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2008
星期四, 五月 15th, 2008
一个话题好像沉寂了一阵子时，回首计算，已经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两周里，“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黄浦江边召开的时候，中国金融中心再次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话题。
2007年的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上海虹桥区的一家宾馆里，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片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航拍的浦东，辅以江南丝竹的轻乐曼声，表现着中国东南一座城市狭隘的地方心胸与全球眼光这样一个矛盾的梦想。
就像这次看到陆家嘴论坛盛装出场的时候，从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得出，上海想用这样一个平台重新交谈全球重大话题。无论是全球外汇储备管理还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这样话题只是诗的起兴部分，真正的着眼在于上海决心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角色。
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的报纸对于陆家嘴论坛的解读，比中国内地的报纸要锐利。中国的新一代财经问题领导层王歧山、周小川、尚福临等人齐集上海，强化了这样一个金融中心的符号。而更早的时候，欧美的财经舆论是接受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重镇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的。
祝加上海的金融中心梦想正在成真。这样的语境，容易陷入把上海与北京、天津、深圳这样城市拉在一起比，谁的金融中心计划会有更多的胜算。这样的语境，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心胸在一个金融城市的发展中投下的阴影。上海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的计划在1990年代末获得了极大的强化。随后，天津、北京、深圳都拿了自己的金融中心计划。据说，更可笑的是，中国有十多个城市都有金融中心的宏愿。
在一个中央集约式的金融管理体系中，北京是想以政策中心而走金融中心之路，天津想做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并且拿到了金融试验区的政策，深圳是想借香港而在南中国重开局面。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金融版图规划，而经济与金融力量自然汇集的结果。
上海的金融中心显然是欧美金融力量眼中的远东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在2001年之后的全球经济板块交替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有可能孕育东亚的金融中心，一个有可能孕育南亚的金融中心。孟买与上海都是潜在挑战东京与香港的选手。
日本在2006年确立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规划后，东京的金融中心权重不再有1970-1980年代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大国时的风采；中国内地的开放也使香港原来的大中华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立论在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纽约和伦敦的打击后，使上海和孟买甚至迪拜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追赶机会，即使这个机会很小很小。
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另一个条件是金融市场的占有，它必须有一个股市主板、一个债券交易中心、一个外汇交易中心。这三个核心金融元素的确立是一个金融中心起飞的条件。上海基本具备，但中国的债券交易市场实在太小了，外汇市场在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只是战术级的演练。这样看来，上海好像要走很长的路。
1992年，上海确立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后，计划在2010年基本建立这一金融中心的框架，2020年完全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之后，有两个因素助力上海：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京与香港的打击，一个是911对于美国经济的打击，最近的一次是次级债危机对于纽约与伦敦的打击。这样的历史机遇，使孟买也好、香港也好，对于上海充满了妒忌之心，更使北京、天津、深圳充满了小小的敌意。北京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信集中地，称不上是金融中心。天津与深圳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看作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的新工厂。深圳是最明显的，它可以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台系统，就像微软把后台制作外包在班加罗尔一样。这一切都无法与上海匹敌。
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看不到放慢的脚步，中国的A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证券交易体之一。人民币能够在202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实现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金融中心。这样历史聚合条件现在看来，越来越多地把筹码放在了上海这一边。
美国的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时，旧金山很早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可惜的是，纽约的太阳比旧金山要早出几个小时，纽约股市与其他金融交易市场开盘后便抢走了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上海、北京、天津、深圳这四个城市，谁的太阳出来的更早呢？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No Comments »
星期二, 五月 13th, 2008
5月1日的黄昏，我从北京复兴门打车回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是，东南亚几个大米生产国甚至在考虑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粮食组织，掌握全球大米价格的话语权。
