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2006
星期日, 五月 28th, 2006
摇滚歌手为什么没有钱？
昨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我反复向吴虹飞讲亚当斯密对分工的伟大表述时，他几乎没有兴趣听，只是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进入绝境了，急需别人包养，赚钱来做她的幸福大街乐队。
幸福大街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一支精英乐队，吴虹飞是主唱，清华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硕士。如果向学院派和精英摇滚受众传输这样的音乐符号，幸福大街必须成为音乐和商业上同时成功的精英乐队。
北京是一个摇滚音乐的出产地，生产方式是手工与地下的，销售方式是等客上门购买的。几乎这样的一种生产传统下，这一种音乐式样难以获取资本的大包装。
摇滚音乐群体基本上是一个不富裕的圈子，我要用最原始的理论告诉她，如果没有分工，就不能有愿意获利者进入这个圈子；如果没有资本与取利者进入，这个行业的分工就一直不能进行效率的提高。我们在想，为什么都是拼命唱而且摇滚乐手更拼命这样的情境下，后者赚钱少？因为没有分工的生产方式中，效率不会突破临界点。
吴虹飞立即反驳说，她宁可这样，她只爱音乐。
这似乎是一个经济学悖论，而这正是分工的奥秘所在。
如果你爱音乐那是赚钱的最大基础，分工让一个爱音乐的人更爱音；分工让一种手工音乐生产方式更为手工。就像一种手表一年只生产几十块一样，需要很多年才能等到一种纪念款。摇滚音乐也是如此。社会分工和资本的进入会让更多的手工音乐生产者更陶醉于他们的音乐而使这一产品更加美好，而那些每天也在陶醉但含金量不高的人群只能成为没有交换价值的自有产品使用者。
如果一个乐队希望音乐的自我实现，首先是分工与商业。
披头士的成功首先是商业上的成功，但这并没有让列侬失去创作激情。
相反，金钱与毒品让音乐闪亮。
晚上，在北京鼓楼后面的一个深居的小院里，吴虹飞告诉他的鼓手老田说：我们需要一个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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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五月 24th, 2006
看到这样的东西,读者往往头痛.但只要看看邹至庄的经济学分析,就耳目一新了.
我在去年春节时让香子帮我在网上订了一本书< 中国经济转型>,作者是美籍中国人邹至庄教授.老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教授.这本书里面是我最害怕的函数,一个接一个,一页接一页.
总算邹着眉头看完了,其中有一章总有趣,邹引入了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残差的概念,得出了一个分析结论:1958年的中国大跃进对于经济的破坏性超过了文化革命:如果没有大跃进,1993年,中国人均资本将是实际值的1.2倍-1.7倍;如果没有文革,相应的数字是1.08-1.12倍.
看来反自然的行为比反社会的行业破坏力强得多.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国家,政治领导家们都需要补一补经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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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19th, 2006
我终于读完了哈耶克的< 致命的自负>.
书上有那么多的圈点与眉批,以至于我需要写数篇BLOG才能与< 财经夜谭>的朋友们分享.今天只说一个主题,我将之命名为哈耶克给资本主义的最美装点.
< 致命的自负>原是哈耶克选在巴黎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者云集的资本主义重镇,去炮轰苏联集权的论稿,只有几万字,后来没有论战成功,就写了这本书.在里根年代的大对峙后,苏联倒闭.
哈耶克心中的世界,其原动力是扩展秩序.这是人类社会自发衍生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它像生理本能一样稳固而又渐进演变.扩展秩序是社会所以成为社会的内在动力,它是基于人类的分立产权\契约\法律\道德等等价值观组成的一个自生体系,他认为,正是人的交换需求带来的市场秩序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扩展秩序.
因此,企图通过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膨胀式达到社会目的人都是自负的,也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不二选择.
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是亚当斯密的忠实拥戴者,看不见的手是扩展秩序的源动力.
作为经济哲学家的哈耶克,在他的扩展秩序观中,并没有像中国读者想像的西方式自由观一样,抛弃了传统与道德,相反,哈耶克主张的传统道德与[宗教的扩展秩序价值,是最值得中国读者重视的理论.
哈耶克在全书最后一章命名为<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他这样写道:宗教认为人格化的神是秩序的来源,它是一张路线图或一名向导,成功地指引着个体如何在秩序中运行.对于传统道德的民主与社会价值肯定,我将之形容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好装点.哈耶克在书的第二章中,对于卢梭式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容易让一个社会走向泛滥.而今天,在中国潜在的政治幻像中,很多反对力量的价值观总是幼稚地以为: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就是否定之后的存在.至少从否定儒家的做法与六四的政治情怀看,是这样的价值诉求.
