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四月, 2008
星期日, 四月 6th, 2008
报纸是一种媒介，《南方周末》一家报纸媒体。
在多数新闻学研究者的笔下，对于媒体的自信常常掩盖了对于媒介危机的洞悉。这样固执的看法，往往在看不明白的时候，就已经知悉了作为媒介的整个报纸的江河日下。
2004年，中国的报纸全行业出现了广告增长的首次下降。各路专家们把原因找到了当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时，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打压了报纸广告所致。这样幼稚的结论，如果放在《北京青年报》身上是可以解释给香港的分析员去听的话，放在像太原、温州、武汉等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主流报时，就显得十分牵强。2005-2007年，当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有所温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子仍然在涨。
在国有企业僵化的产权下，那些抱定自己是报人思维的老总们忽略了，这一年，不光是中国的报纸，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广告都在这一年出现了负增长，2004年只是偶然的一年吗？
这一年，很多报纸的老总还没有搞明白GOOGLE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也没有搞明白中国百度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当GOOGLE和百度的竞价排名、分类广告像变戏法一样出现时，报纸的分类广告已经被提前挖走了一座金矿。
这样的一个报业发展语境只是想提醒研究者，作为媒介的报纸一定在这样一个时候遇到了困境，因为媒介的困境总是隐藏在媒体的后面。
向前上溯150年，在报纸的黄金年代时，可以看到，作为媒介的报纸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气质、信息传播方式、城市形成机理、政治运营手法是怎样为一种印刷在纸上的媒介所改变的。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是总结报纸的媒介特征是不能不提到的两个经典案例。
英国是世界报业的中心发源地，并对后来的日本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至所以在此提出日本与英国这两个例子是，想难过下面一组关系揭示，报纸的媒介特征如何塑造了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化。
1、地理。英国是一个岛国，日本也是一个岛国。他们的国土面积小，铁路发达，基本上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周期中能将报纸覆盖全国的读者。
2、交通网。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先锋，英国的铁路网与邮政渠道结合，使报纸成为这个国家在50年前的一长段历史中岩层为最大宗的社会信息传播，也是最大宗的社会物资传播。
3、邮政网。日本是亚洲近代化最为彻底的国家，它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化运动中，照抄照搬了英国的大量政治、文化、经济、媒体的做法，并在日本得以更加夸张地推广。邮政网便是一个典型，前文已经叙述，日本与英国的邮政系统是那个时期最先进社会生产力聚集的地方，并且有完全相似的战略与布局。
4、国民阅读。英国与日本的现有大报基本都创办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达到空前的高潮。两个国家的国民都已经完全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书写文化与意识。报纸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的工具，对于启迪民智、涵化国民意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5、报纸权利。英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都确立了自由报纸的的新闻思想。对于日本来说，能在一个亚洲文化体中得以延续一百多年的纯欧洲式新闻思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两个国家对于报纸的尊敬都要超过其他欧洲与北美国家。
6、报纸的发行量。虽然英国与日本都是两个地理上的小岛国，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在全世界都创造了各自的奇迹。目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5家报纸都在日本，从500万级到1000万级不等。在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群仍然在英国，《太阳报》接近400万的发行量后面，还有一大批两三百万级的小报，和几十万级的一批严肃报纸。无论是报纸的人口覆盖密度还是发行量与人口量的比例，英国都是欧洲最高的，日本是亚洲最高的。
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奇迹中，我们总结的这六个要点，其表象后面并不是英国与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不是有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阅读群、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思想、也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法》。
作为欧洲与亚洲工业发展的先驱，英国与日本的报纸将自己的媒介特性在那样一个发展语境下发展到了极致，借助小地理范围内的铁路网与世界上最好的邮政系统，他们把国家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国民中传播，并以此影响了国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他们在地铁上阅读什么是次要的，这种阅读行为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报纸的百年涵化作用，他们喜欢文字交往方式是最重要的，至于用这样的文字交往什么内容是次要的；对于两个实行君主立宪法规定政体的国家来说，报纸对于传统的文字式捍卫是重要的，至于怎样的思想捍卫并不重要；报纸这种印刷媒介对于精英的理念传导是最有效的，至于什么样的精英理念并不重要。
