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三月, 2008
星期一, 三月 31st, 2008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此次，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台湾股市大升4%。对于那样一个低迷的市场来说，已经是久违的亮丽了。亚洲的重要媒体最近都有文章分析，这个曾经的亚洲“四小龙”正在谋划“后四小龙”时代重新找寻自己的全球化定位。
确实，台湾经济与全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叙述话题，已经落在新领导人马英九“拼经济”的施政理念中。算起来，台湾经济在亚洲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失落，已经快十年了。1990年代，对于日本经济是失去的十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经济也同样进入了失落的年代。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日本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失落，真正的原因都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政治制度的安排。
日本股市在1989年的崩盘不是操作战略上的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打压：强迫日元升值、强迫日元自由兑换、强迫日本启动超出国力的刺激内需，这样一种心情复杂的经济博弈，难道不是一个“二战”胜利国与一个失败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吗？今天回头看，日本实际上是接受了来自外部的国际政治制度安排。
日本经济起飞后，将接力棒传给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飞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画上了句号后，接力棒交给了亚洲大龙——中国大陆。金融危机是“四小龙”们不可掌控的外力因素，除此之外，大家面临着一样的发展前景。今天回头看，“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台湾曾经由增长率第一已经落到了增长率倒数第一，这其中，台湾内部的政治制度安排出了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台湾经济升级换代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对于台湾的“拼经济”持有一定的悲观态度。如果这只是一个经济表述而不是一个政治表述，”拼经济“的理念仍然是一纸空文。
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时代，全球化概念在在亚洲的推广比1970-1980年代更为彻底。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岸外流动、商品岸外生产、服务岸外执行，中国与印度很早就抓住这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大陆，凭借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没有动摇过的哲学理念与制度安排，成为全球化机遇利用的一个样板。
今天，对于“后四小龙”时代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中国大陆是他们布局自己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韩国曾经从日本、欧美外包了庞大的重工业制造与电子产业制造，今天，这个国家牢牢吸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商业磁铁上。不久前，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韩国影星张娜拉和她的父亲在那里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工作室。在韩国，艺人与普通人一样，学习汉语成风，就是一个能够证明结论的另类经济信号。在确定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参数时，新加坡在2004年时已经战略上将中国与印度看成全球经济的两架发动机，新加坡淡马锡在中国一系列大手笔的投资能够看出这个国家同样在做着后“四小龙”时代的新战略升级。中国香港，仅仅因为CEPA（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与贸易协议），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6%-7%。
因此，台湾未来的“拼经济”已经失去了当年“四小龙”时的亚洲与全球经济语境。全球和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在迁往中国大陆的华南、华东、中南乃至西部。全球和东亚的服务与IT产业，也正在向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的大连这样的地方快速迁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把亚太总部从台北、香港、新加坡这样城市移到上海与北京；中国制造优势的规模效应，已经不再是1980年的低端制造业了，而是电子产业、信息产业、重工业、精密工业等。
全球化的加速度在10年内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构造与地域分工。随着IT产业提供的信息路径在加宽加快，这样的构造过程已经越来越短了。
两年前，我在台北的一第报纸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这样写着：如果在此安家，从台北到上海虹桥只需40分钟。这样的叙述是资本对于制度的渴望。是的，“三通”这样一纸本来是物流与交通业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将台北与上海的时间成本降低80%以上。过去几十年，这笔时间是台湾经济追赶的致命障碍。
最近的英国《金融时报》有多篇文章研究台湾的“拼经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核心一点没有提起，这就是台湾过去的十年的经济折损是因为失败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样，未来十年拼经济，以祖国大陆为经济参数的经济课战略，同样需要政治制度的勇敢安排。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获胜，确实消除了一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外在威胁因素，但接下来的的“拼经济”最大的参数仍然将落在祖国大陆，无论是“三通”、金融开放、旅游开放、农业开放、信息提升、亚太营运中心这种种的经济选项没有一项不是与中国大陆这一参数密切相关的。不知那些研究两岸经济的投行分析员，有没有把政治制度安排的成本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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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30th, 2008
1998年，《北京晨报》创刊的时候，建立起了自己一千多人的发行队伍。更早的时候，《北京青年报》也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发行队伍。前者叫“小黄帽”，后者叫“小红帽”。在北京、上海这、深圳、广州、成都这样的城市里，1990年代末出现的的都市报浪潮，是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最后的绝唱。
报纸自己建立起发行队伍，是对于邮政的慢速信息运动不能忍受的抗议。其实，在199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里，邮政一直以这样的速度传递信息，只是现在，大家已经出现了面对信息传播速度而产生的焦虑之情。这就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不断提起的“印刷速度”。
报纸自己越过邮政系统，自己建立一个发行队伍，是想在传统的印刷速度前抢出一个时间差，那怕是一个小时。这样焦虑的心情，已经预示着这世界上有更快的文字信息巨量传递在排山倒海般酝酿。在1998前后，当互联网在中国的大城市人群中已经出现时，这对于报纸是一则讣闻。
