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四月, 2008
星期六, 四月 26th, 2008
1、广告是一种意识形态
如果你是分众传媒的股票的战略持有者，是考虑减仓的时候了。用不了几年,它的楼宇与手机广告商业模式在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将可能遇到突中其来的打击.
过去的40年里，广告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残存着列宁主义的集权制国家里，广告是打碎乌托邦政治理想的打手。消费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在争夺着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拿出一支笔，统计一下你每天除睡觉外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与下列媒体相关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广告、互联网、电游、唱机、IPOD、电影、DVD……当他们占据60%以上的时间时，广告的从一个旧意识形态的打手，蜕变成一种更为暴力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1950年代以前，没有人将广告纳入欧美大学传播系大众文化的范围。1990年代之前，也没有人在中国的学院派中将广告纳入大众文化的范围。
广告的全部原理是：反时空制造梦想，打入人的无意识中，成为商业势力在人类心中内植的“木马”。
没有什么比广告更能冼脑了。还没有一位坚强的商业精神先生能逃过此劫，包括政治家。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运动中，竞选广告已经成为政治“木马”的制造者。台北街头被警察追击的小偷在逃跑的时候，一个又一个慈祥面孔的政治竞选人广告从他的眼前掠过。这样的风景，是媒介对于这个社会强大统治的一个小小阴影。
2、媒体社会的两个条件。
政治广告与商业广告同时出现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社会进入完全的媒体社会。
识破一种媒介的阴谋性意义，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电视在1950年代出现，1960年代时美国才出现了“关电视机运动”。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5年后才有了界定互联网对青少年伤害的社会共识。2004年分众传媒开始大规模出现，质疑它的合法性却可能等到2009年或2010年。
今年内的3·15，中央电视台最大的贡献是重创了一家无线广告公司。这有公司用手机每天向中国成千上万的用户发放短信广告。如果不把它当作一次消费事件看的好，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分众无线对于中国亿万用户的手机骚扰，是2000年代中国媒体与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的焦虑不安与躁动不安的一个样本。这使得媒体研究者将来会像经济研究者一样，建议政府与议会，像立法管理宏观经济一样，立法对媒介进行宏观调控。
3、反广告浪潮
目前这样自发的反广告意识只是出现在城市里，看得出，它是时尚的大众文化一部分。
我74岁的父亲每次在手机上看到一条又一条的广告时，只是无意识地看一下。他的心中对于广告的合法性、自己的时间权力产生过自觉的意识。我的自学要早于他。我在2007年9月时，不堪一条“一对一”教育的广告的反复骚扰，打电话到那家公司的前台转给市场总监，骂了脏话。
这样的自发冲动和对一个人情绪的伤害来源于广告。广而播之,就会由社会情绪变成对于霸权意识形态的思考与反叛。FT中文网最近一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了几个专门涂刷广告法国青年自述。
他们是巴黎街头的一个反广告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们像环境主义者一样在行使反广告主义人群的新权利：涂刷广告。警察追捕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是不抵抗姿态。因此，他们很多人在局子里呆几天或只罚一欧元（10块钱人民币）。
这个运动，揭开了反广告的社会序幕。那些商家在自己的广告被涂抹了后，赶紧悄悄地花钱再清理掉。如果不是看作一个社会新闻的话。反广告运动，可能正在慢慢勾引一部法律的出现。
大多数人的意志会成为法律，大多数人的情绪会成为暴政，大多数人的兴趣会成为文化。广告如果过于霸权，就会成为多数人心中的需要打掉的霸权，反广告会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与体育的形成刚好相反，国际奥委会新近已经把自行车小车列为奥运项目，因为在全世界的街头有那么多玩小车的青少年。
不过，反广告的潮流最终在中国要比在法国这样的地方还要厉害。原因是中国人口巨大,手机节点的增多,会使人们容易形成反对的潮流.一旦中国渡过迟到的现代化,对于电子媒介厌恶的时候,是分众传媒这样的”新媒体”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
4、分众传媒的合法性危机
分众无线的这次事件,有着商业上的诡计。它的的母公司老总江南春走到哪里,都会向媒体说起自己曾经是一个“诗人”。在这样的采访语境下说自己曾经是诗人,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信用透支。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电梯与手机无线广告对于社会的霸权式伤害，在社会思维领域已经非法.分众无线的现有商业楼宇模式和北广传媒出租车广告一样,都是不合法的.
楼宇广告.电梯口的广告与电梯里的广告是强行透支用户的礼堂与听觉.对于接受者来说,完全是无偿的被动.就像手机的广告一样。虽然所有的广告都是被动的,但电视\报纸\互联网的不一样,你消费了免费的信息或便宜的信息,作为附带就要收看广告，这是它的经济合约.但分众传媒的广告没有这样的合约，不知道张五常先生这样的合约理论大家如何看待这一模式的经济学意义。
这是最古老的补偿模式.除非分众会给每个用户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否则楼宇广告的合法性将会使它的商业基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出租车的广告是北广传媒的,它嵌套在副驾驶椅的后背上,开车后强制用户收看.除非有这样的商业模式:我放广告,你不提意见,车费有所减少,否则,这样的广告就会引起用户的反感,最终形成控诉运动.
