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三月, 2006
星期日, 三月 19th, 2006
普京明天的北京行,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外交:以能源换贸易,以武器换美元。但我渐渐感到，对于这个北方大国的老板南下，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北方大国在沉重地拖着一条衰落的阴影。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国家经济的第一要义现在是能源。为了增加石油给国家话语权带来的附加值，俄罗斯的机会主义外交几乎全部在围绕着石油做文章。从安大线到安纳线，从泰纳线到中国支线，还有去年冬天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强硬威胁，外交手法的迷局后面是：俄罗斯的国家石油生意不断寻找最佳交易时机的企图，以及它的石油价格在乱象中寻找最高卖点并延续这一局面的企图。
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已经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对欧洲和亚洲东西两线的能源牵制在2005年末达到了最高潮。不过，这样的局面不是静态的。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与中国战略石油的储备基地运行，已经有力地平衡了中国石油需求最紧张的年代。在中国经济降温的这一炒价因素分量降低后，目前，全球油价在慢慢下行，逼行50美元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巴菲特已经卖掉了大量中国石油的股票，香港的分析师也沽空了不少石油股票。资本是这个世界上最势利眼的东西，它的离去是一个市场的雨季到来前的风声。
因此，敲定泰纳中国石油支线在这一次是日程上的东西。按照合同，这一条线路在今年夏天开工。北京晨报的记者李隽琼曾报道说，实际上，这样一条支线的施工只需要数月即可。从经济的角度看，泰纳中国支线的价值在下降，也使之在议价上的回旋余地减少。
普京任上的这几年，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能源大国，过于依赖于土地上的天然产出，其丰厚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这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表面上看，大量的美元流入俄罗斯，改变了政府的财务；但对于能源的依赖使国家的重心放在了控制与垄断之上，并使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因为这样一个经济因素而发生变形，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收租国，创新精神大为降低。
观全球各国，凡是能源与资源出口大国中，鲜有技术与制度创新贡献于世人的。中东的能源国与加勒比国家莫不如此。如果再是资源出口国的话，情况会更坏，在资源出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穷国。拉美地区的银矿曾经影响着十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经济，但开矿的国家并没有在全世界的经济格局中成为强国。
俄罗斯的背影后面也许跟着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两年中，我们的国有企业突然增加的身体素质既不来自于制度创新，也不来自于结构转变，而来自于对于能源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产生的利润。在中国经济加热后强大的需求面前，只是取自天然出产的矿石公司、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煤炭公司…………这些行业的国企几乎一夜暴富。殊不知，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布局的最底层，一旦把底线放到主要依靠这样的公司来赚取利润，那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悲哀的事情，就类似16世纪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出口命运。
遍观人类商业文明，支撑一个国家进步的，从来都是人的创造力附着的经济体，IBM 、英特尔、微软、索尼、联想、GOOGLE、三星 、宝马、奔驰、爱立信、诺基亚，而不是什么中国五矿、中国石油、中国铝业、中国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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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16th, 2006
伯南克——广州楼价———买房意愿———中国经济放冷。这是一串相乎关联的术语，以上是我确信国内楼市将继续趋冷的证据。
昨天，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条重要经济新闻是：央行的最新数字证明，国内居民的买房意愿降到最低点：
经过2002年~2004年的高潮后，住房、汽车消费在去年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调查显示，未来三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为18.2%，较上季及上年同期分别降低1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并创历史新低；未来三个月打算买车的居民人数占比为9.8%，分别降低0.1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除重庆和西安外，央行调查的7个大城市居民购买住房的欲望均低于平均水平，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居民购房的意愿明显下降。央行称，随着2005年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过快发展、房价大幅上涨的势头得到抑制。投资股票信心回升
