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二月, 2005
星期三, 十二月 7th, 2005
toptiger 兄昨天认真地写下了他的长长留言，看得出，他是一个资深的业内人士。我完全同意他关于医疗业扭曲现象的道德性谴责，我也同意他对于普罗大众的道德同情。
不过，医改不同于其他行业，医改要下猛药，即使全盘私有化的制度安排最终达到的结果也许只是60％或70％，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国有医院其垄断性的力量影响须数年甚至十数年才会改变，其制度变化的粘性和房价一样，不会在一朝生变。
医疗与教育不同于中国其他产业的改革，在国家的政治机构系列中，它们划入事业单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是披着公共色彩的领域，因此，就有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荣誉。去掉这一层光环后，借用一个医学术语，我们把这两个行业麻醉后做手术发现，白天他们不管是小布什还是王菲，在手术台上都是一个生物体。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医改的手术才能看清问题。
医改的保守派们最大的护身符是“人民的生命安全”。拉斯韦尔在50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政治学》，文章中曾这样尖锐地写道：凡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去推行自己“象征”（意识形态）的，是精英对于群众的三大控制手段；凡以公共为名的去获取公众支持的人，一定是政客。阻碍医改的人也并不例外。
虽然一个关看人命，一个关着人的灵魂，但在欧美或者说我们就近的香港与台湾，看病与读书是最基本的生活，没有北京人这么苦。我们的苦来自于一个被“神圣”扭曲了的行业。就是关着人命，经济学的灵魂也无处不在，一个下刀的医生其道德诉求我们无从把握，但一个资本家的医生其职业道德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职业人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什么？他有合理的薪水，有合适的社会尊重，它有自由的职场，当然，反而他的身上聚集了优秀的人道精神。
抛开政治序列的安排，医疗与教育仍然是可以进行有效制度安排的。全世界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的，最好的医院也是私立的，在一个经济体股权结构已经高度混合的背景下，私人身上恶的东西早已无存。这些形布上的问题几乎不是问题，而是阻挠者的借口。
我昨天举出塔里班经济学的例子想说明，我们的看病难上学难后面是一种怎样人为扭曲的供给关系。在北京，你去一个体检中心，从护士到医生都很客气，因为你是客户，体检中心只是一部分市场化的了医疗机构。公有医院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改进。中国在1988年走出价格改革时的雷区何其难也，现在，我们还害怕买不到粮食吗，可是在1988年，城市粮油关系是一种多么重要的生活绳索，就像今天的医疗和教育一样。
我想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证明，制度安排不但可以进入人命关天的地方，连仿佛天然垄断的地方都可以进入，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灯塔理论，早期，经济学家们举便说，英国某地的海上灯塔，其光亮所有船只都可以共享受，因此，只能公共建设，后来，科斯发现，它也是私有的，而且，免费使用灯光的人之间竟然是有合约的。
至于大家担心的寡头出现，在医疗产业简直不会出现。引入多元股权，就会出现竞争；出现竞争，就会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只有凭服务才能获利；引入几十个或上百个竞争者，永远也不会出现价格勾结，因为它们的竞争单位是碎裂的个体医院。即使出现数个大的医疗集团，不管它多么大，只要给以反垄断的制度安排，寡头决不会出现。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二, 十二月 6th, 2005
给中国的医疗体制动手术，谁是最好的操刀手？不是卫生部部长高强。不是卫生部宦养的大批改革专家。也不是口口声声把“人民”挂在嘴边意淫的“新左”派理论家。
那么，这个人是谁？它是亚当·斯密。此人死去已经有百年了。
我在这里抬出亚当斯密的灵魂来治医院和医生的病，是想证实，看病与念书是一个国家民众最基本的福祉，而不是一个国家民众最深重的负担，在中国，要给这样一个僵死的身体动手术，最需要的是一位经济学家。
我们再做一个语言与生理意识小测试：如果你的家人生了大病要住院，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问过的人第一个跳出来的的词语是找熟人。这样一个哈哈大笑的答案充满了辛酸的幽默。想一想，当一种社会行为对于人的语言生理机能产生如此荒唐的条件反射时，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受到了多么深重的社会异化。
