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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23rd, 2007
我的一个核心结论是：NOVOKING的虚拟世界仍然是一种广义的媒体，它创造的虚拟世界虽然充满了商业目的，但是，NOVOKING也好，SECOND LIFE也好，他们创造的虚拟世界与年轻人或玩家的社会诉求是合拍的，那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生活在一个艺术化了的世界里。
因此，当一个人突然想起要创作一部小说，当一个人自己成为电影的戏中人，当一个人从游戏打关中获得的征服感，当一个人虚拟世界运营商的网站上自己创造虚拟生活并与现实互动时。这一切的演进都只是媒体的演进的形式，是我们企图越来越想用媒体逼真地模仿现实，从而向一个艺术化的虚拟疆域迁移的本能。
所谓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这样的迁移冲动就会越强烈。
那天吃钣时，我对张辉说，设计一个虚拟世界最不能忘记的是两个元素：一个是以虚拟的方式满足欲望，一个是以虚拟的方式神游空间与时间。
这正是郑治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入NOVOKING的原因。GOOGLE可以在瞬间实现地域的符号化跨越，魔兽可以满足年轻人的征服感，虚拟释放人的电子焦虑与暴力冲动；NOVOKING满足的是什么呢？核心是人的心理欲望，包括在虚拟世界里的经济诉求（赚钱）、文化诉求（家居）等。
人从使用媒体的第一天起就在创造虚拟世界，无论是印刷媒体式的小说、电子媒体式的电视剧，互动媒体式的”魔兽世界“。
想一下，小说这样的文体出现后，曾经引发了怎样的社会伦理惊慌？在明末的中国与全球社会发育程度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诉说的文体一夜色间在中国明朝的社会中必然发生了。
在一个口语极其神圣的社会中，用语言构想的小说这样一个虚拟故事唤起了人对于虚拟艺术生活的想像，虽然还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每一个人都构想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
在明朝的社会伦理环境下，我们不把印在纸上的小说当作一种“文学”，先忘记“文学”这两个词语。虚拟故事以盗取现实生活的元素而使自己在最年轻的一代人身上首先合法化。
《金瓶梅》的那点色情描写曾经震撼了那样一个时代。它对于伦理的挑战意义并不亚于电影出现后，在一个边远的村落里促成了更多的年轻人私奔一样。因为，在500年的社会发育中，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抽像符号带给人的想像已经足以让社会震动。何况照片与视频，乃至虚拟世界这样的方式。
NOVOKING不知道，他们本身已经是广义艺术创造的一部分，即使张辉他们满怀商业目的，即使技术知识创造者并没有想到他们用期货的方式为1990年代的孩子定制的这样一个电子生活空间，是不是有一个有意为之的创作行为，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是一个艺术化生活的创造行为，并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与文化后果。
当人企图用文字与图像创造的东西，都属于艺术。人的这种艺术生活诉求，有深有重，有前有后。《红楼梦》、凡高的《星空》、杜尚的小便池，日本的电子装置艺术、1980年代后的行为艺术、电影、互动小游戏、魔兽世界、SECOND LIFE里面的虚拟音乐会，这一切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借不同媒介创造的广义艺术方式。
艺术在后期的走向，从”我“与”他”的关系，变成了“我他一体”的方式。演唱会中的演唱者与观众一起才能完成的清唱，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里的彩条地面，只有你走过去时，这一艺术完成了它的意义解读。在SECONDLIFE中，我打个电脑进个这个虚拟的小镇，从蓝色的河水中泛船而过，进入可口可乐赞助的音乐会上，自己也跟着他们一起唱，是不是一种艺术行为呢。
人用文字与图像制造的非现实，这样一个享受过程，它的游戏规则完全合法后，就变成了伦理规则；“我”进入后，艺术逻辑就会破坏生活逻辑；“我”出来后，艺术后遗症往往会影响到现实生活的规则。
但是，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认同了游戏与艺术的规则后，真实与现实的区别在那里呢？
做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小村庄里，1980年代时，有人能读小说，有人不会读。读小说的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在职业作家制造的这一样一个虚拟世界里浸泡后，总是在现实中不能有效修正逻辑，他们如果部分地使用小说这一艺术逻辑来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就会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爱阅读小说，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同时接受这一艺术逻辑的圈子，或这样一个群体。久而久之，一代人可能都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艺术逻辑影响了现实生活，从游戏变成现实，从艺术逻辑变成生活逻辑，从部分的艺术”中毒“到全面的”中毒”，这样的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不是已经几百年了吗？
人向艺术逻辑的虚拟想像世界每走进一步，就是向艺术化生活走进一步。无论它是高雅的艺术还是粗俗的大众艺术，其实这之间的标准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博弈。在小说这样的文字虚拟空间中，一小部分人的享受好像是高雅艺术，但图像使所有人都可以看电视，互动使打魔兽的人比看小说和电视的人更投入。
电子媒体加速了人的艺术化浸润进程。这种对于虚拟生活的浸润需求，原来叫做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
抛去伦理的问题（其实伦理是人不断加深的艺术生活的合理化规则，但它是可以修正的），阅读小说而感动的小女生与打魔兽而愤怒的小男生，这样两个被虚拟仿制并强化了现实生活元素的艺术作品中，获取的东西，其意义难道不是一样吗？
读小说的人，打《传奇》的人、在NOVOKING中的生活的人，都是人一步一步走赂艺术化生活的社会进程。电子媒介加速了这样的进程。只是在过快的情况下，它会挑战我们的伦理底线，造成社会的道德恐慌，可以一等所有的人认同了这一游戏规则后。也就是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旦在这样一个虚拟的剖问题上达成共识时，还有没有对于伦理的挑战？
我对于美国的SECONDLIFE 和中国的 NOVOKING，都有一种预感，他们的确实会加速这个社会的后几代年轻人艺术化生活深度演进的速度。这样的方向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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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月 17th, 2007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10月15日,我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听中共十七大报告。
这时的朝阳门外，车流如水，有漂亮的女士进入丰联广场去购物；在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有人搅动咖啡的动作在玻璃中留下光影；而一名南方的打工妹，则拖着摊煎饼的车从马路中间缓缓穿过。这是北京的普通一天。出租车经过雄伟的中海油大厦时，胡锦涛报告的第二章已经读完。
十七大的报告用非常宝贵的第二章来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这是我最喜欢阅读的一章。