我想用一句话形容哈耶克心中的世界:以扩展秩序为里子,以传统价值为面子,里外结合,实现社会的自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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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8th, 2006
飞机降落在中正机场后,看到标准的方块繁体字,听到怀旧口音的普通话时,你可以准确地判断,这是台湾,近在咫只.
几周前,我第一次到达台北时,便想用细节中的元素来研判断台湾经济,不过,对于一个匆匆的过客来说,也只有这样一种方法.
“如果直航,从北京到台北只需要3个小时;如果对接,从虹桥机场到中正机场只需要40分钟,因此,南京东路上的新门户正在形成”.这是4月下旬台湾< 联合报>的一版房地产广告的广告词.
这家叫台北摩根的项目,正在台北繁华的南京路上,它想象中的商业语境是西望大陆.在另一头的目的地上海,也有这样一条南京路,在台湾人对大上海五十年怀旧的记忆中,几十万台湾商业精英正在现代化的上海重新打拼.
台北艳羡上海.
如果不是过多的繁体字,满街的摩托车和陈旧的城市更像是清洁版的广州,在一个过路者的眼中,台北的现代化比不上香港,台北的经济热气也不能堪比上海.暮色台北中,高大的中式宫殿建筑圆山钣店象一个长抹不去的文化符号,支撑台湾的商业话语往西看大陆.
目前,台湾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并不是在福建而是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是他们熟悉的桥头堡.在上海虹桥机场走向市区的道路边,有大片的台商住宅.2004年的上海楼市火爆中,台湾商业资金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源.除却商业买卖的逻辑,台北的高房价和衰落的经济在潜意识里,在大上海占有更多房产是一种经济安全.
百万台商上岸是台北的报纸论述中渐渐成长起的重要元素.大陆新闻中,对于上海的报道分量在悄悄地增长.台湾人不断重复的一个数字是,只少有10万大陆女孩已经外嫁到了台湾.台湾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飞跃已忧旧事,在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博弈中,天平早已向西.
长三角是商业精英的记忆,闽南是台湾平民文化记忆,这几乎是今天研判台湾社会与文化的两个最重要起始点.
台南的农村地区似乎更为本地化,这也就是近几年,台独势力赖以成长的大本营.从台北沿着高速路向南,开始进入像南投这样的农业大县.两边的闽南景象的村落,宁静地布局于稻田中,是完全的罗大佑歌词中描述的那种”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闽南文化是台湾乡土文化之根.
但是两个细节可以判断台南农村难以成为台独大本营:一个是妈祖崇拜,一个是农业出口.
我们在台中经过一个叫大甲的镇.此地即是福建妈祖金身在台湾引起顶礼膜拜的地方.闽南文化是正是台湾乡土信仰之根.尤其是渔民和农民.回到经济上,台湾中南部的农业比较发达,盛产水果,在当地人认为,这些水果的出口地不是向南,而是向西,向南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并没有多少市场,只有向西才能在大陆的腹地中找到依靠.
台湾的农民是私有者,蒋介石进入台湾后先土改,土地私有化,因此,农民生活比较富裕.一旦作为完全的私有小生产者,又在一个农业产业化运作良好的地区,农民的商业利益选择和商人一样精明而前瞻.
过去几个月的台湾百里候(县级)选择举中,农民的票决思路里,商业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在连战大陆西行后,台湾农产品上岸的消息使国民党大获全胜.国民党大步跨过浊水溪,向台南挺进,一举收复了绿营盘踞十几年的南部农业县.
我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小镇吃钣,饭店的主人是当地美食协会的会长,给我们做了好多拿手菜.女主人递上名片笑着说:我们也准备去大陆发展,到时还得求你们.
