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三月, 2008
星期三, 三月 12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全球化每向前走一小步，金融风险就多出一个可能的路径。
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者们庆幸他们这次躲过了一劫，在欧美的次级贷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庆幸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固然可以隔岸观火，但这样的日子会一劳永逸吗？中行、工行、中信实业银行等在次级债投资上也是把近百个亿拿出去的。这还不算什么，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后，现在，美元一贬再贬，1万多亿的美元储备中，缩水10%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即使这样，中投公司也要往前走，中国的银行业仍然要面向全球风险累累的金融市场开放。这就是全球化，你得了道就要面对魔。
同样的话，原美国通用的老总韦尔奇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也说过。当《纽约时报》的记者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问，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收购摩根斯坦利、花旗的股份时，对美国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打击时，韦尔奇说，慢着，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外国资本的阴暗面时，也得想到它的阳光一面，这就是全球化，”在这个忧伤而分裂的时代，谁，我们要问，会不选择去推动这一事业？”
韦尔奇式的开明，是因为通用受益于全球化，就像中国华南的工厂或整个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化一样，在这样的时代，金融业又怎样不在全球化的阴暗面中看到阳光的一方面？我在上一个专栏中支持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这会招致一些来自互联网的民粹主义的攻击，但这又怎样？平安不出去，就失去了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机会，这样机会也许几十年才会有一次。
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华尔街的投资家是这一信条忠实的信徒。坏天气总有到来的时候，但好天气也总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加速的全球化统一游戏规则的金融业中，全球金融风险就和全球变暖一样，并不总遥远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范围。
美国自己在1987年受到股灾的那次重创，是全球化金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股市中发生的，但其生成机理与后续影响，是全球性的。正是那一次危机后，使美国加重了对日本施加的处罚性改革影响，造成了1989年日本的股市灾难。随即日本失去了10年。
1987年的经验教训，只是西方的内参，对于泰国这样的年轻的“四小虎”之一，无论在金融体系上，还是国家经济的方法论上都过于西化的国家来说，1997年注定是“血光之灾”。房地产泡沫的后面，是泰铢的升值；就像日本的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日元的升值一样。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后面，仍然是本土货币的升值。对于外国投行唱好人民币更快速升值以此来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鼓吹。一定要小心其后面的潜在阴谋。
华尔街比我们更讲政治。在无法捂住耳朵的的全球化语境下，金融风险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头号战略问题。这是因为历史每隔十年就会像波浪一样，把金融风险这样的现实放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2007年美国的次级债这样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对这个国家经济造成的重创到现在仍然无法估量。
辩证法又来了。在这样的全球金融语境下，中国的金融如果是开明的保守与稳健，就是一次大胜利，当别人倒退的时候，你即使不前进，也是一种前进，如果你再稳步向前走，那将是双倍的速度。这样的事情已经在1990年代出现过，日本经济的停止正是中国狂飙式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历史机遇，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际上获得了一个近乎双倍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对手是倒退的。
2007年，这样的时机又到来了。欧美处理次级贷的后续时间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如果恢复元气，则需要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一个国家的历史机遇最长不过是5年，就可以翻来覆去。美国的智库在2005年时，痛心地认为，9·11后，美国在反恐的同时，让中国的经济上加速奔跑。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时机又一次到来。