这个国家已经把改革开放写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作为道统与法统协商一致的共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财产，也是对30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政治话语的平滑切换后，使改革与国家的革命理论跨时空握手，并按照全球游戏规则来发展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这是30年后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发展出的哲学新理论。
十七大的报告为此有一段概括，改期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样的表述，在中国自己的社会方向理论认知中，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等已经在文章中注意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在30年后这样一个从理论向国家普世价值观的转变。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样的文字在30年前是富于启蒙色彩的理想主义；而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强势参与者并考量发展路径的效率时，显得尤为珍贵。
2005年岁末的《财经》杂志上，胡舒立女士的卷首语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改革对于这个国家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当时的有关中国改革方向学术讨论语境下，这样的声音尤为珍贵。那年大年三十，我在文章中用“致敬”这样的词语赞扬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坚守。在当期的杂志上，1994年时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者周瑞金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
就在那年冬天，《财经》杂志飞赴日本，采访了时任小泉政府的改革旗手竹中正藏。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小泉政府冒着日本国内巨大的压力，任命竹中正藏对金融与邮政体系开刀。日本是一个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一百年前就完成了近代化，在1960-1980又实现了经济上的一次大飞跃，即使如此，在1990年代的语境是完全的改革与开放语境，正是竹中的铁腕改革，才有了过去一年多以来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
在“郎顾公案”（郎咸平与顾雏军关于格林柯尔公司是否以盗取国有财产而完成改制的争论）的一年理论争论后，用日本的改革案例重新鼓励中国的改革者，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很多读者一定记得，“郎顾公案”的后期，争论主旨已经从两人恩怨变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法的争论，再到后来，成为国家发展路径的争论。在互联网的民粹主义式投票表决下，能坚持改革的声音需要新的表述去获取话语权。
这样的话语权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不仅是国家的价值体系认定了30年来这一中国现代化
战略的方法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实践上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是正确的”，并且强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尤其是后一句话，正式为过去两年内的“改革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家所有的经济话语重新以改革开放为基础而有效表述，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五套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的工业化方法论是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环渤海经济区可以作为一个案例；信息化的方法论是知识与信息的国民平等享受与传递，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平等的基础；城镇化是中国农村最新的战略方向，在东亚人口密度大国日本与韩国都是成功先声；市场化是普世的全球经济价值观，在中国也是一个新价值观；国际化这一个题目中，中国的华南工厂群和上海的金融开放是最好的答案。
日本的百年改革史可以启发我们的改革时间表。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20多年前表述时，在战略上也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时间表，这样的时间表在2020年仍然只完成了阶段性任务，这一时间表的长度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语境。2020年，按照五年前中国的战略规划，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按照十七大的报告的表述，那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那时，中国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美国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明年将在美国召开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肯定，中国最新的改革开放表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经济哲学上，都给西方最主流经济话语圈认知中国给出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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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九月 6th, 2007
我们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奇迹?问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吧。哈贝马斯和张五常都可以给出答案。
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于朱容基政府的经济国策好评有加。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给一个号称“经济沙皇”的人都处做学术广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给计划经济从经济学上评了反。前几天看张五常几年前写的文章，大加赞赏朱氏政府在1990年代末的作为，用制度经济学帮助计划经济重新合法化。
更早地从哲学上预见这一问题的是新马克思主义者。2000年时，第一次读哈贝马斯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的讲话（《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其历史语境是朱氏政府对付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黄金转折点。2007年，再读这篇写于1968年的文章时，中国的新左与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占据了强有力的阵地。
