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月, 2005
星期一, 十月 31st, 2005
今年，中国报纸的大盘子首次下跌后，与网站的新闻合作模式受到考验：我感觉到，很多报纸将与网站摊牌，如果不付费将停止给他们提供新闻。
在北京，这一趋势表现得尤其明显。对于IT业广告来说，报纸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空白。新派的金融广告也优先选择新浪和搜狐这样的门户。
过去几年里，新浪搜狐等免费转载的模式一度让报纸高兴不已，认为给他们带来了眼球效应，这种不计算成本的免费做法使互联网获取了免费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最大的新闻超市，尤其是新浪，其是最大的收益者。
现在，第一波的反应是，IT类报纸已经江河直下。新闻出版署年中的报业调查给出结论，今年IT报纸将走向广告的下坡。实际上，红极一时的《 计世》现在广告经营确实很难，整个报纸都快成为广告了，《中计》和《电脑报》的印刷版都不行。相反，互联网广告今年仍然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第二波是，《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北京晨报》、《东方早报》这样的专业财经日报和大众日报一直充当着新浪和搜狐的免费记者。过于依靠互联网使自己的新闻纸空洞化和虚无化。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有影响力，但印刷版无人购买。尤其是《第一财经》，将会面临财经日报的困境：财经新闻是一种增值情报，其最大优势是手式制作，个性服务，如果全部交给了互联网，也就没有专业指向性了。实际上，《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以来就是以晚上网而避免被门户网站给吸走独家新闻的小渠道传播影响力。现在看来，这一做法非常正确。
今年以来，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北京的报纸房地产广告急跌，其他优势品种也缺乏。在寻找出路的时候，新的气候正在形成。上周，北京的一位报社副总说，他们正在准备与网站订立收费合同。我个人感觉到，在这个当口，大家开始有风向要与门户摊牌了，禁止免费的转载，否则，停止新闻供应。如果再不守住这点手工产品的传统优势，报纸将被互联网的黑洞给埋没掉。
（作者在明天、后天还将陆续刊出与门户新闻摊牌的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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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月 30th, 2005
《华尔街日报瘦身》这篇文章是《财经》杂志最近发表的。华尔街日报的传统大版在亚洲的改变是出于亚洲人的阅读心理还是别的什么考虑，文章中有讲法：
此次一步到位式的改版，显示了对小报版式的充分信心。道-琼斯公司为改版进行的读者调研显示，身处网络时代的读者由于经常面对电脑屏幕，已经形成了“小尺寸内阅读”的习惯，而惯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报的受众，其阅读空间也很有限，“小报”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
我觉得此事还要观察，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美国本土的华尔街日报何时改小版，这是一个风向标，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对于瘦身仍然有看法。第二，日本与香港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连杀人放火的报纸也都是大版张的，在这样一个市场为什么又选择了小版呢？第三，报纸的介质尺寸大小对于读者的精英与大众心理究竟影响有多大？如果《人民日报》改成小版，还像《人民日报》吗？
在中国古代，文人与官员一般穿长衣服，而农夫与武夫一般是短打扮。在一个高的社会阶层总是以不方便来这样选择文化与经济生活方式，而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文”然后才能“化”。报纸的大版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看来还得细读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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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月 27th, 2005
果不其然，个税起征点是1600元。早在听证前，这一数字已在内定之中，听证会只不过一群无知者陪了一次法场而已。
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写道，能定这样一个标准，是1994年中国分税制留下的害。
虽然那次分税制度消弱了广东这样一些当时暴富起来的省市嚣张之气，巩固了中央的实力，这是朱容基的厉害之处。但那一次分税制使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次定1600元，实在是摆不平地方的利益需求，在1500元的基础上象征性地加了100元而已。就像去超市买菜，不搞价了，称完韭菜后再抓一点给你加上而已。国税与地税的矛盾调和需要一套制度安排，而不是这种省公民利益而为之的做法。
要安抚地方政府的利益呼叫，非得在个税上一个补偿，1600元定下后，我们这些人就成为买单者。我看有报道说，1600元给老百姓省下了几千个亿，有的媒体也不想一想，你承认省了几千亿的前提是你认同了1600元是合法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1600元在真正有个税基础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是贫困线不是小康线（公务员的工资除外，因为他们有公共福利）。
