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三月, 2006
星期三, 三月 29th, 2006
1987年，舒默议员曾经搞倒过日本，他的铁手逼日本人就荡，1987年日元大升值，随后日本经济垮台，失去了十年。20年后，这一幕悲剧没有在中国上演。
昨天舒默议员和美国政要已确认推迟到9月表决。可以看出，押后半年，是美国人的政治权术灵活的一面，不断押后，决不减压，以时间换取人民自主升值的空间。《财经夜谭》此前曾撰文，《中美汇率报复案，料舒默不敢先发制人》，即是基于这一理念的判断。
美国财政部甚至建议，永久搁置舒默法案。过去两周，中美贸易暗战黑云压城。舒默与格来厄姆来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华，轮轮博弈，现在，黑云突散。一段对峙与威慑期短暂过去，4月11日中美联委会召开肯定要有大单生意宣布，无非是购买波音飞机或采购美国的大宗物资。
随之，胡锦涛访美前阳光已经灿烂。
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外力一直是美国的压力。如果在外汇与出口上放中国一马，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可以得到五年的喘息与调整机会。中美贸易战注定不会像日美贸易战，在日本战后的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美国一直是一个父亲的影子。至今仍然挥之不去，在日本的外汇储备中，80％用于买美国国债，中国只动用了不到30％，由此可见日本与美国不一般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不一样，是两个敌视的对手，谁也不敢先动手。套用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话来说，叫“恐怖的金融平衡”，这样的用词曾经在冷战时对峙苏联时使用过。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这样的平衡中，战胜对手的法宝不是开战，而是威慑。因此，从去年的舒默法案开始，中美经济的暗战一直以威慑的方式行进，不断推迟，不断寻求新的筹码，不断想从战略上让对手出现一次失误从而抢夺主动权去拖垮对手。
据此推断：胡访美的收获是中性，但战略影响力可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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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28th, 2006
几天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四川说，中石油与中石化在去年的油价低企中，为公众补贴了800亿人民币。
从财务数据上看，此说法正确，它在财务上能够反映出来800亿，因为中国去年的油价低于海外市场。但这仅是财务数据，对于这两家垄断性的国企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写成另一个数字的区别。
中国石油在海外上市，去年的收入是1334亿元，在亚洲已经超过了日本丰田的利润。这样一家开发着全中国陆上石油的公司，正是其垄断性收入，才为海外资本市场最看好的。但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自豪”有这样一家公司超过了日本丰田的收入，但只能是这样一种精神快感。
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的垄断性利益只是石油行业的独享盛宴。由于多年垄断作风下的守旧思想，他们去年一度误判全球石油价格走势，没有在石油大涨前大量进口石油，结果后来追悔莫及，在一定程度上才有了去年的油荒。
一度，国内的石油商成为去年沿海石油向外走私的支持者。去年的油荒为什么发生在广东？不只是地方利益与中央老国企的对峙，而是两大石油商纵容了广东一带的非法走私。使广东的低价油销到了香港。这在当时的香港报纸中有大量的报道。因此，那场广东的油荒不是油荒，而是垄断利益与地方利益的一次博弈。
中石油与中石化一直希望油价与国际接轨。这一点人们完全同意。石油价格改革是中国资源价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轨有利于按全球油价来控制中国经济的成本。但是，如果油价要改的话， 一定要伴随垄断利益的打破。如果不打破垄断，给民营资本一点空间，中国石油行业的效率是不能够提高的。
我们继续举去年的油荒论：如果不只是这两家有批发权的石油商在把持进口权的话，那些精明的民营石油商一定会在油价爆涨前大量进口石油的。民营石油商是油价的减震器，他们或许会减少中国在那一段时间的紧张与慌乱，我们在全球的石油谈判中也不至于那样被动。把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不如放在N个篮子里好。
如果说，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为全国补贴了800亿很难过的话，他们可以不这样补贴，而是交出垄断权。相信，他们一定会选择前者。
关于石油的定价是一个埋藏了很多逻辑陷井的东西。中石油每年有一半的石油采自中国大地，但这些油又是按海外的石油价格来销售的，这一天量的成本是计入在价格中的还是不计入。同样的，还有中国的近海石油开发也是如此。
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对于战略资源缺失的恐惧感，使人们对于这样的公司往往敬畏有加，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石油紧张的年代，他们透支了太多的政府信用和公众信任，他们也随时可以挟持政府为其打开通道。但这世界上，不管它是天使还是魔鬼，它们谁也不能逃掉“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不承认这一点，也许天使就要变成魔鬼，而魔鬼有时也会戴上天使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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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27th, 2006