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似乎是冲突的？不对。
1968年哈贝马斯看到的复兴的欧洲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2000年前后强大中国国家经济控制力在市场上作出的高难度动作，是一样的内涵。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意义所指的是晚斯资本主义重新合法的特征：国家的技术化统治，使自己本身合法化。
这正是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没有说清楚问题的话，哈贝马斯切断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在文化上的绝望：”全部文化传统的非神化与世俗化，是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不断增长的反面”。
文化上告别传统社会，比从经济上说再见更难。用二十年时间向毛式的空想主义说再见，是一套价值观的祭礼，割除剩余价值的神圣，将阶级对立撤下思想的神坛，政治与宗教神秘主义的碎裂，名流推倒了英雄，国家的意志与私人欲望的博弈与合谋。
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作为。披头士的音乐革了古典的命后，科学与技术的螺旋纠缠革了工会的命。工会是社会主义式的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它是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思潮变成执政力后，它又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会在西方的衰落和在中国的消失，是一样被风吹掉的不同落叶。
在哈贝马斯的眼里，晚期资本主义确实告别了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代的那一套价值观。他们关上了古典自由的窗户，打开了世俗的父亲进出的的门。高大的国家再有没有过去父亲的威严，忙于生计而没有理想的父亲，只是一个父亲。
新马克思主义者感慨于在一个全球化的竞争语境下，“政治不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8年邓小平发出的这一政治与哲学号召，距离哈氏发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只有十年。
这中间所隔的十年，正是日本与四小龙的“东亚模式”飞跃的十年，是亚洲的国家资本主义。
“东亚模式”在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儒家商业精神与管理商述。这是盛极一时的东亚模式与儒家文明的和谐论。即使是近代化最成功的日本，国家像父亲一样威严，日本的大型国有企业，韩国的发挥得极致的小国家式大企业，新加坡的李光耀式变革，都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之下。产业工人群与政府的儒化，以国家礼器为镇慑的管理，在十数年里创造的奇迹。继续顺延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及政治上新保守主义抬头的美国。
国家资本主义在东西方“真假文本”以几个事实为判定：一个是传统社会的碎裂，一个是政治的科学化，一个是阶级的消失。
“传统社会是指它的制度框架建立在神话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合法化存在”，哈氏举例的这样的社会在英国康斯坦丁的乡村画作中早已富有预言的影子。最后一缕乡村炊烟后，神圣还存在吗？早已荡然无存。机器工业后的电力化革命对于社会的解构更要彻底。
上个世纪初的英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告别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后重新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是对于全球化深入的反拨；在经济学上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的意志手段；在文化上意义上说，是传统社会说再见的时候。
阶级没有了，工人有社会福利了，共产主义在寒冷的北欧诞生了，中国与越南用儒家的实用主义建立了另一套：东亚模式“。叫中国特色（经济制度）也好，叫越南特色（政治制度）也好，都是对于科学技术的合理崇拜以及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1980年代的政治理想主义突然的消失，所有制的神圣仪式像割礼一样成为一个医学行为。国家的所有制从神圣的而务虚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世俗而务实和生产力。这样的“真理扭曲”，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叛式发现。无论是山西的小煤窑还是温州的地下钱庄，是西北第一次走出村落的女子与东北下岗工人阶级的重新就业，这样的实践正在开始。
知识分子尤其是工具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合作，使政治选择了一种科学化的统治手法。国家在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的同时，技术官僚越来越有市场。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将一本同样的说明书贴在了中国的包装后面。
科学使政治合法化，为全民党提供了合法生存的历史语境，无论是东欧的社民党还是”三个代表“，这使得曾经的特权集团觉得大权旁落。新左失落地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一种历史怀旧。王朔对地北京复兴路一代的记忆，是苦苦挣扎的历史意淫，是新左的理论分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
对这样的历史意淫，哈贝马期斯给出这样的答案：“这些没有特权的集团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所表现出业的潜力也不是人民的潜力。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与生活的贫困化与剥削不再是一回事。他们至多可以代表一个过去的剥削阶级。他们不能通过拒绝合作的方式强行实现他的合法形式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只具有呼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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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八月 30th, 2007
8年前, 我在东直门外的这座白色居民楼一层,发现了这个咖啡店.这个叫情有独钟的咖啡店,是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在经营.
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是里面的常客.这个咖啡店里没有多少客人,深色的桌子,私人性情布置的空间,里面放着的背景音乐.老太太每天早晨在那儿看报纸,老太太说,他主要看< 北京晨报>的< 参考消息>;他女儿晚上用一台封面贴成彩色的笔记本上网.
老太太一家人都熟悉咖啡和咖啡文化.当她阅读报纸时,将有关咖啡的文章剪下来,放在玻璃板下面,客人在等餐时可以阅读一下.我至所以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化生产原因如下:
1.他们比较自尊,服务生的质量也较高.自尊的人在商业中才会找到审美感受.他们不是一切以盈利为目的,也不是按资本最大化方式去追求利润.他们把家庭的伦理关系移植到咖啡店的经营中,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用家庭伦理关系影响他们的生意;第二种是因为生意而改变他们的家族伦理关系,我觉得,他们的生意与生活是前者.