不同物品的价格规律中，对于房价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的心理预期更能影响它的走势了。如果人们达成这样的心理共识后，人际传播的确认就会让每一个人认为，房价下跌。上海早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北京的共识是2008年后必跌，比较特殊的是广州，我认为未来数月内就会达成。原因是什么？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个特别的关联词。
上海的房价是等待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打上去的，这一点就不说了，热钱撤退后，套住了大量江渐小生产者和中产阶级，至今不能脱手，这才有了此前的上海通房潮。
北京的房价有较大的控制余地，涨势早已放慢，连马路边穿白大褂理发的老头儿都说：这北京的房价奥运会一开就不行了。这就是北京房价必跌的民间理由。
广州的房价值得一说。广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房地产市场，过去8年一直在跌，可见那是它的基本规律，但去年开始到今年初为什么涨得那很狠。好多人在找理由。我的理由只有一个：伯南克。伯南克是美国联储主席，他与广州楼价何干？不然。伯南克上台前，人们在赌他加不加息。数月前的判断是不加。于是从去年12月开始，就有大量的钱进入亚洲股市，才拉起了今年的香港股价和广州的房价。香港金管局1月份的估计是至少有400亿元是可以发现的。香港的观察家认为，这笔钱是财人民币二度升值的，包括大量的石油资本从美国撤出。很多热钱从香港选择进入广州并拉起了楼价。
但温家宝说了，中国不会再出其不意地宣布升值，这一道政治承诺已经变成了一道门槛。再加上传伯南克要加息，过去一个多月，热钱迅速撤离亚洲，回到美国。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的长期国债利息已经高过了短期，而在今年1月热钱进香港时，这一利息正好是变形的，长期的收益低于短期，表明大家不看好美元。
说了这么多，我想告诉读者：没有热钱，简直就没有楼市。山西的煤炭资本家毕竟只是少数，他们不是最大的拉升力量，况且，我的悲观预测是，山西的煤炭生意在明年就会冷下来。
有一个数字大家不能不关心：上个月的物价指数是0.9％，如果这个数字逼近零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只吃不拉，，存着钱不花，物价还在一个劲儿地降，简称滞涨。日本过去十年都是这样。
几天前，我刚卖掉了万科的股票。虽然后市还可以赚一点，但除了天津的滨海新区后，我对国内大城市房价后市的趋冷越来越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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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三月 15th, 2006
春节回家时，一个在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说，西北有一个上市公司最近他在关注，听说这家公司要做风力发电，他很感兴趣。
这家公司重组后听说想注入风力发电的项目，以适应节约型社会的口号，你能从认真的分析师那里看出他们对于这一题材的强烈兴趣。
现在是天下股票，只要沾了新能源的，辩子一绞，咸与维新，长裤一穿，妓女从良了。海虹控股似乎已经闻到了这里面的腥风了。
今天看一个新闻几乎要笑出来了，海虹控制也想做新能源了。虽然商者无界，但自己在心里实在噍不起这个投机者。
海虹控股这家公司几乎是一个仙儿，什么事儿都 做得出来。互联网火的时候，脱了西装穿纽仔，耳朵里插一耳麦，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互联网青年，股票狠狠地涨。每次大市跌尽后，科技股领涨，海虹总要搞 出点动静来。
去年冬天，《第一财经》的一篇文章把海虹坐庄的事儿搞倒后，一位操盘手朋友给我说，海虹原计划是要打到14块钱的，没想到中途生变。
这次，这些人又玩了一个什么新能源概念。看来，新能源这个托儿要玩几年才会人老花黄。
我一点儿也看好新能源：
1、人出于道德上的主动节约是令人尊敬的，但在商业上的道德式节节约是无知的。原因是能源业的发展是周期性的。几年前，全国各省都在喊亮起来，城市里是一个灯海。去年能源紧张时，各个城市都想暗下来，节电搞生产。同时，所有的省都在上发电项目。今年经济定为8％，几年后，经济还要冷，新电力项目建成后供过给求，那有新能源的份儿？
2、山西的煤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年后，山西省的财政将会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几年前，大同的煤求着卖，如果中国经济略冷一点，山西的煤仍然求着卖。对于能源的集约使用，是纯商业精神下的选择，也就是私有企业的价值选择，而决不是国有企业自己道德式呼吁的集约能源。是“看不见的手”让企业节约，而不是政府发文件让他们去节约。
3、石油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凡是有伊斯兰教的地方必有石油，西亚、中亚、东南亚……石油的另一个神秘之处是它总是采不完，只要能想像，它就会有，它不是一种节约的产物。过去几年，沙特与科威特、伊拉克等都宣布了石油发现量的新数字。欧洲有一个石油交易商人写过一个东西，大意是，石油是一种政治产品，只要需要，它总是取之不尽。石油价格的多少只在美国人布什和白伯南克的嘴中。如果伯南克决定给美元再加息，全世界的热钱都会弃油而去做美元，加之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开始，中国的经济又在放缓，美国的石油储备过量，现在又是北半球的春天，今年的油不降到50美元没有道理；如果布什不敢对伊朗动手，简直没有站上50美元的道理。巴菲特早已沽掉了石油股票，香港的基金经理减仓石油股票。正是这个道理。
