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六月, 2008
星期日, 六月 29th, 2008
同质化竞争中的两个对手，有一个注定要生活在对手的阴影中，英国《每日镜报》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同为200万以上发行量俱乐部成员，过去的十年中，《每日镜报》在与《太阳报》的对阵中，一直处于下风。
很多中国读者对于这个《每日镜报》有一些陌生，但是，过去几十年里读《参考消息》的人，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家名为《镜报》的报纸，就是它的前身。《镜报》创办于1903年，是老牌英国小报。它与《太阳报》一样，在1980年代之前的约八十年中，一直以劳工阶层为主要读者，是英国真正的持有左翼政治立场的小报。
1969年默多克拿下《太阳报》后，《镜报》和《每日快报》这两张小报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与《太阳报》相比，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演进把握没有《太阳报》那样准确。没错，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整个英国经济开始告别传统的制造业，英国社会中的亚文群不断生成，娱乐化既是媒体时尚也是社会思潮。《太阳报》确实有效地把握了这一变化，自1970年代以来，《镜报》的发行量从500万世份一度滑落到几年前的190万份。
《镜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战略上的几次失误，给《太阳报》让出了很大的战略提升时机。它的失败案例，对于中国经营同类媒体的都市报来说，确实有吸取教训的必要。
1980-1990，《镜报》与《太阳报》的竞争中一直没有完全占到上风，原因是同质化竞争太明显，几乎是对攻式的割喉战（CUT-THROAT）。但是，马克斯韦尔（MARWELL）这个人和默多克不一样，他虽然有钱，也能给记者一个很大的自我实现的写作空间；但是，他在商业经营上比不上默多克，到了1990年代末，《镜报》的生意江河日下。1999年7月30日，镜报集团把自己48%的股份卖给了英国一家地方报纸集团三一集团（TRINITY GROUP），两家集团整合后叫做三一镜报集团，成为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
虽然这是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三一镜报集团里面并没有像《太阳报》或《卫报》这样的明星类报纸。虽然它也有350多名记者和编辑，但是那种困惑中国报纸老总“报纸不能上天又不能落地”的现实在《镜报》上体现十分深刻。2002年春天，《镜报》决定上天。
这家报纸首先改名为《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同时，把报头从红色改成了黑色，因为《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这样的严肃高质量报纸，总是用黑色表现他们的冷静与沉着。时作《每日镜报》的主编皮尔斯决心让这张百年小张升天。
除了形式上的改版外，它的操作手法还有：向大报学习提高社论的质量；高薪延揽一批英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在《镜报》写文章；用做新闻的思路来取代做娱乐的思路，提高了国际新闻、时政新闻的比例；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表达人文关怀。
在英国报纸就是两种，要不上天（高质量报纸），要么落地（小报）。皮尔斯的这种硬新闻打拼的战略没有任何错误。但错误在于：对于一张百年小报来说，突然间“从良”做严肃新闻需要大老板有足够的战略勇气与耐心。作为一任主编，这样的战略只能推动几年，很难保持持续性。尤其在英国这样报业成熟的市场上，要改变《镜报》的百年小报品牌，实际上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举动。这样的管理思想在汽车业的经营中已经很成熟了，那就是子品牌化，一个报团可以有高中低三档报纸，每一档对应不同人群。这样，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
2003年春天，这一严肃新闻战略只推进了一年就受到了质疑，因为《镜报》的老板与员工无法承受发行量的下降。它已经掉下了200万的英国小报生死线（在英国报业中，低于200万的发行后，凭借发行赚钱的小报已经要赔本了）。要知道做一张严肃报纸，比如像《独立报》那样，能有二三十万的发行量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十年的坚持是很难看出效果的。
2003年夏天，三一镜报集团新的女强人柏丽上任后对于这种“严肃新闻”战略并不认同，英国著名的媒体专栏都报道了她对于皮尔斯战略的质疑，认为最次也要是“有趣的严肃新闻”，实际上仍然是娱乐化新闻。现在，《每日镜报》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小报面貌，紧紧咬着〈太阳报〉不放。