在中国，现在只有两个行业还能让人在生理上留下病根：看病与读书。他们的后面是卫生部与教育部，两个阎王殿。可心让阎王呆在里面的机构，一定需要亚当斯密的魂灵和他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来治。
塔里班对人的控制是用控制供给的办法，打断原有的经济供给关系，人为制造另一种供给关系，从而达到对于人的控制。列宁主义的计划性，也是通过配给制与定价制两种方式，在战时和平时交替使用，从而达到对于人为“透析”经济血液的目的。在极端主义环境下，这是两种社会结构后面的经济安排，是看得见的手在操纵。
国内的医疗与教育作为两个公共生活领域，没有前两种手法那样典型，但其影子依然挥之不去。
医疗体制拒绝改革的借口是：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地方，私人进入医院这一行业就有草菅人命的嫌疑。请注意，“私人”现在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一个词语，它同样是在那个年代在心理上产生不良反应的词语，在很多场合都在用“个人”或“民营”代替，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个结论出来了，在产权上，公有医院想以日耳曼式的“血统论”来驱除私人股权的进入。
第二个结论是财政收入。现在的医院费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进项，另一个问题出来了，在一个公民国家中，财政的主要收是税，在非公民国家中，财政重要进项是费，大量的公有医院是费的提供者，因此，其合法性直指国家权利机器，所以敢动土的人没有。
第三点是，医院有限的资源为少数权力者服务（我们说的找熟悉人），使这种有限资源的不正常性合法化，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工具。
但是，一个危险的后果是，为国家提供费往往有信用的关联交易，医院在以国家的作用为“后台”，在具体的医院和具体的个人行为中，不断寻找权力寻租的机会，这种机会最后演变为生存方式。
“人命关天”社会理由后面掩盖了两重经济矛盾：产权的单一化与财政收费的官家背景。亚当斯密如果给它下刀的话一定是产权多元化，让私人资本进来，形成有效竞争。在多种所有制下，医生会有职场，医院才有战场。甚至说，全盘私有化在现阶段来矫枉过正一点也不为过。
医疗体制改革最怕有尾巴，要么不改，要么就做出最彻底的制度安排。
最后补两个注解：一个是，这两天的哈尔滨500万元的天价看病案，看官们都知晓了。另一个是，北京京北的别墅区里三类人最多：医生、教授、山西煤老板。呵呵。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9 Comments »
星期日, 十二月 4th, 2005
小布什一走，中央经济会就高唱了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对付老美的知识产权战，这一点写入了明年中国的8项重大经济工作计划中，排在宏观经济稳舵与新农村建设之后，表明了其政治分量。此前，小布什的中国之行，在经济问题上留下一个悬念，这就是美国在2006年之后的岁月中，将把中美贸易官司的战场往知识产权战转移。
我现在只能看到官方话语的表述有几句话。一句话是：中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历史性阶段。一句话是努力掌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还有一句话，在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原文是有一长段论述，我这儿就不例举了。
物极必反，一个筹码的权重来自于另一个筹码权重的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在重要领域的放任式发展，使得高层看到，自己手里得有一些玩意儿。这样一种思想反向的变化，其最大风向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欧美。
过去5年中对于全球化的张扬式宣传中，美国人发现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在欧洲的G7会议屡次受到示威后，美国潜长的布什主义信徒们要求，在对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要防止成全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WTO和便宜劳动力，几年间就起来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最大对手。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斯金学会等一批保守的智囊机构中，学术风向已经变成政治标签，认为需要调整911之后对于中国的技术战略。对于中国的技术性打压成为政治报复的另一个借口。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两次航天送人的成功使高层认识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包括在学术界中，不同程度的新毛派思想主义者最近比较活跃，且已占据了话语优势，比如前一段的“何龙之争”，龙永图的参与全球化分工理论就受到了何光远的自有汽车口牌观的追打。因此，这一次中国提出自有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是一张民族主义者的技术牌，至少在目前这个时机打出已经表示出，有这样一种气候在到来。