我最近访问过国内一批著名的宏观经济研究学家。他们有来自学院派的、有来自投行的。有趣的是，11名经济学家中，有10名认为，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之影响力是出乎中国经济学者的意料的。在向他们问及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时，一半的人选择认为，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是避免中国发生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不二法门。
同样的担心也在基金经理中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着。我最近采访了和讯网在2007年评出的中国十个明星基金经理，我在提问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请你讲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来阅读过的的一本好书。结果是这样的：华夏现金增利的基金经理韩会永正在读美国人写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奔溃》，广发聚丰的基金经理邓晓峰在阅读《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兴业可转债的基金经理杨云在阅读《金融危机真相》、中邮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许炜在阅读格林斯潘写的《动荡年代》等。他们的阅读取向，反映出中国金融界精英的群体性焦虑与价值取向。
杞人忧天有什么错。全球化的天是说塌就会塌下来的。从1987年到1997年，从1997年到2007年，这样的路径正是2008年之后中国金融决策者们辗转反侧的头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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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9th, 2008
我在《英国报业观察》这个专栏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一百多年前就打碎了传统社会后，作为大众媒体，报纸在互联网出现后，正式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报纸并没有因此死亡，也不会因此死亡，报纸的方向是：转入小众媒体的阵营，以艺术化生产的方式，生产核心与高能量信息。
作一个类比，这样的生存方式就像电视打败电影作为大众电子媒体后，电影转入艺术化生产一样；就像电影打败戏剧后，戏剧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一样；也像报纸打败书后，书的生产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一样。
我最喜欢研究民国新闻史，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基本无设定条件的确新闻传播中，作为媒介的报纸，在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价值，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样，都有过作为大众媒体的轰轰烈烈的开疆拓土的战功。
我定义的大众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它是速度最快的强势媒介。在电报出现前，报纸的速度是蒸汽机速度，这是工业革命的速度，这个时候，报纸是大众媒介；在互联网出现前，电视的的信息传播可以不过夜，以小时为单位，电视是大众媒介；互联网的理论传播速度与电视一样，但实际速度是以分钟为单位的，在互联网成为大众媒介后，电视也成为小众媒介了。
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样的历史早已书写。当一种媒体越来越碎片化传播时，它必须放弃作为大众媒体的全部新闻理念，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去生产为小众服务的新闻与信息。
这使得作者在研究英国报业史、日本报业史、民国报业史中，发现了同样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作为大众媒介，报纸以火车的速度传播信息时，悄无声息地打碎了一个又一个传统社会。“办报运动”可以开启民智，交通信息，无论在日本放开门户、英国确立欧洲的商业中心、民国的洋务运动时，它挑战的第一个社会结构是，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以及这样一个建立在口语文化基础之上的，以人的步行速度单线传播信息的社会。
写报纸研究的文章时，这样的历史回溯往往让人感到乏味。可是，你可以在身边找到那个社会的遗迹。正是因为它的慢速，才能作为历史的碎片来关照一个高速传播的社会中受众的心理。去一家酒吧看看吧，上海的酒吧里总是喜欢向每天来这里打发时间的职业人展示旧上海的生活。电车、火车、人力车，这样的情景可以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空间里，配以幽暗的灯光，把时间的速度放慢。这样酒吧文化，从传播学上去理解的话，可以看作，它在用蒸汽机时代的社会速度，来抚慰今天高速信息传播统治下的人的生活。
英国即使在乡间酒吧里，也总会出现同样的蒸汽机时代的追忆照片。那时火热的工业革命的一切文字与图像，正是报纸的速度。报纸的速度和纸的原始感，可以用来抚慰人们的快节奏生活和电脑作为介质的光线刺激。如果是南英格兰地区更传统的酒吧里，会有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祖母，正在农家的院子前，用针线和额头的皱纹告诉你，这是农业时代，这时的信息传播是步行与马车的速度。
今天面对的大上海与蒸汽时代的英国老照片，是对电视人与电脑人的一种媒介关怀。但是，在一百年前，当工业革命盛行的时候，那时，报纸是社会主流媒介，每一个绅士都在街头读一张《泰晤士报》或在上海滩上有《申报》的销售时，一家酒吧里关怀职业人的方式有什么呢？一定是马车和田野的教堂。
研究报纸的人，如果不能从酒吧里取样，就可以从人们的家中取样。在那样的大家庭时代，一张康斯坦察的画作，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样的媒体研究线索。