《每日镜报》在2003年终结了短命的严肃新闻战略后，着手发起了2000年代以来英国已经很少发生的一次大型价格战，但一个月后，这张价格战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每日镜报》的售价从32便士下降到20便士。随即，价格战专家《太阳报》立即把售价也下调到了20便士。虽然两家报纸的发行量每天都有几十万份的增加，但是对于成熟的市场来说，这样的价格战只是两败俱伤。到了6月，《每日镜报》的新老板柏丽就叫停了这场纷争。两张报纸的价格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水平。
虽然只有一个月，这也算是《每日镜报》的第二个失败案例。对于报纸与电视台来说，在有一个更强大的同类对手存在时，弱势的一方千万不要去发动价格战。
《每日镜报》在政治上一直是英国工党的支持者，这一点倒不像《太阳报》那样按默多克的政治意志在不断设置枪口。但是，作为一张报纸的老板，如果不能前瞻性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肯定是要落后于对手的。《每日镜报》代表的英国劳工阶层随着英国保守党在1980年代初的政治改革，数量已经越来越小；同时，它忘记了《太阳报》并不只代表劳工阶层，他们代表着英国全部的底层人，除了他们的声音外还有他们的时尚。这一点，《每日镜报》需要加速追赶。
《每日镜报》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努力适应数字化的转型，它在自己的网站建设上投入了一些精力，同时，也尝试用互联网思维去调整报纸的内容。2007年，它的老总在谈到《每日镜报》的封面时说，我们知道我们在速度上无法和互联网相比，但我们想要杂志化的封面来强化报纸的优势。不知在这一轮的数字化竞争中，它和《太阳报》究竟谁能找到数字化转型的真正的路径。
《每日镜报》最近还想学习《每日邮报》，抢夺一些女性读者。女性读者天生是广告公司钟情的对象，这正是《每日邮报》广告收入英国报纸排第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每日镜报》的老总RICHARD WALLACE说，为了追求到大量的女性读者，他们的报纸风格正在向时尚杂志化转移，增加了家庭生活、名流新闻、时尚购物、家庭理财等方面的内容。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一短路要走。《每日邮报》主打女性市场精心耕耘了几十年了，比如1995年时，它的女性读者比例是49%，2006年，这个数字才慢慢增加到了52%。对于一个成熟的报业市场来说，要培养用户的阅读习惯，需要像长线持有股票一样花一些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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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六月 27th, 2008
“暴跌”，“砸盘”，“撤出”、“热钱”、“次贷危机”、“越南金融危机”、“印度金融危机”、“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崩盘”、“套牢”、“资金抽逃”、“泡影”、“做空”……
伟大的汉语象形文字在形容一个资本市场的生存状态时，这样的词语对于投资者与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深深刺激。作为一个中国A股投资者，自去年10月以来，人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语言脉冲一次又一次从心理上疯狂地刺激。
这样的词语每天出现在报纸上、互联网上、短信上，深深地影响着那些自以为从媒体上可以感受全球性投资视野的人们。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家很早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不安现象，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媒体现象，他们却是没有一点话语权的。
互联网在实现一个全球传播语境的建构时，反而使人们越来越局限于一个窄小的视野。去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好报告来讲述它对于中国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今年2月，我电话采访了一批国内的经济学家，他们手头上也没有拿到有说服力的好报告。
当所有的人都在引述“次贷危机”的时候，立即用概括性语言实现了一次虚拟的跨国传染：次贷危机将对中国股市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舆论，那些机械照搬华尔街投资原理的公募基金经理们十分恐惧。现在已经是6月了，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暗示能够近期成形，次贷危机在第一个洪峰已经过去了。
A股在恐慌中送走了美国次贷危机，又迎来了所谓“越南金融危机”。我在上一篇专栏中说，究竟有没有一次越南金融危机或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目前，看不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自由汇率市场作出多么过激的反应。但在“金融危机”四个字的刺激下，再加紧上印度的一些货币政策动向，一种虚拟的媒体压力使央行两周前提高1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严重杀伤了中国A股。