报纸一旦想超越邮政的蒸汽机信息传播速度时，一定是有一个电信速度的新媒介在出生。印刷的文字通过1与0，这两个数字的编码，经过电信网络传播时，印刷时代骤然结束了。反抗者是堂吉诃德式的，也是西绪福斯式的。
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给报纸判处死刑。但它给仍然抱定自己是大众媒体的报纸判定了死刑。从那时开始，当互联网的文字页面出现时，报纸进入小众传播时代，它需要手工化制造更精致的内容，通过邮政的蒸汽慢速运动，开始自己的艺术化生产之路，而不是与互联网赛跑。
在人类的每一次介质革命时，那些企图以内容来论证自己合法性的旧媒介都以失败而告终。报纸即使加快了与时间的赛跑，那也是苛求一匹马跑出火车的速度。倒过去讲，只有在没有比邮政更快的印刷信息工具出现前，报纸仍然是大众媒体。这样的时代从1990年代末正式宣告结束。
成国邮政联盟每年会举办一次全球征文，让孩子们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他们与邮政的故事。这样把广告做成文化方式的举动，现在只有那些更小的孩子才有兴趣。整天泡在QQ上的孩子们眼里，邮政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时间过去式了。
邮政的速度就是报纸的速度，报纸的速度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速度。社会学者们没有料到印刷文字的传播速度确定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节奏。同样一个节奏在传递印刷信息时，在19世纪初表现出的是震撼性的快，到了20世纪末，表现的的是令人震撼的慢。
2002年时，在北京东单的最大的一个邮政营业厅中，一名中学生获得了万国邮联的写作奖。这样的一个颁奖已经变成了一种陈旧的官僚行为：写作者已经进入单纯无知地编造了他与邮政的美好故事的处境中；颁奖者也是焦头料额地面对着邮政这样一个行业最后的衰败。那时，在北京朝阳门的钱柜KTV包厢里，像邮政一样慢速的《草原之夜》成为很多年轻人怀旧翻唱的最爱之一，一句歌词中这样唱道“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怀旧的翻唱是对于邮政的印刷速度的纪念。人类在19世纪的开始的以蒸汽机为基础的邮政传播时代快要结束了。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报纸与邮政的蜜月年代过去了。只是，在日本与英国这样最受益于邮政与蒸汽机的国度里，邮政的影子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工业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工厂与工人，一张是邮政与报纸。
对于研究工业革命史的人来说，这样的分类着实有一些可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历史离观察者太近了，以至于根本看不清它的脸。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本小书里面提出，英国之所以是工业革命的先锋是因为英国首先出现了一个比当时的工业强国荷兰更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为制造业的英国化、欧洲化、远东化乃到将来的全球化准备了基础。
以蒸汽机技术为速度基础的邮政，则是人类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信息与知识爆炸的领导者。它将报纸这样一个最先进的信息传播工具，通过轮子运载到了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传播方式，即使在1960-19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合法化存在并依然是主流的传播方式。
邮政的蒸汽速度，可以允许思考的信息的时间以天为单位。这样的速度保证了精英编辑思想仍然可以驾驭这样一种信息载体。20世纪是编辑的时代，麦克卢汉做出这样的预测时，时间只是1964年，报纸仍然如日中天。但是，那时，电视已经出现了，电视虽然没有文字，但它用图像正在织纺一个精英无法想像的以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
在大众文化形成的强势时期之前，报纸依靠邮政的慢速传播，仍然用精英思想在统治的所有的读者。它的开启民智的理念，是后来电视与互联网都没有享受过的资格。《泰晤士报》的成长史上告诉研究者，这是一家最好的报纸，因为它是英国最好的编辑与专栏作家在经营，它是英国永不停息的思考着的大脑。但是从20世纪开始，这家报纸一直是一张在经济上十分失败的报纸，甚至在1980年代默多克接管了它。
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的精英统治思想，比其他在工业时代邮政不发达的国家更为厉害。虽然互联网的普及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很多日本家庭现在仍然要在家里在订阅一张报纸，以延续他们百年来潜意识里对于文字以及其所代表的精英信息统治的信服。英国的家庭在互联网上阅读了BBC的新闻后，仍然要用一张报纸去佐证一下心理上的信息安全。
这样的受众心理将慢慢消失。一种媒介给使用者带来心理上的依赖是报纸商业模式的基础，时间会否定这样一种商业模式的合法性。
中国人总是不能理解的日本邮政改革快要结束了。日本在第三代手机与光通信时代，将一百年前信息传递网开——-邮政系统开始私有化，那时为国家兴旺而努力工作的人群，要交出他们的公务员身份。即使在日本经济腾飞而成为全球强国后，邮政系统的公务员占日本全国公务员的三分之一。不阅读近代新闻传播史，无法理解日本的邮政与报纸对于这个国家巨大的开化意义。
在英国，皇家邮政罢工在2007年仍然此起彼伏。互联网与邮政在做最后的博弈。那时，也是报纸开始告别邮政的战略转型时期。2006年，《卫报》已经确定了互联网第一的新闻战略；《每日电讯报》的变化几乎是革命式的。大报与小报都在努力向邮政速度说BYEBYE，他们希望这几代人能够通过电信网，重新发现他们。
报纸告别邮政的时候，印刷版的收费报纸与电子版的免费报纸，在经济上互相否定。买印刷版要付费，而阅读电子版却是免费？这样的商业模式的混乱很快就会理清。
作为内容的载体，印刷版的报纸将从手工化的经营中找到它作为小众媒体的商业模式；电子版的报纸将在互联网上重新建立起大众媒体的全新影响力。这是一百多年来，邮政与电信这两种速度对于报纸的全新塑造。它比上帝还要精密，它比上帝还要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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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9th, 2008
1、娱乐政治化的历史趋势
在边缘的,进入了中心;在中心的,游走在边缘。在社会领域，群体的换位往往在学者们看来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样的推手游戏中，谁是制造者？
米亚·法罗只是一名好莱坞女演员。现在，她是达尔富尔问题，这个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最热闹政治问题的漩涡中间的人。作为达尔富尔的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已经成为这个种族屠杀区的道德化身，也是中国政府最难对付的一个人。
米亚·法罗的影响力不是华尔街，是好莱坞，是一切喜欢娱乐（广义上包括体育）的年轻人的心中精神领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米亚·法罗像本·拉登一样，指挥了一场把粉丝与娱乐界力量组织起来的，向传统政治力量发起攻击的团队。
斯皮尔伯格推掉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艺术顾问一职，实在是顶不住好莱坞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广义上，米亚·法罗与斯皮尔伯格都是一个全球性娱乐“阵线”上的战士。请注意，“阵线”这个词语，英语中多翻译成“FRONTIER”。这个词语新近最火爆的使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亚非拉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这样一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队伍，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政治情怀。
