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一月, 2005
星期五, 十一月 18th, 2005
这几天，我写了数篇关于报纸危机的文章，今天还是接着写昨天的日本《朝日新闻》总编在北京的内部讲演。这位叫中马清福的总编先生当天还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报纸面对互联网和短信的冲击将向何处去？（注：《朝日新闻》在日本是一张正统的大报，观点偏左，对中国友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是最强的，因为都是在人口密集型城市发行、这些城市都是电子化传播发达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的一份报纸发行量可以达到1000多万份，全世界最大的前5张报纸都在日本，这一日本明治维新留下的开化传统不无关系。（注：中国的文化之脉一场文革就差点连根砍断了。倒话不说了，接着说日本的报纸。）
报纸这种传统的媒介在日本这样一个电子社会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一个电子社会（发达的互联网与手机文化）中能如此优秀地生存又是不可言喻的，除了明治维新的影响外，日本的报纸要亚洲创造了和欧美世界一样的媒体品格：公信力与社会守望者角色。我在日本东京的地铁里看到读报纸的人并不多，因为日本的地铁也很挤，对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5大报来说（他们几乎占据了日本80％以上的市场），90％以上的读者是订户。（注：日本的大报还是坚持欧美传统，是大开版的，头版是中国民国时的中文排版方式，咬版，黑白，小碎块的文章，是麦克卢汉说的马赛克组合）。
实际上，新闻纸只是一种信息的承载方式，是渠道，但内容的原创是需要付出社会劳动的，这一点是任何电子形式也无法取代的。就像飞机的电子仪表再发达，也不能取代机械与空气动力技术的基础性支撑。报纸的生存之道正在这里，把原创的内容作为产品的核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印刷版、互联网、短信等其他媒介形式只是内容的渠道销售而已。
最后，回到正题上。
有人提问：您认为报纸会在电子方式的冲击下十年后消失吗？
《朝日新闻》总编中马清福：永远也不会。我想，将来报纸的生存之道是一种更为精英的媒介，它只供社会的少数人阅读，只不过是它不会再像今天一样是很多人阅读的工具。
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我经常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欲海无边，回头是岸。报纸有限的新闻纸，只能以手工的方式去传达人需要文字与现实中阅读的信息，一如当年的瑞士手表面对日本电子表作出的反应一样。
我相信，人类的知识传播像一个金字塔：塔尖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阅读。媒介只是渠道，它甚至可以改变人获取信息的方式，但永远不会改变信息本身。
Posted in 新闻值班手记 | 8 Comments »
星期四, 十一月 17th, 2005
下午踢完球后，赶紧去听课。日本《朝日新闻》的总编给我们报团的人讲课。去晚了，我就在后面悄悄坐下。
日本人很认真，一定要留出提问的时间。我提了一个问题：《 朝日新闻》的原创内容二次开发中，如何与互联网转载分成？如何开发手机短信新闻？
这位老总说：日本各大报纸是不允许互联网转载他们的独家和重要新闻的，这样有利于报纸的销售。另外，朝日新闻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做手机报了，不过虽然利润少，但他们一直在开发原创的内容。他还透露，朝日新闻20%的新闻才能上报纸，80%的新闻是不能刊发的，他们正在想办法如何让这一块儿的新闻也能利用起来。
不过，我是倒话反听。我最近一直给报社建言：报纸的新闻纸有限，新闻供给与刊发是一种经济关系，增加供给是为了更好地选出优质新闻。
一家报纸的毙稿率与新闻质量是成正比的，如果为了节省成本布让供需勉强平衡，新闻质量肯定没有保证，如果是供给小于需求，那说明新闻纸的扩张已经产生了泡沫。固然记者需要在新闻质量上道德自律，但供给关系这种制度安排我认为更重要。
扯远了。朝日新闻的老总还有几个观点比较好，与看官们分享一下：
1、朝日新闻的发行量是1000万份，这样的报纸全世界也只有日本有。
2、日本从明治维新时候就强行让民众读报，以开化国民，在日本，人们认为不读报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为此，报纸的价格至今仍然是政府定价，非常罕见，这样，报纸即使不求助广告也能盈利生存，从而保证新闻独立。想想中国的报纸，都是国有产权，价格打得不可开交，最终记者成为了产业工人。
3、日本有报纸协会和伦理协会。前者是行业组织，比如可以协调价格战，后者是监督媒体的品德的。回头想想，我们的记协，除了评个好新闻也就是一年搞几个笔会，实在是可怜，开个玩笑说，记者采访被打连桶奶粉都不送。