乡村解体的时候，乡村油画是对于工业速度的抚慰。能够发现慢速艺术意象去抚慰蒸汽机速度，这是康斯坦察成为工业革命初始时英国大画家的一个因素，无论是在英国的南部还是北部，面对着一个工业巨人魔鬼般地到来，祖母时代的乡愁，成为每一个生活在工厂时代的人无尽的回溯。这样的追忆，今天还残存在中国被包养的体制内文人的心理中，他们的乡愁残梦与他们的心中的生活一样，仍然只是以步行速度在传承。
今天，在英国的国家美术馆还是泰特美术馆，康斯坦察的油画都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大家。美术研究者作出的只是美术评论，在媒体研究者看来，那样一个维多利亚早期的时代，早已终结于工业革命，终结于报纸的沉重打压下。正是报纸，解构了以神圣文化价值观与村落式生产为特征的英国农业社会、法国的农业社会和日本的农业社会。
近代化越是彻底的国家，报纸对于传统社会的碎裂作用就越为明显。
在凭借蒸汽机的速度大规模传递信息时，报纸解构了传统社会，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即使在不完全发育的民国报业中，历史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2001年，北京的〈经济观察报〉创刊时，它的广告就怀着这样一种历史紊乱的矛盾。它的一则广告引述了19世纪一位欧洲学者对于报纸的评价，以此来作为自己的广告，广告词大概是这样的：看看报纸吧，现在的报纸值得一读。如果去掉报头的时间，这样的广告词应是民国时的中国报纸广告。
当《经济观察报》至今仍然以每周一期的速度发行时，互联网已经做到以分钟为单位来传播信息。时间上的错乱，是中国在2000年前后创办的一批报纸在补内容功课，但作为媒介的报纸来说，这样的口号已经是神经错乱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插曲，除却政治与社会因素外，就像电影〈再见列宁〉一样，柏林墙早已倒塌时，病中的母亲还在梦想着无产纯粹价值观的到来。
汤因比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中对于媒介这一领域的无意但深刻的介入，实在让人感到吃惊。他在定义信息与社会的关系时，曾经用到了“速度”这个词语，他说，加速度这一问题将物质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这一论述在报纸出现的时代，就像本文中不断提及的蒸汽机速度一样，使报纸在大规模传播信息的同时，打碎了一个传统社会。
历史学家们会将工业革命前后社会变化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作为社会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者，“润物细无声”，报纸用加快的速度，把形形色色的社会丑闻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层出不穷的风化败落的消息，密集地放在一张纸；，把财富激起的各种欲望故事放在一张纸上；把社会最阴暗的一面搜集出来，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村落以外的世界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挑战〈圣经〉价值观的新社会思想放在一张纸上；把挑战农业社会伦理与秩序的事件放在一张纸上。这样的信息快速运转的时候，可能每隔几个月就能使所有的新闻传播于国民而再重新刷新一遍。
100多年前，凭借报纸，社会信息这样的密集传播使以年为生产周期、以村落为生产区域、以宗族为生产群体的农业社会无法承受。100多年前，凭借报纸，社会信息的这样的挑衅性的洪流，使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也一点一点地打碎。即使它迟滞在非洲的传播，也使一个部落受到了信息的残酷冼劫而开始渐渐地非部落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制度框架建立在对整现实—-宇宙和社会—–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无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它对应的是一套价值观，幸福与享受、正义与忠诚、责任与义务。在报纸的大规模扫荡到来前，康斯坦察画作中的农业社会，是英国乡村的最后一缕炊烟。在他的作品串，缕缕出现的庄严的教堂、晚归的农人、宁静的家庭，在那样一个时代面对报纸时，都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同样的反证路径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还有一个群体是以报纸作为大众媒体来接受生活的，这样的社会解构的管程度还不够彻底，比如北朝鲜和一些封闭的国家。如果还有一些群体以报纸为大众媒体来接受信息时，他们一定不是新媒体的使用者，比如老年人群体。这样的人群终究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祖母一样，成为历史，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
传统社会的根基在与文化天国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的根基在于现实生产的合法性。受到信息重创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系统。在报纸的打击下：慢速的神话传说消失了，所有人的群体自白不敬鬼神了，上帝世俗化了。套用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口号，办报叫做“开启民智”。
从文化上说，仅仅依靠报纸，让人们走出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很难。但报纸附着在蒸汽机上时，它对于蒸汽机服务的生产方式的巨大信息支撑，使得工业发展的速度不断冲击自身能够达到的极限。这样两重的联合打击下，传统社会慢慢地成为碎片。