这一次，一些冷静的研究者在事后指责央行此举有一点让人看不懂。
对于天天阅读大量报告的专业投资者来说，他们在语言刺激下产生的恐慌情绪，和天天阅读新闻媒体的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两样。更为可笑的是不断看空A股的职业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大胆喊出他们挑战投资者心理防线的点位：去年12月喊出的是4000点，春节后是3800点，随后是3200点，再往后是3000点，再往后是2800点，最近的两个是2500点、甚至2200点。
上周中国A股已经角及了2700多点的最低点，市场已经是惊恐一片了。据了解，每次大跌的时候，去和讯网阅读相关新闻的人要比平常多出20-30%。
这个地球上，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式的一幕，原因之一是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以管理经济为第一特征的政治组织，恐慌的只是杞人。
彼得·林奇回忆自己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时，记述过美国投资者面对股市的恐慌：1980-1982年，美国人对股市害怕之极，只要谈及股市，人们就会把话题岔开。1982年觉得简直天要塌下来了，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两位数（就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体来说，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多了）。林奇记述道，“生活在郊区的富人们忙着抢购黄金以对付通货膨胀，购买猎枪以防身，囤积罐头以防食品短缺。那些20年已经没有钓过鱼的商人们也害怕经济奔溃后，自己只能钓鱼吃了，赶紧给钓鱼杆的螺丝上好油，把箱子装得满满得，以防商店突然关门而无处可买“。在这样的恐慌中，彼得·林奇冷静地买入了包括克莱斯勒（汽车股）在内的大量股票，因为他觉得不少行业的周期快要到来了。
无论是林奇这样的优秀股票型基金经理，还是伯格这样的指数基金经理教父，他们的很早已经发现了投资心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林奇和伯格都发现，股市上涨的时间永远多于下跌的时间，但悲观的文章永远多于乐观的文章。这是投资者本性与媒体本性之间的微妙辩证法。
一个反例可以告诉人们，没有什么牛人可以预测股市的点数与走向。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投资家们预言随后的几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大萧条，经济要出大灾难，包括林奇自己在内的投资家们都睡不好觉，可是道琼斯指数却在1990年涨了2500点，随后在1990年代迎来了一个持续多年股市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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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六月 21st, 2008
1986年舰队街死亡后，评谈英国报纸社论的公器价值，已经是一项奢侈之举了。
作为英国社会公器的〈泰晤士报〉，默多克收购之前的几任老板仍然是把这张报纸当作一张身份纸，用别处挣来的钱养这样一张根本不盈利的报纸，以示对于英国一百多年来价值观的坚守。作为一个有趣的指标，〈泰晤士报〉的账面亏损是这张报纸社论影响力的风向标：它在最光辉的时代，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默多克收购〈泰晤士报〉后，把原〈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伊万斯调过来做这张世界是最有名的报纸的总编。一年多以后，伊万斯的离职正是因为社论立场受到了商业利益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1981年在默多克从加拿大报业大王汤姆森的后代手上收购了〈泰晤士报〉后，汤姆森曾经发起了一个委员会对默多克的新闻观进行了审议，这个委员会有三四名爱国主义的组织负责人，一名历史学家、一名经济学家、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一名铁路工会的领导人。默多克在此次会议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习到了新闻自由的观念，但他也对一张报纸居然赔钱而感到震惊。
这样一句话，为后来的伊万斯离职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位主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默多克放弃了当初关于不干涉社论的承诺，他反对〈泰晤士报〉的多元社论立场。这使得商业利益完全入侵了这张世界上最有名的报纸而成为一架商业舆论机器。1983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联合写信要求伊万斯辞职，理由是：我们所关注的社论标准的逐步降低可能会使我们的报纸失去保存价值。