4、日本的报纸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报社把报纸批发给销售商就可以。这一模式相当于诺基亚在中国把手机给一级代理后就不管了，而不像国产手机商自已建渠道。在中国也难，中国邮政实在是太差，还天天到政府那儿去器不让其他的印刷渠道商出现。
5、一个老话题。日本的报纸观点独立。这一点我就不评论了。
Posted in 新闻值班手记 | 5 Comments »
星期三, 十一月 16th, 2005
前两天，发了一个文章，人家要点报纸，手上没有，去发行部找旧部。在库房里，看着那些堆满了的旧报人往往会有一种失落，就像遗落的记忆一样。当想到办公室里的电脑上可以查到所有的旧报，用百度和GOOGLE可以查到那些信息的另一种媒介化储存，我的眼前又一亮。
在电子化传播方式存在时，报纸为什么选择以新闻纸作为唯一的介质？在电子化查询与阅读越来越普及时，我们的财经新闻之路何在？前几天路过报摊，看到在卖第一财经，翻了几张纸，发现很多新闻的原形在互联网上，我突然想，在没有电子化的时代，这是聚合公众舆论的那些知识的发源地，现在，它们就像一种精灵一样飞走了？那些静态的新闻在纸上印刷出来也许就注定是一种油墨化转述，仅次而已。我们每天按照互联网的口味定制财经新闻的模式何尝又不是如此？
对于购买者来说，观看财经新闻的诉求是什么？情报（信息）观点（政治）、社区（行业）。这是我们面对互联网的追杀，所不得不强化的生存之道。
可以举几个例子。
路透社转向财经后做终端和专线，比其他通讯社活得好，原因是，路透社的东西是限量的情报。如果新闻纸还不助于限量的话，账号是最狠的限量手段。财经报纸的媒介特征决定了，它更要注意限量性。信息传播渠道越广，信息的生存之道就是越封锁。新闻纸有限的东西，一定要给情报，而不是给互联网上拷来的二手货和翻新货。
对于财经报纸的观点来说，实际上是突破一个言论禁区的问题，这是报纸最不可取代的优势。物不平则鸣，观点是高于新闻的，但其是金字塔的塔尖，万不可在量上大于塔基或与其平等。21世纪的言论我比较爱看，但言论的政治环境不宽松，春秋笔法时间长了会让人生觉得生淡。不过，这仍然是国内财经报纸回归报纸属性的重要阵地。
最后一个是社区，实际上是报纸形成舆论的地理与空间环境，同在一个行业同在一个地域，新闻有马赛克布局容易形成一种“群白”而不是独白的效果，有一点像网上的社区。
上面说了这么多，还没跑题。因为，财经新闻的这三种形式上的追求方向，需要价值观的导航。我想以60年代麦克卢汉的三个神秘观点来自勉：
第一，坏消息带来好消息。意思是报纸的新闻刊发坏消息，下面就会带来广告的好消息。
第二，做服务性消息，是一张报纸衰落的象征。
第三，报纸是透露消息的政治（原话）。没有透露，也就没有窥探。
麦克卢汉的这些观点已经好几十年了，当报纸在“电力”（电子）方式的打击下，这恐怕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几条锦囊妙计了。
Posted in 新闻值班手记 | 6 Comments »
星期二, 十一月 15th, 2005
昨天的股市，又在悄悄盯着1000点的生死线，但“投票门丑闻”还在大地潜行。
广发证监券还在对媒体的批评否认，这是他们的权利，因为合法的程序就是需要无罪认定。但证监会仍然在玩掩耳盗铃式的游戏，对于此事充耳不闻。追打宝钢权证这样的苍蝇而不理“投票门丑闻”这样的老虎。
对于中国股市的评论话语，过去一直是不公共的声音，机构、利益团体、证监会指定披露信息的报纸一起在把持话语权，结果，正宫失言，青楼升平。像这次的“投票门丑闻”在指定的官方报纸上只字不见。
信息的关联交易一旦发生，就像老毛说的“拿笔杆子杀人”，过去，这杀是一种恶，现在，对于中国股市来说，这不杀才是恶。因此，我们需要新话语。
我想在这里呼吁国内的财经博客：我们一起把“投票门丑闻”这个词作为一个术语，贴在2005年－2006年每一个破坏股游戏规则的机构和公司身上。“门”这一术语的使用最早见于美国的白水门事件，后来，把发生重大丑闻的事件都当作“某某门”来说。
目前的股改买票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中国股市的“门”，谁犯了规我们就把它放入“投票门丑闻”这一统一标签下，以增加全国财经博客批评的指向性和集约性，如“G博汇投票门丑闻”等。
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总是要伴随一个引人注目的标签。如果从道德上谴责公共利益的敌人，我们可以动用这一看似不平衡的做法，以加强指向性，让中国股市记住“投票门丑闻”，就像当年的“基金黑幕”这样的历史标签一样。
相关链接：投票门丑闻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5 Comments »
星期一, 十一月 14th, 2005
中信证券“修改”投票的故事神秘收尾了。易方达在山西煤电投票上被同行干掉了。G博汇爆出投票门丑闻了。广发证券内部的不道德文件汇露了。
过去两周内，这一一切都没有结论，这一切又都在愤怒与得意中悄悄潜行，虽然太阳每天照样升起，但股市的颓废情绪就像海明威笔下的青年们一样在滋蔓。