4、日本1970年代就遇到了石油危机，现在跑的车仍然是汽油车。我曾在一些公司采访时，听说他们在做新能源汽车，我就认真地当作一个科普故事来学习。我的偏执的理解时，新能源公司总是能给人以对生活美好的想像，可中他们自己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商业上成功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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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14th, 2006
温家宝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改革不会开倒车，走回头路。新浪网一度将之设定为首页头条。
几天前，胡锦涛在一个地方代表团的发言中说，中国坚持改革与开放不动摇。当天下午，新浪也将之设定为首页头条。
在面对中国最近的意识形态微妙的变化中，新浪的新闻嗅觉是灵敏的。国内也没有其他报纸与媒介将这一合法的信源与信息设定为头条。
胡温对于改革的两度表态，在目前的左右之争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名义承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界对于改革的反思仍然需要一个理性的态度，很多“反思”发出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信号，比如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突然出来讲，要防止外资对中国的垄断性并购，这个好像是薄熙来出来讲才能传达正确信号。比如人大样长纪宝成老师讲，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流失600亿美元国资，密集的中国式政治信号传播对于中国的外资吸收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如果想防止国家经济不安全，就应该行胜于言：像美国那样设立一个外资审查委员会或者建立有效的反垄断法或国家经济安全法等等。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总比各路声音传达的杂乱政治信号好。
面对印度的高速发展，中国仍然需要高质量的外商投资。面对日本的今年的经济振兴，中国的亚洲的经济格局仍然需要有效考量。
一些网友批判我的文章言过其实。无风不起浪。海外舆论一直在静观最近的这一次改革舆论之争。《纽约时报》最新的文章引述了胡的讲话，认为，中国的最高层确实已经发出了改革开放不动摇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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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14th, 2006
上周六，北京突然下了一场俄毛大雪，数分钟后，雪过天晴，这时，在和讯正在开中国第一个关于博客广告的沙龙。
这个小小的沙龙是要记入历史的。此前，刘韧写过一篇文章，说当KESO在和讯的合同上按下手印时，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同意刘韧的这一说法。
不过，KESO那天在沙龙上和刘峻有一个小小的PK。说真话，我觉得他们对于博客广告的认识并没有冲突，而是他们在各自表述：KESO对于博客的技术上想像是战略性的，他有一种技术的理想主义，想的确实比较远，认为广告并不是博客最重要产出形式。刘峻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在博客上嫁结广告是可行的，这是和讯在目前的商业诉求。
一个谈战略，一个谈战术。
兹引述KESO的博客如下，请看官明鉴：
东拉西扯：急与不急
KESO
我前天说，广告只是blog众多价值中的一种，而且是价值最低的一种。周天舒对此有些疑问，因为广告价值是可量化的（以货币形式衡量），而口碑传播的价值很难量化。
我承认，以人为中心的电子传播，是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以前没有过。就像王正鹏说的，这种新的传播方式，首先是基于电子技术的人格化，进而形成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碎片化”传播。我坚信，用传统的广告思路来衡量blog的价值，实际上舍弃了blog最有价值的部分。最终，部分blogger或许能从服务商的仨瓜俩枣中分得一点儿，大部分仍将一无所获，根本不足以形成普遍的激励机制。
昨天和讯搞了个“博客广告与Web 2.0的商业模式研讨会”（现场图片），基本上是一个话题，各自表述，麦田称之为“网人摸象”。参会者中的大部分，是想从blog中找到自己的财路，但对大部分blogger来说，赚钱从来都不是他们要追求的第一目标或主要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局面，blog的经营者急赤白脸要赚钱，blogger则不慌不忙做自己的事——他们压根不属于同一个利益同盟。
Google收购Writely后，Writely员工表达了10大喜悦，其中就包括，“我们喜欢Google的哲学和价值——尤其是‘关注用户’”。关注用户，除了帮用户赚点儿小钱，我想，更重要地是为用户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提供便利。那些在你看来可能毫无商业价值的事情，对用户来说，或许远比每月赚200块钱更重要。BSP应该鼓励用户赚钱，但BSP没有任何理由强迫用户赚钱，或者以赚钱为第一要务。