作为大众媒体，报纸的这种伟大的传播特征，就像今天人们惊讶于互联网一样，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每一个社会结构中，报纸的传播行为震撼了知识界与统治层。报纸以一种“马赛克”组合式的方式每日传播新闻，保持了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整体性，麦克卢汉用这样的一次信息革命式空谈去解释，报纸如何使埃及这样一个部落制社会得以团结为一个整体，同样，它如何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海上国家，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更边远的中东、近东与远东。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报纸能够每日干预生活”，也是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时代作出的结论。
那时的报纸，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使蒸汽机轮子与纸张完全匹配，使一个王国缩小，使一个村落扩大，使一个无知的人博学，使一个博学的人无知。借助新闻，蒸汽机车将社会大宗物资的传播首次变成了信息传播，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的加速度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它一旦超过了农业社会的心理接受速度时，就会成为严重的破坏力量，这正是汤因比的名言，为什么信息加速度时就会使物质问题变成道德问题。
媒介学者在研究100多年前报纸作为大众媒介的黄金年代时，都强调，中央集权国家的维持与报纸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分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连续性提供新闻。这在步行速度时代与封闭的环境中，是一件惊人的事情。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这本书中，用群体独白来形容报纸在密集传播信息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感觉。
不同的消息拼在一起就像群体在说话一样。这样的传播方式今天仍然是报纸的武器之一，书就不是这样，书是个人独白。作为类型的划分，报纸对应着工业社会，书对应着农业社会。
今天回头去看，工业革命前后的整个欧洲的传统社会，都在报纸与工业机器的作用下，慢慢地碎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方化程度最深的日本。报纸的每日传播、新兴的邮政系统、铁路的蒸汽速度，这是报纸作为大众传媒黄金年代的三个必须条件。
正是从上面的“三点论”看，今天中国报业管理者，如何还不能走出这样的大众传媒迷雾，把报纸当作一个手工化小众媒体去艺术化经营的话，实实在在地已经看错了方向。从这一点上说，报纸要向杂志学习，电视要向电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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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6th, 2008
我是“鸟巢”坚守的支持者。刨去门票与观光收入，北京从“鸟巢”上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鸟巢与天安门一样，将成为这个国家在建筑上的第二象征。
建筑是一种媒体，犹如汽车是一种媒体一样。一个职业人在户外的媒体生活，除了汽车外，还有建筑。他们当然捆绑了并挽救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媒体。私人汽车挽救了广播，地铁挽救了报纸，建筑使江南春这样的人把分众传媒做到了电梯与厕所、食堂与会客室。
建筑本身传达的媒体的“讯息”价值已经是学者们认可的。故宫这样的建筑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走投无路，因此，中国式建筑也走投无路。再往后，没有谁将这样一种媒体在形式再发扬光大。
北京这样的城市曾经在寻找建筑的媒体性格上，残留着体制内的陈旧自卑。数年前，我在北京宣武区的一个会上，一个范围很小的会。它的一名宣传部长朴素地渴望说：宣武区为什么要修一个传媒大道？我们希望现代的气息也能吹到我们宣武区来。
这样的一种对于建筑的讯息价值的渴望，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管理者们看来，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请注意，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形象指标是：玻璃建筑。对于亚洲的受众来说，读取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是玻璃建筑与摩天大楼。
现代化与西化有时候可以划上等号，尤其在受众的意识中。这使得日本人把玻璃建筑当作第二次明治维新的标识，并因此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线。东京是一个玻璃建筑与明亮颜色装点的城市，这样的外形，像服装一样，传递经久不息的社会符号，这是建设的媒体价值。
同样，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玻璃、钢材与明亮的颜色组合下的建筑，成为大众文化的指定建筑似的。的确，它与橱窗、户外广告、流行音乐一样，是大众文化重要的媒体传播阵地。每一个中国的地方城市，都喜欢把这样的建筑形容为他们的现代生活象征。
在一个人为组织起来的行政中心里，我是说这样的城市本来就是一个行政中心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城市，比如石家庄、兰州、郑州这样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的地方。称为现代的建筑是透明的和闪耀着光线的东西。
所谓现代建筑这样一种浑身是工业味道的东西，就像一个城市里年轻人的大麻。
