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月, 2005
星期三, 十月 19th, 2005
今天发表的十一五规划，我仔细读了一下，里面有很多新点，我在明天的北京晨报有一个评论。
我有一个发现：这一次，温家宝政府决定“三网合一”，就是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的合一。这个事情说了好几年了，从1998年就讨论。当时，在全球私有化浪潮思想的威慑下，国内对于打破电信垄断呼 声很高，后来的五六年中，这个行业一直在变，这种力量的博弈更多是政治力量的较量。每一个大国企后面都是一个小王国，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都有自己的道道，此处不表。
后来，那一次计划就搁浅了。现在四大电信商全部在海外上市，下手的时机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几年前就写文章赞同三网合一，诚心认为这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惟恐这样引用后又有调侃之印象。
现在，《电信法》还没有出台，估计，这部难产了25年的法律看来要把它写入了，一俟三网合一写入，中国将遇到1996年前后全球电信业私有浪潮中相同的环境：技术的杂交将带来一场技术变革，从而给中国狂飙一个几万亿元的市场。
不仅如此，信息产业部与广电总局按生产关系的变动，要整合成一个信监会，这是以前设想过的。广电局是二级局，其意识形态的功能本来就是中宣部在管，技术上其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障碍。信监会成立后，对电信商、广电商一视同仁，中国的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会成形。
这次十一五规划写入后，我想，下一下棋不会远了。
从去年开始的IPTV热和网络电话的放开已经是一种预言了。现在，中国电信和网通在猛做IPTV，明天的北京晨报将披露其试验城市要扩大为40城。想一想，3G与宽带的渠道、IPTV的杂交平台将带来一个多么巨大的IT市场。
中国电信将与中国网通将来也许会进入电视通道提供，当然，歌华有线也可以成为一家宽带商通道。
技术的杂交确实会爆发异常的力量。我们可以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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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18th, 2005
胡润的百富榜上一看到有8个山西煤老板上榜，我就暗思：真他们的够狠的，才有区区8人冒出？我想山西的原始积累完成的恐怕是30个甚至更多的煤老板阶层。
当去年中国经济初热时，看到矿难频频，李毅中临危受命去管安全，我就想：这不是一个概率意义上的高发期，也与责任心无关，中国经济之热与矿难成正比的。这一热在山西造就了一个煤老板阶层。
年年做中国百富榜，对于谁有多少钱我没有概念，因为我自己的钱太少了。但我独恨山西煤老板阶层，英国100多年前的原始积累式的血腥至今在山西的千山万岭仍然在上演。
有人反问？那你为什么不恨深圳的血汗工厂？我的回答是，一个人在沿穴低层那种室息的绝望几乎对于我们这种旁观者来说是一种可以身临的苦痛。
这一问题拨动了我们的道德判断：人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获取财富。
在方法论上，我是一个制度主义者，甚至有一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感觉，但我从道德上恨山西的煤老板阶层。在中国北方上演的公开发布的矿难每一个都是一个震憾文明与理性的教案。
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我从小学开始到大四毕业的另一个身份农民，一个中国西北最低层的农民，但在我心中，山西的矿工在道德的生死线上。煤老板们在今年的血腥经济暴发中，吸着压榨干了的民工的血，换来他们对于北京上海等地豪宅的挥霍，成群的加长悍马，400万的伯爵表………
原始积累的酷容易让人不断地去否定理性的哲学价值，实际上，在社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谐社会需要反思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上有哪 些致命问题。
山西人在近代开中国资本与金融业的先河。中国民间的流传中也是财长非山西人不用，从孔详熙那个年代就开始了，一个节约的资本家和一个民工挥霍血汗钱的暴发户怎么会在同一个商脉中出现？
从来没有市场主义，连美国都不是。对于山西煤老板群体的畸形膨胀和带给山山西财政的暴增，政府该做什么我不评论。
我自己只是想：我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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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月 13th, 2005
过去50年里，中国农村的三段论是：一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二是邓小平包产到户时的农村，三是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胡的点题是否有一套理论体系尚不得而知，但其描述式的构想还是引人注目的。这次的五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一构想也许将为中国提供一个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名额，我看，这个人选林毅夫获奖声望比较高。
在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农村实际上一直在主流话语的边际。我这样说不是要否定，每年的农业工作仍然被看成是重头，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新理论与新战略构想前，口号并不能改变现实，也就是过去十年的农村工作理论体系仍未能走出邓小平1978－1982年构思的图景，这就是包产到户。张五常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邓的这一手法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不表。
1993年之后，中国的注意力在市场、价格、东部、制造业、上海等关键词上着墨很多，农业与农村工作没有大的理论突破，学术界的旧话语也不曾得到改造。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学界对于农村研究有新东西。尤其是林毅夫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实有开风气之先。林断断续续地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但未能全部掌握新话语的表达，这个声音比较小，但林在高层问策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东西表达了出来。
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战略实施，需要一套经济学上的支持，这种经济理论甚至有助于促进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之变化，比如生育观的改变与社保制度、土地观的转变与地权新理论、村镇宗族力量博弈与新生产方式、教育的转变农村税制结构等等。未来五年，急需一套成理论的新东西，能在农村土地的地权理论、农民工理论、农村市场与社会体系上回答问题。
那种苦行僧式的悲情主义学者不会在这方面有突破，体制内的农业问题专家也难有突破，新话语表达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需要一个叙述者。