冷战结束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全球化已经将这些零零碎碎的马克思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反政府武装解体。今天，他们如果还有存在，类似于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纯属一种1960年代的政治绝响。
切·格瓦拉式的“阵线”式理想情怀，今天已经将火炬传递给了好莱坞。
1930年代的好莱坞，第一次借助电与虚幻的光影时，何曾想到，这会是一个产业；当华尔街介入好莱坞的时候，又何曾想它是一种社会力量；今天，在好莱坞已经成为人类制造自己心中幻觉与梦想的朝圣地时，你何曾想到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种意识形态了。
电视剧《阮玲玉》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一位原本要打算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的女演员，面对情夫将要送它去美国发展的诱惑时，情不自禁地抒情说“啊，好莱坞，能去好莱坞那可是是我一生的梦想”。
多么可怕的谶语。
当几个月前，好莱坞的编剧们开始罢工时，一个经济信号告诉人们，这样的虚拟信息生产，已经成为人类需要面包和水一样的精神必须品。罢工告诉你，好莱坞是一个工厂，好莱坞已经是一个产业，好莱坞的信息生产者正在成为工人，他们将在这样一个行业找到重新阅读马克思的冲动。
在电影重新成为原创的强势媒介的语境下，全世界的精神生产中心中有它的股份时，好莱坞从上到下已经生成了强烈的政治冲动。
1930年代人类第一次接触视频媒介的时候，对于一个遥远的“信息生产基地”还没有产生政治关怀的话，今天，电影卷土重来，在互联网、IPOD、DVD、地下电影院、现代小型新院线等强大的渠道面前，内容为王的电影成为了社会的话语中心，他们制造话题，制造道德议程、制造社会时尚、制造心理流行趋势、制造人的生理包装时尚……
2、好莱坞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在各位媒体的组合式传播中，大众文化将宗教的魔法与仪式传授给了娱乐业（娱乐界、娱乐产业、娱乐时尚）。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强势霸权的确立，正在悄然改变政治结构，解构传统的政治架构的意义。
一个极度高速运行的娱乐产业，其时间周期开始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时，不断需要从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去寻找营养，比如政治与宗教。大众文化崇拜模式，是娱乐的商业模式得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使得米亚·法罗与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人群，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成为新的道德化身。
不要把娱乐业的政治冲动当成一个游戏，它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意识形态。就像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布道时，人们把它们只是当作年轻学生的理想主义，当年轻少女的人体炸弹拉响时，宗教意识形态的意义便得到极大的放大。
倒过头去看：宗教意识形态下的人体炸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革命青年、好莱坞意识形态下的米亚·法罗，他们将用同样一套仪式完成与所有崇拜者的意义共享与展示的过程。除了时间上有前有后外，这三类事件是完完全全的异质同构的模式。
是的，大众媒体及其制造的大众文化，1960年代以来，已经在电视、录音机、手机、电影、IPOD、DVD、在线游戏、互联网视频、电子社区、博客、虚拟世界…………里穿过，演变成一套现代意识形态框架。他们已经确立了商业模式、政治理想、娱乐仪式。在社会学并不发达的中国，这样的现实总是被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念阻挡了研究的道路。
不要对米亚·法罗感到奇怪，商业包装已经不是道德上需要谴责的行为，它和人们的化装一样，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
3、娱乐、政治与宗教的同一模式
看看这些独立的事件，他们是偶然的吗：
冰岛女演员在演出中高喊，TIBET INDEPENDENCE（西藏独立），中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
韩国女歌手在中国演出中大喊：白头山是我们的。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批判声。
香港的歌手在日本领奖时，不忘喊一声：钓鱼岛时我们的。
张惠妹在中国大陆演唱时，展示的台独音乐符号，使自己一度被封杀。
……
1960年，披头士出现的时候，那些听着古典音乐长大的英国社会精英阶层，没有想到，这些来自利物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会连同他们的价值观一同推翻。摇滚音乐的异数，使判逆成为意识形态。电视与录音机十分伟大，在那样一个传播语境下，它努力织起了一张全球传播网，使音乐的流行无缝穿越世界。
列侬们在后期传达的反战思想，已经最早地为娱乐业的政治冲动埋下了伏笔，今天，米亚·法罗与好莱坞演员与NBA球员这样两股力量的汇聚，使今天仍然在用印刷思维、列宁宣传思想行事的中国官员们无法理解的艺人之举。
在一个媒体统治的时候，不管相不相信，每一个镜头照到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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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25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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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大作《工业人的未来》。2006年，这位世界管理大师过逝时，人们盖棺论定他对于美国的贡献时不得不承认，《工业人的未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1942年时的德鲁克只是一个30多岁的奥地利犹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已经成功地预测了整体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走向，这让今天的30多岁的青年学人高山仰止。
德鲁克的功能性社会理论，最伟大的贡献是：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社会建构在当时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社会前瞻思想，实际上已经解释了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社会的建立。同样，在一个移民与西进为背景的美国社会建构中，功能性社会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宝。
那时，从自己的理论中推导出二战走向的德鲁克预测到，纳粹可能会很快吞并欧洲，美国将会参战。他提前几周离开了德国，逃过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宿命的一劫。
在最近才有过的国家与教堂之讨论的中国知识界，一些青年人向传统的社会观发起了小小的挑战。这样的一次论战中，30年改革的总结中，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在中国的出发点，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主体人群上来。
如果现在向你发问:马克思笔下的中国的工人们,他们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看看这样的结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变量。
历史在30年后重观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的伟大裂变。起初只是改革的名义，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些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力一举成为中国华南社会的主体人群。在游戏般不断生长出高楼与新人群的真正城市化运动中，农民工的概念正在进入精英们的话语关怀中，虽然这仍然是一个边缘的讨论。