这就是作为印刷媒体的报纸的介质特征。从英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近代报业史到目前他们仍然繁荣的报纸发展看，在社会历史路径与媒体介质特征去找到真正的答案，对于中国南北方的报纸精英来说，如何有效考评当下中国国民的书写文化、中国的报纸媒介与邮政传播的匹配性、以及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的压力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的电视台都在报纸的控制之下，英国的最大电视台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收费式公共电视，这样的模式在中国、美国、欧洲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从这一点来看，能够发现，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史强势发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媒介形态分布。
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2004年的中国报纸困境，还是2004年以来的全球报纸困境，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媒介，报纸的危机出现在介质本身，而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新闻环境、也不是它的报纸精英和他们精心打造的报纸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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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5th, 2008
1、演员在政治伦理中的合法化
同一首歌走进两会委员，不是政治的娱乐化，但它是企图消解严肃的极权政治意义，为政治娱乐化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一小步。
罗纳德·里根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两位演员，分别走进了美国政治。1980年代，里根在美苏星球大战的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她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的最后光景里，重振了自由主义与1776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保守党人政治传统。1990年代，施瓦辛格出任了美国后工业化时代最大一个州的州长。相比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长期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事实，加州的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美国缩影。
两位艺人都用他们的成功诠释了现代政治路径走向的可能性：第一，在政治伦理上，美国政治分别为两位艺人而开放，这使得娱乐界和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个政治伦理上的合法存在，非常了不起啊，除此之外，还没有一具国家做得到；第二，两位艺人的人格品质，肯定为政治的娱乐化注入了一定的成份。
做个抽像的符号分析吧：作为“能指”，施瓦辛格的演员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牙出现时，其最初的“所指”是电影作品中的硬汉。作为州长，现实中的他，因为同样一个生理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容易给接受者造成错觉，所指为观众心目中的旧的硬汉外形。
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同一个屏幕输出不同的意义时，在受众心中不会有明显的界限区分：现实中的施瓦辛格已经无意中透支了作为影演员的他。
2、电视对于政治人物的娱乐意义
1960年代以来，电视屏幕已经给美国的政治选举注入了最早的娱乐化的元素，并使得这种存在完全合法。在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媒介造成的影响力充满了娱乐性：看电视的人，认为肯尼迪肯定会获胜，听收音机的人认为尼克松会获胜。在1970-1990年代这三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中，电视辩论是总统选举的一个必然环节，但这使得面部清晰度不高的候选人变得十分吃亏。
电视辩论作为一人重要环节，两个参数会左右受众的心理：第一个是表情，第二个是口才。它使政治回到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雄辩时代的幻觉。全美三大电视网因为这样的政治贡献，获得了额外的新闻特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电视在包装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在此制造另一种群体性的娱乐崇拜，影响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崇拜。政治与娱乐这样两套本来毫不相干的领域，因为类宗教的同理仪式和电视的大众化“漂冼 ”后，成为互相可以借用元素的东西。
这使得一直生活在中央集权环境下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在选择民主政治式，出现了娱乐化的一幕。1980年代韩国议会的拳头战、1990年代台湾议会的拳头战，在电视的直播中，成为表演性的而非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几年前，台湾议会里，议员李敖（也是作家身份）突然拿出了一套催泪瓦斯，威胁企图要接近的他的民进党议员。这样的娱乐化政治行为，在台湾的议会里层出不穷。
作为亚洲深受电子传媒影响至深的地方，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中青年一代，对于电视上的政治与生活中的政治，同时借用娱乐元素时表现的冲动，见怪不怪。
3、娱乐化的语言种子
政治的娱乐化走在语言中提前埋下了种子。
“MAKE SHOW”，这样的词语是近十几年来在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中引述最广泛的一个术语。在英国港督专制治下的香港，“MAKE SHOW”更多地用在演艺圈；在台湾，这个词语更多地用在政治圈。