林的老板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对于温家宝很有影响，林昨天又表态解读者十一五规划，林有比较好的学术素质与国际视野。所以，我本人认为，如果能够抓好时机，借着政治的东风，新农村运动的研究者是能斩获一个诺奖的。
时势造英雄，学术上也是如此。放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视野中，中国农村的研究将吸引西方的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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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月 12th, 2005
今天发布的五中全会公报，能描述出胡温新政的一个经济价值观取向。
看官请留意一个细节：和谐社会的论述部分中，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增加就业。这一点看似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
中国现在走进入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全面工业化的时代，这个工作在英国是100多年前完成的；在德国也有100多年了；美国比较特殊，这个国家基本上是英国工业化的地域延续。
珠三角、长三角和十几年来大量的开发区是一种中国式的工业化，其解构了1978年以来的包产到户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目前，小城镇化的建设正在第二步解构这种生产方式。解构不是贬义词，其社会意义在于，它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客观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副产品是产业者的出现。
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在这个时候才产生的，珠三角的农民工是大量的成熟产业工人，1960年代这一人群在日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蜕变而形成。工业化解构了田园农村后，“新工人阶级”这一社会的主体人群将起来并成为规模：传统产业工人、农民工、1997年后大众化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城市与城镇里出生的大批非家人品，正在演变与交织，发育这一人群的特征。
但问题正在出来，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中国的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解决1000万人的就业，随着中国高增长的年代开始慢慢放缓后，这一问题将比欧美等国更加突出。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结构下，就业的概念使社会形成了一个贫穷但稳定的中产阶层，现在，新的经济生产需要解构这一阶层，很多东西都要打乱安排顺序。就定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头号问题。
有了就业，有了社保，才是和谐社会。但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同时，这两项工作在未来5－10年间将有特殊的社会与经济意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重新分化和新阶层重新生成中，社会问题会越来越生变。原来的农村潜在的生产力不计入国家的就业数字，但他们变成农民工、产业工人、非农群体、或非精英式高等教育者后，对未来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我们能做出的判断是：中国将会提高未来5年的GDP增长，并加速民营化的进程，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政治制度上的探索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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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月 10th, 2005
对于北京的一百多名中央委员来说，这一次的五中全会也许会令人耳目一新，观察家们想知道胡温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方向是如何定盘的。目前可以探到的一些枝节是：五中全会上，十一五计划将变成十一五规划，这一词语的选择有良苦用心，其战略意义将更强。
石油紧张触发了中国对于未来5年经济走向的安全性关注，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五中全会上，中国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语言表述是旧话语，用的是“集约”这个词，但明言人能看出，胡温提出这一方式有一个政治理念在主导，这就是“合谐社会”的提法。我认为，有政治理念指导下的这一旧话语富有更多的战略意义。
一是中国抢搭全球化可能不再卖票的火车。全球化造就的“中国制造”要想获得持续力量，确实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即使有全球分工。目前，美国思想界纷纷反思他们发起的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强大这一问题，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来看，美国的话语里在消减这一因素，因此，提前集约化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在抢一个战略机会。
二是中国开始留意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能源遏制。数万亿对冲基金在纽约、伦敦狂炒石油期货，将之打到了70美元，这一石油炸弹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高于西方工业国。相信中央经济班底从战略上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没有战略石油的国家来说，中国确实在前冲了一段后开始修补能源后路。
十一五规划的这一做法还有一手：再次对农村的休养生息。
看来这不只是传统的中国治世手法，可能为下一步政治制度安排前做好最广大的基层工作。胡温新政对三农的关心其战略意义可比1978年的邓小平农村改革，上一次农村安定后，才进行了国家的改革，20多年后，这一次有相似的历史条件与时机。相信政治观察家们对此会有一定的共识。实际上去年对于农业税的免除在农村迎来极大的信誉与欢呼。农稳天下才稳。
民本的思路在政治上成为强势的做法，相信在五中全会后会有一个长期的坚持。
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数来自于两个外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上信任与台湾问题。
未来五年是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必走之路的临界点，战略上的闪失将对于20年小康之路的大棋局产生影响。因此，未来5年或晚长一点时间，对外少一点民族主义的东西，对内要多一点民族主义的东西。
民族主义的这头快马最好的草地是一个开放的草地而不是一个打算封闭起来的草地。在意识形态的选择上，这是一个未来五年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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