这样的理想主义新闻观在今天英国报业中已经越为越难以寻找到了。1986年默多克打败舰队街后，报纸的独立社论立场不仅受到了商业利益的严峻挑战，而且，社论对于英国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也在渐渐减少。〈太阳报〉的社论、〈每日快报〉的社论现在往往只有一二百字，就像一条订阅的短信一样，只用几句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行。2000年代，那些在社论里遇到的古老的的英语单词的概率要比1970年代低很多，即使这样，很多英国人仍然抱怨〈卫报〉在自己的社论里经常用一些平时几乎看不到的词语，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在社论里也才会使用这样的词语。
两个因素正在冲击社论的社会影响力：一个是电子媒介的出现，它使得报纸主导的媒介社会变得多元平衡了，电视与互联网媒介不再需要一个强迫式的统一观点；第二个原因是是参与者的改变，在一个娱乐化时代，上一代人认真面对的东西都是下一代人要嘲笑的东西。
过去的二三十年，不仅对于中国是一个接受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整个欧美社会都在全球化中重新改写了社会结构。移民与移民文化（比如穆斯林文化）、多元外来文化（比如亚裔与非裔）、社会碎片化后的亚文化（同性恋、女性主义、朋克等），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文化再造过程中削弱了社论的舆论影响力。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电子媒介的挑战，使新闻娱乐化成为一种传媒新特征。
新闻娱乐化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对于一种读者客观需求现实的真实描述。尤其是在电视与互联网的影响下，娱乐化已经成为整个社府打碎旧价值观的工具，同时，也成为1960年代之后存在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晚期欧美社会特征。今天这样东西在亚洲甚至比在欧洲还要疯狂，这使得坚守传统媒体价值观的总编与评论写作者遇到了极大的思想困惑。
面对娱乐化的社会特征，英国与美国的报纸都在调整多少年不变的新闻纸组成结构：从新闻题材上说，体育与娱乐新闻的比重急速上升；从内容升级上说，以生活方式为主的副刊取代了传统的文艺副刊；从表现形式上说，图片化的传播内容取代了文字式的叙述内容。电子媒介的加速度传播就突然刮起的大风，使报纸这样的大树了不得不为之而低头摇摆。
〈太阳报〉是一张凭借体育与娱乐这两条腿走路的报纸，它是最早向电视的鞠躬的报纸，因为体育与娱乐是电视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两扇放大的窗户。〈卫报〉名为”后窗“的两个版的大幅图片报道，也是报纸从文字中打开的两扇“窗户”。中国的媒体研究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读图时代”来形容报纸正在出现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报纸本来是一种以文字为“档位”的慢速阅读媒介，大量使用图片，自动加快了自己被阅读时代的速度，报纸使自身成为一个快速阅读品了。〈华盛顿邮报〉这样一张严肃的报纸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强化生活副刊的设计，2007年新设计的版本，让它的副刊看上去简直像一张海报。
如果说体育与娱乐这样的电视报道强项出现后，报纸为此作出了改变；那么互联网的搜索与互动这样的在线媒体出现后，报纸也为此作出了新的改变，那就是博客写作的内容成为了报纸的内容，报纸在热门新闻的后面开始标注网上讨论的地址，以此来把阅读印刷媒体的人向自己的网站去摆渡。就连老气横秋的《每日电讯报》都想放手一搏而成为一个互联网青年。
没有社论的报纸也出现了。年轻人接受了他们。过去两三年里，英国伦敦的《METRO》与《THE LONDON PAPER》等免费报开始用生产线式的方式生产新闻快餐，他们放弃了社论。据统计，他们的读者正好是25-34岁的这个上班人群体，他们在商业机构看来是消费能力最看好的人群，这引起人群已经欣然接受了没有社论的报纸。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免费报可能是最“现代”的报纸：它没有社论、它主要以体育与娱乐为主、它更喜欢图片报道、它的新闻都很短、它大量使用博客创造的内容……这一切，在研究新闻史或报纸史的学者们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现实。
后舰队街时代的英国报纸（包括美国报纸），在自身的介质上作出的一些变化只能算作是改良。欧美报纸在过去几年中的数字化转型才是真正的革命之举。一个信源，多个介质，可以形容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核心特征。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欧美报纸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快。从过去十的互联网内容公司的演变看，YAHOO式新闻网站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新闻网站已经纯粹成为一家传统媒体是未来两三年内中外媒体从业者将要达成的共识。在英国和美国，报纸已经举起了这一大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等全球著名报纸，不再提“网络版”这样一个口号，他们正在纸质的报纸与数字化的报纸的新闻采访合二为一。