分众传媒至所以是新媒体,是因为它把人的视力能及的地方都开发成广告.最终要受到商业惩罚.这样的一个小小案例,终于让中国的媒体使用者看到,广告对于这个社会的统治是如何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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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23rd, 2008
报人长平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与最近西藏问题有关的文章，迅速受到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攻击。
如果不从政治上去解读，只是看看受众的反应，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读报纸的人可以小部分理解长平的对于中国新闻业处境的反思，但在电子论坛里一天到晚地泡着的年轻人却因此大为光火，并可以迅速发起一场攻击。互联网批判的思想逻辑几乎像一种电子程序：寻找攻击物，发起传染性传播，在多数人那里取得共识后，开炮。
电子媒体在瞬间就能达成多数人的共识。我定义的多数人是一个通感的政治概念，在政治上像民主党；在政治建筑上是社会金字塔的底部；在政治传播中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机构中是下院；在政治思考中是票决行为；在政治行动中是民粹主义。
长平今天遇到的媒介困境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往往忽视的。这就你几年前马立诚在一个狂热的反日行为中遇到的困境一样；也像2004年吴敬琏在“郎顾公案”中遇到的敌视一样。
报纸是理性的媒介，电视是情感的媒介，互联网是情绪的媒介。互联网能够延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口语文化，并继续保证口语文化中的全部秘密和伦理继续传承。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我们在讨论下面的重大问题时有一些启发。我的问题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虽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他并没有过一次社会与经济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因此，已经缺失了书面文化的一个环境，在迅速向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报纸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百年难遇的一次书面文化建设黄金期？
答案是：是的，不会再有一个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黄金年代。
不过，报纸仍然需要慢慢地完成这样一个历史动作后，再能寻找它的媒介出路。和中国一样，那许多没有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来补这一课。
反问者会说：1998年以来的互联网上，大量的文字内容难道不是以书面文化在为受众服务吗？但是，如果你悄悄地走进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看看大多数的社会样本都在做什么就会知道，互联网没有传承书面文化，它迅速地延续了口语文化。
聊天室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几年前，它火爆一时，那时，它仍然是文字的版本。虽然名为聊天室，但文字聊天毕竟使个人与表述分离，你可以几分钟之内说一句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出的一句话作出修改。但2004年前后，文字聊天室已经走到了尽头。视频与语音聊天迅速火爆起来。
视频与语音聊天室，就像手机通话延续了口语传统一样，这是商业投资者突然发现的新转变。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说，在新浪聊天室里，几名东北青年轮番与四川的一个骂架一组对战好几天。强大的电子媒介实实在在地延续了我们的社会，它的优秀的一面在于，对于弱势文化、少数民族与种族文化得以有一个强大的张扬，它的另一面也是国家仍然不能通过书面文化的建立来完成一个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转型。
这使报纸在1996年以来的互联网媒体建设运动中，十分委屈。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小小的办报高潮。一批财经类报纸与杂志开始创办。它们分别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也包括像《新京报》、《京华时报》这样的南方系思想风格的都市报。这一轮办报运动，十分像1980年代欧美世界最后一次出现传统的新报纸一样。1986年，英国创办了《独立报》、美国创办了《今日美国》。之后，再也没有过新的报纸创办。那两张报纸是线联网接受人们的大众阅读前最后的绝唱。就像中国的这一轮办报运动出现时，从互联网的弱势中获取了一个成长的通道一样。报人富含的精英理想与他们期待的大众媒体影响力，在投入和产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失落。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报纸的作为媒介的现实处境。
长平的文章在小众的精英群体里仍然是一个思考者的可贵之处，但在大众的互联网票决式评论中几乎获得了和马立诚一样的暴风雨一般的攻击。
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一张报纸能够将国家的真正精英文化上升到一个民族理性思考的境地。1978年以前的《人民时报》与此后的《人民日报》也像两张完全不相干菜的报纸。这样的政治纸不是本文要论述的正常意义上的报纸。但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论述的案例。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活化石汉语文化区。香港与台湾的有趣对比，帮助我们认识报纸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语文化建设的意义。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1970年代曾经有过好几十张日报。就在现在也有好几十张报纸。香港与内地有很近的文化关系，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能保证有一个交流的通道，能从母文化中继续吸取一些营养。台湾是1949年旧的中华民国政权接管的地方，基本中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在1970年代末蒋经国放开报禁后，也有一小轮办报运动。
但是，香港有书面文化，台湾没有书面文化。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1980年时，多选择香港的经理人来担当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这引起又懂英文又懂管理与西方文化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可以把他们的公司做得更好。但自1990年代以来，北京的跨国公司几乎是一个台湾经理人阶层。这里的秘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香港人的书面文化与行为，可以与西方跨国公司最初的理想化想法合拍，但并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的口语文化现实，他们的书面文化行为在中国人眼中是死板、机械、不讲情理、不灵活、不适应国情与人情。台湾经理人不一样，同样都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人，台湾虽然文化上与大陆隔离，但是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做起来了经济，但这个地区错失机会去完成一次书面文化的建设。中国传统的口语传统与人情社会在台湾仍然得以保留。
