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话语权衰落的开始，“两房”国有化挑战自由市场论
星期五, 九月 12th, 2008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财经专栏。
从高盛走出来的保尔森，终于宣布用国有化方法论（nationalization)治理已经陷入绝境的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债券商——房利美和房地美。
从量子基金走出来并致力于开放社会推进的索罗斯，不断发表的美国经济悲观论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传播，就像一个美国资本家在敲打一家中国农夫的窗户，告诉他们美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十年前，索罗斯曾经以自由市场为哲学与话语基础，将东南来的金融体系几乎打垮。
为华尔街建立了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世间已无此人。1962年，在冷战高潮的时期，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小册子面世的时候，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在一个特别的冷战语境下，弗氏的这本书几乎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它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上了一种逻辑关系。今天，美国政府强力介入次贷危机并宣布国有化“两房”时，反证了弗里德曼的推论:要不是美国政治错了，要不是他的经济理论错了。
我们拿出这三个人作为历史符号是想说明，“两房”带来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哲学困惑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形而上的枯燥问题。
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话语霸权的强盛时期，美国的任何做法总是那么完美；而在自911发生逆转的时间以降，又有那么多的破绽与不应该。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包藏的危机比中国投资机构与学界观察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是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接管“两房”时，美国媒体使用的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国有化”这一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词语都是美国意识形态对峙阿拉伯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冷战时期的集权国家时常用的语言武器。这一次，轮到了华尔街自己。
对于私有制的“两房”，政府和全美国的纳税人为其做担保是史无前例的，它的5.4万亿债券几乎就是美国全市的全部或者美国40%的GDP。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两房”的国有化是美国政府代表全体纳税人为极端资本主义作出的极端保守行为。这样的选择又不得不为之。
美国大规模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只是过去二三十年事情，甚至共同基金这样稳健的东西在美国盛行也不过是1980年代的事情。华尔街的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并且完全伤害了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积累的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的基本信心。这样的哲学苦果，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损失。
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国度，“两房”是美国人汽车洋房梦想的守护神。那些文学描述与政客承诺的美国式生活，华丽的外表下基于从东往西万家灯火的人人有房住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作为信心支撑的。当摩根斯坦利、花旗、雷曼、美林、瑞银、贝尔斯登这些华尔街轮盘赌的玩家被玩倒的时候，那句埃及的古老的记述重新起效：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
全球化的辩证法就像阿迪达斯的广告词一样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中，怎么会有不可扳倒的玩家呢？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几乎不可一世，1989年就灰飞烟消；美国因为一场中国学术智囊都没有搞明白的次贷危机几乎将半个国家的财富断送。5.4万亿的债券，几乎美国一半的GDP，说它是半个国家的财富也不为过。
“两房”问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中国的四大银行在最近披露他们的中报时，公布了持有的“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其中中国银行的持有额度高达172.86亿美元，建设银行则有32 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亿美元。虽然他们在今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这是眼睁睁的教训。
不过，对于中国四大银行也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两房”国有化也可以看作美国政府为全世界的投资机构的背书。
199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有效拉开与潜在追赶对手距离的战略时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小引擎的追赶战略，美国在金融领域看不到对手。也是在那一年，对冲基金就像这个时代的物种入侵或转基因技术一样，借助美国的自由经济哲学而成为合法的进攻者。
美国批判香港曾荫权领导的特区团队连夜狙击老虎基金的历史性一周。香港特区政府开进市场，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是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划的极度伤害，尤其对于亚洲这些凭借嫁结路径发展自由市场与自由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危机更大。在随后的反思中，香港特区的中国儒家式实用与灵活方法论成为它成功的受益者。
这一次，政府开进次贷市场，“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资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但问题在于：是全球化这一庞大的经济新语境伤害了自由市场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伤害了全球化？这对于国有化“两房”的美国财政部和它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