几年前，我曾经为一张照片而感动，那是一群已经在北京盖完了一座巨型工程的四川农民工，离开这个城市时在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这样的乡村人群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还有一些浪漫的话，2005年冬天，北京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而做出跳楼的准备并不断把“新闻线索”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北京晨报》,已经是一种社会的残酷了。
更多的社会学家们“担心”，用不了几年，长期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将成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时，新的社会问题会出现。
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用经济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社会人的眼光看，无论是华南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重新需要确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
这是中国在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甜头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建立了城市化工业带的华南，你参与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几千万来自内陆的移民完成的，这样壮举堪比美国的西进运动。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的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已经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夫妻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重新建构。
美国的《西北部法》与强力保护的物权，是这样一个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因为一个合法的道德原则，那些离开土地的、背井离乡的公民获取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今天的华南，面对全球化，等待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的开始。
这使我对今年的中国两会格外留意。我仔细听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发言。他们的符号意义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上的“增量民主”哲学观，一个新的合法化的社会群体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格外的新鲜。
德鲁克对比过欧洲与北美建构经济人或工业人的功能性社会的路径。欧洲的教训是，往往在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理念，以至于最后变成极端主义。法国作家马尔扎克小说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失败的例证。中国华南的世界工厂带已经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他们的经济身份认同，如果配之以社会身份的认同与确定，是中国南部在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时，制造另一轮经济飞跃的开始。
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现在有1.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与华南的工厂里，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远去，作为一个城里人和一名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理念作为合法支撑。这种道德理念将来自自食其力的个人产权、来自工业劳动者的尊严、来自中国根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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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24th, 2008
“同一首歌”是一档自己都没敢想要火起来的电视节目，并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之一。作为一种音乐整合销售的产品，销售目标主要是国有企业、边远地区、大型厂矿和一切在中国渴望流行的中小城市。
在一个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里，歌手对付盗版的方式，只有自己带着嗓子去现场演唱，以此来弥补唱片销售的损失。这样一种被动的商业诉求，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就像宗教朝圣一样，转战穿行，把福音带到一个又一个渴望流行商业符号的地方。
我要研究的案例却是中国的“两会”。
当“同一首歌·两支专辑”合法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们面前时，我知道，那些绷起来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在一瞬间突然消解，并在一种几乎麻木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共识性地接受了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一次冲冼。
这样的“政治贡献”，很像齐奥塞斯库在1980年代把美国的明星阵容强大的经典肥皂剧《达拉斯》搬到了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罗马尼亚。《达拉斯》像毒药一样解构了罗马尼亚的专治社会。
政治与宗教一样，都是在一定的媒介限制下制造合法语境的。圆桌会议表达的确是自由讨论的主题，主席台的设置突出的是权威；联合国圆形的安理会议事厅里，用这样一种平等的环形结构消弥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坐次的排序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教堂里阳光明亮的时候，上帝就不会在人们心中如此神圣；国防部如果是现代派建筑那一定是职业化了的军队。
所以，当同一首歌的两支演出开始的时候，委员们坐的是会议桌，半圆形地围坐在平常听讲话的演出台前。这样一个会场的道具主要有：1、荧光棒 2、在头顶晃动荧火棒的动作 3、一齐打拍子 4、献花 5、陶醉并同声歌唱。
这样一套道具与动作，是一个现代大众文化制造娱乐崇拜的全部手法，它与1960年代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挥动的现场游戏规则是一样的。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在制造极端情绪传染的传播语境时，全部的手法是媒体的手法，只是道具不同而已。1930年代的纳粹（军事）、1960年代的红卫兵（政治）、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会（文化），都是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运作的。
两个同时玩这种游戏规则的人在一起时，被动的一方在无意识间已经成为控制方的道具，这对于前者的意义消解
是惊人的。
这一天的晚会上，流行歌手们掌握的符号是：戴复古礼帽的街舞、穿超短裙的女生、弹吉它的民歌手、摇滚化掌演奏的民乐手、穿旗袍的女健盘手、唱中国歌曲的外国音手…… 这些符号对面的观众席上受到反作用的是：上千名两会代表、他们佩戴的红色代表证、军人的着装、穿西装的要员打拍子、军事代表挥荧火棒。
在一个政治充满神秘性的国度里，一场娱乐晚会就可以将白天的全部严肃意义一扫而光。作为会议的点缀，大众文化可以占据一个晚间或一个光线幽暗的环境里，迅速制造另一种语境，并且通过声光电的组合与他们的游戏规则，使被控制者入局并接受他们传递的全部流行符号。这样一个强大信息流的冲冼过程，并不是过去的文艺会演这样的民族艺术表演。