台湾的经理人取代香港的经理人，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代理人阶层。
继续回到报纸上去。香港的知识精英与市民的阅读文化使《明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虎报》、晚近的 《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在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与商业人群中有极强的渗透率。在内地，即使过去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精英群体中传播。
客观上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与教育，促进了它生成一个阅读性的书面文化，以及接受这样一个文化的地区。香港的报纸发行量与渗透率与日本、英国有很大的接近。北京广播学院的几个教授在一本名为《香港与内地传媒比较》的研究著作中有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不仅在媒介上报纸在中国大陆已经错失了黄金的大众媒体年代，台湾也不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很难再期望迎来一个像《纽约时报》之于美国、《泰晤士报》之于英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明报》之于香港的那样报业黄金年代。
台湾1970年代放开报禁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报纸，但再也没有出现缔造一个时代的报纸符号。
因此，那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建立起书面文化的国家与地区，将很难再通过报纸建立起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的过程。这是报纸不可能再找回作为大众媒体的光芒的历史限定条件。
整个亚洲，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完整地走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日本完完全全地建立了书面文化。以至于在使用3G手机（第三代手机，也即多媒体手机）时，日本人使用业务最高的是电邮，中国香港次之，中国台湾用户更多地使用的是可视电视与可视通话。
电子媒体与报纸并行发展的时候，作为社会阶层的符号，报纸将会退守的精英值守的思想原创状态。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的带有手工特征艺术化生产状态，是它的退守方向。退守不是失败，退守是小众的收缩与精英的浓缩。这使得报纸像戏剧一样，在经过电影的打击后重新在小剧场找到它的精英方向；也像电影一样，在经过电视的打击之后卷土重来。报纸在经过互联网这样同步传播电子媒介打击后，它会在收缩后的精英传播中，并以纸为抵抗阵地，以制造新闻议程为方式，重新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从商业上，报纸将在未来几年后重新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占有一批特定的高端用户，从思想上说，它将成国家精英继续思想守望的阵地。
精英的思想值守，都是充满知识分子理想关怀的左翼语境。因此，正如本文标题所言：在可以同步传播的电子时代，报纸是国家左脑思考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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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21st, 2008
“是的”。
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回答题:哪些没能完成书面文化转型的地方,是报纸继续生存的空间吗?上面给出的就是答案.在已经完成了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过去一百多年来,与近代化和现代化同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使报纸度过了它的黄金年代.
今年,信息革命对于报纸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正如我的的结论一样,报纸在信息社会中并不是死亡了,而是从大众媒体自学承认为小众媒体,从渠道性影响力变成产品性影响力,从标准化生产转入艺术化生产.
在中国回答报纸的未来时,如果要从媒介的变革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就要回答:中国的读者还没有完全完成收面文化社会的建立前,即使互联网已经来势很猛,报纸还有自己的理论空间吗?答案是有.
任何一个没有完成的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与地区\民族与种族\群体与阶层,都必然要借助报纸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如下面的列表所示一样,右栏是报纸的仍然没有完全挖掘出理论成长空间的地方.
下面这样一列对比中,我们可以找出书写文化没有完全转型的各种类别:
书写文化 口语文化
欧美 亚洲&非洲
日本 中国&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
韩国 朝鲜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社区 部落
互联网公司 政府机关
1980年代人 1960年代人
跨国公司 国有企业
体制外 体制内
法制地区 人治地区
民主国家 集权国家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功能性社会 等级性社会
没有完成书写文化建立的空间,不仅指国家与地区,也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市场类型,不同的社会类型,不同的社会群体等.这样的分法在批判者看来充满了主观性.主观性是一种直观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GOOGLE一下”捎口信”,就会看到,美国.中国.日本的领导人向北讲朝鲜领导人捎口信的官方新闻报道.
捎口信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口语文化,它有高度保密的一面,也有信息失真度高的一面,这样一个难以把握全部内容的信息方式在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解读时,社会交易成本要比文字高出许多.
捎口信存在有它的合理原因.在一个文字还没有割裂社会历史的每一个发展形态下,口语文化是传统道德的有效保卫者,口语给真理穿上了十分神圣的外衣,以依照首先约束给人格的信托施加了格外强大的压力. 宗教与部落仪式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例证.宗族文化传承也因为口语文化,而对于它的成员有一种地理上与精神上的吸引力.