它的一个潜在逻辑是：所谓的现代建筑是对于压抑生活的一种反叛与消解。这与1993年之后，上海滩上的老房子突然身价百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人只是向东看到外滩的云彩在摩天大楼的顶端，这样一个名为现代图景的东西。而饮用咖啡与银行家的生活，在一个欧美游客看来应当是外滩发生的事情。
2007年月国庆节前，我在上海虹口区的一间酒店里看电视，名为第一财经的频道里不断放出的是江南丝竹的音乐与浦东的楼群。这正是多数上海人理解的现代化。
有趣的是现代建筑也像戏剧、电影、摇滚乐、先锋美术一样，媒体化工关怀着这个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如果需要反证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在一个中国古典式的建筑里总是要喝茶，而在一个玻璃楼里面，咖啡店是小资们的喜欢的去处。
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力图走玻璃式的政治与经济，以此来打碎压抑的体制内政治空气。新式建筑在媒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满足了人们的诉求。
最明显的确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北京东二环的一个接一个国有企业大楼，都是形形色色的玻璃建筑。依靠明亮的窗户与简洁的造型，这样的媒介就像房间中的画作一样，给主人一个永恒的心理校正。玻璃楼是这样一种诉求，它使垄断企业的员工更多地获取与对面的MICROSOFT办公室一样的工作幻觉。
虽然在这样的玻璃建筑中，他们仍然用电脑打出文字签字，以印刷的思维方式工作与办公，但他们充满了对于明亮的现代生活的诉求。作为媒介，建筑在这里消解了作为一个垄断国有企业的很多意义。
玻璃建筑支撑了大众文化在一个城市的地位。明亮的光线消解了严肃的意义，透明的空间减去了阴谋的色彩，变形的设计打碎了板正的体制内规矩。这使得人民大会堂旁的中国大剧院与英国苏格兰的议会一样，自身的空间构造与外形，已经表态说，要对周边的传统建筑作一次反覆。
法国的保守主义者只是最近才咬着牙接受了中国建筑师贝聿铭对卢浮宫入口的金字塔式设计，就像中国的老革命家咬着牙接受了法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的这个红旗下的“蛋”。这就是媒体的解构价值，它与传统对峙的时候，完全换上了大众文化的全套语言，娱乐、简单、开心、自我、浅薄…………当然，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这都是褒义词。
鸟蛋与鸟巢，北京的新“二鸟”，作为媒介之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就像一部电视机之于一个家庭主妇的意义。反驳者会说：电视有电视节目而成为媒体去影响这个社会，新建筑凭伯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凭的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造型每天对一个观赏者的心理刺激。这就是媒介的“讯息”意义。
过去的奥运会是运动员的奥运会，现代的奥运会不是运动的员的奥运会，是观众与记者的奥运会。全世界几万台摄像机对准北京的鸟巢拍摄时，这座建筑获取的收益就仿佛把时间打包压缩了一样，使它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走完了一般来说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品牌与价值积累。这只是鸟巢的第一个收获。
我读过的最新奥运报道中，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欧洲记者，他们总是以这样的口径表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小心地准备着他们的这届奥运会。这样一个保守的斯大林式的政权，开始向世界招手。鸟巢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它将成为中国的新符号。这与古老的紫禁城在一条线上的建筑，将迎来全世界的观众。
在这样的《纽约时报》式新闻语境中，鸟巢就像毕加索一样挑战传统美术。
从媒体意义上说，北京的奥运会最终将在未来几十年的历史风雨中越来越淡出人们的意义，最终留下的象征符号可能只有一个鸟巢。在一个电子信息传播的世界里，在一个大众文化已经决定性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中，媒体的形式比内容似乎更加重要。一个人也好，一个建筑也好，最终留给别人的是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符号而不是其他。
名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名人，而并不是什么。大众媒体使名人在为人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有趣的思想生成非常像1930年代德国人认为生理上的种族优越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观，而在1830年，英国人认为经济名利是社会的终极动力，也像1730年，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认为科学的哲学观是人的终极价值观一样。
书造就了1730年的认识，报纸造就了1830年的认识，收音机造就了1930年的认识，互联网造就了我们今天对于名人、名星、名流的认识。建筑也没有逃掉我们在这样一个价值观下面去论述它。在电视与互联网这样媒介之一下，对于建筑这样的传统媒介的需要，就像对于相声这样传统的艺术形式需要一样，越来越多起来了。欣赏建筑是畅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最重要的是，信息的高速传播越来越使每一个物体呈现密集的信息分布状态，大家最终比拼的是谁的能量衰减的更慢。这样看来，鸟巢作为一种媒介，它的信息能量几乎是核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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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4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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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两周前的一次暴跌，归罪于平安保险的1600亿元人民币再融资计划。A股高涨的人气同时用打下跌停警告了浦发银行与中国联通。