17年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太阳也会西沉》，检讨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的式微；2005年，这本杂志又以《太阳也会升起》预言，终结了近20年的动荡后，日本经济将重新崛起。
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3月9日的动作，可作为《经济学人》战略眼光一个注脚。福井俊彦当天与小泉吃完午餐后宣布说，日本将终结5年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设置了一个参考的通货膨胀目标。虽然日本并未宣布加息，也未称通货膨胀已到了多少，但日本投行野村证券认为，今年冬天，日本央行可能要加息了。
此消息在全球引发强烈关注，成为过去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新闻。加上当时美国加息的消息重新正面化，大量资本闻讯从亚洲股市迅速撤出，一月份以来美元热钱在香港股市的美妙光景突然不再，香港H股暴跌，连带打压中国A股。
我们可以把日本央行此举比喻为：虽然孩子并未出生，但一个家庭已经开始忙着提前准备新生者的尿布了。对于日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捂也捂不住的喜脉。
日本央行此举的技术性意义后面，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正在以新面目迎来新的“黄金十年”。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日本经济之重振将改变这个国家在全球化与亚洲经济板块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中国，日本的重新崛起前的改革有和印度最近的改革一样有重要学习价值。
日本过去20的经济动荡，源起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87年的“广场协议”，美国施压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终结了贸易立国的时代，出口大幅减少，经济开始走向衰落；随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开始不断减息，又造成了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银行业的冰河期。这就是日本人一直在感叹的“失去的十年”。
其实，经济辩证法无处不在，日本经济挣扎在通货紧缩的泥潭里，正是国家进行震撼性深度改革的绝好机会。这次大改革的经验可总结为几点：
一、没有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不会走到前台。正是在这次教训，日本铁腕打碎银行－政府－企业间的一体制的结构，强力处置不良资产，当时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一家银行不能如期盈利，董事长必须下课。绝地反击式改革让日本的金融业几死而后生。
二、日本的这次改革之震动性，堪比中国在1980年代的价格与企业改革时的决心。强硬推行的金融改革，在日本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声浪。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2002年兼任金融大臣后，强硬有做法一度令东京股市掉到了8700点以下，几乎引发政治危机。但改革派咬牙坚持，直到今天迎来了复苏。
三、日本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中国也正在遇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改革需要主动割舍很多东西，比如终身雇用制的打碎、出口为王的东亚模式的式微、电器王国的艰苦转型、邮政开始民营化等。在被动解决泡沫破灭后的经济问题时，日本主动迎难解决了结构性经济问题，一举升级国家的经济战略，堪称“祸兮福之所伏”。
（此稿已经发表于最新一期《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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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26th, 2006
我喜欢神秘主义，我喜欢从一些奇特的细节去一叶知秋，因此，我想到了希拉克的退场。
几天前，在欧盟的一个会上，由于发言者在发言中把法语改成英语，法国总统希拉克率两名财政高官退场。旋即，法籍的一名欧盟高官出来发言时，希拉克又近回会场。
希拉克此举传出的信号让意大利人不安，这是法国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的信号。几天前，为了阻止意大利的ENEL公司收购阖国的能源商SUIZ ，法国甚至让国有的天然气公司收购了后者。更早一些，印度钢铁大王米塔尔想收购卢森堡的阿塞洛钢铁公司时，法国人同样传递了要否决的信号。
在资本主义精神强大的欧洲，法国号称是资本主义色彩最浅的国家。在近现代的数次革命中，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与他们的艺术关怀世界的气质混合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理想。尤其在欧洲的一体化中，法国人心中的起起落落始终伴随着欧洲分裂的不安信号。
在资本主义的大营里，经济国家主义的思想正在蔓延，这对于想理性地享受一体化市场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一种气候慢慢到来时，再坚强的鸟类也要作出本能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的一种威胁有时候走的是回头路，但人人会感到自危，国国会感到不安全。当下的欧洲正是这样。