2.咖啡店不同于酒吧与饭馆,是一个坐谈的公共空间,因此,它本身捆绑了着对于环境的审美需求.所以,它的来客都对于自己的行为有一种天然的约束,这使得艺术化生产本身获得了一个社会伦理环境的支持.情有独钟的老太太和她女儿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表态他们的商业诉求.这里出售蓝山咖啡,其价格相当于普通商店的两倍多,但这是经过牙买加大使馆认定的原产地商品.虽然我喝不起这样的咖啡,但他们并不会因此把价格降下来的的背叛价值规律的做法,本身不获得了一个偏执为特征的艺术化生产个性.坚守与保守是欧洲手工产品的文化特征,也是产品特征.
3.情有独钟原来有两个歌手,演唱一些老歌.后来他们出了唱片,叫< 往事如风>.这个唱片就店里销售,早已卖完了.两样东西都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传播,其稀缺性给产品本身增加了附加值.咖啡店从这样的独立音乐传播中获得的附加值是文化积累.你曾经赞助过这样一张唱片,唱片的社会影响力会给咖啡店增加一个文化价值.法国巴黎的很多两百岁的咖啡店,至今经营得仍然很好,他们已经被画入印象主义的油画中,在世界各地展览,咖啡店最终不是因为咖啡而是因为文化而获得新的商业合法性.这是艺术化生产的价值.
4.这个咖啡店,看起来生意平常,因为这里很少有全场客满的情景.如果所有的商业目的不全是经济利益诉求的话,就带有审美价值.经济生产为什么不可以有审美性呢.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早已销声匿迹,现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都是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中国山西\华南还有越南这样的地方,反而在继续继承野蛮资本主义的残迹.扯远了,我是说,如果没有极端的商业与利益诉求，这一过程本身反而会增加商业收益。
5、这个咖啡店的装修，现在使用了咖啡色枵更深的颜色，有一些当代艺术的符号。它的两壁红黑白相间的装饰图案，是当下现代艺术中一个前卫的表达方式，只是想改变颜色的对比方式，或者改变不同线条的比例。很多咖啡店都是这样选择装饰的。画作、品牌、商业诉求、家族关系、咖啡豆的制作与表现形式，当他们集中在一起表现时，再也不是生意本身了。
这就是我想到的另一个艺术化生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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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24th, 2007
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特现代广场门口，有一个小乐队，他们在演唱，背景是河对岸高大的圣保罗卫理会大教堂和天边的白云。他们都光着脚，弹着旧的吉它，打着一小小的架子鼓。没有主唱，唱法很简单，他们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在一个浪漫的天气里听这些音乐。
这是一个艺术化生产的案例。
1、他们有自己的博客，里面是他们对于音乐的思考，他们自己的广告，他们的曲目，他们的成员，他们演唱海报和他们的音乐产品销售。这是艺术生产的最重要符号，个体的手工化生产转放置在一个全球信息平台上，并且可以在电脑键盘上发现，理解\收藏或遗忘他们。付费下载他们的单曲，就像在全世界叫卖他们的唱片一样。
2、他们的音乐生产富有审美性，这是艺术化生产的一个核心特征。我和这个乐队的主唱聊了几句，虽然他们只是在艺术馆门口这样的地方演出，但是，档期排得很满。第二天他们要去波兰演出，是一个跨国转战的音乐产品生产商。全部的产权就在这几个人手上，大家可以选择休息、挣钱、玩乐或解散乐队。他们的演出场所，都是年轻人云集的户外场所，就像伦敦的这个地点一样，是商业的演出，也是富于审美价值的自由演出。
3.他们的网上音乐下载是长尾理论的很好证据。现场的产品销售则完全是手工化的：第一，选择在户外的环境中，把音乐与自然环境一起捆绑销售；第二，他们在现场出售自己做的唱片，一张5英磅，短短一个小时就已经卖光了；第三，他们的的琴盒是一个很好的捐助箱，这种捐助是艺术共鸣式的捐助而不是同情式的捐助，所以投钱者主要以铁杆粉丝为主。
4、艺术化生产是小众的，这种生产本来就以手工化的方式保存了产品被工业生产极度放大的可能。好比就像电视将相声艺术从剧场里搬出来后，像黑洞一样将他们吃掉.郭德刚的相声，重要保护的方式是剧场式演出，这种手工方式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手工化的艺术品质量。
5、博客为代表的WEB2.0信息排布技术，将个体与全球受众，现在与未来，戏剧般地排放在一起而随意修改他们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信息部落，可以将电子商务与手工生产焊接在一起，支持艺术化生产。可以将这样的生产方式看作部落传播时代的一个经济符号。
6、艺术化生产的全部过程与特征都是没有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审美的艺术效益表现在产品附加值的多少上；手工生产的质量不但增加了符加值，而且有效保护了知识产权；艺术化生产有时有特定环境下控制需求的小小阴谋，这使得边际收益下降的曲线尽可能地得以延长。最后，交换与市场是一切经济方式的源动力，虚拟的信息平台就是这个市场的的影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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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22nd, 2007