阿拉伯的报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仍然没有把广播与集会宣讲这样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压下去.部落文化的的痕迹重的时候,会使语言本身充满节奏感和力量.这使得集会宣讲至今是阿拉伯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个有趣的现代案例是萨哈夫.
在美国CNN的音频延伸中,作为伊拉克政府的宣传部长,萨哈夫身上的阿拉伯语\阿拉伯口语文化,在电视上得到十分有力的延伸,充满力量的排比与比喻,在口语文化地区要比书写文化来得更加神圣. 萨哈夫的记者会上,阿拉伯记者的反应普遍比欧美记者强烈,是因为语言的转述行为发生时,再加以文字的割裂,已经缺失了大部分的能量.
1960年代以来,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南美的解放运动中,广播电台的军事价值高于一切媒体,今天仍然如此.对于这些不发达地区甚至部落地区的战斗者而言,广播延伸了人们的声音,是一个更大的喇叭,种族或民族特有的语境\情绪\暗号在这样的传播中保真率较高.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从部落文化与民族文化中初步开始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与种族为说,广播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麦克卢汉将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上台的一部分历史功劳紧结了广播, 1960年代的非洲解放运动中,阿拉伯人对于广播的使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样的历史一幕在2001时仍然发生.美国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在两天后才报道了这一问题,第一传播源是口语.口语是部落与宗教文化的信托.对于欧美建立了书写文化的国家来说,理解这样的事情实在有一些困难.但是,阿拉伯人的”口还”文化几乎和法律一样权威.”口还”就是允诺,这样的东西一经说出,因为宗教的信托,重于泰山.我小时候的回族文化中,要”口还”实在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一个女人在无常前向自己的先生要口还,儿子向父母要口还,信徒向教主要口还.
感谢语言在人类学上帮助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证据.”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给口语文化增加了这样的道德信托.这是中国汉语文化中口语文化的一个侧影.我们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存在先出口头的消息,最后从报纸上求证白纸黑字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求证,是一种追求社会理性秩序的方向,它在各个层面一点一点地生成如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比如,口头借钱变成找借条,电话打招呼变成电邮确认,捎口信变成写信.文字确立了社会的理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一天没有停止,报纸的精英关怀就一天不会结束.
这样有趣的结果可以为A报纸现在就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发展空间的描述:它可以卖给体制内人群(政府)\国有企业\老年人(退休者)\人文知识分子(教育机构)\等等.这只是一个过程,就中国的社会总体结构来说,仍然是没能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它需要报纸帮助自己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相比于英国报业史,报纸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两个最核心的因素没有触动: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前者包括无障碍新闻报道的制度安排,后者指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报纸没有产权属性.在过去的十年来,报纸与互联网的较量中,报纸是一个放弃了知识产权谈判筹码的一方,这样对于产品的漠视源于产权本身的非法性所致.另一个前一个因素,也十分重要,即使报纸在全部的媒体竞争中,只充当互联网媒体的信源,在信源与渠道的博弈中,一旦渠道过多时,它可以凭借信源而重新获得自己的话语权.
新闻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报业历史时,最多的出发点是政治,媒介与经济是很少被提起的两个要素.这使得国内新闻界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获取核心的话语表述力量.
近代与民国新闻史是我们继续证明媒介决定论的活化石.
打开新闻历史书,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100年前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工业革命)时,中国有一轮办报运动,这样的办报运动不只是政治冲动的结果,更是工业革命策动的那一轮全球化中,这个国家对于报纸传递信息的渴求.< 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记述所谓近代办报史,实际上是指洋务运动前后中国的第一次以纸为介质的大规模信息传播史.
1896-1898年两年时间里,在这次准工业革命的策动下,约有48家报纸诞生了:< 强学报>(1896) < 时务报>(1897) < 知新报>(1897) < 湘学报>(1897) < 湘报>(1897) < 求是报>(1897)< 无锡白话报>(1897) < 国闻报>(1897) < 国闻汇编>(1897) < 岭学报>(1898) < 求我报>(1898) < 通学报> (1898) < 经世报>(1898) < 中外日报>(1898).
100年后,在中国的第一次信息社会建设运动中,一批互联网公司分别在1996-1998年创办,它们分别是新浪 搜狐 网易 TOM 亿唐 和讯 人人 E龙 ChinaRen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出现了. 把它们叫做互联网公司是,首先是因为元的产权结构,实际上,这样一批网站,都是广义的互联网媒体,他们只是把报纸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作到了一个电子渠道,就已经使我们社会传播发生了一次革命.在美国,AOL MSN YAHOO EBAY出现的时候,也是一场介质革命的先锋.
在中国的前后一百年的传播史变化中,前一百年的那次报纸潮, 是一次媒介的革命,报纸企图努力建立一个独立于口语的书面文化,并且将信息用火车运送到中国沿海的一些重要商业城市. 那一次小小的努力只持续了几十年便失败了.原因可以找出很多,去除战争与政治原因.那场洋务运动中,没有为这些报纸找到一个好的铁路网\一个好的邮政系统\没有建立起准备开启民智的君主立宪政权等等.最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没有帮助这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书面文化.
