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一月, 2006
星期日, 一月 29th, 2006
《政治学》是拉斯韦尔在1936年的一部小册子。拉斯韦尔是一个不一般的人。这个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山者，是研究现代战争宣传术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学四大创始人之一。《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部不朽的作品就是他24岁时的博士论文。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带任何情感与理想色彩的，像解剖一样冷淡。这部《政治学》给人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拉斯韦尔认为，人通过政治获得的价值有尊敬、收入、安全等。获得最多的人是精英，获得最少的是群众。如果用这一概念套列宁主义的群众概念，同样也是适用的。
精英达到目的的办法有四种：一是象征，二是是物资，三是暴力，四是实际措施。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论述这几个问题，读来实在有趣，想想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切无处不在。不过，行为主义政治研究自身并不带情感色彩，对于精英与群众并无道义上的是与非之分。
在拉斯韦尔看来，象征就是意识形态。这是精英的第一号武器。有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个取得政治地位的精英群体来说，为了传播他们的象征还在费尽心思时，表明这种象征的历史价值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以拿这一点去验证我们周围的东西。在二战时，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打击，是德国民族主义对于象征手法的极致运用，几乎德国每个社会社会阶层都找到了恨犹太人的理由，正是德国民粹主义的这种运用，才使其本身成为一个思想绞肉机，犹太人是在责难逃。
物资这一说法比较好弄明白。但有一点值班得一看，拉氏讲到了通过计划与价格控制时，人们的感情、思想、信仰是如何被物资供给的控制一点一点地给瓦解的。列宁主义的计划经济控制对于知识界的打击，塔里班通过人为“透析”社会的经济肾脏功能，变相达到控制年轻人和整个社会的目的。有趣的是，拉氏研究了两种控制方法：一种是配给法， 一种是价格制，都是人为的控制方法，前者控制物资本身，后者控制工资。以经济限制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从上个世纪30 年代的德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手法如出一辙。
暴力这一做法就不用细说了。拉氏在研究时，几乎描述出了一个阶层夺取政权的所有险恶手法。有关暴力使用中的组织与宣传手法，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有详细的介绍。
实际措施是精英的吸收和训练方法。有两部分可看：一个是在社会的紧张期与非紧张期，精英采取的手法往往是专制与民主的交替，从德国到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不同年代都有运用。比如，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但在罗斯福新政的年代，其对于美国国会的强力打压也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时候，一个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往往刻意制造一个敌人，造成社会的紧张从而达到行使专断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风已静而树自摇。这是最值班得警惕的。第二个是在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时，一个重要的排气阀是宗教的复兴。1990年，前苏联一倒台，彼得大弟的子民们就请回了东正教。这一点对于中国应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精英们不请孔子，群众们就自己请佛。看看北京后海的那些小店里，清一色的佛教饰品风格和佛乐，再看看年轻人尤其是体制外的人们，他们的手上都戴着是水晶佛珠。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但这种社会心理取向往往会形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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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一月 28th, 2006
今天看到了2006年第二期的《财经》杂志，首先向胡舒立女士致敬。
我能够读出这篇期封面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和对于中国改革的忧虑。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改期有起伏，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92年前后。上海的皇铺平发表了评论改革不可停止的文章后，可以看作后来邓小平先生南巡谈话的先声。