中国各地经济水平千差万别，北京的3000元购买力赶不上西北农村的1000元，当要在所有的省市处税标准求一个公约数时，一定要取最大的，让更多的贫因者成为漏网之鱼。
这一次定下后，也许十年后才能修改。沉默者只能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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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月 26th, 2005
对于今天的国内经济新闻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条猛料了。今天早晨看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的采访，说中国只有5个人算得上是经济学家，其他连前50位的连国外的经济学院做研究生都不够资格。
此君观点够猛，但说得很认真，不招人恨。去年看《比较》杂志，就有一个IMF的华人学者骂国内的经济学家叫报纸经济学家，说他们很多人连英文的论文都没有发表过，还想当学家，只是天天在报上说而已。那话说得人挺绝望的，好像看不到经济学界的前途了。
说点正经话儿吧。按丁学良的观点，只有5个人能进入，这话过了点儿，但非按这一苛求，要淘一淘的话，我想还是有几个人的，丁说的标准是：这个人段经过非常严格正格的的学术训练；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聪明人；这个人是个做学问的的人。
那就按这一标准乱点几个人，不知对不对。
1、吴敬琏。一个老牌经济学家，又是高层智囊，当年喊股市“赌场”论，千亿元灰飞。不过，这些影响力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勇气和学者责任，就像巴金晚年的重要贡献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贡献，而是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勇气及其政治影响力。若按香港和欧美学界学术的量化东西来算，吴老能不能进去不好说。可是，以中国的标准，从传统学者的“述而不作”与“首先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考量方式看，他算是入了境界的人，当然是大学者了。肯定过。
2、杨晓凯。一年多前已经过逝。杨在欧美学术界比较有名气，也算能对话上那个圈子，话语也是西方的，为人淡泊，潜质优秀，可惜英年早逝。虽然不能算进去，但在此处一定要提一下。
3、张五常。肯定算得上。本来自己就不错，再加上自己的广告打得也好，一定没问题，不细表了。原来是香港人本不提了，但现在内地香港是一家，也算上吧。说不定哪天还来北京教书呢。
4、林毅夫。算得上。本来就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导师是诺奖的舒尔茨，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中，他的论文在美国引述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和张五常有一拼。林是高层智囊，走的是一条韩愈式的道路，学以致用，官学两通。新农村运动的提法直接引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政策，高评一点不为过。
5、周其仁。文人气重，学风凌厉，不沽名钓誉，算一个独立学者，其论文影响力很大，在圈子里是认的。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研究算是有独立见解的人。
6、樊纲。宏观经济研究还是有一套的，理论比较成体系，看东西看得准。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宏观经济调制的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多是领航员，但樊纲算是一个有想法的大副，当然了，由于船长不设学者编制，也就没有人能当了。
7、宋国青。为人非常低调谦虚，为文比较尖锐有洞察力。虽然东西出来的不多，但按欧美学术界的那套标准，宋当然是合格的。好学者是智者，不一定天天出书，宋算这样的人。60年代，芝大有一个教授载维德，很厉害，就是不怎么写东西，一年拿着工资不少，就编一个一年才出一本的学报大概叫《法律与经济学学报》。
本来还想写，发现人数超了。其实，汪同三、王则柯都是厉害人。都很低调，都是有学问的人。还有几个人也不错，就是天天拉课题，快成商人了，也就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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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25th, 2005
昨天看了周末画报访问任志强的一篇文章，老任又冒出一句话：商品房不会考虑穷人。
其实，这是任志强已经数次以“穷人”作为文眼，挑衅（不是贬义词）中国社会的那一点脆弱的神经了。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的话语里确实充满了北京特有的的意识形态色彩。
我今天为文不想讨论房地产原理，而是想从任志强“穷人”一词论探究其后面的意识动机。
穷人这个词，是我们过去在阶级论的年代，用于攻击剥削者的证据。这个词语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一直是“低收入者”、“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这样的替代语。穷人是一个中国从1949年后最终没有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去掉的一个特殊词语。在中国房地产业这样一个强势的行业的对照下，公开使用“穷人”这一名词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都有过贫穷的历史但随后又回到了有钱人的行列，从语言上讲，它往往夹带着是一种历史怀旧和意识报复。