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正音”，在每一个国家国礼式的政治演出中，始终与其终极意义互相匹配。但在一个大众文化极度强大的国家里，“正音”的社会领域处在失语的状态时，大众文化几个回合便已将他们打败。
这一台晚会上有几个曲目：
1、潘长江父女的歌曲《好人好梦》，仍然东北大众娱乐文化。
2、《北京欢迎你》，老外打中国鼓、旗袍女士做健盘手，反串的意义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是流行文化的改造。
3、内蒙古演员的民族乐曲，采取了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的摇滚化改造。藏族阿佳组合《东边的草地上》与张惠妹的山地歌手的现代化改选一样。
电视晚会这样的大众媒介开进两会，使娱乐与政治这两个曾经互不相干的领域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并互相吸引其中的传播符号与意义元素。如果双方不是对等的，这是一种温水里煮青蛙的危险游戏，被游戏方操控的参与者以“输势”为最终代价。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纳粹在1930年代，曾经将种族理论与宣传理论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做成了德国上下的意识形态；红卫兵年代将毛泽东的歌曲从意识形态里艺术化；在同一首歌的会场里，穿军装的代表为跳街舞的时尚青年鼓掌的时候，同等交换的共识最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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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2nd, 2008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1998年的2月，旧历新年前的一期《南方周末》的头版，是广州火车站的归家的民工潮的照片，一名纯朴的打工妹，回眸的特写中，是对于美好前程的淡淡焦虑。编辑给这张照片加上的标题是《回家吧，回家吧，带着欢乐带着爱》。
那时，中国华南头上的“世界工厂”的名号还没有叫开。
珠三角仍然是全球化经济神话的一个优秀样本，这里有着原始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混合的热烈味道，在西方的政治观察家与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枝独秀，堪称全球经济奇迹。
那时，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华南的连绵几千工里的工业生产带上，以一种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规律，建造自己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致富梦想。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珠三角是中国便宜劳动力与私营经济优美组合而成的全球化生产模式。
不过，现在，这样的生产模式确实受到了来自合约理论方面的一个挑战。新的〈劳动合同法〉，是过去几个月里，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最担心的一个经济参数。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经济学界，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部法律。
作为一部已经开始执行的法律，把它与中国的全球化角色强烈地拉在一起，甚至连〈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珠三角实在是一个混合着先进与落后、秩序与混乱的一个热闹的地方，我现在每天早晨处理的上百个垃圾邮件几乎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基本分三类：最大类是倒卖税收发票，第二类是企业培训，第三类是新《劳动合同法》讲解与对策。
尤其是第三条，以如此海量的方式成为垃圾邮件，可见，它对于华南的全球工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今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的造纸大王张茵，作为政协委员提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于整体珠三角工厂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很多工厂因为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被迫迁到越南、印尼、泰国、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她建议国家关注这一法律的后续影响力。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已经被唾沫淹没。
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投票法，在现实中正在深深地改变学者与立法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不管怎么说，华南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讲，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过去的二十多年，以华南的出品产品、民营企业、农民工等为符号的这样一个世界工厂的轰轰烈烈的故事，是中国从全球化分工中受益的经典案例，其中的核心哲学思想：实用与实践为导向的方法论。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最近十分郁闷，这位因为合约理论（合同理论）而驰名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最近一口气写了9篇文章，警示经济学界与立法界直面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张五常认为，华南的很多小工厂将因此关门，或者迁移到东南亚与印度去。华南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如果因为合约条件的强制性改变，华南的工厂将不会再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开发劳动力，把他们变为成熟的产业工人，完成中国城市运动的这一世纪运动。
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导致毛利率下降，劳动力雇佣的条件强制改变，就会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全球化生产中，这是华南今天遇到的困境和担心。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合约组织，合约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保证。如果合约增加了市场成本，华南的经济神话就会成为神话的绝唱。
这样的担心曾经是日本与韩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真实心境，但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有呈梯级的东部、中部、西部劳动力结构。在经济制度没有变数的语境下，这样一个有序的劳动力补充运动，可以将华南的世界工厂神话再延续二三十年。
过去的六七年里，全球商品牛市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给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个翻身的机会。同时，一轮股票牛市。重估了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后，在一个蓝筹的名义下，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考量指标，现在没有人再提了。这就是三年前，学者们已经担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因为这样一个参数的干扰，华南世界工厂的制度优势光芒不在。