从心理预期上说，两会过后，调整长达近5个月的中国A股，需要在奥运会前开始它期望已久的大反弹。本栏目在春节之前，已经用“战略建仓”这样的词语提醒读者。我从来不看技术图形，但判断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生变，中国没有拒绝全球化，中国将用实际行动纪念改革30周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
因此，平安这样的公司，虽然不知趣地给A股的投资者焦虑的上升预期制造了障碍，遇到了一片喊打声。可是，平安现在掌控的海外并购时机，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时机。
次贷危机是全球化送给中国的圣诞大礼，这样一个礼物在复活节到来前，充满了历史性的诱惑。此前，平安已经参股了欧洲的富通集团这样一家金融机构，但平安仍然有一批战略参股的机会。在目前的当口，平安的再融资约为2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全部用于海外收购，在美国和欧洲都可以拿到三四个好的收购标的。
美国最近暗示的降息信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神话有可能走向衰退，一批小银行可能要濒于破产，当然这些并不是平安战略收购的标的。
一个引人关注的消息是，美国保险巨头AIG最近的巨额亏损。它在2007年第四季度亏损了52.9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旗下公司为抵押贷款债券在提供信用保护时所背负的巨大损失。这一消息使AIG的股票价格下跌了11.7%，也是1987年美国股灾以来的最大一次下跌。
如果像AIG这样的世界保险巨头或银行进入平安的战备参股视野，无论就商业利益还是中国金融业在第一时间参与全球协商的话语机会来说，都是百年难遇的。
过去的几个月里，作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在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后，已经引起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力量的警惕，即使在欧美金融界一片风声鹤唳之时，保守力量给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依然贴上了一个质疑的标签。
这就是全球化，它的另一个解释是：在核心资本领域，金融业的全球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欧美化。对于中投公司的妖魔化评论在圣诞节后已经发起：中投公司被看作暴富的国家所做的充满敌意的不投明投机。早些时候，在收购黑石公司时前后，就没有有遇到这样的声音，原因之一也可能是因为投资黑石公司已经亏损了将近一半。
同样是主权财富基金，阿布达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新加坡淡马锡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在没有偏见的商业气氛中，做出了几起漂亮的收购。甚至有新闻说，新加坡的国民今年人均分红2000元，这是一个国家从全球资本市场上吃到的红利。
就国内的几大金融机构来说，平安是比较有国际眼光的。虽然它目前的公司股权结构引起了中国国内同样是保守主义力量的攻击，但平安保险的业绩证明，这家公司有比较好的治理结构，同样，它的管理层也更富有企业家精神这一熊彼特推崇的经济发展动力。
在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受到警惕时，把投资者换成中铝与平安这样纯商业对象，在欧美的金融市场上去抄底，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此前，中铝策略性联合自己的股东美国铝业，在伦敦交易所迅速吃进矿业巨头力拓的约10%的股份，让欧美金融界人士屏住了呼息但无话可说。
作为一家金融混业机构的中国平安，在欧美能拿下一两个战略对手的参股权，不光取得了一个波段性收益。战略收购的外延更大：能有一起阅读全球商业内部信息的权利、能够消除被敌视的眼光、能够引进国际金融人才、能够摘掉对于中国公司意识形态的偏见。当然，平安的收购也能为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减轻压力。
美国不顾最害怕的通货膨胀，最近再次暗示降息。看来，他们需要在国家经济安全与全球竞争导权的双重语境下，来抢救美国的经济。对于次贷危机的评估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对于它的重视却是一个政治问题。高盛和多家国际机构的预测是，美国经济将来今年下半年的晚些时候得以恢复。
这样的判断，能给出平安海外战略收购的有效时间表也只有半年多。
和讯网首席分析师文国庆判断，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给恶意圈钱的公司发出了警告，但是，对于平安的融资可能会放行，最妥协的办法是延迟至到今年夏天。
对于平安再融资的放行不是用政治眼光去阅读的。平安也好、中投也好、中国铝业也好，最近的战略参股，实际上都对国有企业的中国管理阶层提出了一个长远的题目：中国需要把全球游戏规则引入经济管理中来。其潜在意义是，政治治理的科学化与全球化，这恐怕是一次战略收购永远也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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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2nd, 2008