任志强有过在陕北的经历，他也热心捐助过贫困的农村地区，但现在，他在践行北京这样一个官商纠合的房地产市场惨酷的商业竞争逻辑。这无可厚非。
可以厚非的是，人们总是翻出潜意识中的伤，去对沉默的大多数进行心理刺伤，更多的平衡当下竞争环境的不满。
我相信，任志强骨子里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人，不过，这种同情只能埋藏于他在农村插队那个年代的历史和人的记忆。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已经脱离了那个“阶级”却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的语言刺伤传达的是一个社会信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残酷与冷漠。一个“穷人”二字足以让这种暗示得以迅速地繁殖寻找着等级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走向小康前，庞大的农民、农民工、公家人三个主体的骨子里一直包藏着一种惟恐被社会分化为另一个阶级的胆小心理，马克思年代的旧话语现在放在了新语境下，充满了历史的反讽。
而现在，这些话语在复原历史的记忆，重新找到生长环境。
任志强的语言选择角度是一个分裂的事实。
在遇到体制内的压力时，他经常会在讲话中引用马克思的话，为自己的行为与动机寻找合法的化身，实际上有时像一种政治抬杠，充满了对于前者和当下意识形态环境的反讽。因为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德国老头儿早已去逝，他的很多语言都已经换去了合法的历史语境，再去断章取义，已是游 戏规则都已无人坚守的文字游戏了。
在遇到体制外的压力时，任志强一般选择纯粹的市场观来作为武器。中国从1978年来启动的改革正在给13亿人上一次艰苦的市场课，人们确实已经忘记了这个社会还有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同情，每一个人都在过着他们在荡荡人海中奔食的艰苦生活。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个时候，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话语往往加剧暗示人对于社会关怀的绝望，因为只有市场才是真理。拿出真理的大棒去打人时，不但被打者无以还手，连造棒者也不会转过弯来想夺下这只大棒是否是合理的。
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过热，沿海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四起，现在，3月份的新政正在让这个泡沫缩小。对于买房者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集体预期的同一性，才是与政府和地产商博弈的有效手段，一种长期的观望就是一种武器，无论是对于集体寻租的地方政府批土地也好，还是对于地产商的联合信息操纵也好，也算得上是一种无声的报复吧。（请勿转载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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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月 24th, 2005
今天，《北京晨报》发表了中国决心解决三网合一（只支持IE）的消息。这一消息引起了业界的强大反响 。从新浪网的回贴看，很多人都是1998年中国电信改革时，强烈要求拆分中国电信的老观众。
三网合一列入十一五规划了，但再过两个月，《电信法》就要提交了，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样一个重要当口，如果三网合一不写入《电信法》，中国IT业下一步就要贻误一个巨大的战略时机，一错而百错。
我个人认为，如果《电信法》不写进三网合一，1998年朱鎔基政府以来启动的电信业改革将会走向一条失败的道路。
第一，《电信法》准备了25年，如果不能在生产力的核心问题上给以关怀，任凭中央部委的结构分割而损害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一种倒退式阻挠，使中国电信业失去历史时机。
第二，《电信法》是中国电信业8年改革的成果保存，三网合一是过去8年中所做的全部工作的真正目的。现在，中国电信拆了，小网通蛇吃了大象，移动联通两强并进，在3G与IPTV的前夜，没有这一纸法律，广电就挟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大棒与电信商打个不可开交，到头了，两套人马将会把官司打到中央去，十一五过了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第三，全世界的《电信法》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修改的，主要目的是私有化，但是中国的电信业以退为进的战略，使四大公司已经完全阻挡了民营公司和外资进入的空间。目前，民营电信商已无空间，但从制度安排上讲，如果要给民营资本留下一个进口，只有在三网合一的时候，才会在技术上给出一个小小的缺口，让进入者借技术之变革而成长为巨人。没有民营资本的进入，四大电信商的垄断将在国资委的有效协调下变成一种勾结式的模拟竞争，最终因操纵价格而伤及民众福祉，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出现了向左走的端倪。