钱，确实是一种衡量价值的尺度，但它永远都不会是惟一的尺度。用户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企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除非企业真正地关注了用户的需求。作为用户，我知道他们很急切，有点儿迫不及待。但拜托，给我一个好的服务先。
我自己在这个会上的发言有3层意思：
1、博客广告理论上是可行的，操作上也是可行的。和讯第一个吃螃蟹，在商业上是会有斩获的。在关于商业模式的想像中，从来都是人的想像能到那里，事实就会跟到那里。一种技术向前发展时，有数种选择，但只能重点走一条路，这一条路也就注定是一种专有的商业模式。短信和博客就是这样两种现象，偶然与必然并举。
2、麦克卢汉在1960年代就提出，电子（当时就是这样叫的）媒介的出现，使人类重新部落后，在经过大众媒介的高速发展后，博客给人们提供的就是一种部落化生活，所以，个性化的专注于博客圈子的广告将会出现。比如，KESO是一个IT部落的酋长，他有7000多订户，因此，它的博一事实上对应着一种广告，同样，《财经夜谭》也会有一个人群，也对应着一定的人脉与圈子。
3、博客提供了部落化的电子生活方式，人开始重新虚拟地村庄式生活，因此，大众传播受到解构，所有的传播都是碎片，各种碎片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群体。这个东西已经在到来，现在每天的第一要义是看博客，看自己的订阅，而不在是在新浪或搜狐上去大量阅读新闻，正是如此。
4、我觉得博客广告的分布是微积分式的，给不同碎片的部落投放不同的广告，使每一种广告能更针对性更精确地寻找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博客广告是一种垂直广告。
5、部落化传播中，广告传布可以一定地利用酋长的个人信用作为支撑。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对于自己博客的自我实现的感受，是一种人格化的投射，它可以在冰冷的技术上营造自己的理想中的虚拟表达。麦田的文章中也同意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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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13th, 2006
《财经夜谭》作者王正鹏，近期连续撰写关于批评新左与改革反思的文章后，网友111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作者声明：今天在这里发表111先生的批评文字，是对于一个批评者的声音的尊敬，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争论，尽量得出更准确和更科学的声音。
由于篇幅所限，网友111对于《财经夜谭》文章的多篇评论不能全文刊发，摘要如下，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探索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如何推进新一轮的国家改革与开放战略。按照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发展轨迹的共性和印度近几年来的快速发展，这一轮改革与开放直接决定这个国家未来能否真正崛起于亚洲之林
111致王正鹏：“对于改革的倒算账是既得利益收成较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禽流感，一旦染上，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自负，迅速传染为一种高尚的偏见”。
请问王sir，你的既得利益收成较多较少？老纪收成较少，你的意思是你收成很多了，所以骂得如此之毒！一方面说别人是民粹，自己又在骂别人。呜呼哀哉！
IPO抑价现象是一个经典的财务金融学未解之谜，但是高抑价的另一方面就是公司IPO定价过低！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高抑价，本身就带着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这很正常！即便是私人公司上市，高抑价也会让股东有质疑！投行业务中，也经常受到质疑！这里面牵扯到投行，公司，股东利益的博弈！国企上市在任何国家都是受到很大关注的！别人提出定价过低的质疑来，你竟然骂到倒算改革的层面上！
你极右的立场是无疑了，但你真的相信经济自由能解决一切吗？
王正鹏致111：读了您的数篇留言，首先表示感谢，你的留言是认真的，我同意其中的一部分。在对纪老师的言论中，我的措辞确实比较强硬，也不够宽容。但是，也请你理解，一个社会的秩序是对于理性的尊敬，我从来在文章中不说这个国家的腐败、某些人的道德堕落。我觉得对于一个铁板一块的旧制度，我的大骂交易成本太高，个人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又极低。我只是想，这个国家从1978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建构这样一种理性，现在，棋已到中盘，火已烧旺到高温，怎可突然撤火。对于改革与开放的赞扬是张扬这样一种理性。平均主义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即使是思想上的平均主义意念的诞生。我从小生活在中国西北最贫困的底层社会，耕读为本，如果单说个人同情，没有本人有如切身之体会。正是如此，才有今天的这一些文章的发出。我还是那句话，本体论不可争，但这个国家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完全可争。
111致王正鹏：“我知道谈及公民权利是时尚的话题，但说到个人责任，关乎社会秩序和公德，几乎肯定会被大笔地抹黑，有些人甚至把稍一提及义务和责任的人视为反民主，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李嘉诚最近新加坡演讲录）－－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及改革出现的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一定会被视为反改革反民主。王sir，你认为呢？