如果看到今天的欧美报纸所作的变化，想一想1986年默多克的商业力量打败英国工会时的历史，人们能够看得到，这一切好像是不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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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六月 21st, 2008
中国A股在面对悲观的消息时,往往看起来更像一个国际性的市场。
2007年10月以来，A股已经从6124点一路下跌到了上周五的2800点，这样一个从天到地的变化，就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在身中数箭后，终于在一只无箭之空弓的拉动声中，拼命挣扎而下。
中国A股上周二失守3000点关口，上周五再度失守2900点关口，回望当初豪情远望奥运会8848点的光景时，简直不敢想像当年的那个市场今天已经这般灰头土脸。市场心理的情绪化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到的“春和景明”与“阴雨霏霏”来两个瞬间切换的游客心理一样。
A股自6124点以来的“阴雨霏霏”已经到了极至，最近一次的大跌第一起因是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5%, 一次上调100个基点。这一消息简直像空弓的拉动声，将A股这只惊弓之鸟吓倒在了2800点。
从央行的货币政策到A股的大跌，从机构的极度悲观到散户的近乎绝望，中国A股当前处境与其说是一个市场状态，不如说是一个心理状态。可以说，A股斩去二分之一的泡沫后，无论是套用哪种估值系统，都是一个投资价值显现的市场了。但是，越是这样，投资者越是不敢进去。
A股与中国投资者正在面临一场可怕的系统性心理风险。
一、 央行的此次存款准备金上调是这种系统性心理恐慌的第一个源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标志性城市的楼市已经露出了严重滞销的特征时，100个基点的出其不意的上调，令A股投资者的心理几乎奔溃。央行的恐慌在向市场传递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夸张性放大，打击力是不言而喻的。
二、 央行的决策机构者对于近期的越南金融危机与印度通货膨胀的市场影响力。目前，我们自己对于越南的所谓“金融危机”究竟有没有第一手的评估报告？越南的问题够得上是一次“金融危机”吗？作为明日七国之一的新兴经济体越南，25%的CPI和45%的股市下跌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是致命的问题吗？这一切都需要做出评估。在一个互联网新闻报道连环影响传统媒体的新闻取向时，仅“金融危机”这四个字在媒体的反复传播已经使这一定义本身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它对于决策者的判断会造成一种虚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军压境的心理恐慌。
三、 A股在4000点的时候，机构是一致做多的声音，现在到了2800点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的报告迅速修改原来的口径判断，将2008年的市场极度看空，好像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改写的软件一样。中国的62 家基金公司、数家保险机构、上百家券商、社保和其他投资机构，他们的恐慌心理正在传导到普通投资者。最近看到的几份轻量级机构写出的报告，就像世界银行的人一样，把越南、印度搬出来对比中国经济，勾画出了一个十分悲观的未来。中印是全球经济的两个发动机，他们同属一个作为地理概念的亚洲的事实并不代表他们同属一个性质的市场。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密，在全亚洲都是通货膨胀的时候，日本目前仍然没有走出通缩的阴影。中国62家基金公司的悲观心理就像越南恐慌地换取黄金的投资者一样年轻，一样幼稚。
我从来不相信预测大盘点数的观点，但已经跌了一半的股市投资安全边际已经增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消除系统性恐慌心理的良方。在上周五的2800点以上时，我用分到的股息与其他现金，购买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便宜股票。我想以此证明，现在，投资者战胜心理恐慌就像他们在6000点战胜心理贪婪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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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六月 13th, 2008
输入性通货膨胀不会打垮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南也不例外.