第四，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过了，抛却制度上的有效安排外，三网合一是一种技术杂交，它的技术出口使玩家天然地从四个扩大到N个，门户网站、电信商、广电商、搜索商等各种不同技术背景的玩家进入同一个城市，一个城四门，殊途同归，最终介入均质的对等竞争，从而在中国杂交出更多的综合性IT运营商，这也是一种可以想像的前景。对于中国的公司来说，很多行业我们是后来者，但IT业是一个全球同一起跑线的产业，这里才是淘金之道。
写完这篇小文时，我想起1998年周其仁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叫数网竞争，那时他就主张几张网（包括广电网）的出现，才能竞争出一个广泛的天地，现在来看，如果三网合一写入《电信法》，中国过去8年的电信业改革总算有一个最终的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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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月 23rd, 2005
1600元的中国个税起征点终于出来了。
这是一个在听证前就已经内定的方案。现在，事实基本成真，只等最后走了一个程序。
过去几周，人们希望真正的听证会能让这样一个关乎民众福祉的法律，高抬贵手，让那些千百万中国过紧日子的家庭成为漏网之鱼。现在来看，法律制定者首先把自己从这个阶层中抽出来以区别身份，还是定成了1600元。
1600元，这是深圳、上海等地过去几年中早已既成的事实，只不过是，给了它一个合法的身份而已，就像同居多年的人领了一纸结婚证。此前，在北京的听证会上，我仔细阅读了一些代表的发言，他们“真诚地”希望并且经过计算得出，1600点就很不错了，否则国家税收会浪费（请参考新浪转载的听证会实录）。
这些认真的代表忘记了，1600元的小网打捞连那些鱼仔都不会放过，何谈休养与生息。中国的个税调整周期下一次可能在十年后，10年内，如果通货膨胀来了，真的就苦了老百姓了。同时，由于地方与中央的分税制度，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里，1600元不是中等收者的界限，而是贫穷收者的界限（公务员除外），对于体制外的人，1600元是穷日子，对于体制内的人，司局级干部才套两三千元的工资，但谁又全指着这点微薄收呢。
两套明暗规则下的人群，套同一个标准，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这一做法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发展的眼光。
我们的个税不是公民社会环境下的个税，它也不是国家第一大税种，它也不应该成为第一大税种。
现在，米已成饭，覆水难收。过不了几天，公元2005年的这一次个人所得税调整将会有很多人认真地解读为多好多好的东西，信息大炮的轰炸宣传将取代冷静的思考。
对于甘苦，惟有民众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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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月 20th, 2005
中石油昨天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PK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44亿美元），也是中国第一次收购海外石油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西北边疆战略以及中亚影响深远。
由于石油关乎中国的战略安全，能够看出，大陆思维仍然在主导中国的能源战略，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放在中亚，包括哈国与苏联地区。这种地缘石油战略的布局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已经和哈国有一条从里海接过来的石油管道，现在正在探索第二条天然气管道，此次收购PK公司，中国把陆上石油的宝全部押在了中亚及里海地区。
在大陆性思想中，这样的安全性与可控性更高。我个人认为，中亚地区作为苏联地区的南大门是美国一直想进入的地区，此地区的石油区没有加入欧佩克，对于中国经济有不寻常意义。
看得出，这次收购PK后中国加固了这一影响力。中国的石油战略向西看：一来可以借道俄罗斯对于南大门的守护从美国人不能进入的地区加固石油战略；二来可以减少海上石油的风险；三来还可以用哈与俄互相制衡，防止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但从去年开始，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确实给这一地区增加了不稳定性。石油管道这样的战略性工程需要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对于这一地区有政治与经济可控力。目前，哈是中亚为数不多的没有颜色革命的国家，中国和合也是友好国家。但我想，我们在中亚是不是也要做好相应的预案。
美国过去几年中一直在中亚突进，阿塞白疆的石油管道已经往中东方向走了，美国在里海有太多的渴望。从伊拉克到伊朗，从伊朗到阿富汗，能看得出一个月牙形的包围。
由于中俄在中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未来几年内，此地区的石油供应会有一个较好的能源秩序，但中国对于中亚的研究，对于西北边疆的重新关注，需要有战略眼光。
如果能以中亚为一个稳定油源，中国东南的经济机器高速运转时，屁股上接的的西北地区的石油管道强力供应，这种生产与能源模式将在亚洲创造一种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和一个独特的经济格局。2008年后的中国经济安全将获得有力的保证并将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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