去年的俄罗斯掐气事件已经让欧洲感觉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是个概念。在民粹主义的声浪中，从美国到俄国，从中国到日本，从法国到波兰，国家主义的呼声成为票决者最大的民意。去年冬天，《耶鲁全球化》上就发表过此校一著名历史学家（名字忘记了）的文章，他说，1930年年代正在上演。
欧洲一体化的复兴中，民族主义挥之不去，尤其是法国和波兰这样的国家。戴高乐主义从来都是法国人心中不自信的折射。这种风气从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反对美国的示威中就已表现出来。随后在欧洲的宪法法案被法国民粹主义精神绞碎后，“欧拉伯”还是“阿拉伯”的反思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伴随的还有法国报纸近来关于法国已经衰落的讨论。
尽管法国人希拉克的保守化之举可以赋于各种民族主义自尊感的解释，但不OPEN和不开明的国家从来都是穷国或走向穷国的国家。孟子云：仓禀实而知礼，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德国与英国这样的欧洲资本主义较彻底国家，像法国这样的敏感心理就没有。出产过卢梭的法国，在政治方向的选择时，从来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纠缠不清的混血儿意识形态，至今不能解决。
法国的一叶也是中国的秋天。此前民粹主义的改革争论中，最近悄悄偃旗，但这并不代表声音不化作为情绪。这几天的几个声音里看，方向在悄悄地起一点变化。国家发改委最近的“中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很多中央部委都提交了表态改革的具体工作方向。可视作为政治信号的转变。甚至有一些人提出重新担振原国家体改委的机构地位，在改革最关键的进修继续上攻。吴敬琏前几天在香港的讲话中也抱怨说，2005年的改革攻坚年一度变成了争论年。
前27年的中国改革只是数量之行。第三轮的改革争论后，才是真正体化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俄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关怀的改革方案是最终诉求，即必须考量到广大民众的利益的改革。最核心的是教育与医疗的改革，但如果民粹主义继续高涨，在全体一致的热浪式选择下，这两项改革也许最终不是制度安排，而是政治救济，那才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做手术要打麻药，但手术决不能停止。
经济国家主义后面的民粹主义从来都是一只虎，必须放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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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23rd, 2006
这些日子，很多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发出：关于外资对于中国的垄断性并购，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理性表述，是获得主流民意的东西，但为什么是现在而为是数年前？国有银行上市后，贱卖论登场，是以专业的财务表述为合法支撑的，但是，为什么贱卖的声音不是以前才出现呢？
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不是按某一种秩序来排列的）多是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现象后，他们的所谓科学理性有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票决式的连珠炮表态，形成舆论攻势。这就像流行的东西一样让人感到不安。我用这样一个词语，是因为，我们仍然在观察，这个国家是继续以秩序式的理性来坚持变革还是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怀旧下的话语重新安排我们的经济发展。
昨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JAMES HAROLD在香港《信报》撰文认为，经济国家主义将沦为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国家主义现在正在浓重地书写于中国学术界的争论中。
我在此前的博客中，已经用过这样的类比，即民粹化的经济追求在1930年代曾经达到高潮，现在卷土重来。1911年与1933年的欧洲政治经济学情景人们至今仍然记得，民粹主义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抬头。目前，经济国家主义在美国非常流行军，阿拉伯的迪拜对于美国那几个港口的收购引起的民众反应出乎美国政府意料，中国去年对于优尼科石油的收购同样引起了民粹主义的保守否决。
今天，中国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凯雷集团对于徐工机械的控制性收购，商务部可以要投反对票。从逻辑上说，是一报还一报。但抛却两国的民粹主义流行风，这一切是否又是基于市场理性？
不仅如此，民粹主义在欧洲也正抬头。GAMES说，波兰的民粹主义正在反击外资对于本国银行的一起并购，中国在反对外资的垄断性并购，法国在阻止意大利电力公司对于其公用事业的并购，并防止意大利人去买卢森保的阿塞洛钢铁。
一位意大利部长说，民粹主义正在1911年8月的情景中蠢蠢欲动。
在1930年代那样的环境中，国际化恶化的标志就是国家经济主义成为政治工具。1930年代法国和德国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在金融事务上。“911”后的美国，对于恐怖布主义的担心使保守主义重新复活，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最积极的推动者。