2005年秋天，我和詹膑在清华去看导师。走在秋天的校园里，詹膑说：你写一个博客吧，我们可以一起做成一种声音。
我就写了。那时候起，写作变成了我的呼吸。直到2006年早些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孤独地写作，詹膑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有一搭没一打地打理着OFBLOG。
现在，我们的圈子里有了吴青松，他关于的互联网与大众文化研究是已经质变，我想是得益于过去两年他在北太平庄和东直门的情有独钟咖啡店阅读麦克卢汉的结果。青松做的事情。是从商业管理上越来越多地切入互联网和后大众文化的研究。
郑治是技术派，他的身上是清华工科生的严谨。郑治做的事情，广义上本身就是媒体的东西，比如IPTV。郑治研究的互联网与信息传播，是从技术与管理上切入互联网与后大众文化的研究。
詹膑的毕业论文写得很有趣，很多老师没有看懂。但那些东西使他对于GOOGLE为符号的互联网新传播充满了技术理想主义的热情。我们俩在一年前和索尼中国研究院的老板(对不起,那位日本先生的名字忘记了)坐谈时，他关于苹果与GOOGLE 的商业与社会学意义认识，今天也没有落伍。
秦轩，好久没有联系了，只是阅读博客而交流。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中国的约瑟夫奈，他的国政研究尤其是中东的研究独树一帜。
徐立军，在央视，他的实战电视研究，是后大众文化时代的生动材料。只是徐兄最近的更新有一点儿少啊。
李雪琴写作儿童文化。这是OFBLOG的副刊，我想起了一个趣事：196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叫戴维斯的人，他是学法律的，但对于经济学有独特的研究，后来他们有了一份学报，叫《 法律与经济学研究》(名字记得不清了)，一年出一本，为他订做了这份学报。那时，最好的一批文章都在这张年刊上问世，至今引用如潮。如果李氏的研究能从儿童的角度，审视这个后大众文化时代的价值取向，将会有巨大的意义。
沈伯韩在俄国，是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它使OGBLOG获得了一个图像表达的面孔。他的图片关照下的俄国政治与社会，让我们像在潜伏在这个国家深夜的路灯阴影中静静地体验与观察。我前一段给他过言：最好的照片就是来自于人性与社会。我没有想好，怎样用图片关照后大众文时代的符号？
王瑞彬已经进了OGBLOG 的门，但还没有写作。他的公司做的3D虚拟社区，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个公民。在一个完全立体化的虚拟世界里，顶部的符号化与底部的真实化，就像生物连接一样，将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合法的存在。他能不能从一个实验者的角度来提供后大众文化时代的研究样本呢？
OFBLOG的沙龙已经搞了几期，让人感受到思想取暖的好处。
我想象它会成为一个流派。这样一个思想的部落，几乎都是麦克卢汉规划的焦虑时代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叫做后大众文化研究部落吗？因为大众文化的代表电视已经小众化了，电视需要艺术化生产了，因为它成为了互联网的内容。在一个后大众文化时代,思想上的大信仰渐渐会化成为为小小的图腾崇拜与部落生存，OFBLOG正是这样一个部落，OFBLOG是后大众文化时代研究的一个小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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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7th, 2007
解剖英国《太阳报》，可以掌握一份黄色小报的秘密世界。
时间：2007年5月15日，周三，普通的一天。当天，《太阳报》出版62版。
1:头版:海报化.只有两条主打新闻导读:1) 麦迪案嫌疑人:我确实没有伤害他;2)切尔西老板狂怒宠物案. 一个是犯罪新闻,一个是社会新闻.第一个新闻的热度不亚于布来尔辞职.
这个麦迪案要情是,一对英国夫妇在葡萄牙失踪了他们的小女儿麦迪.英国举国震惊,整个英国都在为这件事情伤痛不已.此事已经十数天了,今天的< 太阳报>仍然有5个整版的报道.
2:二版.政治新闻.这家报纸从来不在报纸上标出什么题材的新闻.2版主要是英国政治新闻.此版是默多克的政治武器之一.20年前,默多克在瓦平镇大战英国工会时,撒切尔对他支持不小,那时,< 太阳报>是英国保守党的打手,现在,是英国工党的打手. 今天的政治新闻两条:一个叫送别伊拉克英雄,一个是前邮递克乔森想当英国工党党魁. 巧合的是,这两条新闻正好可以补助< 太阳报>的新闻取向:第一条是支持我们英国的英国人,第二条是支持我们工人阶级的工党.
3:三版.裸体女郎.这位叫ZOE的女孩今年二十五,你可以掏一英磅短信获取她的照片.如果按照社会开放烈度排名的话,在这样一张报纸上放半裸照片,相当于一张保守的中国报纸上放置泳装女郎一样.原来有人研究,< 太阳报>这样做是为了缓冲二版的政治新闻,同时,这样一个版式面的出现使原来枯燥的排序为之一变.
4:四-七版是麦迪案的进一步报道. 这是趁火打劫式报道,其中两个版是关于嫌疑人的婚外情报道.这是< 太阳报>的传统新闻手法, 血腥与肉腥.