2005年岁末的中国股市正在暗手制造一个巨大的“买票门”丑闻：1500家公司的股改提速后，萝卜快了必然不冼泥，尤其是夹杂了太多的私人利益和对于国有资产的偷盗欲望后，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爆出来。
公开的规则是：对于中信和广发这样的公司来说，做成一个客户有一笔一百多万元的费用。公开的秘密是，要想在最关键的时候过关，需要拜票。对于基金这样的机构来说，在一些外地小公司的过关中，北京、上海的基金经理们现在又红又紫。
我看前几天有人在和讯网写博客骂基金是妓女，卖票赚钱不要脸。话糙了点儿，道理下在此。
证监会目前还在沉默。在股改提速的当口，如果以驼鸟政策来对待这件事，一味地想掩盖问题，当灭火队长，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顾全大局”将会给大局本已存在的漏洞给以更合法的承认，那么，越来越多的买票门丑闻还将爆出。
量变达到质变，如果成为事件，就会比王小石事件那样给证监会上下的公信力带来的影响更坏。
问题还不在于此。
1970年代，《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与伯恩斯坦从白水门那个小小的偷盗行为上究追猛打，竟然将原本要再次竞选 的尼克松拉下马。自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起，对于美国的政界来说，培养和选出一个像尼克松这样优秀的议员到总统的人并不多见，但白水门上，尼克松失手了。
年末时，空气里都散发着慵懒的气味。对于股改来说，关系中国经济公信和千百万人身家的东西，要小心这个投票门的后果，也许它摞倒的是一批“尼克松”。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No Comments »
星期日, 十一月 13th, 2005
几天前，给老太太打电话，他刚做完礼拜，在家里喝茶。老爷子也在围炉喝盖碗茶。听得清，我家的狗在院子里中叫，声音穿过空旷的果园和无尽的夜。
照例是聊天，问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这样的电话，我们总是能打一个小时。
我离开王家团庄已经12年了，现在，发觉老太太真的老了，他不会再对我有说教，只是在电话里像带着夜色聊天，宗教、生死是最有的主题。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我家很封建，有那么多的礼数和规矩，还有一整套的回族宗教习俗，大家按秩序相处。我习惯了和他们关掉电视后聊天。这是一种古老的叙述文化，以讲述开头，以感叹结尾。
老太太个子很矮，坐在大高椅子上，一边轻轻喝着盖碗茶，给我讲述一个人的去逝。
我在这边悄悄地听。快听完了，便是感叹。
“我从来也不害怕，只盼能有一个容易的无常”
“你才六十多，还早着呢”
“一天一天地，不早了”
“你要活九十呢”
“要那长干什么，连乃麻子（礼拜）也做不动了”
“那就好好办教门（宗教）吧”
“今年的斋月只短了4天没闭斋（回民的封斋）”
“不错呢”
“当时以为我自己坚持不下来了”
“你没问题，我给你的两千块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都舍散了”
”知道你那个婶婶无常了吗”
“不知道”
“已经无常了”
“啊”
“前一天我还见过面”
“我离开王团已经十几年了，其实，我很想见一面”
“现在人已归真了，没了”
“真快啊”
“唉”，人活在世上，这一条路谁也躲不过”
“我现在想起来并不害怕”
“人是假的，胡达（波斯语，真主）是真的”
“无常是谁也躲不了的”
“确实躲不了，那么多的人都没了”
“我经常在想，有一天你老了，我回来，很多人都不见了”
“这都是真主的口唤”
“那等我老了时，你也不在了”
“日子快的像啥一样，一转眼，你头都白了”
“那我老了后，回来当一个阿訇吧”
“你哄我呢”
“我真的想回来，我也在想，人在这个世上是一个过客”
“那就好”
“什么都有一了（却）呢”
“肯定有一了（却）”
”夜深了，你休息吧”
“那挂了啊”
这是三十岁生日前两天给老太太打的一个电话的记录，也算是一种心情。
Posted in 王家团庄的夜 | 12 Comments »
星期四, 十一月 10th, 2005
这两周来看学术记者张黎明的写的新闻，觉得国内经济学界正在生变。
这种变化的起因看似偶然，但如果借着一个机会爆发，也许会一发不可收拾。其中有丁学良的质疑，有郎咸平与吴敬琏成为最受信任的经济学家，还有李剑阁的分歧论。
最值得重视的是李剑阁的观点。
几天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清华的演讲中说：国内经济学界正在经历1992年来的最大一次学术分歧，他希望很多经济学家能够坚守改革的方向。学术的分野往往会带来政治观点的分野，如果加上南方淡话前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的话，似乎有体制内学者要求大家作表态之嫌。不过，这种分歧的学术观点毕竟是一个争鸣环境的折射，两个声音肯定会好过一个声音。