把国有企业式的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现在，如果再重新回到那样一条道路上去，劳动力合约的改变将使中国东南几千公里海岸线边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效率，这确实是华南故事与中国经济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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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18th, 2008
每天早晨，THE FIRST CONNECTION这条线，从BEDFORD、HARPENDEN一路接上职业人群，向伦敦走去。这样一条像北京城铁的火车，早高峰时，也会有很多人站着。
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安安静静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报纸的阅读中：穿阿玛尼西装的印度人，如果是从HARPPENDEN出发的话，会拿一第橙色新闻纸的《金融时报》或者一张《卫报》看，老一点的家伙，吃力地翻阅一张《每日电讯报》。脸上长着粉刺的年轻人或刺青的东欧裔女人，手捧一张免费的《METRO》，在花花绿绿中寻找八卦以及与政治无关的东西。
英国的这样一趟火车，就像在西欧其他地方一样，100多年来，已经用阅读装点一节安静的车厢。在南英格兰地区，列车越是安静的地方，就是报纸销售量最大的地方，比如肯特郡，这里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要比利物浦和曼城这样的地方多出不少。
我在上一章写道：报纸是蒸汽机速度的社会中产生的大众媒体。这一章的主题是报纸是口语文化的埋葬者。这样两个大胆的学术假设，肯定会遇到多少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仍然以印刷速度生活的大学校园里。
麦克卢汉、伊尼斯这样的传播学研究大师，都是上个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受益者。他们在扩展大众传播学这一有趣的学问时，都从人类学研究中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样的人还包括汤因比、柏格森等等。不论是以国家作为样本，还是以部落作为样本，报纸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它把写在纸上的信息，以工业速度向所有的地方传送，并一举打碎了口语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传播方式。
信息写在纸上时，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分离活动，它将表达的东西与人的身体分开，以一种宁静的更理智的方式推送出去。这样一种伟大的转变，在半个世纪中就会将几代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完全的改造。“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了一咱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超脱的状态。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体—论人体的延伸》中这样为书面语和口语给出有趣的解释。
如果用老式的语言去叙述：西方的近代化成功，在于把他们的价值观有效地建立在了书面文字上。仔细地想一下，在一个口头语文化中，每一个人在传播和接受社会信息时候，都要把情绪与情感捆绑在语言中，这使得“耳提面命”的听觉文化一直牢牢地占领着人们的传播观。文字化的传播是一种视觉取代了听觉的传播，使传播者可以过滤掉情感与情绪的东西，直接抽取有价值的东西去解读。
虽然这样的叙述扯得有一些远，但是在判定报纸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的合法性与价值上，是不能缺少的环节。
从国家上说，西欧的读写文化比东欧要高，人们用“文明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西欧。在亚洲，日本是读写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学者们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时，只要提起明治维新，就会说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这个近代化实际上是一套书写文化的传播系统，其载体包括报纸（生产的信息）、邮政（渠道）、铁路（渠道的工具）。
推而广之，过去一百多年的社会演进史，从媒体的角度看，是口语社会向文字社会或深或浅进化的一部历史，这样的进程中，报纸是最功不可灭的媒体。报纸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文化中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是接受了口语文化的新知识传播系统。从英国与日本的近代化来看，以报纸为最重要载体，他们都实现了从口语向书面语的过渡。一系列的结果会让人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在亚洲，日本总是被认为最西化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近两百年书面文化运动，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对于当时落后的日本来说，是一次质的转变。1980年代的地理教科书中，对于西欧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地理西欧，一个是经济与文化上的西欧。在后一个分类中，日本是列入西欧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有趣叙述虽然已经成为一段短暂的知识，但它是解读日本近代化、现代化的秘密中，一个重要的文献。前文有述，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加速的信息传播运动。这样一个加速的传播系统中：报纸是内容制造商，邮政是最大的社会信息渠道、铁路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历史学家们会从工业化来解释日本的明治维新，可是，如果按照当时的社会口号，“开启民智”的书面文化建构进程，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这样一套信息体系。如果系统比较明治维新前后的中日洋务运动全部面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中国的全民性书面文化是一个短板，当然也包括没有成功的君主立宪。
日本的近代化信息传播系统，将信息印刷在报纸上大规模传播，给铁路系统反而减轻了压力，虽然那时一个铁路大扩张的时代。因为，报纸上的信息在铁路上运输时，就像这个社会最大宗的物资在上面运输一样。这是报纸及其带来的书面文化，使报纸在日本神圣化与合法化的保证。
尤其有趣的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近代化最典型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英国，而这两个国家确实是全球报业的两个典范。
在欧洲，英国至今仍然是报业未来探索的排头兵，英国有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300多万），也有欧美发行密度最高的严肃报纸群，它的《每日电讯报》在互联网的打击下，仍然有90万的发行量、《泰晤士报》也有60多万的发行量，《金融时报》的发行量现在还在不断上涨。在一个人口只有6000万的国家，报纸的社会渗透力之深，只有日本可以同比。
同样，在近代化的伊始阶段，报纸在英国的地位比今天还要突出。学者们总是追忆说，电视出现的前的时代或者说工业革命的顶峰时代，《泰晤士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每日邮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从当时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在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单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英国人以报纸作为进化自我的载体，越来越深入地建立了自己的阅读文化，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齐有序的组织。维多利亚时代是这个国家最为怀旧的年代，也是最为狂飙的年代，正如上一章所讲，蒸汽速度的信息传播使这个国家告别了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一个时代。
