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军·CCTV策划人

制片人制的反动

八月 14, 2006 – 8:26 pm |
Tags: 频道, 制品人, 栏目

在中国，制片人制走过了不过10 来年的里程，孙玉胜在《我看电视》中断言：电视是制片人媒体。如果说10年前的制片人制，的确给电视节目生产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的话，那么现在，在 1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断言就值得质疑了。同样需要质疑的，是与之伴随的十几年来中国电视界–从理论界到实践界一直作为不二法则的“节目为本”。

据说，制片人制在中国的诞生是从《东方时空》开始，孙玉胜在《我看电视》中回忆，在《东方时空》筹备后期考虑组织结构时，借用电视剧的制片人用法，替代“组长”的称谓。其初衷是把节目管理和传统的行政管理分离，或者是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过渡到以节目创作为主的管理。

据称，在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引入“制片人”这个概念也是偶然的。第一个使用“制片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CBS“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在创办这个世界著名的电视新闻杂志之前，唐·休伊特负责CBS新闻节目的播出，他发现在导播与编辑之间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在播出时，应该有一个人来确定播出顺序，这个协调导播与编辑的角色叫什么呢？唐 ·休伊特搜肠刮肚，最后从好莱坞借用了一个概念，把“制片人”这个称谓引进了电视。

在我看来，制片人和频道总监之间的矛盾，栏目个体生产的有序和频道整体运作的无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电视频道建设的基本矛盾。

制片人制的“利”，正在于栏目个体生产的有序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制片人制的“弊”，则恰恰也在于导致了频道整体运作的无序。而这种无序不仅因为制片人制从而在制度上获得了合法性，同时更为根本的是，它与频道制构成了内在源生性的利益冲突，而成为频道品牌化战略实施的最大障碍。制片人制与频道制的冲突，制片人制对频道制的反动，让制片人制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关头。

本来，从理论上说，频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原来的行政化的部门体系，所有频道制改革，都无一例外地撤消了横亘在频道和栏目之间的部门建制和机构，使得节目管理架构从垂直型的多级改变为扁平化的两级。使得频道利益的对手从部门利益和栏目利益两层减少为一层（部门利益也多以栏目利益为依托和口实），也使得栏目利益少了一些保护伞，少了一些话语权；也使得频道与栏目之间信息沟通更透明更迅捷，频道对栏目的真正管理成为可能。

本来，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几个品牌栏目的依托，一个频道的成功很难想象；而正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公理”，这个为全部栏目制片人和很多频道管理者所共同接受的“公理”，让制片人们特别是一些强势品牌栏目的制片人们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与频道讨价还价的砝码。

（在这里，暂且留下一个思考题，不作讨论：以“电视剧大卖场”著称的安徽卫视，有什么品牌栏目是大家记得的？）

但是，在体制内的操作层面，却仍然出现了大量栏目利益不符合、不服从频道利益、频道难以支配和调控栏目的现实。我们可以历数出太多制片人制带来的弊端和制造的笑话。

一个新闻现场，同一频道的几个栏目都派记者到场，记者尴尬不要紧，要紧的是每个制片人之间不能互相通气，生怕自己的选题让对方知晓，把同频道的同类栏目当作了对手。

大多数栏目都是高“耗能”节目，既有演播室，也一定要有外拍的专题小片。前后期人员一定要配齐。栏目改版时，形态的设计原则除了观众的喜好，更重要的一定是人员、经费不能因此而减少。所以绝对不能改成纯粹演播室谈话形态，这样的结果是记者队伍就没有了，外拍的出差经费没有了，那是万万不可的。当然，制片人们的理由是访谈段落的收视率低，必须有专题来拉动。

频道总监们经常不得不坐下来“倾听”各个栏目组关于各种特别节目的方案汇报。一是体制内的领导也需要特别节目来为政绩添分，二是也不好打击栏目组所谓的创作积极性，但最核心的动因来自栏目组争取瓜分频道整体财务预算的“积极性”！在业内有一句幽默的俗话：“宁可千刀万剐，不可没有节目代码”。节目代码就是获得预算的一切前提。

于是，在各个节目的瓜分之后，一个频道成为了各种不同取向的特别节目缤纷斑斓的万花筒，主打的动作被稀释了，节目与节目之间的意义互相消解，频道形象变得模糊了，频道品牌的塑造和维护也就只能让位于栏目利益的平衡和照应。

凡此种种，可以洞见制片人制的反动了。

凡此种种，也可以洞见频道制改革的迫切了。迫切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强化频道定单的明晰，强化频道对栏目的宏观调控、有保有压，强化频道的规划与计划，特别要强化频道的利益主体及其配套建制。

在中国，一切改革，都是利益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