报纸在那次以印刷为旗帜的信息革命中,没有成熟,做成了一个半熟的状态,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改观.
这样的历史大回头有一些跑题,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英国报业与中国报业的对比时,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小结论:一\ 一个没有建立起口语文化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为报纸作为强势媒体的成长仍然预留了成长的时间与空间;二\这样一个混合着口语文化与互联网传播的环境下,报纸在低端人群中仍然是大众媒体;在高端人群中不得不转入以手工生产和精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化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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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19th, 2008
上个世纪，传播学研究的伟大贡献者是两个加拿大人，他们分别是马歇尔·麦可卢汉和伊尼斯。以技术决策论为前提，他们用媒体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让学术界为之震惊。
半个世纪后掉头来看，媒介决定论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一样。加拿大传播学派在关于文字对于社会的意义时，给以了极高的评价，今天阅读这些东西，对于面对互联网夺食日紧的报纸从来者来说，是找到自己定位的秘密通道。
文字是报纸的专利，但并不是互联网的专利。新浪、搜狐、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媒体，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字的焦虑。在带宽足够的支持下，视频与图片的表述对于互联网来说更为强大。“ONVERGENCE”（文字、音频、视频的汇流）是互联网媒体的一个稳定结构，缺少任何一点都是有缺陷的。
在报纸、电视、互联网三种媒体博弈的时候，文字是报纸的底线，也是守卫精英文化阵地的钢铁盾牌。对于那些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从口头向书面词转移，是精英控制意识形态的开始。就一个部落来说，书面词的使用把他们用口语、耳朵、眼镜观察世界的一体化感觉，转换为一种文字概括，并印刷在纸上而传遍世界。这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知识分子霸权。
文字成为知识精英的霸权，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它的另一个潜台词是，文字是成为思想理性的糖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喜欢在杂志与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不是接受互联网编辑的适时在线访问。中国各地的政治领导人愿意在《求是》杂志上等很长的周期发表一篇文章而成为自己的思想总结。孩子在街头愿意对着电视镜头做鬼脸，在图像中传达情感；他们的父母愿意给报纸写一封“读者来信”表达自己对于自己对于“空巢家庭”的忧患。
报纸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们对于布道者来说，是一群“钉子户”，他们可以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使用几个排比句、一个反问句、几个高能量词语就能打败传道者准备了很久的一次谈话。同理，传道者在昏暗的教堂和深山的老庙里，用他们的声音传达的所有信息，而使信徒得以臣服。图像又是另一个模式，一个放慢了五分之一播放节奏的女主人忧伤转身的镜头足以让所有的家庭主妇一边打毛衣而一边落泪。
在介质上对于文字的深深敬爱，是报人们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竞争时，坚守自信心的法宝。
我们看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报纸遇到每一人新的对手挑战时，是如何还击的，又是如何进化自己的：
1930年代收音机出现以前，报纸是决定性的大众媒体，在那样一个慢速传播的环境下，报纸是一切新闻的第一来源。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报纸用“豆腐块”来密集地表现“海量”信息。豆腐块是那时那时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对付大量信息的唯一办法。当所有的视线都注意于仅有的几张报纸时（最近的案例年代如1990年之前的中国报纸发展阶段），豆腐块也仍然具有强大的传播价值。收音机分流了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对于音乐与戏剧的喜爱一开始就确定了，声音媒体仍然偏重于娱乐，报纸仍然坚守着以评论、新闻、文学为核心的话语权控制领域。
1960年代电视出现后，又从报纸的读者中分走了一部分家庭主妇与年轻人，这使得报纸成为中老年男性的媒介。中国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发现了这一点。在美国的1960-1970年代，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电视是一种情感的媒介，它对于女性与孩子们有格外的吸引力。电视几乎将报纸的传统副刊有致命的打击。电视剧取代了长篇小说时，文学评论从报纸副刊中隐退了；图像情感取代诗歌情感的时候，诗从副刊中隐退了；图片与图像把人类庄旅游的梦想完全虚拟展现的时候，游记这一古老的体裁在报纸副刊中几乎绝迹。过去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报纸副刊已经越来越薄。
收音机与电视剥离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功能时，报纸已经通守到更加清晰的文字媒介状态和更加精确定位的文字媒介状态。这种状态在互联网新近的冲击下，似乎有进一步强化的必要，那就是的精英话语阵地需要十二分的努力与加强。文字面对声音、图片、图像的联合攻击下，退守是更好的进攻。这就像戏剧在受到电影、电视与广播的攻击下，用剧场这样一个传统介质保护了自己；也像电影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的攻击，用电影院这样一个固定与传统的介质保护了自己；电视在面对互联网的攻击时，正在重新整合力量，退守对于家庭客厅的坚守。在互联网媒介更进一步强大的时候，报纸将用印刷纸片与文字介质，退守到观察与深度理性思索的阵地上来。
《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这样的报纸用一个拉长的周期去沉淀更为精华的思想与观点，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小众精英读者。梦想百万发行量的报纸经营者，如果以一个城市为介质，则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是以全国性发行为诉求，这一点发行量着实太小，并且有一种欲望变成焦虑的痛苦感。
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中，报纸发行1000万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历史、交通、读者水平、新闻环境并未生成可能以后也不会生成。一个最简单的证明是，新浪网已经比一张全国性的千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更有效地占据了到县一级的受众群。《纽约时报》在一个自由的新闻环境下，在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也没有做到过几百万的发行量。
面对于互联网的竞争，无论是百万级的还是十几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慢慢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渠道与介质的秘密：用文字作为精英话语阵地的坚守；用一个城市作为自己地理空间的生存阵地。
这样的解释对于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这样的地理大国来说，听起来比较合理，但对于英国与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一张全国性报纸做到几百万的发行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前面的文章中，我用了巨大的篇幅来论证日本和英国报纸的秘密在于他们的成功近代化，比如国民的阅读、铁路、办报运动等。有一个原因没有详细论述，这就是地理空间。
铁路的运输速度、报纸的传播周期、报纸的读者覆盖这三个指标黄金匹配的地理空间恐怕也就是这两个岛国的面积大小，过小是一个城市群的规模比如北京、上海、东京，过大则是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如法国、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理空间。
