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二月, 2008
星期四, 二月 28th, 2008
无论如何,在电脑上写作新闻,然后印在报纸上传播,都是一件轻易想不明白的东西.就像把东西在汽车上拿下后,放在马背上慢慢驮送。
2004年，关于报纸是否死亡了的争论最早发起时并不在欧美的新闻界，而是华尔街。资本先瞻性地预见到了，报纸稳定的收益曲线突然掉头向下。报纸死亡了吗？这样的命题提出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在西方终结了。
蒸汽机将产品以物理速度快速运输的时候，它也将信息以蒸汽机速度传播。在100年前的传播语境中，大规模的传播速度是可以测试出来的，火车有多快，新闻的传播就有多快。那时，区欧洲的西海岸、中国的东南沿海、日本的东海岸，包括全世界每一个靠近海洋的工业起源地，把新闻分布在纸上，用蒸汽机送出去，这一套传播系统，正是100年前和谐的传播环境。
今天对于这样的新闻纸的焦虑，除了华尔街的分析员外，是报纸的从业者自己对于速度的失望。知识传播者的焦虑总是要怪罪于速度之憾。加速度的传播使那些抱着大规模传播的野心然而在速度上又力不从心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那样的工业时代，景象是多么的美妙。一张《泰晤士报》就可以有数百万的发行量，成为一个国家的视觉中心。
确实，现在不得不从速度上重新对于媒介作出划分：报纸是不折不扣的工业革命的符号，并且是工业文明的载体之一。
给出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坐标来观看，下面所有的意象都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工业革命、机械、蒸汽、印刷、报纸、阅读文化、产业工人……这一系列构成的图景在100多年前的欧洲、北美与东亚发达地区，都像一幅图景一样展开。工业革命治下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缔造的工业文明，像一个闭合的系统一样，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和谐图景。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在报纸的信息速度下，分别书写了自己在上上一个世纪末和上个世纪初的历史。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工业人需要创造他们的功能性社会。但最初的这些工业人的塑造则是报纸治下的社会一点一点重塑而成。
今天的英国北部工业区，无论是利物浦还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工业革命的烟囱已经停止了呼吸，马克思笔下那个残酷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重新用艺术、旅游、服务业这样的东西来抚平过去的记忆。但是，150年前的英格兰北部，成为英国的世界工厂时，报纸的传播使它成为一个步调统一的超级大机器。
在英国的伦敦地区，这里是工业革命的指挥中心，它以信息为弹药，以报纸为炮管，打败了封闭的市场，从荷兰手中夺过了欧洲工业与商业的话语权。这样一个指挥中心里，伦敦的舰队街是那个时代感的社会大脑。
甚至在30年前，这里还是报社林立，在工业革命的后期，舰队街的纸和笔改选了这个国家的市场完整性，确定了这个国家的信息传播步伐，确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信息消费方式。那时的舰队街就像今天的华尔街一样，是社会话语权的中心。
今天倒过头去想像报纸的当时的生存语境，就像倒过头去想为什么侏罗纪是恐龙更自由生活的时代一样。20 世纪初前后的那些年代，报纸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媒的身份亮相。它开始悄悄地涵化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社会。报纸信息的传播范围有多远，人的迁徙范围就因此而划定界限。
虽然那时还不是完全的大众社会，但是信息的开放为识字者提供了思考的权力。翻阅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报纸传播史的一个小小缩影的话，下面的叙述总是在证明我们前面讲述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中，蒸汽与报纸的都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体制内精英，发起的洋务运动中，通常的手法是造船开矿通商，办报以启迪民智。
报纸在启迪“民智”时，已经为后来电视开发出大众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埋下了伏笔。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语境下，启迪民智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在一个精英控制下的社会里，它需要制造一个非口语文化的传播。
书籍时代的思想传播开始让位于报纸时代的新闻传播，这是那时一个伟大的转变，它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更核心的表现是传播速度。“书到手的时间总是太晚“，在二十世纪时，阅读者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直到1980年代初仍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1980年代初的纯文学刊物动不动就一百万的发行量，是以书的形式来传递社会信息。
文学批评家们确实不认同传媒研究者的上述观点。但是，青年们在书中寻找到社会信息的渴求，是一种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这样的抽象的表述需要一个比喻才能幻化：在一个封闭的乡村社会里，父母们在太阳落山后就可以早早地休息，孩子们却总是在夜色下迟迟不肯入睡，青年人喜欢在街上或村头行走，这都是捕捉信息的冲动。
20世纪初的社会，报纸是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这就好像在宣告说，新闻编辑取代作家成了这个社会思考的大脑。麦克卢汉在1964年已经发现了这个伟大的转变。在欧洲成熟的文化中，一个EDITOR受到的社会尊重就像1980年代一个作家在中国受到的尊重一样。