越南金融危机是最近亚洲仅次于粮食危机的第二大热门话题。这个国家正在经历20%以上的CPI(物价指数)，而它的基准利率只有12%；这个国家目前负债24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0%；它的股市在今年下跌了45%，20家最大的公司市盈率达到了73%……
关于越南的经济数据，来路不一。我读了两个投行的报告，还有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一位专家的文章，引述数据也不一。这些数据表明，越南经济越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很多新闻机构断言的金融危机；也不是有观点担心的这样的危机会传导到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恐慌。从越南的经济问题上看，传导到中国的证据与动能是找不到的。
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媒体的意识形态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信息接受者一种深深的焦虑。美国最伟大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讲述投资之道时，曾经例举说：悲观主义永远是股市的流行话题，而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几乎会将投资者的信心压垮，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股市仍然在涨。
我看到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好吓人。做几点基础的分析就能够看出，越南的经济危机还不至于引发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
一、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新兴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这次，不光是越南，东南亚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 5%, 都不低。东南亚几个国家是对于大米十分敏感的国家，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随着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玉米拿去做能源了，粮食价格哗哗涨，过去一年来，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给越南的经济带来了很多麻烦，物价（粮价）涨得很厉害。
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历史语境近似于19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踩刹车，想硬着陆。越南今天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操作手法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二、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巨人的身边，一起享受了全球化带给亚洲这两个人口密集国家的工业化机遇。过去两年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越来越多中国华南的工厂开始向越南迁移，越南的服装与鞋类加工企业的势头和1980年代末的珠三角有一拼。可以说，越南的今天就是那是的华南。
在经济高温中享受着一个新兴市场青春期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这就是过去两年的越南经济。有人用“一犬捕二兔”来形容越南过去两三年里，既想大量吸收外资，又想把国有企业做大。这样政治诉求与1980-199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如出一辙，用官话说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作为区域强势货币，人民币升值仍然不停息，再加上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于华南经济的不利影响，使越南仍然会凭空获取一段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那就是仍然会有大号的全球订单会转移到它那里去。这样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对于20%以上的CPI的抵抗，就像中国当年同样的抵抗一样，磕磕碰碰也就过去了。
三、通货膨胀猛于虎，通货膨胀中的国民心理尤猛于虎。心理预期对于通货膨胀和一个新兴国家来说，才是一个真正有挑战的问题。
越南国民最近开始抢购黄金就是一例。这样的恐慌心理是一个新兴市场的挥之不去的影子。只要比较一下就能够看出，成熟的经济体比如韩国，即使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遇到了麻烦，国民甚至把黄金主动兑换给国家，这正是市场经济给国民养成的成熟素质。越南投资者的恐慌和1988年中国人抢购日用品一样，都是成长的代价。2007年10月，A股从6124点一度跌到今年的2999点，折了一半，现在也只有3300多点；越南股市今年跌了45%，说真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的越南股市多么像中国1990年代初的市场。相比起来，中国A股的投资者已经成熟多了。