这一天的北京，长安街上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即使在中国最伟大的这条街道上，不断能够看到高高起立的塔吊和脚手架。北京和这个国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长，使人们在总结经验时无法忘记开放这样一个名词。开放是中国经济狂飙的最重要动力。换一个名词可以把它理解的更为明白：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业、金融、贸易上。对于粮食问题这样一个最近最热的问题上，它有一点底气不足。是的，全球的粮食上涨，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后，它已经由一下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慌忙关起粮食的国门，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粮食主要生产国的保守做法。在政治语境下表述这样一个做法时，使粮食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主动唱衰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失败。这就是梦想中的“大米输出国组织”设想能够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大米输出国组织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抗粮食期货资本的对冲的疯狂想法。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对于农业的全球化伤害，就像欧美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中国制造”时对于工业全球化的害处一样。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工业与服务外包，都是国家分工与竞争理论的极致应用。但这样的原理现在出现了回潮现象，在粮食危机出现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涨。
本专栏在前面几期文章里，详细论述过，对于粮食问题的政治恐惧引发的对于生产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反问我说：一个低价佣人出口国（如菲律宾）和一个盛产但现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国，谁更会在这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的观点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国家。
很简单，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的生产与出口国也一样。即使是两个农业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这样一个奇怪的做法是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大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当下的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一轮的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变得十分清晰。几周前，我父母销售干净了他们今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在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我们父母亲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旧思想。
恰恰相反，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可能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土地都摞荒了，将来粮食怎么办？我的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几天前，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4年前1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现在只够四分之一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五一前，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正在召开。一个最好的消息是，这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放眼这样看，自由经济观失败了吗？(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进度表 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2 Comments »
星期一, 五月 12th, 2008
我在提出《报纸死亡了吗》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话题时，在理论上确实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
报纸与报业实际上是三重意义的话题：
第一重是作为媒介的报纸，其将会经历一个自身的一个生命起伏，这样的一个起伏是整体人类媒介与传播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就像自然环境决定生态进化一样。
第二重的意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在一个全球资本流动与报纸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上，报业经济自身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这在1986年默多克打败英国工会的历史性事件中已经显现出来。
第三重意义是技术革命上的，1996年的互联网浪潮，对于报纸的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报纸的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百多年来最新的话题。
1986年的英国报业商业模式的改良行动，已经记入了史册，对于中国报界与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看明白的问题。
1986年发生了什么？在伦敦北部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有一座白色的大楼，这里可以免费查阅英国所有的报纸微缩胶片。当你查阅1987年的1月27日的《太阳报》，头版头条是《新的太阳升起来了》，这样的新闻叙述话语和它叙述的新闻事实，就像英国的新闻学研究者所给出的结论一样：舰队街已经死亡！
舰队街是英国报业的代名词，就像华尔街是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一样。1986年，互联网是什么也不知道，西方经济没有出过乱子，报纸的社论仍然在统治欧美社会。这一年，默多克旗下的英国4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决定离开舰队街，搬到伦敦以南的瓦平镇去出版印刷。
搬离舰队街并不是一次多么乡愁式的怀旧，也不只是获取一个土地的级差效应，最重要的是，英国报业和欧美很多国家的报纸所有人，打败了缠在报业经营者身上的工会力量，完全获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关系。
因此，研究全球报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商业模式上的转型，1986年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年份。对于中国都市报经营者来看，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遇到过默多克式的报纸经营障碍，在印刷报纸上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但对于一些更老的党报来说，现在仍然沉重的冗员负担与难以割除的后勤负担，有着类似的感受。不过，问题还不完全是这样。