最近的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的敏感，与他们当年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的百年不利处境是有关系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对于法国在黎塞留以降后的叙述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在欧洲大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国家主义总是最高涨的。波兰夹在俄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悲剧的承受者，将来是不是也一样呢？
1930年经济代欧洲国家主义沦为政治工具的现代版本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国家认为，他们的国家身份受到了威胁，因此国家经济主义必须高扬。其脆弱性的一面在今年1月的俄罗斯打压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中非常明显，JAMES认为，它推动了波兰人民主义右翼主义政府走上前台。
在全体国民的理性观偏差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如中国的文革命）恐惧越是理性化，国家经济主义就越容易成为政治工具。过去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对于能源的恐惧是推动很多国家经济主义抬头的第一因素。普京在俄国的做法正是这样，普京发动的经济国家主义使他自己合法化为俄罗斯无可替代的优秀男人。
经济国家主义确实限制了市场的成长，它最坏的结果是引起市场奔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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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三月 22nd, 2006
人民大会堂，俄国最好的交响乐和歌剧演出正在开始。普京坐在胡锦涛的边上，心里仍然琢磨着什么心事。
在中国的俄罗斯年里，观察家们会给它各种美妙的想像和解释，但关键的中俄石油支线上，传达出的仍然是像俄国寒冬一样漫长的等待：中俄将开始着手这一支线的可行性研究，这样的温吞话。即使这样，此话也算俄国人对中国最明确的答复了。
从1994年，安大线的设想出现起，已经十二年过去了。俄国从冷战后经济的萎缩到现在普京的铁腕国家主义，俄国人在慢慢地偈做汤一样地调整着自己的石油战略火候，不紧不慢。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战略分析，也许不得不从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内容中找到踪迹，俄国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那些演出场面充满了仪式感与高大的威仪，一个大国的底子仍然存在，那么，它就不会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上作出一个简单的决定。
一条远东的石油线，可以为他争取数年的发展时间，同时，又可以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制衡，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制衡。这是一种看起来捉摸不透的政治，确实有其狡猾的一面。不断地以柔道还击对手，不断地选取新的利益筹码。
按照俄国的计划，这个夏天，泰纳线要开始动工了，这是铁定的，中国的支线只是泰纳线上的一环，而且这一环还在论证中，但就中俄目前的政治与经济蜜月来看，似乎上马此项目又是是非曲直理成章的事情。
过去十二年里，一条线确实见证了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变局。起初是中国的东西，那时，石油只有20美元，2003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后，石油一路冲过50美元，随后是60美元，70美元，这时的安大线就变成了安纳线，后来又成为泰纳线，现在变成了中俄石油支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最近向国际文传电讯社抱怨说，俄方承诺的多，落实的少，确为实据。
现在，中国经济开始趋缓了，日本经济反而又准备重振，东亚的经济格局未来几年里将重新生变。中俄支线的建成后，俄国人究竟能得到多少，尚难估计。我的看法是，这条线的战略价值已经远逊于几年前，或者说，它错过了最好的换取各种利益的时机了。
现在，全球油价在往下走，中国的石油价格马上要改，与国际接轨，加上中国经济下在放慢，随后，中国的石油需求将会下降。中国概念已经炒完，全球油价开始在往下走，中俄支线的权重将随之而下降。中哈线的供油量上来后，支线几乎是一个可选项目而不在是必选项目了。这是博弈的结果。
所以，下一步，也许是俄国人将主动推动中俄支线的建立而不是我们像去年一样强烈要求这一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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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21st, 2006
昨天,碰到了一个开一块二夏利车的个体司机,他正打了一桶汽油.他说,自己的朋友在石油公司工作,听说,近期石油要涨价.这几天,关于石油要涨价的消息已经传出.我个人认为,这次提价背后的改革很可能是: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这就是去年发改委主任马凯说的成品油价格改革.
去年下半年,全球油价走高后,中国石油价格连提了数次,但按照国际油价的变化,中国在去年下半年根本不能承受那么高的石油价格,因此,随后就没敢涨,年底时,中央财政给中石化一次性100个亿的补助,算是替公众买了单.