但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三重身份往往搞得大家都很痛苦：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学术上厉害与否不重要，但要为民请命，说真话；第二个是江湖上的地位，这个是道儿上的规矩，拼的是剑术，往往海归比较香；三是政商两通式的生活路径，没有高层问策，没有企业邀请，很多人也觉得失落。在这三重标准下来看李剑阁的那番话，觉得确有一点嚼头。
现在学界的现象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往激进，体制外的却又很保守；国外的经济学家看中国很乐观，国内的经济学家看中国却很悲观；投行的买办经济学家很公共，学院派的守望式经济学家却很商业。
1992年的分歧是进与退的分歧，现在也是这种分歧让学界进退两难。实际上，去年的郎顾公案中，这一动向已经比较明显了，大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力主制度创新派，一个是力保国资不丢派。如果单从游戏的角度看：后者胜了，尤其在顾雏军今年被抓后，大家立刻开始清算去年的挺顾派，有的人甚至开列了名单。但是，如果不是个案，而是做一个理论的结果，谁又是成功者呢？
这个问题有历史经验可寻：远学民国。民国时，清王朝一倒，前朝旧臣纷纷剪了辩子变成护法使者，喊一声中山先生就穿当个政治盔甲，后来呢？答案不言而喻。近学苏联，休克式疗法后，大批民营巨头一夜而起，手拿弗里德曼的小册子，想以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表一个自由政治的态，结果呢？巨头控制了国家经济，普京上来后一直为叶利卿做打扫残局的功课。
郎顾公案中的两个阵营里，挺顾者希望在国企改革中以渐进进私有化（民营化）做出制度安排，“国退民进”，并希望有好的政策护航，从技术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权贵式资本主义是否会成为声势。等顾雏军一抓后，赞成上升为情绪，情绪主导了公共舆论，很多人就不敢说了，因为试验田的庄稼黄了。
而反对方，现在看来，是一批卫道者，他们反对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对挺顾派大加挞伐，单从游戏过程看，这一派最讨公众喜欢，保守者从来都是政治表态的阵营，他们确实有公共利益的出发点，但问题是，这一派并没有给出解决之道。
胡适之的一句话概括这个论战很代表性，前一派在谈问题，后一派在谈主义，在这样一个政治与经济语境下，双方陷入了魔圈，调和分歧的方法在哪里？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4 Comments »
星期一, 十一月 7th, 2005
如果在海淀拦住十个经济学家问：山西商人和温州商人，谁更有商业精神？在2005年的中国的经济语境下，恐怕是后者。
山西商人卖煤赚钱，温州商人买房赚钱，做的都是买卖，进的都是真金白银，但非要掏那么一点形而下的东西，温州商人一定在山西商人之上。
历史上却不是这样的。在晋商的光辉岁月年代，温州是只是中国东南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城市。由民国上溯前300多年的日子里，风雨晋商才是代表中国生产力先进发展方向的要求的。尤其对于草根金融业的原创性贡献，晋商几乎在一个大陆性经济的年代创造的，高山仰止。
我就不拍了，前人之述备矣。
温州商人是1978年代才兴起的，承悉民国时江浙财团风气，借中国又一次海禁开放而起来。产起来，温州商人的特点实际上老晋商的当代翻版：以钱生钱，以资本追产业，积小利为大利，放眼光于四海。他们都不是产业家，而是资本家。
因此有了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资本的扩张造就了温州的草根金融，其燎原之势仿佛是老晋商当年把火种留在了这一片不毛之地。
大地像陶轮一样地倒过来了。
晋商文化在山西已经成为文物，虽然做财爷的还是相信山西人传下的理财潜质，但2005语境前后的晋商文化已经是风吹雨打流去。
山西煤商的庞大军团成为200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代名词，北京、上海的高档楼盘一个接一个地去山西推广，全球奢侈品牌一个又一个地算计着山西商人需要的东西，这个中国北方煤炭大省的成千上万小煤窑主们，把他们大把的钱购置了为过去困苦生活洗刷记忆的不动产上。
当一个地方的商人把资本用来消费传统的奢侈品时，预示着一场衰落的到来。资本不能取利，就像河水不能流动，当温州商人在中国各地苦打生意算盘的时候，山西新富起来的商人正在太原和山西大城市街头斗富。
明末时，江南的资本家把生产作坊赚来的银子又用来买田置地，学者们将之解读为资本主义萌牙死亡的第一路径。今天的晋商又在做什么呢？今天的温州商人又在做什么呢。
存在决定意识，温商与晋商身上的的商业精神其答案早已给出。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1 Com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