社会把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报纸的编辑之后，给他们以极大的社会权利。这种以新闻自由名义获取的权力，这样的权力着实建立在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把关人”来给自己加以勉励。 《泰晤士报》之于英国也好，《大公报》之于中国也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也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也好，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工的语境下，编辑外包了社会思考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报纸是工业时代的符号，那么社论就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符号。编辑用社论终结了作家的评论。中国的民国新闻史中《申报》、《晨报》这样的新闻媒体中，作家的笔政力量在当时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再往后这样的时代便结束了。编辑取代了作家。今天，很少再有中国的作家，像一名编辑一样总是围绕社会热点发表评论，作家在信息传播中已经边缘化。
这种知识的分工是报纸一手促成的。在欧洲，它在一开始，就将一批知识分子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参与知识的社会分工，成为自己的重要传播武器。
100年前的报纸欧美新闻史中，铁路与纸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弟兄；就像100年后，互联网与视频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兄弟一样。铁路帮助报纸在确实欧美社会的早期结构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互联网在今天又帮助图像这样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立下了功劳，信息的快速，使图像的信息载何正在慢慢地超越文字。统计一下你每周看到的图片、图像，换算成时间，就可以算出来，我们今天生活中，什么媒体与内容在统治人的思考。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铁路网，也是一张报纸的渠道网。舰队街的隆隆机器声中，印刷出来的新鲜报纸，通过铁路，在一个小小的岛国，快速分送到坎特伯雷、康沃尔、威尔士，向北送到、曼彻斯特、利物浦、哥拉斯哥，然后向英格兰。在一天的传播时间中，报纸可以在当日实现一次全系统的传播，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它在一天内就能实现一次信息在民众中的大循环。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惊人地仿制了它的这一系统，并且在这样的铁路网上，快速地运输报纸和它所附载的信息。报纸与铁路这样媒体实现在杂交后，对于日本社会改造和英国几乎可以用同样的参数来衡量。
工业革命的扩张的动力就是新闻纸附带的思想与信息的动力。《泰晤士报》在更早的时候，一个头条可以让一个欧洲小国发生一次政治震动，生动地为我们举例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力量与机械硬力量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今天，《纽约时报》的影响力虽然在减小，《时代》杂志的影响力更小，但他们同样，通过飞机的更快传播，为全球政治设置议程。
今天，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互联网治下的社会，如果寻找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报业大佬，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默多克，也是因为20世纪福克斯、福克斯电视、MY SPACE这样的电子媒体而不是《太阳报》、《泰晤士报》而成为大佬的。
但北岩爵士（NORTHERN CLIFF）却是这样一个人。在报纸为大众媒体的统治性时代，北岩因为报纸而成为一个英国历史人物。探索是因为还没有看清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相，北岩在20世纪初对于报业经营与报纸功能的探索
，像一个断层中的化石一样告诉我们，那时，报纸的能量像岩浆一样。北岩就像1980年代初的比尔·盖茨一样，在探索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东西。他一手创造的《每日邮报》至今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并成为英国报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北岩也因为对于报纸传播的先进理念的掌握，使他在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了一个宣传家。拉斯韦尔在写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时，对于北岩的宣传术做过仔细的研究，这样东西今天已经成为了显学。如果对照罗森斯代尔在2003年帮助美国设计“植入式”采访技巧以对付互联网传播的做法，两个人就像两个字母一样，拼写的形式就代表了价值观：北岩代表了报纸时代，罗森斯代尔代表了互联网时代。
今天，面对GOOGLE和 FACEBOOK这样公司，微软的生意都已经不是探索了，何况乎报纸。但1900年代前后的报业就像IBM控制电脑时代人们关于信息的全部想像一样。强大到足以让人敬畏的地步。
北岩的报纸王国对于100年前的英国国民精神涵化，就像比尔·盖茨参与贡献的电脑与软件使用对于美国国民的涵化一样，都是有特定历史时斯的特征的。而这两个人物所代表的媒介，却已经相隔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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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二月 27th, 2008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先生,您来一杯什么?”