今天我又看到了这样的声音，或者说历史又具有了一定的相似性。大家一定还记得，从去年的“朗顾公案”到今年夏天顾雏军被捕后，一种反改革的声浪突起。李剑阁曾在清华的演讲中呼吁：中国经济学界面临1992年来的最大分歧，《北京晨报》的记者张黎明最早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现在，这种否定改革的思想有抬头之势，并将主流的经济学家逼上了道德审判席。
因此，我向《财经夜谭》的所有读者推荐这一期的《财经》杂志，请大家收藏这一期的文章，阅读他们的远见与理论勇气，我们可以用作以后的实践检验。
请注意,皇铺平先生在这一期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明眼人能够看出，这篇文章对于形形色色的打着公共旗号的新左们进行了冷静而大胆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这种情绪论的媒介上的穿新鞋走老路的年轻人们。皇铺平的文章说，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来否定改革，是根本上对于中国历史和否定，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否定。如果把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看成这些问题看成静态的问题，要求停下改革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胡舒立女士在本期开卷评论中的标题是《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结合他本人最近对于日本经济界高层的大型采访，通过日本经济界对于失去的黄金十年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决不贻。
胡舒立与皇铺平的文章是思想上呼应的，相信读者能够读出后面的意义和他们的远见。我相信，这一期的《财经》杂志是会成为一次历史的先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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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月 26th, 2006
林木：你是传统媒体出身，网络这样形式，很多是自由博客来写，会不会对传统媒体形成影响和冲击呢？
王正鹏：我感觉到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博客，实际上对传统媒体潜在冲击很大。
第一个就是新技术为人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过去传统媒体实际上都是精英把持着，草根的人表述很艰难。但是博客完全冲破了一切阻碍的限制，它有了新的品牌，实际上我个人写文章时，我把它比作是电子民主。一种表述的民主。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是一个麦克.罗汉的信徒，我认为一种媒介给社会传播什么内容是次要的，这种媒介出现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互联网基础上的博客这种表述，它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快感远远超过要去写什么东西。
林木：这个形式本身超过了承载的内容？
王正鹏：对。
林木：你感觉到书写博客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呢？你有表达你的话语的阵地–《北京晨报》，网络给你带来的乐趣是什么呢？
王正鹏：我从去年秋天开始写博客，给我带来的最大乐趣就是表述的自由。我如果在报纸上写一篇评论，语言上也须微言大义，因为我是传播者，我要小心翼翼。在博客上不一样，我是无障碍表述。
林木：文字的美感和文字的严谨性这些方面，博客相对于传统媒体，是不是有很大的削弱呢？
王正鹏：其实，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在博客上写文章，写1500字也许只要30分钟，主要是无障碍表述，这种表述中，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我是两个身份来写作，报纸上我是一个把关人，这是很多制度约束的；在博客上，我是一个私人，是一个个人表述者，所以有时候会更自在。
林木：可不可以这么说，在你作为传统媒体那么一个传播者的时候，你在工作，在博客上来表达的时候，更多是表现你个人是吗？
王正鹏：对。身份是个人的。我觉得博客写作是属于一种私人的写作。
林木：你既然作为一个声音影响其他人，就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了。比如你在网上写你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自由，表达出来，法律无法限制，但是道义或者说一些行为准则就会对她的行为有指责，这个关系你怎么看呢？
王正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博客给大家带来无障碍表述平台，但是这个平台上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精英传播，第二种是实名传播。
精英传播是基于理性的传播，比如说我是一个财经博客，我更多表达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和认识。第二就是实名传播，实名传播就是你自己的身份名字都是公开的，你写这个实名博客的时候，你无形中已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基于个人的信托，你的名字公布出来，就是以自己的信誉作为抵押来做的。我觉得这个比一个传统媒体要求更为严格，你不可透支自己的信用。
