和大一统文化传统。由此官僚精英们一直严控汉语的标准化：2004年，广电总局禁用方言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2005年，广电总局下发主持人自律公约，严禁用港台腔方言。而民间则顽强坚持汉语是人民的游戏，反对广电总局对方言的限制。
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完备的邮传制度，“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这对以后各个朝代的邮件制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万变不离“秦”宗。”“唐代帝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举世无双的交通动脉网络。”“宋因唐制，基本上无大变化。不同的是，宋代驿传全部军事化，因而提高了消息传播和情报传递的效率。”这套制度曾经有效地维护了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罗马帝国建立在“纸路”之上。今天，为了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广电和电信都在实施“村村通”。
古时官媒首先是中央皇朝的喉舌，“光宗绍熙4年（公元1193年）10月，臣僚言：朝报（即邸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始可执行。”
其次地方官府也有自己的耳目和喉舌：
西汉初兴，汉高祖刘邦实行封建制，大封诸侯国。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同各诸侯国的联系，中央政府允许各诸侯国在京城设“邸”即驻京办事处，这样邸就自然地成为各诸侯国刺探中央政府的情况和动态的情报机构，驻京邸史将这些情报寄回诸侯国，就是“邸报”。吴王刘濞造反之前，十分清楚汉景帝的动态和策略，恐怕这与他派遣的驻京邸史发回的邸报有关系。
唐代社会类似于汉初社会。唐代藩镇割据十分厉害，各地藩镇均在京师长安设有进奏院，即驻京办事处。这种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便于唐中央政权控制和联系各节度使，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各节度使刺探中央政府的动态和情报。进奏院官吏只对节度使负责，不对中央政府负责，每隔一段时间，进奏院官吏要将京师动态和消息写成报告，寄或带给节度使。……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报纸不可能印刷，只能是手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进奏院状是汉代邸报的翻版。
今天，广电饱受条块分割之苦，打造现代传媒集团举步维艰，原因就是当初的依托地方政府的“四级办台”。而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宋代社会鉴于唐朝的教训，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报纸的编辑发行由中央政府属下的都进奏院管辖……”今天，央视《新闻联播》经常由高层直接关怀，能上《新闻联播》成为地方宣传部门的政绩，而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则因为非典型而被撤销。
即便是过去，媒介的进步也让草根媒体对官媒形成冲击。宋代已出现了民间私营“小报”，十分活跃，几乎天天发行，深受朝野人士和市民的欢迎，然而也引起了某些政府官员和皇帝的不满：
一个叫周麟之的人就写了一篇“论禁小报”的文章，攻击小报，说它“眩惑众听”（可见影响之大）、“无所不至”（可见传播之广）、“飞报远近”（可见消息之快）。宋朝历次皇帝对小报也异常恼火，屡次下令禁止，但始终是禁而不止。
面对网络时代后，尽管有官员力挺舆论监督：闻过则喜，堵不如疏，善待善用，但却仍有宣传部长怀念无网络时代：“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经历了网络视频恶搞解构权威、P2P直播和视频共享火爆后，2007年末，广电总局与信产部联署签发《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最初要求所有在网上提供视频服务的公司必须是国有独资或者被国资控股的公司。后来广电总局放宽视频网站国有资本控股条件，今年几家做视频点播的民营企业获得牌照，但是视频共享类网站由于可上传视频新闻仍受严格监管，优酷、土豆等还未获得牌照。
到了这次西藏和火炬事件中，中国官媒表现令人失望，颇受诟病。
最为严重的指责来自林楚方的“中国应检讨脆弱的文宣体制”：“执政党在革命时代，相比他的对手——国民党，曾经拥有巨大的文宣优势……而几十年后，这一优势几乎荡然无存，目前，中国文宣体制，看起来很强大，但在技术和理念上没有丝毫进步……”
“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中国网民对此失望至极“……喉舌系统，依然沉醉于控制欲的虚假满足中，不知道如今的资讯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隐瞒。而落后笨拙的宣传方式，只会刺激大众的逆反心理，从而自乱阵脚，把主动权让渡给西方及其信徒。”
憋屈至极的华人网民们只好自己起来夺取话语权，“其实，华人以及中国百姓在西藏问题暴露以后的表现，只不过是想说话而已。”
令各方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网民成了中国政府的援军，“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德国《时代周刊》4月6日撰文称：“西方媒体习惯了面对笨拙的、没有创造性的中国媒体。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中国网民。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场战斗无关政治和经济，而是对不公正的反抗。”而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文章则自称“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个结果被《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总结为因为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变成政府的化身，西媒“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
实际上就是“不怕中国官媒，就怕中国网民”。
PS：以上关于历史上官媒的资料来自“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尹韵公，2004-12-12。这是一篇很好的中国古代媒介发展简史。
“不到西安，不知道自己没文化”，5月1日早晨在旅游巴士上，西安的地陪小朱说。
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女导游介绍铜马车时，说四马拉的马车是那时最高规格、最高速度的交通工具，所以才有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成语。
傍晚，我们打车去鼓楼，出租车司机指着钟楼和鼓楼告诉我们“晨钟暮鼓”就出自于古城长安，那时官府用钟鼓的响声向全城报时间，早上敲钟，晚上击鼓。从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的长安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紧闭，禁止夜行，商铺都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享受白天的阳光。”