中国在1988年前后经济上遇到问题比今天越南要大，也走过来了。新兴的国家就像毛头小伙子一样，好像总是福星高照。但愿为一次，这个“明日七国”的小龙头能够从心理恐慌中走出。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NYMEX原油期货仍然在涨，但净多头的降幅已经达到了一半，石油价格快到顶点了。这对于环太平洋激战通货膨胀的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好消息啊。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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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六月 6th, 2008
2008年上半年的全球经济关键字就一个：农业；全球农业的关健字也一个：石油。
把农业与石油这两个字连接起来，一个经济学逻辑怪圈出现了：物价背后的黑手是食品，食品背后的黑手是农业；农业背后的黑手是乙醇，乙醇背后的黑手是石油，石油背后的黑手是资本家。当2016年的石油远期期货合约看到200美元的时候，中国、印度、巴西究竟害怕不害怕？
过去半个世纪，石油价格经历了两次飞涨，第一次是1973-1979年，第二次是2003-2009年。好多研究者把他们放在一起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重蹈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欧美经济覆辙。这样的担忧令A股的长期投资者，对于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比较悲观。
油价都涨到脖子上了，中国经济还有呼吸的空间吗？
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中，长线的胜利者是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原理早在1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有过同理的叙述。
世界上生产白银的国家富有还是消费白银的国家富有？当然是后者。18-19世纪，生产白银的国家，只是效率低下的矿产品出售者，消费白银的国家则因为他们超众的生产效率而吸引白银的流入。今天的石油原理依然不过时，即使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国十分富有。
无论是1970年代还是2000年代的今天，这两次石油危机，最终的胜者仍然是消费者，不管每一次危机起自什么原因。1970年代的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强国，从石油危机中将日本的机械与电子制造的精细化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
第一次石油危机起自1973年，它是作为一个冷战的后果而出现的。在当时的全球政治语境下，阿拉伯国家是把石油当作武器与西方对战的。那时，经济上推崇国有化政治上反对以色列的石油思想矿产运营思想，着实是一粒民族主义的核弹。1973年前石油才一块多美元，到了1980年已经涨了20美元。这一举动重创了西方的经济。
作为石油的辩证法，西方国家又发生了什么？
英国是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私有化运动，出售国有企业，出售传统制造业，向清洁的第三产业转型。今天，英国的金融、教育、旅游、文化创意这些不烧油的经济重新在全球控制了话语权。美国在IT产业自1980年代开始，获得了极速的飞跃；日本则因此生产出全球最省油的小汽车。1986年全球石油价格崩盘时，欧美经济基本完成了大转型。
欧佩克国家仍然是石油矿产挖掘者,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
2008年的油价狂飙，可以算作是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次，不是1970年代的政治语境，而一次资本语境。1980年石油的价格冲过高点后，1986油价崩盘；4年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爆发，13年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爆发。资本市场以些为杠杆，通过全球石油期货交易，将油价节节推高。
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管道发出的任何一声巨响，都是拨动石油期货涨跌的原始动力。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了成长的烦恼。甚至包括此前刚刚退出欧佩克的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国，它也为石油问题烦恼不已。
重演的历史一定不会同样的语境。中国和印经济获得的反而是一个被动的推动力。高企的油价逼使政府改变了经济增长方法的政策，并开始学习用环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自己经济路径：新能源的开发、混合动力交通工具、高效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建立的国民环境意识，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来面对地球变暖的环境主义普世价值观。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隐讳地表达了伊拉克战争的石油政治企图。这两场战争是两次石油危机的逻辑联接点。作为结果承受者，中国的工业经济在面对高油价时被动获得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力，就像长城外面的农夫，失去一匹马，得到两匹马。
塞翁失油，焉知非福。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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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六月 1st, 2008
希腊与罗马的民主广场、波斯人的集市审判、1960年代的红卫士串连广场、天涯猫扑的论坛与百度和讯的贴吧，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前三者是实体的媒介，最后者是虚拟的媒介？还有吗？