“我热爱自由，也支持民主，然而自由和民主必须建基于法律和秩序，这是国家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基石。”－－在没有法律与秩序严格规范下的改革，能通向民主和自由吗？
你的观点我部分认同，还有几点我认为你教科书化了：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放在香港就很特殊。回归前的香港人没有可称道的政治自由，但是经济绝对自由；但回归后，一大批民主精英派开始追求绝对的政治自由。王sir对此肯定也有自己的理解。
老纪指出了问题，并不能称其为什么纪式改革，一个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要经历很多次检讨改正错误，何况一个国家呢？ 浮动汇率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它的良性作用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水平、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与南美债务危机就是证明。
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是亚洲的经济安全观，反倒是香港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幅下挫，这说明它的经济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所谓静态地追求减少贫富差距是什么？没有人要求停下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王sir又在偷换概念，强奸别人的意思表达。问题在于改革造就的国民财富分配机制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追求一种帕累托式的改革途径。那么请问王sir，为什么你说的“右”们都在极力维护现有的改革途径呢？且看亚洲金融危机，摧毁的是普通百姓赖以活命的少量财富，而精英阶层呢依然可以在发达国家享受阳光和美元。无论社会动乱还是被异国征服，得益于非帕累托式的改革的精英阶层们，可以投降继续精英，可以移民，留下的是什么呢？。
最后，说大鸣大放，上纲上线，意识形态，倒算改革，的都是谁呢？不是王sir你吗？
最后有两个趣闻，吴氏怒斥别人说他与财团勾结，他说自己给这么多家公司当独立董事是很委屈的，且不说老吴有多委屈，美国人早就做过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类似与我们国家的独立董事）如果在多家公司担任外部董事，那么对公司的治理监督作用是下降的，老吴为什么拿着多家公司的车马费为什么不提这个呢？他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啊，不该不知道这个！
著名的任总最近接受某周刊采访，他提到有人说房地产行业暴利那是胡扯，我们公司只有百分只几的销售利润率，电信行业有百分之九十多呢。请大家注意，他说的是“销售利润率”而不是净资产利润率（从自己出多少钱的角度算专了多少利润率），谁都知道房地产公司主要靠银行贷款建房子！不知道任总的公司净资产利润率是多少呢，为什么不敢说啊？
还是老任，他说：我说的话都是有实际数据支持的，我们有很自己的研究所，做了大量的研究，房价并不高。请注意他也说了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所，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跟国家统计局统计出的结果大相迳庭，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任总的话总有自己的数据支持。
王sir，不知道你去采访他们会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啊，还是想很多媒体那样本来很懂精英们在说什么，就是不让读者懂，故意偏袒这些精英们？
王正鹏致111：看来，我们俩的争论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方法论的东西，包括技术细节上的方法论。
1、您的语境是：反对流行的民族主义，就是对任志强们的赞扬；你引述了李嘉诚要求的年轻人民族与道德观，结果是我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微小的民主声音，你立刻就找出极端自由主义的形式模仿在拉美的教训；一个人反左，他就是右的；一个人提倡尊重精英，你就把既得利益者集团与精英划上等号，这样的思维，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中有无数的镜像，绞了辩子，发了通电，就一定是革命派了，最后咸与击毙。
111：王sir,你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质疑。你提到了我的语境问题，那么客观的讲您的几篇东西有什么特点？不正是我总结出来的吗？说我批你没道德，不让你发出一定点民主的声音，把既得利益集团与精英划等号（我是说某些精英，拜托看清楚了），你仍然在玩偷欢概念、欲擒故纵与哀兵必胜的计策。一个人反左就是右的，你不能移花接木扩大我针对的范围。还是通读你写的几篇东西，连左棍、思想禽流感、倒算改革都出来了，您还要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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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12th, 2006