1986年，世界报业大王（现在的互联网“电子青年”）默多克，制造的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四重意义：
一、英国是欧洲和全世界报业的重心。在舰队街上出版了100多年的报纸纷纷离开这一地价昂贵的金融区，向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寻找发展空间，地理上已经告别了这样一个全球报业发源起。
二、默多克在这一迁移工厂与报社的事件中，精心筹划，迅速打败了英国印刷工会的力量。虽然英国工会发起了自二战后欧洲印刷工会的一次最大罢工，但新的技术与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使整个英国报业完全摆脱了工会多少年来的组织压力，是一次商业与政治上的大翻身。
三、作为精英新闻传播的最重要载体，报纸的国家思考的左脑这一政治特征，因为商业模式的转变，在1986年后加速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式生产中。英国报界的精英新闻观从这一年开始“礼崩乐坏”，严肃新闻的市场越来越小，读者群越来越小。同时，作为1980年代英国保守主义政府改革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内容，舰队街的这次革命是整个英国经济自身变革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放弃了很多传统的产业后，开始了痛苦的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竞争中的新布局；
四、自这一年开始，报纸的商业化动作与娱乐化内容取向的成规模抬头，这为后来的报纸小版张运动埋下了伏笔。直到2004年，由于全球性的报业广告负增长现象，大批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大开本印刷的报纸纷纷转向小版张，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这一运动以英国为中心，迅速蔓延到了全世界。
默多克遇到的一个好年景是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对于1986年之后的报业来说，自由主义中兴了英国的报业和北美的报业。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报纸主管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玄妙之处。
Posted in 英国报业观察 | No Comments »
星期六, 五月 3rd, 2008
国家步入它在经济上的黄金年代时，每一个企业家都在心中悄悄藏着自己的伟大品牌梦想。1930年代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的韩国还有当下的中国与印度都是这样。
在旧话语下的全球品牌的俱乐部一向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而且一向只关注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这样的排比原则在悄悄改写。当谷歌（GOOGLE）、苹果、诺基亚这样的公司强势逼近的时候，全球品牌的产品定义改写了；当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各种标准评比的全球品牌榜上时，全球品牌俱乐部的成员地域的定势也在悄悄改写。
中国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后，还会有一轮狂飙。这样激情飞越的年代里，谁还在怀有全球品牌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孵化者有技术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北京中关村的IT公司、有制度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江浙的民营企业巨头，还有那些已经坐拥国家庞大积累的垄断国有企业。
FT中文网最新披露的全球品牌100强只是近几年来，形形色色的评比中的一项，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这样的100强。
这一次进入100强的是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移动甚至进入了全球10强。非美国公司中，欧洲只有一个诺基亚、亚洲只有一个中国移动进入了这样的阵营。
印度的TATA和中国的三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进入，是西方经济观察家们改变评判亚洲经济文话语的令人心情矛盾的转折点。其间伴随着对于日本的衰落与韩国企业的衰落的新产品的叹息。
关怀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新时尚，可是这样的排行榜后面隐藏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拿出来自我批判的东西。
一、垄断国有企业的品牌价值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举国家几十年之力和庞大的用户基础而积累的品牌，里面有多少是企业家与他的团队主动创造的内容。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和消费金银的国家，虽然都占有着一样的金银数量，但前者是天然的结果，后者是社会效率的结果。工行与招行的业务主要都在中国内地，用户基础已经天然地决定了谁会获得一个更高的名次。但品牌并不是数量的累积效应，就企业的原创精神对于它的推动力来看，招行是在工行之上的，同理，平安在中国人寿之上。这就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
二、全球品牌是全球化品牌吗？无论是FT 还是《财富》杂志等欧美媒体，在做品牌榜的进修，一直没有把全球品牌与全球化品牌有效地区别开来。谷歌是全球品牌榜第一的公司，谷歌是人人尽知的公司；苹果是家喻户晓的公司，诺基亚身在小小的芬兰，也是全球化品牌。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是这样的品牌吗？他们可能在国外有办事处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对外业务，但作为金融企业品牌，是产品决定品牌的价值的，这样的产品是金融服务。如果不是这次的欧美次贷危机，我们有几个金融品牌能够列入全球评比的范围。倒过头看，几年前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联想倒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至少借着奥运会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机会，它已经成为1970年代的丰田、1980年代的三星一样的公司了。印度的TATA正是和联想一样，因为它的全球扩张与全球知名度才成为代表印度的全球品牌。
三、全球品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气质。一个能够进入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品牌，几乎都在制度安排上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这是它的竞争起点；他们都有超乎一般的企业家元素，谷歌、诺基亚、苹果、通用、微软、三星等等，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打着不同的企业家烙印，这使我对中国江浙的民营企业家团队和中关村的IT企业里能够出真正的全球品牌充满了期望。作为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中国与印度仍然是制造业为主打的品牌生产国，这注定了，无论是联想还是某一天的华为，中国的全球品牌一定是带有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气质。一种狂飙突进年代的冲击力。