同样，因为一个以报纸为核心为基础的一套社会信息系统的建立，使这个国家在告别农业文明的同时，告别了口语文化。工业革命、君主立宪、报纸社会，这样一个三合一的社会也正是近代的国家形成的三根柱子。工业革命是自由市场的符号、君主立宪是民主政治的符号、报纸社会是思想自由的符号。
报纸的启蒙作用在那时已经完成。这正是近代化的一个重大成果。
日本同理。有趣的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报纸的神圣化近乎于夸张。
今天，创刊于1872年的《每日新闻》、1879年的《朝日新闻》、1874年的《读卖新闻》、1876年的《日本经济新闻》、1877年的《西日本新闻》、1879年的《京都新闻》、1898年的《神户新闻》，基本上都是明治时期在这个岛国文物般保存下来的近代化符号，并一直有效延续至今。同时，它们有效地帮助这个国家完成了书面文化的建立。
比英国还要厉害的是，日本在模仿欧洲的近代化过程中，动作往往更为夸张。作一个类比的话，这就像中国上海在1990年后的开放中，对于欧美与日本东西的接受也十分夸张一样。
比如，很多中国的总编们不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报纸动不动就会有上千万份的发行量，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报纸都是日本的。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地方报纸，在日本动不动就几百万的发行量。在中国，过百万的报纸，不算国家公款订阅的《人民日报》外，有几个还能突破百万级？虽然我们是一个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报业市场。这样的功劳，如果要追溯的话，要把账记到日本明治天皇的头上。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强力推行开启民智的运动中，办报与修铁路是并举的两项媒介化运动。今天，日本受政治价格管制的五种商品中，报纸仍然位列其中，了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报纸只要通过发行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不是让广告商控制报纸。这与英国的报业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百多年来，报纸是国家管控价格的商品，是日本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秘密所在。几乎日本的每一个家庭，早晨都是从读报开始的生活，即使今天电视与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订阅报纸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报纸帮助这个国家在一百年前开始了国民情绪与语言的分离，通过书面词，视觉生活取代了听觉生活，在大规模传递社会信息的同时，将社会训练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序列。
今天，历史学家们研究明治维新，通邮、铁路、办报被看作不同的几项运动，实际上，这三样是一个传播过程中的载体。在报纸建立的书面文化社会中，邮政作为渠道，就像今天的电信运营商作为互联网信息的渠道一样。而过去一百多年来，邮电一直是同一个母体，只是近来再开始分家。
报纸在日本正在完成了作为大众媒体的历史使命，而将之渐渐让位地互联网。这样的转变在英国也悄悄发生。因此，日本的小泉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推行的邮政私有化可以看作是对一百多年来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载体与工具，所做的最后整理。
中国的读者不清楚，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对于英国近代化的模仿有多么夸张。日本今天的公务员中，三分之一的人分布在邮政系统。可见在当时的历史中，邮政在这个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邮政系统让位于电信系统，就是报纸让位于互联网退出大众媒介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这样的一个百年史中，由于报纸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在一个发育的环节中，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社会的确立仍然是不完整的。
一个反证是：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大规模传播史，使书面文化深深地进入到了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英国人的写信就是一个“后遗症”。在一个发达的邮政系统支持下，写信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最重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作为书面文化，它的强势可以在〈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看得到。直到今天，〈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版都是这张报纸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报纸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这使得中国的读者很难理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即使越来越讲究互动的今天，中国的哪能一家报纸又给了读者来信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或次重要的位置呢？没有。还没有这样一张报纸。
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人们主动地接受商业报纸只是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地铁上低头深思的职业人中阅读报纸成为社会时尚只是在1990年代出现。但对于书面文化的渴望也只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那些供职于外国公司与互联网公司的人，现在对于邮件有一种格外的敏感。而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传统机构供职的人，有时好几天才会查一下电子邮件。同样有趣的案例是，在绝大多数人中间，电子邮件确立事情并不是一件可靠的途径，只有补一个电话口头确立，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一些更小的城市里，没有书面文化的社会还可以通过手机的使用来证明。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声音确认。这一点阿拉伯文化更为极端，只有口头的认定才是最合法的。这对于英国与日本人来说，最难以相信。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只是在两天后才报道，欧洲的学者已经对于这样的传播现象习惯了，亚洲的学者可能不解。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中，口语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正式、最合法的。
书面文化的确立，在中国只是小小的开始。2002年前后，中国移动的领导者们发现，短信突然成为年轻人的最受。他们解释为话费的节省是短信爆增的原因。这样一种误解是中国移动通信商为代表的那些愚蠢的老国企们常常犯的错误。
一条短信可以过滤掉通话中的声音、情绪、沟通语境，将口语书面化，是短信最深年轻人喜欢的原因。而在外国公司供职的职员们也发现，短信、邮件与老板的沟通比声音要更为轻松。这样一个自发的分离式社会传播，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这对于解释报纸作为书面文化的核心推动者理论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但也为未来报纸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一系统复杂的参数。
媒体研究学者们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近代化中，报纸这一环节一直是缺失的。在一个没有全面读写的文化中，书信不会成为国民互动工具，我们邮政系统从精神层面上没有像明治维新时代的邮政一样支撑这样一个系统。