在台湾,蓝营与绿营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撕烈,其在文化上似乎并没有找到合法性证据.在台北诚品书店,中国历史专区里就是这样的布局,从书架的上下布局看,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分层摆放,后者无法跨越前者的合法性存在,两排书架的切换和内容切换实际上是无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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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五月 10th, 2006
台湾中南部的公路边，槟榔屋是一大现象。这在南投县是一景儿。汽车每行近一个小镇，马路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透明的槟榔屋：一位槟榔小姐坐在桌前，穿着暴露的“三点式”，每有客人下车买槟榔，他们就会从小房子里出来，向客人亲手送上槟榔。
据说，早些时候台湾的槟榔女更多，穿着更暴露，后经警察当面规劝再加上台湾经济不景气，从几乎“一丝不挂”到现在“挂了一丝”。
我对槟榔屋非常感兴趣，在台湾时就琢磨想论证一下它的盈利模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有趣的色情经济，以槟榔为载体，捆绑色情欣赏，在不触法律的情况下，减少交易成本，获取捆绑消费的暴利。
原因如下：
一、一盒槟榔的成本只有人民币十块钱左右，但要卖20块钱，其中有50％的利润，考虑到它不是几个屋或几条路的问题，而是台湾中南部的一大现象，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行业，这一行业利润高于台湾的农业与工业收益率。
二、槟榔的制作中要放一点石灰，这样在嚼的时候嘴里就会发热， 具有提神的作用。台湾的山地上到处都是槟榔树（因此还产生了像邓丽君的《采槟榔》这样的歌曲）。消费这一物品的主要是长途汽车司机，当地人称为“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长途司机开车时容易犯困，买个槟榔吃就能提神，但槟榔的提神功能和清凉油一样，本身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销量，但如果捆绑槟榔女后，这一买卖过程本身的消费意义胜过最终的交易结果。因此，槟榔就成为一个交易道具了。
三、槟郎女多是中南部人，也有大学的学生，他们并不是性出卖者，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槟榔出售者。据了解，他们一般只做一两年后就自己做生意或做别的事情去了。一个槟郎女一年的收入是人民币十几万块钱。在台北，一辆丰田佳美轿车的标价是60万新台币，相当于15万人民币。从业者的换岗频率表明，这是一个高收益的工作，同时也证明不是一个正常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四、我打听到一些不确定的消息是，槟榔屋的后面有台湾各地黑势力的参与，游客轻易不敢照相或对槟郎女造次。这就像大陆的冼脚屋与按摩店一样。不过，后者是色情服务的同时，没有研究的趣味价值，前者是有趣味价值的。槟郎屋一般不会开在村里，多次村外的马路边，村里就会有保守的乡亲砸店，也算是一纸道德合约。
五、在客观上，槟郎屋也促进了槟郎的销售。台湾山地多，公路少且集中，干道车多，购买力强，槟郎与销售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产业，是台湾一景。据说，这一产业发展起来也只不过十几年而已，冬夏无阻。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吕秀莲曾是南投县长，由于吕一直是单身女人，自然生出对于槟郎女的同性妒忌，某夜，一时兴起，招警察局长大查夜店，使这一产业受到了重创。后来吕做了台湾“副总统”，不知还恨槟郎女否。吕和官邸在我住的饭店五十米处，我好几次经过，每次门口都有两个男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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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五月 9th, 2006
老蒋到了台湾后，吸取教训，首先在台湾搞 了土改，土地私有化，耕者有其田。这就是今天台湾农民为什么富有的主要原因。
土地私有化后，人们担心的两个问题并没有在台湾出现：
一个是土地兼并。中学念历史时，这个词语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教训，地主豪夺农民血泪的意识形态教材几乎是我们潜意识中对于土地私有最可怕的记忆。为什么呢？台湾聪明的脑袋都在新竹工业园，小资都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生意人在上海，农民在本地。既然人可以这样分，自然没有土地兼关的出现。
二是农民失地。这是一个可以反证的命题。农民有土地产权，卖土地就是一种公平合约，而不是说，他们被政府强行征走了。台湾不但没有失地的农民，还曾有佃农，其实后者并不是被剥削者，详细可见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我对台湾农民的直观印象有四个：
一、在阳明山上，有一家卖烤地瓜和鱿鱼的小摊，主人是姐妹俩，他们的家就在路边的山坡上。几间闽式房子前有一个破茅棚，里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他们说，这块山坡地就是他们，是蒋公（介石）分给他们的。
二、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卖这块农田，每天在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台北政府不能只给几千块钱就像北京或安徽宿迁的官员一样强行拆迁。
三、我在南投县一个叫埔里的乡村小镇里正好碰到一个婚宴，完全的中国风俗，人们穿得很得体。他们很多人开着汽车来的，比较好的有宝马、沃尔沃等，最普通的就是日本丰田。吃完婚宴，很多人想结伴去逛，不少人从饭店里买了好吃的点心回家。
四、我们的导游一直在我耳朵边说，台湾的农民有地，他们真的很有钱。这样的话重复了有一百次，就像一个大陆的导游对游客说，温州人很钱，他们确实很钱一样。