如果退到罗尔斯所说的“幕后”去，查究最初的元意义时，“做秀”是一种媒体化举动。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只是“我”发出的，而是“我”因为对面的“镜子”（镜头）时呼应而发出的。1990年代末期，“做秀”这个语词引入中国大陆。它在形容场合更多适用于“演艺界”与公关环境成熟的外企高管。
对于仍然是基于农业式政治理想与豪情的中国政客说，“做秀”仍然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词语，但这样一个词语已经开始了发育。这个可怕的风向标，是对于集权语境下的政治生活一个有力的解构，它将使政治家的眼泪变成一种职业习惯，而不是政治情怀；也使原来丝毫不敢怀疑其合法意义的的政治与商业行为，完全成为面对媒体的“职业化表演”。
这就是媒体对于政治的涵化。
1980-1990年代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史》中，对于欧美媒体的价值观走向给出了“娱乐化”这样一个术语。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研究专家们只是将之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富家子弟式的恶习，没有想到，在精英控制的严肃的西方新闻传统中，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
政治的娱乐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名词。至少，它用娱乐界的一套模式、语言、符号去构建这样一种行为时，已经将自身在集权环境下残存的语言、符号用期所指完全消解。但是，如果没有从媒介的社会性这一角度去考量的话，它容易制造另一种不公平和社会效率的浪费。
在新近结束的中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马英九以高票当选，身兼中国儒家君子符号（温文而雅，老年人的选票卖点）、中国人崇洋符号（哈佛大学博士生，中产阶级的选票卖点）、台湾的明星娱乐符号（长得高大英俊，年轻人的选票卖点）的马英九一开始就具备了打败了政治对手谢长廷的票选政治的优点。
电视媒体有效地帮助了马英九，这在他和谢长廷的首次辩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台湾媒体都报道了那一次，谢长廷脚下垫起来的台阶。政治屈首于媒体的这一小小的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它的娱乐性的本能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解构。
马英九当选后，香港的娱乐杂志《你的周刊》将它做了专门报道，展示了一个肌肉男的另一面。这样的娱乐杂志不久前刚刚刊发了香港艳照门事件。政治学者们因为把媒体只是当作工具，他们没有想到受众的双重身份。一名阅读艳照门事件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也是一名阅读马英九肌肉男的台湾投票人，这两个身份统一在她身上时，选票的政治意义与统计学耻上的数量积累，既让人啼笑届非，又认真而残酷。
4、白天的媒体与夜晚的媒体
1990末-2000年代初应当是美国电视业黄金年代的最后绝唱。接下来的推手是互联网。
在“汇流”的技术背景支持下，互联网集图片、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功能电子媒介，对于政治的娱乐化是另一种推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在互联网上的文字传播是一项政治议程，但当他的视频传播出现时，已经成为娱乐性的材料了。投票人对于这样一个总统的宽容，是电视与图像经过30多年对美国政治的涵化而做出的。对一个手按圣经发过誓言的总统，在1960年代之前的报纸时代与精英政治时代，克林顿是过不了政治伦理这一关的。但在1990年代一切因之而改变。
中国大陆的政治因为自己独有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娱乐化关照。但种子已经悄悄地埋下。在一个集权政治中，报纸是白天的政治，电视就是夜晚的政治；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官员对于报纸上的自己带有理智的意义式关注，那么，对于晚间新闻中的电视新闻，出于个人形象的欣赏与关心的意义更强一些。这就是电视留下的娱乐化影子。一个小小的证据是，中央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联播后，等待领导们的秘书打电话过来，看他们今天的那些镜头用错了或用过了。
政治因为媒体化的参与，使媒体的参与在中国特权化地合法。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它也对严肃的政治及期阴谋做了难以发觉的渐进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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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st, 2008
1、纳粹问题
我相信，德鲁克对于纳粹的表述，虽然这样的研究是1942年，但足以澄清我们的历史偏见。
一个常识的偏见是，中国的读者喜欢把纳粹与德国的严密的机械工业品格联系起来。
在德鲁克看来，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来解释。“纳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德国在建立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努力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功能性社会
功能性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找到自己功能与身份的社会。
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有1亿3000万农民工，有大概两三个亿的种地农民。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的关怀中，这1亿3000万农民工是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群。
国家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是给农民的，但没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农民工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对应于农民工问题的。
一个非功能性社会，容易成为一个极端主义政权。
3、合法性统治者
德鲁克的民主思想与其奥地利老乡哈耶克的确有微妙的共鸣。