这样来看，我们也许会在未来十年拟出一张真正让国内消费者自己也坚信的全球品牌企业名单。现在，开这样一个名单的时机还没能成熟。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1 Comment »
星期四, 五月 1st, 2008
1、1998年前后的聊天室
1990年代末，中国追求最新潮的互联网时尚的人，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现代人群；2000年代普及使用互联网的人，反而不是一个现代人群。
辩论这样一个话题，仍然为了引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辩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这样一个极其宏大的题目。我的观点仍然是：没有完成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的国家，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普通意义上的现代符号：高楼、机械、流行、时尚……
互联网聊天室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小小的书面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最初的即时通讯工具，它引发的各种故事可以证明，一种书面交流技术的形成，即而到一种书面文化的形成，这中间的过程是多么的微妙和有趣。
那些第一批使用互联网聊天室的人，是大学的工科学生、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工程师、外企的老一代白领。他们是这个国家里书面文化使用最为前卫的一批人。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时尚，文字聊天室随之进入第二阶层的社会人群。这个时候，书面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提供了一个所有陌生人同时感觉在一起的群体语境和两个人躲在一起的窃窃私语。私聊是每一个都想选择的方式。
文字能够把人的身体与语境分开，把人的语言表态与时间分开。这种看似荒唐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也不荒唐。一个拿着水杯坐在椅子上的人，一会跑到电脑前敲几句话，一会儿继续回到椅子上喝水，对方对此浑然不觉。文字对于人的这样的分裂式交流的帮助，曾经是西方在建立所谓的西方文明式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显然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分立。尤其是在聊天室的第一次接触中。有的人当场向一个署名“清华丽人”求爱，有的人为一虚拟的“精灵男孩”茶钣不香，有的人坐着飞机跑到南方一个小城市去找自己的“我只在乎你”，有的人因为和一个“大力水手”的交往而生下了孩子。
他们是早期幸运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一些人是后来的不幸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有人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的白马王王，有人在小钣馆里吃一顿钣的工夫就被骗走了手机，有人失落地约会后发誓再也不上聊天室……
这是2000年前后都市报上的热门社会新闻。他们将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注解，告诉人们当一种新媒介出现的时候，它在社会学意义上遇到的障碍。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报纸的社会新闻，是社会学意义上展示一个口语文化的国家，如何在面对一种大规模的书面媒介时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惑。
这样一幕今天已经快要消失。互联网的带来的技术平等继而创造的社会平等的条件，很快就成为一个幻象。一个最有趣的社会故事是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才女编导，在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聊天室后，认识了一位网名十分童话的网友。他们用文字代替口语，以电子速度即时交流感情，这样的情感幻觉使她抵制不了见面的冲动。
在北京双安商场的门口，当他们相约见面时：她用手机拨通了对方的呼机，这里，突然年间一个冬天里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在按下呼机冲向一个公共电话亭。…………
见光死。
不同的媒介从业者表现出的气质往往差别很大。电视的人看上去，在形象上要比报纸的人附着有更的时尚符号；报纸是书面文化的一部分，写作者与作品之间完全是分立的。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有时会在屏幕中出现，他们自己与节目的合而为一，强化了这样的口语性质。
上面“见光死”的这个例子，对于电视的从业者来说发生的几率要比报纸从业者高，他们更难以接受这样现实。
3、聊天室的衰落
聊天室是一个媒介试验室，它一开始就好像已经准备为后来写媒介史的人在留下素材。这要比1990年代末，把人关在一个屋子里，给他一台电脑看谁可以在里面生存的更长一样有趣。
这样的试验，与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们对于机械迷恋的激情一样，都时后人在教科书里面一定会看到的“古人”经历。
我们没有一种口语文化，没有一种书呆子文化，这使得文字聊天室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就难以为继了。新浪聊天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第一批书面即时交流文化的传播者，新浪的聊天室一度成为最火爆的互联网社区代表，但在五六年后，就沦落为中国最大的色情交流的电子商务平台。随后新浪收购UC，继续改选自己的视频聊天室。
视频聊天室的出现，宣布了文字聊天室第一次出现时对于精英群吸引力的终结。视频聊天室是完全的口语文化，它像电视一样延伸了人的声音与眼睛。它对于更广泛的大众用户群有着非凡的吸引力：他们来自中学生、他们来自农民工、他们来自边远的小城市、他们来自城市的边缘人群……
电子媒介因为强大在的即时性，在一个宽带的技术环境下，完全可以复制任何群体的社会生活，无论是部落还是村落的生活，弱势族群、边缘人群、口语文化群都因为电子媒体而得到放大和强化。
4、媒介病
人类学家仔细研究过非洲部落人估面对欧美的书面文化时遇到的困难。
他们看电影时，不会理解蒙太奇，他们常常发问：刚才的那个人哪能里去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大地上，用口语表述，几乎对于电梯的运行规律难以理解。
从媒介意义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北非与阿拉伯人第一次使用枪的时候，不认为它是一种武器，他们把红宝石半点在枪托上，就像古代装饰宝刀一样。1980年代电影〈少林寺〉上演后，很多中国北方的男孩逃离家中，去河南学习武术。这就像2000年代前后的聊天室出现后，有人不远千里在一个小城市里去经历一次“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的衰落，在媒介研究者看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Posted in 英国报业观察 | 2 Commen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