1980年代时，文学还是社会的思想暗号。
1990年代时，文学是社会的情感暗号。
2000年代时，文学是一个群体的生理暗号。
这样以十年为周期的分法，是不合理的。一个社会肌体的发育，往往以一代人的细胞式死亡作为退出历史的记号为基础的，但这样一个肌体的发育被制度的传承作为惯性的残留要对冲掉一些活力。这使得大众文学的界限分法十分混乱。
1993年时，《废都》就是以一部“黄书”的身份出现的。但我坚信，贾平娃与路遥无法超越他们的时代性和地域性。1993年，邓小平南巡时，所有制的转变对于社会结构留下了潜意识式的改变，今天仍然在继续。哈贝马斯在解析五六十年代的欧美社会转变时，已经深深地洞见到了这一点。
在一个大众社会渐渐取代将要散架的“传统社会”时，经济制度上的所有制，把自己从一种政治性降低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60周年的论文中，这一概括可以关怀今天来讨论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在1990-2000年代，在中国变化的一些小小的遗迹。
《废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文化，面对所有制的一夜转变，所做出的内分泌失调式的表现。感谢艺术家，用他们潜意式的触觉，提前感知到了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的解构在中国悄悄的发生。
《废都》就像一个物种的即将消失，预知气候带的历史性转移。至少，关于毛式的混合着社会主义与传统农业社文明，在中国慢慢地散架，慢慢地失去合法性，慢慢地进入转型的浮躁，慢慢地进入焦虑的年代。
1993年这一年，陕西作家群，为他们代表的古典式黄土地文化作完了晚祷，他们负着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在面对所有制的变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式，几乎倒塌。
1993年这一年，卫慧可能是一个中学生，郭敬民也只是一个中学生，王朔已经度过了他的创造高潮期。
虽然无法获得一个有效的测量模型，去量化地计算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化程度高低。如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以100为标准值，贾平娃50，王朔是70，郭敬民是90。分值越高，受广义媒体与现代社会符号系统的影响越深，越深入大众文化。
作为社会暗号的1980年代的文学与代表的作家，在大众文化面前，不能转型就全部退出历史。纯文学杂志在1993年前后几乎快要死亡。就像东北的纺织企业这一年风雨飘摇，而江渐的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作为社会暗号的纯文学退出了历史，它是被电视与报纸联合打击下而出现了暂时性休克。
那时的纯文学必须放弃自已以精英面目的出现。《十月》与《收获》后来只是在中国行政区划中县一级读者里还残留着一些影子。一目了然，它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育状态与群体。
今天，再寻找百万发行量的《收获》与《十月》是永远奢侈的时间，但绝不是悲哀的事情。大众媒体在1990年代末已经有效地接受了纯文学刊物的思想阵地，初步经营中国的大众文化。肥皂剧，无论来自港台还是本地自产，以图像的方式越过文字，真正进入了大众生活。
毛泽东笔下的那个为人民服务，是电视首先帮助实现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不可估量的。1980年代初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中，东京的高楼、巴黎的生活、高铁、时尚的中学生、圣诞节的庆祝、关东平原的电气化发展、博爱、人道主义、流行……这样一个密集的信号群体，经过小小的黑白小电视，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的种子。
在一个准备开放的系统中，这些信号民的刺激可以寻找到社会的出口；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迟早会以革命的方式，迎来新的大众文化。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在1980年代引进的美国肥皂剧《达拉斯》，在这些衣衫破旧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国里，即使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村孩子都有自己的粉丝。1990年前后，齐奥塞斯库被造反推翻并处以死刑。
那时，罗马尼亚的年轻人不但看《达拉斯》，也听披头士。电视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埋葬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
今天，80后这样的亚文群，是大众文化高潮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媒体治下的碎片文化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出现，这是传统社会解构的一个小小纪念。
郭敬民的《岛》有20万的发行量，每一个省级作协的纯文学刊物超过5万的请举手？在它的粉丝中，这是严肃的文学。这是亚文化群体中，关于艺术的合法化规则。他们的父母还会布置他们去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或者去读鲁迅的杂文吗？真是岂有此理。
媒体治下的大众社会，在年轻人这样的承载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中对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担忧，也是精英对于大众文化的担忧，都是岂有此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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