5:社论.小报有小报的观点.< 太阳报>社论一般在6版的左边栏.为了表示对于观点的尊敬,它将社论的字号放大一倍.对于把字号缩得不能再缩的< 太阳报>来说,这已经很难得了.< 太阳报>的社论每次三篇,最长的四百来字,短的二百字. 社论是报纸中残留的已知的影子,在< 太阳报>不断图像化的过程中,长文缩成短文,短文缩成标题;长句缩成短句,短句缩成代码.它只要在社论中清晰传达一两句的意思就行,并不希望长篇大论,更没有春秋笔法.比< 太阳报>社论还猛的,就是它的头版大标题.不要把它理解为标题,它是默多克的政治来复枪,往往是一句口号,一句发泄,一句威胁,一句煽情.麦克卢汉早就说过,报纸是偏见的产物,小报是坦诚的偏见,严肃报纸是曲折的偏见.
6: 八-二十版.犯罪新闻,娱乐新闻,灾难新闻.这三类是英国小报社会新闻的黄金三原则,也是人类猎取信息的三个心理取向.8版是布兰尼胸部的调侃,这个女人是互联网世界的宠儿,去年的GOOGLE 搜索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她.< 太阳报>因为三个女人发了财,一个戴安那,一个是布兰尼,一个贝克汉姆的老婆. 在小版张的报纸上,加上图片,基本上是一个小版一条新闻或两条新闻.做一个小的文本研究,这些新闻依次是:电视明星在咖喱店刀伤; 披头士老将保尔出山演唱;六代同堂一百零三年;足球彩票中了18万英磅;被自己的朋友杀死;维多利亚牛顿奖歌唱颁奖晚会;杀手公汽车撞毁.
7:二十一版到四十二版.这部分是以电视为主线的娱乐新闻,兼有社会新闻.电视在英国人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成为报纸的内容. 6个版的电视内容,分别是两个版的节目评论,4个版的节目预告.,还有涉及电视节目的明星趣闻.其实,日报要是每天把电视做足,也就没有电视周报了.还有几个有趣的版面,一个是填字游戏版,这是哪能个报纸都不能少的,一个是星相与卡通版,一个是读者短信版,一个是女性版,一个是财富版.英国小报几乎不做财经新闻.定位多么明确.
8:其余的十四个内容版全部为体育新闻.体育是< 太阳报>的生命.它的体育主要是围绕足球的八卦与丑闻.可以将英国理解为一个以足球俱乐部为界的社会部落群,足球将社会”分裂”, 人人为足球”斗争”,有人为足球俱乐部”荣誉”而生存.这是人类社会认真的成人游戏. 所以,< 太阳报>头版有足球新闻,最后一个版也是足球新闻.这就是资本家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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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二月 12th, 2007
老左与新左在“郎顾公案”后的小争论，演成中国改革是否要停止的大争论。思量起来，2005-2006乃中国历史波诡云谲的一桩公案。几天前，经济学大家张五常的这篇访问记，其历史能量，可敌千军，不可不读。
说真话，现在风向仍然不好判断，左与右的博弈中，左占上风。民粹主义的年代，左吃香。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最好的纪念文章仍然出自南方，看来，智者在南。荒唐地让人想起朱自清的一句散文：这倒底令人惦着南方了。
去岁年关，《财经》杂志周瑞金《改革不可动摇》，虽是历史强文，生不逢时，几如风中飘摇。笔者曾在大年三十夜在财经夜谭盛赞胡舒立的战略眼光与理论勇气。此话今天说来，仍不为过。
张五常下面谈话，是周瑞金文章之历史呼应。其纵横千里的气势，让人击节为叹。张文两句话：邓小平朱容基的改革各打一百分，现在的改革只打八十分；邓小平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人，虽然他七十岁才接权。
看到一些“新左”在北美的反动网站上狂骂张五常，不妨在此断论：天下“新左”，没有一人能超过此人思想与此人文章。张文一篇，可敌千军。闲话不说，一起共欣赏。
1、两百年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
记者：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三十周年，似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了。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如果让你做评判，你能打多少分？
张五常：（略为思考，笑）一百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一百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75岁开始改革，做了十多年，还没有做完就退休了嘛。虽然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给他个A+了。
记者：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具体指什么？
张五常：中国的制度还没有形成，这些制度包括地区性的竞争制度、银行货币制度，还没有搞好。后来是朱鎔基搞好的。当然存在贪污等种种不对的事情，但是以县来作为地区性经济制度的核心，让县与县之间彼此竞争得这么厉害，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经济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记者：在中国的改革中，领导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张五常：这不是个意志的问题，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因为邓小平这个人思想清晰。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想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他说话不多，但是思想很清晰。其次是，他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他18岁就是党员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明显他是没有私心的，是为了国家好。但是即使为国家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做的。这是中国的福气，有谁能够做到？一般人到了七十多岁就已经糊涂了，但他七十多岁头脑还那么清晰。
记者：你说邓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对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他对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张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邓小平是没得比的。斯密当年也没有读过经济啊。邓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这个是他的主要观点！这些话是中国的老子说的，后来斯密也这么说，弗里德曼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张五常讲的。但是我们只是会说而已，邓小平却能做得到。这个是普通常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相信这一点呢？没有多少人能够相信的，北京有很多智囊，他们也不相信，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这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听过，但是不相信。可是邓小平相信。
他说了很多次：你要社会有进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你要鼓励每一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2、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
记者：中国的改革成就，除了领导人的决策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苏联比起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较容易实现收入和经济的增长？
张五常：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人均还不如印度来得低，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们都搞不起来。你说印度搞起来了？也算是搞起来了一点，但是跟中国还差很远。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记者：最开始，大家愿意把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苏联的休克疗法做比较。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你觉得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渐进改革本身比休克疗法优越么？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改的，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苏联的改革呢，因为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由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组织性的改。科斯和我都这样想。