大唐电信、中兴通讯等将是明年得益的公司，大唐的中国民族3G技术，看来，明年不但要发TD的牌照，还要独立组网；龙芯与凤芯的半导体公司也是，还有EVD技术。估计在汽车上，国家要投一些钱，但最怕的是给一汽这样的政策“五保户”，他们最渴望民族主义的救济，却最不能给民族主义者争光，还不如给李书福的吉利汽车呢。
最近的以技术换市场风向已成，且势头很猛，铁道部和德国人换了300公里高铁技术，下一步可能还有一些动向。这还没完，老国企的人认为，还要更自主一些。不过，一个危险的观念是：那些以自主为名的想法不能面积过大，否则会成为旧势力的合法化外衣，尤其是对于一些老眼昏花的国企来说，这样做有为自己的迟钝寻求残喘之嫌。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No Comments »
星期四, 十二月 1st, 2005
本周，国储局第三次抛售大量铜后，国际游资有预谋地反扑，又把铜价打了上来，形势好像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自从刘其兵出事后，中国在国际期铜市场的这一战役突然被放大。人们期盼国家调动更多的物资去干一票，长一下我们的威风。
国储局现在打得过国际期基金吗？两个答案，打得过或打不过，这不是废话。
若要打得过，动用体制内的力量也能干一票，出一口恶气，仅次而已，但自身付出的成本会很高，也不是常态。打不过的可能是，我们操作者还是义和团，是人海战，他们是职业军人；枪炮本来就不一样，再说，就是一样的枪炮，但双方有不下一样的军事组织和军事信仰。历史经验证明，前者往往容易失败。
索罗斯打英镑时获胜是因为它是私有的职业化杀手，英国央行是公家的，开枪还要政府获批；索罗斯打泰铢时，也因为它是私人的，泰国政府枪少弹药少。索罗斯和老虎基金打港元时遇到了曾荫权，索罗斯撤是一种商业成功，港府虽胜也是元气大伤，现在8年了，伤才好了一点，8年对于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推动了一个时代。
在中国参与海外期货交易成熟的风险制度建立前，在期货交易员的双轨制身价改革前，在期货交易的国家力量分散一点前，建议国储局不要蛮干，一边戴着锁链一边身怀仇恨去打，就是胜一次，还会有更多的海浪扑来。无论胜负，只有暂时悲壮的精神意义，不会有长期的商业收成。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四, 十二月 1st, 2005
讲一个小故事，北京晨报有一个老师叫魏珉，他以前在一本叫《武魂》的杂志工作，那些年，中国武术是我们自信心的出口品，尤其是香港电影和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臆想。魏走访了名山大川，访问了很多高手和拳派的后代，但没有找到他想像中的真侠。这些所谓的侠在外面传得神乎其神，但真本事并不大，他们更多活在精神臆想的胜利法中。
这让我联想到了刘其兵。往前上溯，也可以把中航油的陈久霖加上。两人在期货业充满了传奇，陈久霖在新加坡手抱易经打卦做盘，也算名扬一时；刘其兵布衣一人，干一票能一剑封喉。从才能上说，好像都是厉害人，为什么都失败了呢？满世界都传奇的期货大侠，失手时功夫又不过如此。
中国的海外期货交易资格公司是一批大国企，他们的工作是替国家来在市场上从事高风险的期货交易，这还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交易需要一个个体去执行，也就是一件必然性的事情要让一个偶然性的个体来执行，其风险的控制是非常麻烦的。
“里森”式的人物往往在期货和外汇交易中最容易出现，再快的汽车也要从那一点小小的喷油嘴中去获得能量，再大单的交易也要借助一个人来完成，他们往往会传奇。但体制内公司的陈久霖和刘其兵们，他们要在这一行玩出侠的感觉来，取决于两个条件：天生爱这个东西，就像棋王那样痴；为一种体制去做这种东西，资本金的操盘手和政府的同志。对于后一种选择来说，当资本家的操盘手，其风险的驾驭力与其身价正比，他可以把这种物质动力化为自己的武术，天天习武，处处江湖，成为侠。
体制内的操盘手，起初为一种主义或国家的名义去做，但在一个统一评估武艺的职场中，就会生出心理失衡来。他们合法性的收入不高，有的只是一个处级干部，用一种精神动力去促生另一种精神动力，往往促成的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时间一长，必然会权力寻租，如果没有机会，就会失掉热情。比如一个侠为家仇与习武，也能有好本领，但这种本领比不上一个“在江湖上就身不由已”的侠的本领，前者是自觉性的，后者是本能式的。
比起海外的那些期货基金来，我们的两个侠本事再大也会被正规军打倒。三年前，我采访郎咸平式曾问起过热钱的问题，他说，国际游资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与操作规则，他们的人才储备和动用的衍生工具非常强大，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批人。义和团再奋勇，也不能战胜欧洲的组织性军队，民国军阀再厉害，也打不过黄埔的学生军，正是这个道理。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1 Com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