即使是日本与英国这样的合理的地理空间，适合做几张百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有巨大的国民阅读覆盖，有很深的受众渗透率，也并不能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大众媒介，也并不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决断性媒体。相反，在社会结构的深刻与快速的演变中，这两个特别的报纸大国仍然面临着精英话语的退守。
一百多年来，作业同样的两个君主立宪国家，知识精英通过控制报纸而控制着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话语权，并帮助这两个王国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成功转变。但是，今天，当《太阳报》成为欧洲的小报极品时，当日本的年轻人从1980年代将“随身听”媒介生活到今天的年轻一代将手持电子终端作为媒介生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报纸在走下社会视野中心的神坛，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城市、一种性别、一个年龄群的媒介。
在英国这样一个媒介生活枯燥的国家，《太阳报》死守娱乐与体育，并将文字介质的运用到了极致，巨大的字体、独创的单词（为了在版面上少占用空间）、大量的图片，这种媒介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电视与互联网的挑战，也把精英控制的清高的文字媒介拉到地板上。电子终端（电脑、手机、游戏机）在这两个报业王国的压倒性优势，对于传统的报纸理论与新闻学挑战十分强大。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普及率高、报纸绝对发行量大、报纸的社会干预力量强大，但这样的文字神坛的危机感在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爆发的。清华大学教授崔宝国在写作《走进日本大报》时，曾向他采访的大部分报纸总编都提出过电子媒介对于报纸的冲击，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不仅在日本报业中弥漫，同样在英国报业中弥漫着。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话语权在过去的历史中十分强大，并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媒介在日本的特征。比如电视台，日本的NHK与英国的BBC。
英国BBC采取的是牌照费的商业模式，因此不播放广告，我们在解释它的新闻平衡立场的同时，可曾想到，因为报纸塑的精英社会过地于强大从而使电视这样一个情感与图像的媒体在英国的报纸文化重压下，也如此局促不安。虽然英国有各种商业电视台如ITV、SKY等，但BBC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电视台主要控制在报纸手中，各家大报都有自己的商业电视台，《朝日新闻》有全国朝日广播公司、旗下有12个联播电视台、9个交叉电视台、1个普通电视台、12个调频广播台。《读卖新闻》旗下有日本电网这一日本最大民营电视台、读卖电视台、CS日本卫星台；《日本经济新闻》旗下有东京电视台、日经CNBC、BSJAPAN卫星广播、日经广播等。报纸的精英话语深深地影响了电视中的图像传播个性。虽然商业电视台众多，但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的影响力在日本的影响力与BBC十分相似。
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其严肃的新闻诉求、保守的新闻个性、精英的新闻理念中，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子是报纸的精英影响力在他们深深落下的影子。这与美国电视网的新闻个性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文字介质的报纸在继续退守并寻找自己的最清晰底线究竟在哪里？日本的报纸控股了很多电视台，今天又参与很多电子社区、无线网的建设，作为母公司最初支撑的报纸发行量在缩小的事实是没有改变的。
因此，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建设自己的网站、做自己的交友社区、做自己的手机报、进行内容的多渠道营销等等。在一种已经预先觉察的危机感中，这两个国家的报纸数字化转型是走在全球前列的。
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新环境下，论述报纸的未来时，我们无论是举例英国与日本也好还是重新翻找新闻史也好；无论是不断提及媒介决策论还是把外延放到工业革命与媒体这样的叙述方式时，下面的结论可能要挑战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当互联网夺去报纸的大众媒体地位和神圣外表时，报纸越来越退守到最能保持精英思想理念的媒介特征上去，以此为指导，报纸的内容体裁、新闻题材、内容结构、广告来源、商业模式……都要受到这一媒介决策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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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四月 18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最新评论，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中国大陆A股在3500点以下的潜行，正在演变成次意识形态之争。至所以要戴上意识形态这样大的一个帽子，是为了考量当下的中国A股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上海综指在3500点往下时，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在当下的环境下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于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新的市场伦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形成。
这样的考验比市场观察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财产收入启蒙的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象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游戏需要中场休息时，继续能够保持规则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时，还要打起精神把游戏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场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中，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他们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现在，连江渐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过去一个多月里，沪综指先后击破3500点、3400点、3300点，一直逼到4月14日的3212点。以此概算，自2007年10月25日6124点以来，中国A股已经蒸发了将近一半的市值。
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再论2008年的中国股市，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现在，我们的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
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现在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就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暴力的词语最近频频地挂在嘴上，写在报纸上，发表在互联网上。
中国A股现在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现在也陷入一个小小的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评论中，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透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一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决策得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体的成长中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这样的沉默算不算错失良机。