林木：可不可以这样说，博客出现，某种程度上会推动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责任感？
王正鹏：确实有这样，有些人可以胡说，但是他的声音会变的很小。
精英传播从高往下流的，实名传播更多的是“意见领袖”，它的传播本身有社会影响力的，但是自己自身可以自律，我为什么说会自律呢？以自己的信用作为抵押的。物极必反。
林木：你怎么推广自己的博客、让你这些思想传播出去呢？
王正鹏：在我的博客上标明“手工写作，请勿转载”，每天只写一篇，表达我每天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我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技术上我不是特别懂，我基本上写了，发表出来就可以。我会固定浏览一些博客，但是不是固定的去留言。
林木：会不会在某个地方开专栏呢？
王正鹏：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分销内容，比如在报纸上变成专栏，在其他的博客网站变成镜影，我可以出书，当然，博客本身就是一种传播。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每天只有几十个人读者，后来是几百人，上千人。我的博客是一个独立域名，我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自己写作可能更独立一些，不基于某个门户平台，可获得更多的自由。第二是这样来写作比较亲近，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没有太多利益。我只浏览别人的博客，很少留言希望他来看。陌生人只能通过百度和Google搜索看到我。
林木：很多门户都在推广博客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王正鹏：我原来想是不是需要专门的博客网站来做更好，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博客这种互联网现象的出现，变相强化了互联网的媒体功能。所以对门户来说，做这个反而有更大的优势，它本身的流量很大，把一部分的流量或者一部分潜在的流量顺势转化为自己的博客群。
搜狐的博客比别的网站博客很大的特点，是一个开放系统，搜狐的博客和独立博客都可以进入它的博客，越是开放，或者广义的门户化，它获得的那种媒体效应要超过某一个网站去单独去垄断。我希望门户更开放一些。
林木：你作为一个博客写作者希望BSP能够提供哪些服务，让你写作起来更舒服更好呢？
王正鹏：第一个对互联网的新的表述途径，新的表述平台要强化它的表述功能，它的平台会更傻瓜化一些，或者更大一些，服务更周到，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基于技术层面的东西，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就是博客写作将来可能出现新一种契约，什么契约呢？一些特别优秀的博客，给网络本身带来的流量，带来的眼球，带来了潜在的广告效益，酝酿了将来会出现新的盈利模式。比如搜狐公司原来的搜索，当初没有盈利，但是后来带来了很大的广告效益，博客也是一样，博粹成为新的盈利模式，这样估计将来有分层的东西，或者商业的东西，契约会出现。
有一些广告，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博客阅读更个性化，既使一些精英博客阅读层次很高，现在阅读每一篇文章，那种垂直影响力，不亚于读互联网上转载的新闻。比如我有一篇文章，有四万字，有的人是逐字逐句看完的，并给我留言，留了两三千字，这种效果会很好
林木：到那样一个时候，你作为传播者的工作形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了。
王正鹏：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中国经济专栏作家。
博客写作可能会带给我这样一条道路，有的人通过博客向我约稿或在报纸上转载我的博客文章。我觉得是这样。过去在报纸上写专栏作家，将来会出现博客专栏作家，通过这个平台写作之后，可以向互联网出售，向传统媒体出售，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专题内容，最终是内容和渠道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时候渠道强大，有的时候内容强大。每一种媒介出现的时候，都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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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25th, 2006
商务印书馆出的，2005年买的。那天是五一，我在西单买了书后，和任雪松（前《经济观察报》公司新闻部主编）一起在广场上看黄昏中人来人往，心中好不快活。
看《海军战略》纯是因为私人兴趣。我对军事很感兴趣，但自己做了经济报道后，对于海军的兴趣与经济联系了起来。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海权是不可分开的。自由贸易强大，就会带来海权提振，如果这时不提拔海权，将来自由贸易就会衰落。同样，一个国家的海权保护下的自由贸易，能促进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政治自由。这是空军和陆军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
关于这些东西。《河商》里对于蓝色文明的研究是有独到见解的，亚当斯密、卢梭这些早期先贤都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研究过这些问题。前些日子，我还在北京丰泽园饭店和《河商》的制片陈汉元老先生聊了几句。老先生思想开明，仍不失当年风采。