这一名网友在《财经夜谭》上的一篇长篇留言，他反对纪宝成的国企海外上市600亿美元流失论，他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走改革与开放的道路，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 并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经济。
实际上，这一留言是《柳传志批评纪宝成国企海外上市论》一文的留言中，唯一的思考声音，其他的，全部是情绪化的反对口号。
我坚决赞成柳传志的观点。
中国的企业一个劲的在国内的市场上拼争发展，绝对对这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一是技术不可能迅速同国际缩小差距，一个是管理上不可能迅速缩小同国际商业社会几百年发展而总结出来的现代商业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人才管理模式、效益成本核算管理模式、市场营销和战略发展的思维模式等等之间的巨大差距。
如果中国的对内发展、仅仅是一味地吸引外资来发展国内的企业，最终国内的企业的外资吸纳也将寿终正寝，还是不可能真正地平衡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另外还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面对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面对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两个内外方面，必然是我国走向企业融于世界商业舞台的历史发展洪流中。这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世界对中国的发展要求。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境内和境外的共同发展或者是相互依赖、协调发展或者是相互补充逐渐协调发展，还有一个巨大的前提—这就是本国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产值的升值，手中掌握外汇的升值和保值，等等。
如果因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并购或者是战略重组，造成了大约600亿美金的损失的话，那么将这600亿美金全部用来补贴国内大大小小的效益不好的企业的不良债务的解决和下岗工人的安置的话，那么不出5—10年，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将会达到6000亿美元。为什么？第一中国同世界在管理、技术、营销、视野、设计、评估、中介、理算等等方面的差距将更大，会从10年前的20年的差距扩大到40年的差距；第二，我国的老百姓和广大不明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好处和潜在的影响，一方面是国内的宣传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走出去的企业在赢利方面的客观效益目前还不是占绝对好的境况，因为这毕竟要有一个可观的和可预见的时间过程，因而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第三，国家对什么企业可以走出去，并没有不科学的相关规定和限制，只是涉及国家战略和资源、金融，涉及重大科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综合企业的发展等等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措施或者是逐步走出去发展的战略考量。但是绝对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走出国门的尝试和发展，比如在深圳的华为，在青岛的海尔，在北京的联想，在上海的爱健，在成都的幸福，在内蒙的蒙牛或者是伊利，在广州的美的，在深圳的TCL，在浙江、重庆、武汉、大连、厦门、南京等等地方的的一些民营企业等等。在金融和信托领域，首推早年的中信和招商局以及中国的华润，还有就是鼓励中国银行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行的开设和办事处的建立。大约在1996年前后，中国的首钢就开始到拉美的秘鲁尝试铁矿的投资和开采；中国的中石油尝试在拉美的一些富油田的投资和开采；中国新疆建设兵团的新天综合公司对加勒比海地区有关国家的投资和开发，涉及农业和生物工程，等等。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设想并操作银行领域的境外上市，鼓励一些IT公司的境外上市，鼓励包括联想在内的高科技企业的跨国并购和重组以及在境外的上市，进入2004年前后开始，大力鼓励中国的能源公司的境外投资和战略调整，大力鼓励中国的物流公司的做强做大，包括中远在内一些大型运输类企业都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境外涉足众多领域的经营活动的经验并带来了可观的效益。目前我国需要进一步鼓励的是中国的建筑类企业的境外做大做强的问题。第四，我国内广大中小企业和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和改造造成的原来广大的产业大军的工人队伍的调整，包括某些实际利益的丧失或者消弱，技术工人的技能老化，下岗安置任务的复杂和在资金补偿上的窘迫等等，不能同中国的企业到境外去开拓和发展连同起来思考。这是不科学的，不讲道理的，不实事求是的，目光短视的。第五，现代中国企业的领军人物和新生代精英，必须是具有国际头脑和战略思维的人，甚至应该是能够融于国际商业社会的上流层次的人才行，光有立党为公的品质和公仆式的能够着眼于关心工人的真正的好党员的企业领导人，是不能够真正将这个企业在他领导下成长为世界跨国公司的。尽管这些好的品质和精神与思想也非常重要，但事关企业的战略发展的企业资产的升值与保值甚至做大的决策和管理上，必须应该拥有丰富的国际思维和融资思维的高级人才来充当比较合理。这绝对将会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积极地印证。第六，中央在1999年前后关于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走出去发展的战略部署没有错。