“只有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德鲁克一直强调的功能性社会，确实有一个犹太人这样的少数族群的诉求。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这是纳粹做的最后的地方，它极端地给予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关怀与身份，但是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的关怀与身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
4、19世纪是经济人 20世纪是工业人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致的时代，在德鲁克看来，重商主义确实有效地给予了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建立了一个基于这一合法性的功能性社会。英格兰是那时的典型，乡村绅士成为居有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但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这样的社交生活，也没有这样社区。法国那样崇尚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国家，更是极度地反工业化。
德鲁克甚至发现，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人才在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功能性定位。
反之，德国的工业阶层从业者比英国和法国得到了更多的威望。
这是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对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如此崇拜的根源之一，而并不是什么德国的民族性。
5、公司
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它在《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他在30多岁写就的书中，对于公司这种形式的赞美，是基于他的社会观的。
“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它的基础是公民的财产权”。这样的表述与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识的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斯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这样的交易成本减少同样少不了界定财产权。
今天，在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赞美公司制，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私人小公司，这是建立我们的功能性社会最好的经济杠杆。比如，一家保姆公司的贡献，在于它使保姆作为商品在一个市场中估值，并因为估值而找寻这个群体的功能与身份。这样找寻更尊敬人。
同样，公司人将是中国最强大的功能性社会阶层，它的成员包括叫名为“白领”的人，也包括农民工。
5、除去权力中的意识形态
“宗教一旦不再作为西方社会建构权的特性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得到了普遍认可。个人财产权如果不再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力的话，其也会得到普遍认可”。
权力的建构力量，一旦去除其意识形态后，获得了其合法性权力。
物权、农民工、农民的土地，这样的因素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去掉意识形态了吗？
不能认识中国华南的农民工身份，没有以工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生产得。推导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业时，依然使用的是一种前工业的、计划性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
6、纳粹与红卫兵
纳粹因为战争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红卫兵因为大动乱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这两种空想式社会功能性建构的重要部件，初衷都是好的，方法是全盘的错。纳粹想积极地平衡社会的成员身份，红卫兵通过破坏去消极地平衡。它们都使社会分成政治人和专业人，政治人贵，专业人贱。它们都通过极端的选人方式，将社会重新冼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能够上台，与纳粹将一个地方的政治大权交给一名工人是一致的。
欧洲没有一支军队像纳粹那样，能从普通士兵中挑选军官。
德鲁克继续说道：“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它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合法性权力”。纳粹未能找到了除了战争之外如何建立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否则它的吸引力将会更大。
知识分子与工业的的错位正是1960-1970年代社会的功能性错乱。
7、自由与自由政府
自由是责任，是建立在民族传统上的。这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
德鲁克说，在美国，尊重宪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通过立法来产生。自由所凭借的是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对于卢梭式的1989年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传播的东西，你不得不怀疑它的动机。
8、制度安排
德鲁克说：美国经验表明，一个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大公无私、备受尊敬但无法罢免的专治统治者更为可取。
宁可要权力的制约，不权完美的统治者。
这就是制度安排。
9、国家与社会的分开
我最赞赏的一个观点。把国家交给政府，把社会交给人民。
恺撒的还给恺撒，人民的还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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