“奥,一杯玛歌红会更妙”。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一间上好的酒吧里，在法国巴黎或英国伦敦什么地方，这样的对白常常是艺术家点缀在电影作品里的习惯性套路。
玛歌红是法国南部葡萄酒庄出品的上好法国酒。请不要认为它是一种农产品。下面的三个东西可以划等号：意大利北部手工作坊里生产的皮鞋、法国南部的优质葡萄酒、德国的享誉全球的机械产品。
人们总是从工业人的思维上，把德国的汽车看成现代生产，想当然以为一条生产线上下来的东西总是会带给宗主国更多的收益,而把农业当成落后的、贫穷的代名词。
先生们，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资本市场的中，任何“产品”（PRODUCT）都由资本来帮他们定价和估值。如果奔驰牌汽车的生产收益下降到资本市场不能接受，还不如做一个生产玛歌红这样的上品葡萄酒呢。
十几年来，全球化与全球化资本运动，蒸发了大众对农业的那种意识形态式评价。这对中国的农业决策者们是一个天上掉下的激励。
法国总是欧洲学人语带嘲讽的农业国，但是，飞机和互联网反而使今天的普罗旺斯农业地区突然成为一个全球稀缺的旅游载体、资本载体、艺术创作载体。作为与标准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生产方式，葡萄酒与香水的艺术化生产，提升了这里的地租，并产生了像长尾理论那样的开发不尽的农业收益。
理论上说，全球化从达伽玛航海时就开始了。面对欧洲的百年工业革命史，一场轰轰烈烈的资本与机械技术的全球化运动后，当年的工业区都已经成为黎明静悄悄的地方，只有法国的农业区依然是阳光普照，百年来的边际收益都在稳步提升。
是的，面对工业化的推进，“过时的”法国农业以艺术化生产的方式保存了自己，并以手工的稀缺性成为创造奢侈的载体。
在上上一个世纪的印象派美术运动中，莫奈笔下的法国南部的乡村景色今天依然阳光，但塞尚的马赛港那时已经充满了工业式阴郁。
玛歌红为代表的法国式农业确实完成了艺术化生产的转型：印象派美术运动首先为它添加了文化价值，工业革命为它准备了关怀自然的旅游价值，全球化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国家的奢侈品原产地；今天，资本市场为它添加了一个保值套利用的全套服务。
每一棵玖瑰后面都有两滴石油，每一瓶玛歌红后面都有一个资本市场发出的指令。
当波尔多的葡萄还在阳光下装点诗意的时候，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已经根据全球的供给和大功率计算机测算的气象数据，为它给出了一个价格。手工的稀缺性，一经资本的点石成金，就可以给出一个令人惊叹的价格。现在，70美元一瓶的玛歌红，未来五年内，就可以涨到200美元。如果购买美林的矿产品基金或荷兰银行的水务股票基金，加上复利增长，也未必会在三年内跑赢这样一单葡萄酒的交易。
葡萄酒变成了资本的载体时，这是农产品在价值上告别百年自卑，迎来大跃进。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最近计划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将是葡萄酒消费的一个新兴市场。法国的银行是有专门的葡萄酒非现货交易，就像在银行购买纸黄金一样，只要盯着伦敦葡萄酒交易所的指数，你可以买进和卖出这样葡萄酒。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曾有最薄的一章评论过重农主义的思想。在斯密生活的经济学语境下，重农主义哲学被嘲笑成法国的农民性。数百年来，每一个法国人都有一个小小的自耕农的梦想，就像中国的文人总是有一个精神上挥之不去的归去来兮式的乡愁情结。
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治下的农业的艺术化生产，取得了进入这个精神幻想式家园的合法性通行证，让我们的乡愁如梦一般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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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二月 19th, 2008
2008年的2月,比往年确实来得更冷一些。中国的华南或者西北，都在经历了一场大雪后，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农业年。
从北京到西北腹地有一千多公里，文化上的边缘现在再也无法改变这个地方大声朗读全球化的事实，即使是一名农民。