说正题。马汉的这本书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海军不同于陆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分兵两处，要集合力量才能获胜，而且，一次海战获胜后就可以在几十年里控制一个区域的海权。一个国家在一次海战中大失利，对于国家的经济与思想之损害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马汉对于合兵一处的讲法几乎是这一本书的线索。他甚至说，当你有两只军舰，别人也是两只，也要用你的两只去打别人的一只。这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是一种军事思想。
就说甲午海战，中国一败，一百年里提 起日本人都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了，那次失败不是一次军事失败，而是错过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所以，海军是一个格外神秘的军种。马汉自己对海军情有独钟。
还有几个比较好玩的结论：
1、军事造船厂的主要作用不是造军船，而是修军舰的能力。
2、两支海军的的布防距离最佳位置是，他们不能使对手合兵一处。
3、大岛的战略价值高于小岛。
4、远征军永远都不能分散船只。
…………
这本书的翻译者蔡忠轩（？）先生在解放前就译过这本书。不过，在民国时代，蒋先生是不会重视海军的，解放后，中共也并不重视海军。此次，胡上任后，对于海军的重视超过了以前。海军司令不但进入了中央军委，还在沿海加强了海军的船舰建设，比如，上海沪东的现代舰对于冲绳的美国海军基地后背有巨大威胁。
我最后业余地说，一俟有台海战端，我国的北海、南海与东海舰队要合力一处去打台湾，而不能留一支做备份。台湾之战是中国的海权大决战，胜则冲出太平洋，可做百年大业，败则重演甲午百年历史。即使鱼撕网破，也要集中海军力量在台东打一次大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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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月 24th, 2006
今天，是北京春运的最高峰了，火车站铺天盖地是回家的人。但一票难求，票贩子成了人们回家的路上，最温暖的关怀者。这期的三联周刊最后一篇文章是：《告诉我，票贩子哪里》，简直是一道黑色幽默。李礼的博客上，对于票贩子也充满了亲切之感。你看，铁路和发改委严控票价，这是一个白市，那么，票贩子的黑市就会出来。这是辩证法。
人是取利的动物，票贩子何错之有？
铁道部春运加价20％，是一种反经济规律之举：因为，每一个在此期间回家的人，不管你涨了20％还是30％，他们都要回家。铁路借此已经获取了超额垄断收益。我昨天的文章中说，只有放开票价管制，让价格随日期自由浮动，才能有效调节人们回家的时间和回家选择的交通工具。
票价管制有一个“公共利益”借口：不能让“群众”增加交通负担（你看，这是多么陈旧的政治话语）。实际的情况是：火车票量供应小于需求，而且在最紧张的那几天里仍然是同一个价格，结果，“群众”们不能从白市购买，只能去黑市票贩子那里买，票贩子的加价变相给出了火车票的真实浮动价格。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这样说过，一个面包师给人们做面包并不是它的仁爱之心，恰 好相反，是它的私利之心，只有做更的砚面包，做更好的服务，他才能给自己挣到更多的钱。
因此，我们不想让“群众”老欠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情儿，铁道部，请你市场化，请你放开票价管制，请你更自私一点，就像亚当·斯密说的面包师一样，去好好谋你的私利，这样，回家的人才会更感谢你。
对于铁道部来说，2006年如果再延迟对它的改革，春运如果碰到坏天气，将会出现大事故。专家们对于铁道部提出了各种改期方案，我认为，在放开票价控制的基础上，竖拆铁路，路网分离，铁道部实行公司化经营，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大幅进入铁路的客货运营。
在这个行业里，只要不出现垄断，私有化的程度越高，人们回家的自由就会越大。你看，公路就是这样，多少民营公司已经进入，听说过公司一票难求吗。即使没有充分的私有化，也要资本多元化。
从这个国家的变革来看，铁路的半军事化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它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没有再成为一个中央部委的理由。它至所以一直还是一个中央部委，就是其垄断经营的实质上太多公共的借口。石油部、化工部、治金部、机械部、邮政局这样的单位早已成为历史名词，铁道部也应该在技术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现在改革它的的时机完全成熟。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每一种交通工具都会承担公共责任，但商业化经营是保证这种公共责任更好行施的最好办法。铁路是谁也拿不走，在铁路的竖拆中，一事实上要给予私营企业最大的进入空间，用私人资本去对峙垄断资本。
人们不用担心放开票价后其价格会上涨：资本会驱使火车提速，资本会让人们提前或延后安排回家的时间，资本会让人们去选择铁路、飞机或长途汽车，资本会让铁路制造出高价票与低价票。
用一句话最俗的话来说：只有钱，才能去驱赶鬼来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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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月 23rd, 2006