5月2日傍晚，我们来到西安古城的南城门的瓮城，看到三面巨大的鼓，其中一面上写着“战鼓”两字，一下子让我想起“春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句我小时候耳熟之极的歌词。
我们遇到的每个导游都能背上几句《长恨歌》，地陪小朱特意用了西安话，据说这才符合古韵，则让我不禁想起其中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些让我想到正鹏也用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成语，来解说中国的口语文化传统。
更新(2008-5-5)：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尹韵公。这是很好的一篇中国古代媒介史，现摘录一些与陕西历代王朝相关的：
在文字出现以前，语言毕竟是唯一的交流信息工具。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靠着这些带有韵味和音节的语言代代相传下去的。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
跟随在甲骨文之后的是仅有三百余年生存史的钟鼎文。钟鼎文亦称金文，盛用在西周王朝的青铜铸器上。青铜器更不是理想的书写工具，但它比甲骨更加坚硬，更能保存长远。
周天子派出的“行人”，又称“轩使，”就是每年到各诸侯国巡视一次，了解政治臧否，征集诗歌民谣，以观政绩。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其中最著名的有十大流派，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家者流。……据《汉书·艺文志》介绍，当时十大流派共出书4324篇，其中“小说家者流”就有1380篇，占1/4强。遗憾的是，“小说家者流”的著作，一本也未流传下来，但从这个统计数字上可以想见那时的“街谈巷语”的传播活动，是何等地烈盛！
在经济上，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规模扩大，商品交换的频繁等，也增加了人们的交换机会，提供了传播活动的优良空间。……在战国时代，“千艾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三里之城，十里之郭”已成普遍……繁华的城市里，在这样密集的人口中，人们之间必然产生对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那些来自街谈巷语的小道消息和“细碎之言”……
在春秋战国时代，传播媒介的主要承担者是简策。……一根竹片叫“简”，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起就叫“策”（策，通册）……简策的出现，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
先秦时期的文人们的著述，其用词之准确，文字之凝练，结构之严谨，容量之丰富……表达思想的渴望受到传播材料的限制。因为简策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书写工具，它的制作和刻写也是相当麻烦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在写作上格外慎重，不肯轻易落笔。另外，先秦时期的学术交流固然很多，但沉重的简策给人带来很大的不便。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秦始皇当是大歌大颂的人物。他的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实行了“书同文。”……还大力推行文字简化改革，于是出现了笔画简省，书写方便，改圆为方的“隶书”字体。……其次，秦始皇实行了“车同轨”，在全国范围内，大修国道。……建立一套完备的邮传制度，因而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
汉代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纸的发明和应用。……在由竹简到纸的演化过程中，其间还有一个转化环节，这就是帛书。……纸的发明，对传播工具史和人类文明史来说，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人类的传播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开始于汉代 其理由是：西汉初兴，汉高祖刘邦实行封建制，大封诸侯国。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同各诸侯国的联系，中央政府允许各诸侯国在京城设“邸”即驻京办事处，这样邸就自然地成为各诸侯国刺探中央政府的情况和动态的情报机构，驻京邸史将这些情报寄回诸侯国，就是“邸报”。
纸在发明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仍然是皇宫的珍贵品，简策仍然是社会上主要的书写材料。据说，魏晋初期曾出现过简、帛、纸同时并存的现象，直到西晋时期，纸张依旧是豪贵之家的专用品。……公元403年，从东晋王朝手里篡夺政权的桓玄下令废简用纸
在两汉、魏晋时期，印刷工业开始了它的最初起步。汉灵帝熹平4年（公元175年）所刻的石经。官方为避免传误和垂世久远，便把儒家经典著作《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全文刻在一块整石上，历时9年告成……来代替恼人而又不便的抄写，这就是有名的捶拓
到了唐宋时代，纸张已不再是贵重物和奢侈品，并且纸张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应用非常普及。
从石经捶拓过渡而来的雕版印刷是唐代社会给与传播活动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雕版印刷的原理同石经捶拓一样，所不同的是将石版换成了木板。当然，在木板上雕刻比在石版上雕刻要快得多、方便得多，有利于加速传播活动的效益。……当时雕印的印刷品已相当广泛；由于人们掌握了这项技术，上层统治阶级要想实行文化垄断和文化封锁，已再也不可能。
唐代社会类似于汉初社会。唐代藩镇割据十分厉害，各地藩镇均在京师长安设有进奏院，即驻京办事处。这种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便于唐中央政权控制和联系各节度使，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各节度使刺探中央政府的动态和情报。进奏院官吏只对节度使负责，不对中央政府负责，每隔一段时间，进奏院官吏要将京师动态和消息写成报告，寄或带给节度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认为，这种报告，就是唐代的报纸。方汉奇先生通过对英国不列颠图书馆馆藏的一份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实物分析，断定那份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报纸不可能印刷，只能是手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进奏院状是汉代邸报的翻版。
……
早期西方报纸通常产生在商业贸易中心，报纸刊登的消息决大部分与商业活动有关。而古代中国的报纸不同，它出生在皇室宫廷，或上层社会！报纸刊登的消息绝大部分是政治性新闻。无论是唐代的进奏院状，还是宋代的邸报；无论是官报，还是民报，它们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报纸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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