农民的物产进入了全球商品流通的体系，他们就不能拒绝远在郑州、大连、芝加哥的粮食期货所发出的神秘指令。看不见的手让他们种植玉米、棉花、西红柿、油料，看不见的手从电子屏幕上发出指令，以期货的方式指明了2008年的价格方向后，中国西北这样的文化边缘区域进入了全球化的商业主流视野。
如果不是诗歌，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全球化语境中的西北农民：
你是一个农民
你有着工人阶级宿命
芝加哥的期货屏幕
遥遥指挥你的收成
2008年的这个初春，金黄的玉米在白雪的覆盖下，在西北的一个又一个村庄等待最后的价格。农民告诉我，雪灾使玉米暂时“不能走路”，一等春节过后，玉米“开始走路”，价格又会冲到七角二三分一斤。这些打谷场上的金黄色的玉米堆，再也不是旧知识分子关怀下的乡村风景，现在，他们是赤祼祼的商品，他们是现货，以个体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的价格问讯机制。
它们很多要进入工厂，成为乙醇的生产原料。泥土上的出产，经历了一项工业仪式后，就魔法般地百倍抬商自己的身价。香港与上海充满激情的分析员这样写道：玉米成为能源的原料，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农产品以工业原料的身份出现时，确实使中国西北的玉米和西南的甘蔗林成为工业产品，这是2008年前后出现的新现象。
工业产品生活在机械主义与规模化生产的影子里。粮食也不例外。寒风中抱着双手的一名西北的农民和挥汗的广西甘蔗林农民，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将自己突然间工业化了。在一个自给的经济中，农民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全球大交换中，农民成为了一种职业。
中国的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是一种政治表述，巧妙的是，它的经济外延上正好接续了2007年下半年已经到来的一轮全球农产品牛市，那些乡村土地上流过汗水的金黄的玉米可以在期货市场点石成金。
即使再也没有人来用宗教伦理礼赞，粮食不再自卑，它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宠儿。春节前，中国A股的农业板块，尽管2007年一年的净利润总量才12个多亿人民币，够少的。但资本市场给出的报价却不断上升。北大荒、新赛股份、敦煌种业、新中基这些初级农产品提供者的股票涨了，接着是肉类的股票双汇发展、新五丰、好当家、獐子岛涨了，接着是调味品的股票莲花味精、广西糖业等开始上涨，最后连是提供农业机械的悦达股份也开始上涨。
资本市场的故事可以为所有的农业环节找到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角色。这是几千年来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将农业视为道德之源、将农业视为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载体的一套价值观的改写。
过去的一年中，商品炒家罗杰斯已经第十几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并反复预言一轮全球农产品牛市的到来。中国新近的一轮通货膨胀使粮食生产者成为了社会的中心。在受到了几乎不可觉察的美国与加拿大农业生产者遥远的商业打击后，中国的农民却因为一场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而得以躲避。
这个让欧洲工业阶级在近年来每一次的G8峰会前恨之入骨的全球化，让中国西北的玉米得以遥遥地与美国的中部平原的玉米在伦敦的原油期货走势图上、在芝加哥的小麦期货走势图上得以过招。
农业得以产业化，农民成为“农产品工人”，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农业现实，是这个国家数亿的土地耕作者没有想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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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二月 17th, 2008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研究文化现象时,总是忽视了传媒.他们忘记了,媒体是300年来刺骨般雕刻了我们的东西.在一个集权国家中,传媒是一个管制下的敏感政治领域,它是喇叭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像时间一样的社会雕刻师.