这样的猜谜是QFII这样的外国研究机构有时忽略的东西。任何有投资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美国闪级债危机已经重创了欧美经济的语境下，中国当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吗？不可能是谢国忠的极度的悲观论。4月11日、4月14日的两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2007年“5·30”找不到原因一样。
决策者在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语境下，这是一个十分难心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今年内的股市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当前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息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一旦在奥运会前心理博弈进入最奥妙的时候，因为一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那才是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灾难。
最终极的价值观是：以2008年4月中旬A股最艰苦的时候为证，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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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5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最新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当全球化与农业问题冲突时，施政者左右为难。
工人与农民虽然都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但在全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农民对于国家政治是元意义的，工人却不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即使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乡绅的价值观仍然是最高的。法国更不用说，一名自耕家是多少人政治与艺术失意后的终极梦想。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与信息化为火车头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农业仍然是一个画红线的地方，尤其是手工化小块土地生产的亚洲民主国家与地区。
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顺序看，农业谈判的难度甚于金融业。农业谈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似乎都为农民这个拥有小块土地的群体留出了特别的利益关怀。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些奉告民主哲学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与农民利益的决策中，无一例外地把农业问题当作政治伦理的基石。虽然阅读所有的历史时，人们几乎麻木于农民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所受到的打击。
过去十年里，听到欧洲与美国的工人罢工已经像阅读1970年代的报纸一样稀罕。全球化把欧美的工厂搬到了中国的华南。欧美工运的低潮后，起来的是农运的高潮，包括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与地区。
2005年香港的世贸会议召开时，韩国农民像政治新星一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也让亚洲农民这个古老的群体获得了一种像时尚一样的启示。韩国农民有组织地在香港游行，反对全球化对于他们生计的挑战。
韩国农民、日本农民、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都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表达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这就像意大利年轻人在G8峰会前与警察流血冲突时对于全球化的反感一样。
日、韩、中国台湾曾经是亚洲工业体中的增长器，在全球化生产中，农业一直是他们在政治上小心呵护的政治基石。不只是因为民主选举中的票决政治力量，也因为这几个地方上千年来一直奉告中国儒家古老的重农主义思想，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哲学。
日韩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可以在这两个土地极少的国家维持乡村的伦理传统和一公斤大米高出全球价格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状态是反生产力的，也是反全球化的。日本对中国出口大米有47个检测指标，这样的技术壁垒很难能使东北大米进入日本，同样，日本的农民生产的大米在上海也要卖出50元/公斤的天价。
与日韩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在面对全球化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农业以自由市场精神全力发展的一幅图景。这样一个过程比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入世的农业承诺上中国有很大的让步，不过，这个国家的农业寻找到了新的引擎：一个是庞大的内需、一个是城市化。
我生活的北京的朝阳区，周末的下午，我从楼下步入一家大型超市，买近郊昌平农民种植的无公害菜品，这里也有美国进口的橙子；北京远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在街头向城里的人推销他们的水果；而每天早晨，来自河北的农民则在老年人云集的小区早市里，叫喊他们更便宜的水果和菜品。大家自由竞争，各取所需。
在农业的全球化问题上，中国已近的政策十人开明。但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也指责，决策者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
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已经有1亿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南沿海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把原本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工厂里获取更高的收益。这就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的贡献。
写完此文后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新闻周刊》文章说，欧洲农民最近几年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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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14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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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圣诞节后的四五个月，国内舆论对于海外收购突然转向。现在，一种混合着嘲讽色彩的保守主义味道在浓烈地飘散，他们眼里的中投或中信最近的海外收购显得十分莽撞。
在很多批评者眼中，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A股的新手买股票一样，只要行情一变，就到处找后悔药吃。这也是近期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突然偃旗息鼓的原因。一周前，中信逃过贝尔斯登一劫的新闻披露后，这样庆幸的保守主义舆论更是格外高涨。
目前，对于美国次货危机的后果评估并没有明确结论，但是战略收购的时机——即使在最近次贷危机后果恶化的背景下——已经不多了。这是考验中国投资决策者商业智慧的一个最后时机。
中投去年秋天30亿美元收购黑石后，浮亏过半。就像中国A股最近的大跌中，很多蓝筹股腰斩一样。不过，那些想在股指期货上掌握话语权的战略投资机构，却从没放弃过沪深50指数中的大公司的战略持仓，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加仓。这样的类比是说服保守主义投资决策者的好办法。