记者：你的意思是，渐进与否不是中国改革成败的主要原因？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而不是渐进的，绝对不是。
记者：和苏联比起来，中国的改革还能算是激进的么？
张五常：苏联有石油，油价上涨，现在有很多钱。他们只要没有石油就头痛了。苏联的矿产很丰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钻石，中国有什么？
苏联的的矿产很丰富但是他也没弄出什么成就出来。而我们中国什么资源都没有，却能够有这样的改进。要是我的话，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权力都给我，我也做不到他们今天做的这么好。
3、不存在经济泡沫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是因为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沿着一个正确的决策方向所导致的？
张五常：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正确。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我现在看不清楚北京的方向。邓小平的时候我看得清楚，朱鎔基在的时候我看得也清楚，就算是李鹏在的时候我也看得清楚。可是现在我觉得比较模糊一点。
你现在看看银行的制度吧，乱七八糟。取美金出来又有限制，拿港币出来也有限制。一天到晚的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压抑楼市，建筑商不可以建超过多少平米的的房子。要加这个税，抽那个税。天天都不一样。那就是有问题了。
记者：像压抑楼价，大概是决策者觉得有经济过热的成分在里面。
张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一下子又说要升，一下子又说不升。不准人家买人民币。现在的宏观调控，一方面又不想楼价升值，一方面又约束土地的供应，到底想怎么办呢？我看不出来，朱鎔基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
记者：朱鎔基的时候也有宏观调控啊，是调控得不如现在这么严重？
张五常：不是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要压制特权分子的借贷问题。这一点是应该做的。现在没有这种问题。朱鎔基时代，随便哪个高干子弟打个电话就随便可以借几千万，他是要杜绝那一方面的问题。他那种调控是应该的。要不然的话，是没办法控制货币量的。
朱鎔基把央行改成是不能够做生意的，那是1995年的事情，他那时候的调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说过热过热，那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朱鎔基时代，通涨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现在我们通涨只有百分之三左右，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宏观调控呢？
记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经济学家把中国和日本作比较，认为现在的中国和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经历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覆辙。
张五常：胡说八道。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日本的问题，第一，是日本控制农产品的进口，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七十年代，在日本零售要达到五美元；一粒葡萄，卖一美金。这种情况之下，土地就很贵。房屋的价格高，他们住的不是上下铺的那种床，而是像堆积的信封一样，一层又一层的。这是他们第一个错处。
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日币升值。我是第一个说日本没有希望的。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时候，现在算起来是二十多年前。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美国在逼着让人民币升值。因为他当年就是逼日币升值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受逼于美国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学回来的，为什么对历史的教训就记不清楚呢？为什么美国说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呢？当年美国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台为止，日本经济不景已经二十多年了。
4、中国没有拉美化
记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两极分化，也是海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有拉美化的倾向。
张五常：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作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是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无可置疑的。
《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是不对的，可能在个别的地方是有这种情况，你把最坏的地方拿出来写，整个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是只是说沿海一带，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摘，荷兰豆也没人摘，农地都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去了。你告诉我中国现在有多少是全职农民？大多都是出去打工去了。出去学两个月，拿了个车驾照，出去可以找到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这是绝对不困难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改进得很快。我去农村调查了很多次，看见他们的生活改进的，年年都不一样。当然还是不如城市，当然还是清苦，我们当然还要把他们的生活改进得更好。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是什么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啊。中国的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张五常：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记者：你是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张五常：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难道他会说自己赚很多钱么？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现在有多少农民家是没有电视的，有电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记者：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张五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他不是被老板辞工、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很多人下岗，人口的流动，转工，一家公司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做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不是老板要炒他们的鱿鱼。是这样子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走，转工转得很快。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记者：可是按官方的数据，失业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张五常：这些数字要看你是怎么算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六百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多少份这样的工作都有。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你六百块钱的不做，要做八百的，那你就要花两三天的功夫去找。那么要找一千五百块的呢？那就难找一点了。
5、印度模式不一定比中国差
记者：你刚才提到印度的腐败比中国严重。中印比较这两年比较热门。黄亚生和卡纳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他们说中国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印度是由下而上的改革，现在中国比印度强，但印度在一些关键领域比中国强，将来谁比谁强还很难说。你觉得呢？