马克思主义者从哈贝马斯那里找到了一些灵感,但这些研究者看到的是媒体真相吗?忘记报纸和新闻联播,他们是喇叭.我们的大众文化从哪里去寻找灵感:流行歌曲、时装、商场、橱窗、电视剧、盗版的光盘、先锋剧场、酒吧、地下乐队的演出室、个体互相交换文化符号的中学校园、电影院、这个时代的新图腾音乐会、钱柜KTV、卡通杂志、手机短信，还有最最重要的互联网。
这就是媒体。
1980年代初的时候，一张磁带录制的香港音乐，就已经悄悄潜伏进充满苏菲神秘主义宗教氛围的西北，也沿着茫茫大雪覆盖的青藏公路，在西藏朝圣者走过的路上，播放轻浮与人情。流行音乐这四个字是它的身份证，划出了地理的空间。
只是观察这样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宗教者的无偿获取的面包。同样，大众文化一旦为宗教作出阐述，就像魔鬼帮助人治病一样，一点一点地打碎神秘，悄无声息地帮助它完成了世俗化。
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如果只是研究宗教区流行音乐的话，它已经把数学式的映射写在两个同为文化现象的事物上：一边是大众流行文化，一边是宗教。大众文化阴谋地参与了宗教的世俗化，世俗化的宗教为大众文化反而披上了图腾一般的外衣，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欢呼的人群，与为偶像而哭泣的年轻人，就像在进行另一种宗教仪式一样，有偶像、有现场、有仪式、有终极追求。大众流行文化企图想在音乐中表现终极。流行歌手郑钧在《回到拉萨》中这样唱道：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冼 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这是传媒社会治下的大众文化归宿：轻俘然而认真的“宗教麦当劳”。
流行音乐传播者，是以信息先锋的方式生活在一个传媒治下的社会。他们只是在比较：谁更快地走在别人的前面。速度是信息传播的生命，速度也是逼近绝对价值“天花板”的推力。
传媒的加速度传播逼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提前而且思想内分泌完全紊乱地追求终极的思想方向。
佛教就像是亚当斯密笔下的古典自由市场经济一样，以开放迎接一切东西，没有任何门坎。西藏主题优先成为中国音乐人的第一精神归宿。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十年里尤为引人注目。宗教文化一旦进入观赏者的视野，并且成为照相机下的目标时，它就悄悄地带上了表演性而世俗化地苏醒，就像企图要化妆的女人。
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中，一个南中国的小乡村里，名为程铁妹的小女孩，一脸严肃地通过翻译者问前来下放的女知青，你的衣服是从哪里买到的？衣服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里，是一个与外界沟通的符号，它一定携带了大量的文化符号尤其是流行文化信息，而在视觉上企图要打开这个乡村。
我不只一次地说过，传媒就像一只魔鬼的手，它悄悄地拆解因为封闭而得以木乃伊般保存的文化。在人类学家们看来，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实。可是，在一个国家以经济为名义而不得不改变的现实中，云南的泸沽湖和西藏的天路社会，都成为了“镜中人”。
他们起初为游客而自由歌唱，他们最终要为游客而职业歌唱。
泸沽湖的女儿国、西藏的歌唱者、巴勒斯坦的街头游行，在面对摄像机与传播媒介，自己成为了游戏者与游戏观赏者。半岛电视台生存在阿拉伯世界的合法性正在这里，虽然它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但白天流行晚上观赏镜中我，已经在阿拉件半岛的世界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游戏。宗教、准宗教；初步发育的社会、不发育的社会，因为传媒这样一个参数的改变，而做出全部的改变。
我的父母亲现在一定感觉到他们的教区突然缩小了。作为中国西北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四大门宦之一，嘎得领耶教派在关亭地区这样一个中国西北贫穷的山区来说，根深深地扎在民间。口述的历史可以证明：清朝同治年间传播于这里苏菲派，“坐静”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个在深山里的“静房”因为一条公路、一条电力线、一座手机信号铁塔，突然间好像进入了闹市区。
公路、电线与手机打开了这样一个地区，地理空间急剧缩小，世俗化开始加速。人们在哪里能寻找到苏菲传播区的社会突然变化的原因呢？
他们没有想到手机吧。SP的各种商业信息和不良短信，对于一个只是以电子方式延续了口语传播的群体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年轻人通过短信传播从更远的地方交换来的色情段子、美女照片、打工信息、过年短信、商业广告、政治GOSSIP、乡村诽闻、宗教事务…………
手机的突然入侵，加上电视的视觉化冲击，使嘎得领耶教区的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地方、在文化传播上成为一个虚拟的地方。只有我父母亲这一代人还在延续他们的价值观，但时间会让他们携带着价值观而离开这个地方。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社会，像一把刀子一样，悄悄拆解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父母亲在今年的这个春节讨论了这样一个宗教问题：在晨礼前，有两套苏菲的附加拜功，它要求在没有灯光的时候做，这样你可以在黑暗中，眼前浮现自己的宗教导师的仪容。母亲坚持在灯光下做，认为只要心诚则已。父亲认为这样违反了礼拜的合法性。