希腊的民主广场上，多数人的一次性票决就是最民主的方式。这样的量化民主观自从卢梭死后，在上个世纪已经不再流行，这是一种群体的政治票决；阿拉伯人在集市上抓到小偷后要砍掉他的手，这是一种群体的宗教审判；红卫兵的广场批斗，是在完全狂热的精神状态下作出的票决；论坛上戴着面具的批斗与线下的活动的双重方式，已经使论坛成为一个电子广场。
尤其在传统媒体被控制了的中国,互联网论坛与贴吧成为自由新闻阵地.这样的电子广场在2004年的”郎顾公案”中已经露出端倪.那时无论是吴敬琏还是国资委都已经领教了新浪网友的厉害。他们还在用古典的方式与道德对此进行抗争，就像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向造反的红卫兵讲道理一样幼稚。
纳粹的价值观核心是以人种与效忠为基础的重新构造社会秩序；红卫兵造反的核心在于从破坏的过程与理想的希望；电子广场的在于投票的忠诚与同类的划分。非此即彼的方式在是电子广场道德审判的逻辑，就像小孩子在画分游戏的阵营。
电子广场具备了政治、宗教、革命的不同语境票决与道德审判的功能。
互联网确实是一种情绪的媒介。难道不是这样吗？美国传播学者在研究1960-1970年代的美国大选与非常事件时，已经注意到了集会这样一种媒介形式。在一个狂热的集会中，群体的亢奋在即时性的现实空间中，因为声音、图像（眼睛所看）而会发生指数式的传染。
广场是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传染的情绪是形成合力的发动机。电子广场同理，传染的情绪同样会形成合力。他们具有一样的机理：广场与电子论坛都是即时传播，你能感觉到每一个人就在自己身边。
2008年的春夏之时，作为自然灾难，雪灾与地震在电子广场上获得了空前的同情心；家乐福事件、CNN事件、莎朗·斯通事件却因为与这个国家的新爱国主义冲突而受到电子广场的全民票决的空前压力。
长平已经领教了CNN事件中的互联网舆论力量。CNN好在它没有中国业务，远离了舆论打击。
莎朗·斯通将因为这次事件而给自己最终以政治加分。作为一个过气的演员，正如前文研究过的米亚·法罗案例一样，斯通想借此“娱乐政治化”，使自己重新进入媒体的漩涡。不过，它因此的获利仍然会比较高，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封杀会将它赶出中国的屏幕与法国迪奥的化妆品，但她最大的市场在美国和欧洲。在爱国青年发起的互联网打击运动中，斯通获得了娱乐界人士的政治加分，这却要归功于互联网的电子广场。
一个事件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并因为一场来往反复的公关与反公关而获取意想不到的传播能量。
电子媒体票决式的爱国主义热情，有一个自身的生命周期。从发起议题到传染，从互动到收尾，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一个周期，就像一款电子游戏的生命周期是两年一样。电子广场上的示威与游行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宣传官员看来，是一个舆论问题。
难道他们不是一个媒介问题吗？
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郎顾公案、超女造星运动、芙蓉姐姐、重庆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CNN事件、家乐福事件、莎朗·斯通事件已经串成为一个媒介主题：一个虚拟的电子广场，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每一个接受传统教育但使用现代媒介的青年人面前。通过互动（串连）传播（传染），他们已经用虚拟的方式在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有人用“脑残”来形容那些在互联网电子广场里附和的投票人群，但在政客看来，这是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年轻人看来，电子化处置莎朗·斯通的方式就像嬉皮士用摇滚表达他们的郁闷，是同质异构的内容。
2002年以来的这样狂飙的爱国主义热情，是政治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的。有趣的发现是：那些使用电子媒体的高级精英人才比使用印刷媒介的人更具有电子广场的心理。栾轶玖是传播学研究者，她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是我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媒体人的参与。报纸不是即时媒介，它的传播者更愿意用冷静的方式去处理这样认识。
一个大国的互联网节点数量远高于一个小国，其网络传染效应就像投资时的复利增长一样。电子票决的浅薄爱国主义就像焦虑症患者的浅浅的睡眠一样，成为电子时代的双重社会特征，它是行为方式，也是一种社会FASHION。
伊曼纽尔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又一次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一个名为互动的空间里，一个放大的人的价值不是文艺复兴时那种人神对立时的主体性放大，那样的理性时代在报纸作为强势媒介的上个世纪都没有达到，何况电子媒介的浅阅读呢。如果认为互联网把这种精神放大主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博客的主体性要强于论坛，论坛强于贴吧。
那些还没有从互动空间里的电子爱国主义寻找到传播机会的跨国公司公关部人士，真是失败的雇员。美国最新一期的《商业周刊》已经洞悉了麦当劳、百事可乐对于中国电子爱国主义的利用。
无独有偶：就在家乐福事件高潮的时候，我所居住的小区电梯里有了这样一张广告。百事可乐贝可汉姆头像海报的广告中，是这样的广告词：为爱国加油……某月某月购买百事可乐就可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品云云。做一个符号解读：北京奥运会已经政治化了，热爱奥运变成了青年人的电子爱国主义。贝克汉姆是年轻偶像、百事可乐是美国的品牌，他们一起支持中国的爱国主义时，就实实在在在是一种商业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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