我当时和一个朋友闲谈,他有车,大骂中国油价太高.我劝他,哥们,得了便宜别卖乖了,2005年4月的广东油荒根本是一个假象,为什么单广东有别的地方没有,因为内地油价便宜,中国石化自然愿意把油走私到香港去卖.当时,大量的香港货车开到深圳来加油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现在,没人买单了,恐怕得自己买了.
目前,全球油价已经在向50美元的方向走了,去年一度达到70美元.因此,推理来看,油价改革的时机已经比较合理了.
据说,发改委最近正在着手油价改革的方案.一位基金业的朋友说,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等公司内部人员这几天都在忙碌此事.还有一个异动是,这几天,石油股票走得很好,尤其是中国石化的股票,相反,汽车的股票出现了下跌趋势.估计此事近期将会水落石出.
石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后,将会出现几个变化:
一,油价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会带来一连串的价格上升,进而刺激中国经济不要走向通缩.出租车价格\基础设施价格\农产品价格等都会跟进.
二,石油价格接轨可以给中国汽车业再冼一次牌,自然淘汰油老虎汽车.汽车价格还会下降,各省也将对小排量汽车有效解禁.这是市场无形的手的力量所在.
三,油价改革时机合理,早晚得做,这次改了后,对于后市的中国经济利大于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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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21st, 2006
一个叫舒默的人正在北京游荡.
舒默是美国一个参议员,和当年的麦卡锡一样有名.此君最有名的提案是:如果中国不放弃汇率操纵,将发起一个叫< 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东西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如果这一棒真落下来,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走向都会因此改变.
因此,舒默的北京行堪称关键.官方至今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不过,他已经在前天抵沪,昨天人在北京.
舒默去年对于中国外汇的文攻武吓起到了作用,当时,这一压力通过舆论放大后给中国的决策者以不小的影响.但对外经济是实力比拼,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容不得听中国人解释.虽然这样,舒默的法案在3月31日就要出来了,连他自己也非常小心.北京晨报的报道说,舒默的同事格雷厄姆议员临行前,对美国参议院说,此事太大奇妙”万分谨慎”才行.
舒默法案如果通过,对于中美经济来说是,引爆了一个原子弹,这样的核力量动用如果因为偶然的原因而巧合性地通过,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我料舒默们不敢动手:
一、美国的三权政治体制，对外是两个角色，一个打，一个护，参议员议员威胁中国，政府就可以达到经济与外交目的，或二者合力，或先谈条件最后再否。这样的缓冲与组合是代议制政治安全与科学的重要特征。舒默即使是一个麦卡锡主义者，美国的国务院还有一批对中国比较开明的人士。料布什政府不会批。
二、美国的双赤字经济中，民间过度借贷简直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中国的东西不过去，恐怕老美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得追加一个不小的数字。贸易就是这样，大家都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劳力便宜，美国劳力贵，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如果说，因为不和中国做生意，让越南和印度来取代我们的出口，恐怕这两个国家几年内尚无法满足需要。原因很简单，中国东南沿海数千公里的土地上的“中国制造”，越南与印度一时根本排不出这样的生产能力，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生产是其他国家一时接不了盘的。
三、贸易报复案是一出悲剧，套用莎翁的一出戏叫做《一报还一报》，最后是双输。双输或双赢局面的取得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尤其在舒默法案这样的东西上，今年诺奖得主用博弈论来解释威慑的思想，很适合这一法案的运用。也就是说，默法案最大价值是威慑而获取更多筹码，而不是付诸行动。因此，推迟是保持其威慑力继续有效的最有效途径，如果再能达成好的合约，那就是双方成本最小的付出了。
四、中国这点出口，刨掉代工后，自己的原创性出口量是很小的。这点美国人是清楚的不久前，商务部发出一个数字，咱们自己去年的原创性出口额（对美）才几百亿美元。代工是典型的中国式生产，用咱们的便宜劳力为人家生产，然后自己挣个手工费，那些贸易量还要记在中国的头上。但美国的有识之士对这些东西搞得很明白的。克鲁格曼曾写过一本书叫《流行的国际主义》，几乎章章都是给舒默的大嘴巴，美国主流知识界还没有忘记掉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只是在参议员和工会人士的心中不断跳出。要知道，在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克鲁格曼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呢。
综上所述，3月31日的舒默法案将推迟表决或暂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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