他们问我答案。我想起了麦克卢汉的那句话：电光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它自身不带有任何媒体的东西。可是，电光帮助人们发现了媒体的路径。在明亮的灯光下，我母亲能看到电视机，能看到他装修房子时从银川买来的大理石、能看到商业标志的钟表，这一切一切的社会信息，已经潜伏在了她的五官周围。
苏菲嘎得领耶的这两套附加拜功，没有料到，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媒体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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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二月 15th, 2008
一场席卷南中国的雪灾快要过去了，江南的春天仍然会像往常用一样来临。
春天只是自然天象吗？无论是华南的农民还是华中的农民来说，这都是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这个春节，雪灾将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留在华南的世界工厂里过旧历的中国新年。雪灾中，即使因次级贷危机的美国，也在西海岸的港口盼着来自中国的一船又一船的便宜货物。
按照标准的欧美式思维，全球化再加上一场大雪，绞碎了农民工对于春天的向往。
全球化是一个残酷的工业现实吗？这样说话时的语境让人容易联想起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100年前的工业化，日本东部在1970年代时的工业城市带。100年过去了，英国兰最美好的依然是田野，日本关东城市带也依然追寻樱花落下时的对酒当歌的天人合一。
华尔街可以制造全球化，也可以重新寻找失去的乡愁。
春天的那些在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打工的人们来说，在隆隆的生产线前，用他们便宜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全世界生产，难道他们忘却了江南的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吗？
伦敦和纽约的期货交易中，最近半年以来，农产品的中长期期货都是看涨的。在这一轮农产品牛市中，中国期货市场与全球同步看齐。春节前的几天，大豆、玉米、豆油、白糖的主力期货合约都在上冲，其中大豆期货主力合约A0809一度达到了4729元。
全球农产品的这轮牛市象春风一样吹过中国的田野，华尔街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在一个被工业化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农村世界中复原陈旧，追回人们失去的乡愁。粮价的上涨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种植边际收益率更高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价格的上扬的确会将低劣工业从他们盘踞的土地上赶走。
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土地的收益一旦超过初级工业品，中国江南的青青田野就会以按照价值规律，输送他们带给人的浪漫梦想与久违的炊烟，当然，还有参与全球大市场交换的农产品。
感谢上天，让资本市场迎来一轮农产品牛市。
在一个海底电缆联结的全球期货交易系统中，屏幕上的农产品价格上扬的曲线，就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东北起伏的玉米地还有广西的漫山遍野的甘蔗林。确实，在过去的一个角度中，农产品股票在中国A股得到重新估值，大米龙头北大荒、玉米龙头登海种业、棉花龙头新赛股份、海产品龙头獐子岛、糖业龙头广西糖业都有不凡的表现。很多基金公司给出的2008年策略报告中，关于农产品股票的预期之乐观就像过去一年多时间中的金属类股票一样。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吊起了农民的心理预期。我母亲在2007年收获的数万斤玉米今天仍然在西北的艳阳天下等待，这些金黄的玉米在等待市场传来的好消息，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使他们在2008年注定要将农民工从山西的小煤矿喊回来，大家重新回头看土地。
一名西北农民的生存，只是农产品牛市下的一个样本。中国的春风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都是像大自然一样神奇的力量，终于使印度、中国、东南亚的农民们一起分享全球化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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