当前应对中国国内广大民众关于改革开放28年来的得与失的争论和思考，应该引起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应该再来一个关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式的战略思想的轰炸或者影响。
我以为，对于中国的经济，今后应该在关注发展速度、关注新农村的建设的同时，绝对应该关注中国涉及重大经济命脉领域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关注中国的重型机械制造、机电生产、能源建设、通讯建设、交通建设、宇航建设、飞机制造、船舶制造、核电站建设、重化工建设、医药建设和新药品的开发与研制、IT和芯片的研发和建设等等重大领域的发展和资金的鼓励与支持；同时要重视涉及潜在战略资源的符合环保要求的矿产品的开发和深度利用的建设，包括石油替代品的研发和建设等等。这才是能够同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共同产生巨大效益的关乎国家命脉和整体发展利益的战略部署！
让反对中国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人去见鬼吧！越来越经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经济，绝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共赢发展的世界经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的共同富裕或者逐渐缩小广大国人的贫穷实现大多数人的初步富裕，绝对是要宏观考量和世界眼光地看待和决策的。在政治层面的任何干扰，只会是进一步阻碍经济的良性发展，造成整个国家民众的思维混乱，最终造成中国的更加落后和在窝里进一步争斗，这对中华民族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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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9th, 2006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说，中国过去十几年里，让国企在海外上市，致使600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这一观点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财经夜谭》昨天的文章将之评论为“思想界对于改革倒算账式的禽流感”，今天，在《财经夜谭》的和讯网镜像里，果然是支持纪宝成的观点多多。
这是一个情绪传播的年代。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对于纪先生的论点技术性错误的指摘，并没有引起新浪和搜狐的反应，相反，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海外上市声浪在博客与论坛里不断涌现。
联想控股的老总柳传志前天和昨天两次对香港报纸表示：他不赞成纪宝成的观点。
对于不愿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商人柳传志来说，这已经是最厉害的批评了。柳前天对香港《信报》记者说，他不同意纪宝成的观点，因为大陆的股市是一个非全流通的股市，海外的股市是全流通的，两者不可对等比较。在技术上，指出纪氏的一个错误。
昨天，香港《信报》再度报道追随纪宝成的新声音，其中，柳传志有棉里藏针式的批评，柳说，联想在海外上市，单就引进策略股东给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思想上的启发，“令联想管理层大开眼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接着说，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引入新主人来管理，收益不浅，如果国有银行不在海外上市，只是不断地剥离坏账，那才是一个灾难。
柳传志对香港记者说，纪宝成发言时，他在现场，他不赞同纪宝成的观点，本来想与纪老师讨论一下的。世界经济的互动已成潮流，只要不涉及国家命脉，在海外上市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柳传志的联想不在1990年代进行有效的股权制度创新与海外上市，也许今天就没有这个公司了，何来收购IBM并成为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本人认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并不是跨国公司，只是在海外有点业务的公司）现在，在倒算海外上市账的背景下，吴敬琏们、柳传志们、中国移动们这些人似乎委屈地成为一个错误的制造者了。
对于这个国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与开放倒算账，正在走上一条矫枉过正的路径上。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它几乎是一种现代李自成的平等观。从中国有明一代以降，海禁开了关，并了开，到清代的海禁关了开，开了关，再到洋务运动时的放开与收缩，最后到文化革命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面对外部总是在得与失之间犹豫，是选择精英的理性还是大众的票决间犹豫。
这一次，依然是一个不详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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