上周五，北京晨报著名电信记者焦立坤，一发表TD－SCDMA标准将成为中国国家通信业标淮的消息后，我心里一阵激动。3G的淘金浪要来了，没想到周一一开盘，大唐电信就涨到了9块多钱。
如果手上有10万块钱，可以全部用来买中兴通信（000063）和大唐电信（600198）这两支股票。我不是机构的人，也不是股评员，但我坚信，到今年5月17日前（世界电信日），这两支股票会有一个不俗的涨幅。
2006年中国股市有什么概念：3G、银行和十一五。基金的研究员们对此分析的已经很深入了，今天，国内最好的几支明星基金披露的投资给合里，上投摩根富林明、易方达策略成长、广发稳健、潭财合丰成长等，都出现了对中兴通讯的高额持仓比例。
我对于3G概念的这种认识，倒不是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电信产业报道的记者，而是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是什么坏事。技术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日本至今还是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是过去一两年内才起来的，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是胡温新政的政治话语，其语境不同于毛那个年代的勒紧裤腰做导弹的年代。在美国的知识产权战压力和中国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经济信仰和政治信仰，其在2005年成为一种早已溢出了技术领域的情绪。
国家发改委不说了，是技术民族主义的第一支持者。我记得，当给中国大唐TD的频率规划出来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现场激动得扔掉了讲稿，讲了一场非常热烈和充满情感的话，如果一个QFII的分析员在场，他可以从这个国家体制内的这种情绪转变上决定下单3G股票了。
信产部这几年被外国电信设备商冼了脑，一度很犹豫，现在也改过来了。说实话，业界的人得记住娄勤俭这个人，信产部副部长，在关于TD的舆论最坏的时候他一直在暗挺大唐。现在，风向早已大变，如果不挺大唐将成为一种政治立场的动摇。
技术民族主义已成为大唐最好的保护伞。
值得注意的是，信产部部长王旭东在这里已经做了3年，今年5月17日，他肯定要出来讲话，不说就没时间了，2008年奥运会用3G已成为一个政治时间表。王旭东首先宣布的一定是TD牌照，当然，现在是中国电信一家做还是电信网通两家先做。不管怎么样，今年宣布是铁定的逻辑事实。
其实，中国3G最正统的上市公司概念就两个：一个是中兴，一个是大唐，其他的都是瞎白。中兴做技术最好，大唐做标准兼做整个技术链。认都知道，大唐集团、大唐 电信、大唐 移动是一群人搅在里面的。由于两个技术群体在北京和西安，大唐 电信将来肯定要持股唐如安那儿的大唐移动，也算一石两鸟。
除了华为外，中兴通讯是目前最好的上市的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的老板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候为贵算是赶上了技术民族主义当道的好年头。
2006前半年，一定要赌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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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一月 22nd, 2006
火车票哪里去了？
在中国旧历新年的最后几天，满北京城都是找火车票的人，当然，大量的是白领。其实，这是每年的北京站月，它就像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是铁老大自我崇拜的仪式，每年一次，所有的人都要为它而低头。在中国的改革还没有攻克铁道部这样的计划堡垒后，那些奔走在路上的北京民工与北京白领们仍然需要同行，仍然要在硬板车厢中体验天下共此时的“哐当声”。
票贩子已经抓了二十年了，他们已经变成了职业人群，电子商务面对火车票在最后的这几天只能悄悄收起电脑。在没有彻底给出铁路票价改革的制度安排前，关于一张火车票的所有参与者都过得很苦，都觉得很冤。我和几位从事民航、铁路和经济报道的记者及业内人士聊起这件事情时，他们都摇头：火车票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因为中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回家过年时。
人们能够看出：即使对于北京的白领们来说，不能获得自由浮动的火车票价格时，人是不能获得回家的自由的。这就是经济与人的关系。
多少年来，对于铁路交通的梦魇般的记忆，反而强化了人们对于铁路票价改革的偏见与盲目。每一个辗转求人从铁路部门办过票的人，对于这个庞大的铁路机构心理上的恐惧与敬畏就会油然助长他们对于票价改革的绝望感。垄断利益控制下的价格，从来都是最高的价格，它的副产品是变相强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铁路、石油、供水、市政等行业莫不如此。
飞机票就没有黑市，相对自由的竞争使它的票价折扣已经自动实现了价格的浮动，使票贩子一词在民航业成为历史。你愿意大年29回家，你掏全价票，你只愿意掏8折票，请提前十天回家。
我一直管铁路的这种计划式的价格控制戏称为“塔里班经济学”，以压抑的方式供应车票，造成人人求票，从而强化自己极端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不可改革的合法性。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出售的商品不能进行价格改革，火车票决没有逃出这一要求的理由。一票难求的核心问题是火车票的价格管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春运加价，铁路已经强迫性获得了一个20％的额外收益，与此同时，还收获了上文写道的垄断利益与仪式般的“他人崇拜”，并不断强化自己的不可改革神话。这几乎对公众是一种经济与生理的双重折磨，创伤了他们回家的自由。