亚洲的例子同样有趣。2006年的时候，亚洲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第三代手机网（3G），日本的NTTDOCOMO、KDDI，韩国的SK，中国台湾的中华电信、香港的和黄等公司都已经加设了3G网。
3G网的建设就像一个做了一百年的试验一样，告诉人们，这些地区哪一个近代化完成的是最好的，也就是哪一个地区的书面文化已经完全确立。2006年我在台湾参加了一个3G的国际会议，专家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是，对于3G手机业务的使用，日本人使用最多的是手机电子邮件，香港人次之，台湾人使用最多的是可视通话。
手机电邮是收信的延伸，香港曾经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它的书面文化比日本浅，但比台湾要深。历史在跨过一百多年后，都能看到当年报纸对于这几个社会的影响。虽然台湾的经济在亚洲也很发达，但是从社会发育上说，台湾并不是一个书面文化的社会。
这样一次口语文化的研究，是确立报纸在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中是最合法媒体的一个重要过程。我的结论是：在已经口语化的社会中，报纸作为大众媒体，以纸为介质的传播方式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并正在向小众的传播方向走进，但它可以向互联网做有效的转向。在没有完成书面文化的社会中，报纸的可能要继续去走这样一段路程，但这样的路程将是一个扭曲、复杂而局部的信息运动。中国的报纸创业者们不会再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再互联网的文字与图像传播这样一个更大规模的信息运动已经出现时，中国不会再有英国与日本式的大规模报纸传播历史了。
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它缔造的黄金传播年代有两个要素：铁路与书面文化。前一章我写到了铁路与传播速度；这一章写到了书面文化与书面文字的社会。
从这两个角度看，中国永远不会再有一轮像英国与日本式的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黄金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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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15th, 2008
“你太有才了”，去年春天，这是一个最流行的句子，就像北京满街的靴子一样。
“我要劫个色（音SHE）”，这是更早一年，年轻人开玩笑时喜欢的一句俏皮话。
“那就让大骡子大马歇了吧”，更更早一年时，流行率最高的一句俏皮话。
第一句话出自2007年的《春节晚会》，第二句出自2006年冬天的电影〈天下无贼〉，第三句出葛优主演的电影〈甲方乙方〉。
语言学家们现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互联网上的博客。好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一名专家，我想请他点评一下当下的一些流行语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来自互联网。语言像一粒生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呈现着完全不一样的长势。
物理学上也可以测试出一个新词语创造的速度：在口语的时代，它的传播速度是马的速度；在印刷时代，它的传播速度是火车的速度；在电视与互联网时代，它的速度是以秒为单位的。
新词语传播一旦以加速度运行，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时尚的制造器。这样的时尚指流行语、口头禅，它们既能做到所有人使用，也能做到亚文化群体使用。在中学生里面，它们内部的语言已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与外界隔离。
这个社会的两件外衣（一件是时装，一件是流行语），都是媒体治下社会的新皮肤。反对者可以摆出无数的理由，但是，我称它为社会的两件外衣是因为，它们都是每一个人的广告牌。人们把要表达的信息，图像化地表达在自己的衣服上；或者把它文字化地寄托一个流行语上。
非洲的部落元首，最早知道钟表这个玩意儿后，很多人把它带在身上。把时间带在身上的人，是进入大众生活的第一步，它是一种对于信息与速度的渴求。这非常像1980年代时，中国大街上很多年轻人把录音机提在手上，在自行车一路播放。
自从电视出现后，每一件服装都打上了一个时间的标记，有时他们会叫做“时装”，像米兰与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们艺术化生产的时装，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出售统一的思想口令，统一的符号新约定。这样的口令是图像化的，并且完全不对称地在传播。
流行语的传播比时装更为有趣，这是媒体一手制造的新大众文化形式。在好多人看起来，这样的新词语是俗一点，但俗的东西总是传播速度最快的东西。
这样一个原理还没有被语言研究者发现：媒体在制造流行语的时候，有效的分工令人拍手，传统媒体是原创者，新兴媒体是渠道。戏剧制造新语语的时候，电影是渠道；书制造的原创的时候，报纸是渠道；电视制造原创的时候，互联网是渠道。
新媒体总是旧媒体的渠道，这使得流行语在生产上是手工化的，量小质高；在传播上是大众化的，速度快效果好。每一种新媒体，都会使旧媒体制造的信息，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语境下，定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时，界限已经完全相对。书相对于报纸是精英的，作家认为记者编辑是浅薄的；报纸相对地电视，文字编辑总是认为图像编辑是浅薄的，这样玩笑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电视台相对于互联网视频，已经是精英的制作，视频网站是大众的。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电视台的主持人进入美国社会知识守望精英群体，更早的时候，做电视的人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这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报纸记者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一样。
媒体内容形式从文字向视频的转换中，媒体的传播速度从马速向电速的传播中，旧媒体总是成为新媒体的内容，新媒体总是成为旧媒体的渠道。这样的分工，能保证一个社会在文化的传承与演变中，始终保持一个匀速而不致于断裂。
新媒体比旧媒体更能促成大众文化的发育。在互联网出现十年后，春节晚会突然成为了一个怀旧版，于是互联网成为春节晚会每年最大的营销渠道。新旧两种媒体的杂交，使社会文化的力量突然呈现一种爆发式增长。
通过流行词语系统、通过时装暗号、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手机的接力传播，媒体轻松制造了新的大众文化，并且牢牢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
最有趣的一对矛盾是：娱乐圈的名人总是攻击娱记，这使得他们在道德上似乎很无辜。名人戴上墨镜躲避购买者（大众），是以摘下墨镜追求渠道（记者或媒体）作为结果的。人们总是说，他是一个名人或新闻人物，是因为他在媒体上“合法化”过，这使得一个好好活了几十年的人突然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名人与媒体的关系，就像生产商与渠道的关系，生产商强的时候，生产商是卖方；渠道强的时候，渠道是买方。这样一个过程是谁也不能离开的。
媒体是每一个人的镜子，媒体制造的大众文化也是这个社会的镜子。名人一旦很久没有在媒体上出来，意味着作为名人的他已经死亡。那些从遥远的地方进入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年轻人，如果他在生活中不知道最近流行什么，就像在深夜误掉了末班车。
“自恋”这个词语最早来自于希腊文NARCISSUS，水仙花。一名希腊的王子，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是如此的美丽，为追求美而跳入水中，最后变成了水仙花。水的镜子功能与媒体的镜子功能一样。媒体的极度发达，“自恋”这个词越来越成为人们挂在口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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