张五常：印度有软件方面的优势，但只占很少部分的人。印度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要追上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中国在政策上有严重的错误，要不然要追上中国不容易。表面上印度好象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软件。但是印度本身有很大的问题：脏！卫生条件很差，环保比中国还要差，很多乞丐，人人去了印度都很失望。它也跟中国一样没有什么天然资源。这也是很不公平的。在澳州，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看看加拿大，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印度很大部分的困难是他们的语言太多、宗教太多、印度缺少电力，工会又开始非常的厉害。
记者：你觉得印度的民主对它解决污染和腐败都没有什么作用？
张五常：印度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印度那些领导人，是难得的好的领导人，经济师也都是一流的。但是就是有民主的问题，约束了他们做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象他们工会的势力又那么大，导致很多工厂都做不了。我们的人工是不如他们便宜。但是他们有工会的管制。这些印度的上层是知道的，但是也没有办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工会的存在或许会对资方构成限制，但可以提升工人的福利啊，他们可以和资方谈判、抗争。
张五常：这也是胡说八道的。美国的经验，工会中得意的永远都是工会的上层阶级，他们才是受益者。工会的头头被谋杀，为了抢夺那个位子。那个位子是肥缺。
他们跟资方谈判，会导致很多人被资方开除。留下来的工人工资就比较高，底层的都被辞掉了。
记者：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中国在追赶阶段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获得更快发展，但20年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没有了之后，经济增幅肯定要降下来。而印度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所以他们更有潜力。
张五常：说印度的科技比中国的科技发达是不对的。印度的软件是比中国的多，但软件并不代表科技。中国的科技现在发展得很快。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全世界上升得最快。
记者：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是很差的。
张五常：原则上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刚刚才起步了两三年，这几年很快。
中国现在有很多工程师。中国学生的数学都很好，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去外国念经济，他不懂经济但是他的成绩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数学都很好。在中国这方面，搞科技人才是很多的。
记者：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资的投入带动的，而本土的私有经济一度受到很大排挤。但在印度是积极支持本国私有企业发展的。
张五常：外资越多越好，全部都是外资的更好。我开玩笑说，如果美国总统要搬来中国，我们在中南海划个地方给他。越多人来中国，中国也就越安全。世界的形势不是那么好，这边要打仗，那边要打仗，越多外资进来越好，越安全。这有什么关系呢？资金是他们的，知识也是他们带进来的，那给中国人学习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港商在广东投资，台商在昆山投资，西方企业在苏州工业园、在浦东投资。中国本土的资本家，不少在杭州一带。如果你问我，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家，大家一起开始比赛，二三十年后谁会胜出来呢？我会把赌注放在中国人身上。更长的时间段，也还是中国人胜。我赌杭州。我赌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他们会赢。
记者：理由是什么？
张五常：他们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拼命努力。他们知识也很高。他们能力都很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批人，为什么多在杭州我不太知道。上海也有很多，北京也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竞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有文化的问题。中国的文化是很有厚度和深度的。你可以学会中文，但是要学会像我张五常的中文程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记者：印度现在发展不如中国，但这未必是他们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没有宗教、种族、语言、边界冲突这些问题，按照他们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也是不如中国的么？
张五常：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一点。也不一定。因为印度人很聪明的，不比中国人蠢，也有它的文化传统，印度人的英语水平比中国好。
6、腐败不可避免，但需要改进
记者：去年有一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包括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在内，整个知识界开始了对中国改革公正性的探讨。
张五常：我曾经批评过郎咸平。他说中国五千年来最差是今天。这一句话我不能原谅。大家做了那么多功夫，郎咸平怎么能说是五千年来最差的？不骂他不行。我就骂了他这一句。看小了中国的文化，侮辱了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
记者：可是国企改革中不是存在着严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些问题么？
张五常：你现在要讲国企私营化。搞私企的时候，有的人是赚得到钱的，有的人是输钱的。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国企，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批评他拿过来的手段不正当。但是郎咸平说国企比私企好，这样就是根本没有念过经济学，因为他不是念经济学的。
记者：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改革的结果是，当权者从中捞取了很多不应得的好处，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到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据我所理解，中国的那些贪污，那些所谓“好处”，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比起印度，相对来说不严重。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
我并不是赞成这些事情，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会发生的。中国已经改进了很多，跟九十代的初期比较起来，改进了很多。既然是改进了很多，而且你也知道北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你也知道北京是有决心要改，那我们也就不要再批评了。假如北京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或者他们知道但是不做，我们要提醒他做。但他们是知道的，是要做的。
很多先进国家都有这种事情。中国有的事做得不够，但是在一个国家还在改革的时候，你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贪污方面的改进，就目前来说我是满意的。当然也还有很多的腐败。
记者：没错，在一定程度上，转型过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败。但我们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些，腐败再少些？让经济增长和公正较好地兼顾？
张五常：可以说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张五常的本领，我做不到像今天这么好。
记者：所以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你仍然给中国改革打了100分。
张五常：目前我是给不到一百分了，最近是比较差的。目前我觉得是有不少的问题，只能打80分。邓小平的时候是一百分，朱鎔基是一百分。
记者：现在中国崩溃论的信众现在越来越少了，有了“北京共识”的说法。中国改革了三十年，你对中国改革的形势一直都是非常乐观的么？中间有没有变化？
张五常：没有什么变化，我比较担心的时候还是现在，也不是悲观。1989年之后，我悲观了6个月左右，就开始再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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