其实，华尔街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推崇辩证法。如果不是次贷危机，中投根本不能用50亿美元拿到摩根斯坦利9.9%的股权，中信也无法用10亿美元拿到贝尔斯登6%的股权（虽然贝尔斯登最后出现了戏剧性命运结局，这是另外一码事），新加坡淡马锡和阿布达比投资局，也根本不能几十亿美元就持有那么多的花旗和瑞银的股份。
3月17日当摩根大通2.3亿美元就收购了整个贝尔斯通后，高盛的股票下跌了9%，摩根斯坦利的股票下跌了10%，雷曼兄弟的下跌了35%，美林下跌了15%。在一片热烈的指责声中，反对中信与国开行收购的人士格外兴奋。我的观点是，贝尔斯登算不算战略标的需要评估，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错失花旗确实是一次遗憾，虽然我知道购买花旗的生意只要成交后就会出现浮亏。
可是，请注意，主权财富基金从事的是战略收购。即使让中信、平安这样的代理人出马去收购贝尔斯登、富通集团，对于短时的浮亏不能像一个A股的新股民那样，涨一块钱兴高采烈，跌一块钱就垂头丧气，每天心惊胆战地计算自己损失了多少又赚取了多少。就当时的收购语境来看，中投收购黑石、中信参股贝尔斯登都没有错误。
回头看一看新加坡的淡马锡与阿拉伯人的战略投资手法，他们看准时机后就果断出击，确实捞到了不少战略标的。今年春节前，亚洲的几个主权财富基金都在盯着看，花旗145亿美元的求援中，收到的OFFER里究竟有没有中国人，但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据说在最后一刻撤兵。手法老道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坚决出手，掏了75亿美元却连一个董事会成员的职位都不要就完成了这次战略收购，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迅速掏出了68亿美元，拿走了另一个席位。更早的时候，美林66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一开口，科威特投资局与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就把手伸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看，即使欧美顶级投行的股价仍然在跌，但像摩根斯坦利、美林、花旗、瑞银这样值得战略收购的标的还有吗？早已没有了。其余的二线小投行、小银行、小保险公司怎么又称得上是战略收购？这样回头看，中投买黑石、摩根斯坦利的股份即使有浮亏，也算不了什么。
从圣诞节前到现在，美国人不顾通货膨胀这一他们多少年来最防备的敌人，连续不断地降息，表现了布什政府对于拯救美国经济的坚定决心。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获胜者的第一政治筹码都来自于把美国经济拉起来的强大决心与手法。因此，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向好是经济界的共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低价收购的战略金融标的，将在未来会获得一个长期的好收益。
最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已经是华尔街而不是欧美知识界了。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把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与表述权外包给了华尔街，他们用报告和评级、投资与撤出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运。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其经济与社会打击力超过军事后果，在这些事件中，华尔街不但是胜利者，并且用它的经济哲学理论改造了东欧与东亚。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持股欧美顶级投行，政治上的收益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收益。此前，中投持股黑石不久，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力量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始了妖魔化的粉刷。如果让华尔街自己为恋爱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作证婚词，说话的分量又是什么样的呢？
股权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学习全球投资的杠杆。作为通向华尔街的通行证，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对于年轻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就跃过了森严的信息壁垒，在一个最上流的全球经济社交圈出现。对于一个长年生活在欧美主流舆论阴影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伦敦，都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而这样的战略收购的大门很快就要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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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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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这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时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当农民开始信奉市场时，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时，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玉米等待销售出去。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
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时；也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
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的本能式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菲律宾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世吨大米。
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今天，石油的飞涨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已经击碎。
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都处于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现在就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
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囚徒的困境”。
民以食为天。面对于全球化中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
在虚拟的确符号交易市场上，因为金融的全球化，期货市场中的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这是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不。
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于，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民主选举与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诺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几天前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农业是要保护的，农业不能开放。这位满脸白胡子的先生现在因为其偏左的立场在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十分吃香。其实，斯蒂格利茨也是因为学术的全球化才从美国那样的地方高价供应到中国的学术邀请市场上来的，他也是一个受益者。斯蒂格利茨和泰国的大米一样，在面对全球化游戏规则时，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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