中国大陆在1978年最伟大的一次历史壮举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国家百年产权，农民有使用权。但一个人一生也过不了百岁，因此，心理感受上仍然是私有产权。这才有了后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但包产到户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当前地方政府疯狂卖地的风潮中，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失地农民。政府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低价收取土地，高价拍卖土地从中获利，农民成为第二次财富分配中的受害者。这个问题，北大的周其仁老师呼吁的最多，周也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目前，我们的农村有400万失地的农民。
土地是否私有化？这是新农村建设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不这样，新农村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将会又吞吃大片农民的土地，那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有了土地的农民，不管他在大陆不是在台湾，他们仍然种地或者做别的什么，享受他们平静的生活，用罗大佑的歌词来说：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这才是所谓民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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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8th, 2006
除了中正纪念常与国父纪念馆外，台北第一大人文景观是诚品书店。
诚品书店是台湾汉语文化的一个符号。最大的旗般店在忠孝路上，得有一个多西单图书大厦大。北京的西单是国有书店，太阳落山就锁门，诚品书店是私有的，24小时，可以坐在木梯上看一夜闲书。
我在台北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里看了两晚上的书。这里一楼可以喝茶，二楼24小时读书。以下诚品书店里的几个印象：
一、进入畅销榜上唯一的大陆作家是余华，他的《兄弟》高居排榜前列。有很多人在翻看，王安亿的也有一席之地。后者在台北有市场与泛蓝国民党的人对上海的怀念有关。还有一个人是张承志，他的一本薄书《热什哈尔》也在这里卖。
二、对于大陆、日本与美国的复杂感情，在诚品的书架上就能看出。《东京旅游攻略》是畅销榜第一名的书是一种日本视角；书店里还有一个《纽约时报》的畅销榜排行书是一种美国观念，书店里头的文学与历史专柜基本来自大陆，在最里头的角落里，算是一种大陆声音。
三、台湾严肃文化无法越过的精英情节是中国文化。这是台湾文化的高山，高处不胜寒。诚品书店里卖三本台湾的诗刊，一本叫《秋水》、一本大概叫《创世纪》，还有一本忘记了。都很薄，黑白印刷，售价也就人民币十几块钱，全是五四后的新诗，在这一个小小的岛上，仍然能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巨人般坚守，了不起。顺便提一下，台湾故宫每两月出一本研究专刊，也了不起。
四、诚品书店里有两个斗争的角落。这就是历史专区。这一层是中国古代史、那一层是中国现代史，另外一层就是台湾本地史。就像说完一句话要跨越两个泛蓝与泛绿两上语境一样，充满了讽刺但又埋伏着阴谋。抹不平又挥之不去。这个区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民国史。说实话，诚品书店里，妖魔化大陆的书不多见，对于解放后的大陆历史和民国历史基本是一样的历史语境。
五、诚品书店里有美女。在艺术书专区和旅游书专区最多。我在买《印象主义》这本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女孩在看同样的一本书。伊坐在木梯上，长发修腿，黑白的侧影胜过李敖当年的那个美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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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五月 7th, 2006
对于我，台北清真寺注定是一座黑夜里的建筑。
那一天晚上，我决定徒步去台北清真寺。去这样一个地方，对于一个从小生长于西北的回民来说，多少是一种崇敬与难过的地方。台湾孤悬于大陆，台北清真寺孤悬于夜色中。
新生南路上，两边有高大的树木，台北清真寺便在眼前出现：阿拉伯式的邦克楼与穹顶、中国汉字的“清真寺”三个大字、高高伸入夜空的几棵椰子树，这就是台北清真寺。铁门严锁，四顾无人。绕寺一周，坐于一条石椅之上，眼睁睁地看着这座无声的建筑。
台湾估计有5万回民，在信仰的也许不到一半。蒋介石在民国时曾致信西北大老马福详说：回民实为回教，耶民当然是耶教。因此，国民党的历史中，五族共和里的回民实际上是西北信仰伊教的全体人群。
一名台北的出租车司机说：他从来也没有认识过一名回教徒。
1949年，国民党来此地后，西北四马与西南的白崇禧对于台湾回教有重要贡献。
白崇禧，回民，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称小诸葛。曾任台湾回教协会会长，其子白先勇曾有文章写道：于数年前在广西为其先人上坟。白的教门是可以的，和西北四马（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的交情也不淡。
在军事上，白是林彪的克星，我看到的野史主要说了两件事：
一件是四平保卫战，白与杜聿明在此地与林彪拉剧，林彪败退，但国军竟然不追。后查，蒋公怕桂系此战中抢了风头，遂电召白回南京，林彪得脱。四平保卫战是林彪一生的军事败笔。二是昆仑关大战，白曾批挥桂系与林彪在西南大战数月，后来，毛认为要把袋子战略放大到整个大西南，才能将小诸葛捉住。果然，白逃往台湾。
白崇禧在台湾郁郁寡欢。不再得志。不过，如果不去台湾，林彪也不会放过白。
他在台湾留下了一些教门的种子。台北清真寺的建立前身，白是重要功臣。
台湾回民贾福康写的《台湾回教史》中记载，台湾共有5个清真寺，在台北、高雄、基隆、台南等地分布。在罗大佑《鹿港小镇》的那个地方，400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清真寺。回民来自福建泉州，今已完全失根。
离开台湾最后一夜，我再次夜访台北清真寺，四顾无人，大门紧闭，只有高大的椰子树在空中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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