打着不给群众增加票价负担的“公共”道义招牌，延缓票价改革，进行票价管制，使春运票务市场的黑市达到了极致。公开的新闻报道是，北京站广场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票贩子。凡是在价格管制的地方，一定会有黑市，比如外汇、火车票。对于那些愿意掏高价买黑市票的人来说，为什么不能让他掏高价买白市的票呢？还是这些人，还是那些票，在供给小于需求时，通过票价自由浮动就可以自动配置人们回家过年的时间，民工们收入低，提前走，白领们收入高，稍后走，愿意在年三十晚上前回家的人，掏最高的价钱来买火车票也没人有怨言。
管制价格的另一个坏处是，铁路的人与票贩子勾结在一起，合谋黑市里的利润。这在中国从南往北的火车站里面几乎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了。价格管制时，人不权力寻租，天诛地灭。我们假设所有的铁路票务人员都是正人君子，也从理论上能断言他们会权力寻租，这就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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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一月 20th, 2006
《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版，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也是国内出版的少量弗氏作品选。上个世纪前半叶是凯恩斯的世纪，下半叶就是弗里德曼的世纪，虽然其间经济学大师不断出现。弗氏本人的思想，对于1980年代之后的西方政治与文化界的影响也是无人可以超越。
这本书中，我记得最深的几个地方是：
1、1950年费氏发表的弹性汇率论。这篇文章今天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仍在阅读，在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纷争下，中国决策者冷静地看看弗氏此文仍然有益于战略选择的决心。弗氏主张的浮动汇率制，是一种纯粹自由的外汇价格变动。这一价格不是政治人为地控制，而是依贸易量情况自由调节。
中国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不断学习弗氏弹性汇率论的，今年人民币升值以来，这一点尤其明显。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全球仍然不是自由主义贸易的环境下，人民币确不能迅速弹性化，但人为控制汇价的时间越长，于经济越有害外。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就要不断人为调节外贸，这就像一个人用透析机来代替肾的功能。
在人民币汇率上，2006年如果有一个比较坦然的时间表的话，有利于提振中国的股市，助于推进这次的股改，也算借势而为，不是坏事。
2、犹太人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来做政治研究是别有味道的。弗氏认为，犹太人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受益最大，但在政治与社会学意义上反资本主义最厉害。为什么？他的结论是欧美很多国家的国教与资本推进力量的合一，逼近犹太人走上了左翼的政治之路。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富裕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于他们内心最敏感的那一层身份的保护。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基于人性而出的，因此，从人性、文化、伦理上去研究经济学是别有一番意义的。
其实，同样的原理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经济学，比如伊斯兰的银行制度，由于政教合一，《古兰经》反高利贷，阿拉伯很多银行没有利率，但阿拉伯石油资本的投资在道德上有什么表现，后世阿拉伯如何为之作出改革？都是好题目。
3、弗氏写美国货币史时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波动成比例。当中国还在呼吁独立的央行时，他的研究却是，独立的央行容易让货币政策带有决策者人格化的色彩。格林斯潘这十八年的工作可以为弗氏的文章做注。他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形式来保证货币增加量的比率是一定的。这与弗氏倡导的自由主义理想一脉相承，以法代人，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减少强人（即使他想格老一样优秀）对于经济的非正常影响。弗氏的这一思想，哈取克在政治哲学上为它做了很好的理论建设，哈耶克主伙，这是一种理性的扩展秩序，央行的行长就是动机再高尚，也不一定能为我们的目标制定出实际上最合适的尺度。
弗氏是里要年代美国人打压苏联的光荣历史的理论大师，不仅如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正脉从来都是从这里取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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