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政经评论’ Category
星期五, 八月 29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我从北京农展馆向西,走在东直门外的大街上.两边是高大的加拿大杨,园丁们将它剪得只留下朋克一般的树冠,在这样一条街道上十分洋气。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一条北京的街道。鲜花与树林是国家的盛事时重要的道具，这样的道具，已经在北京的初秋中轻松掌控，令鲜花在这样的时节集体怒放。我问出租司机，这几天拉到外国人了吗？司机说，没有啊。那得到后海的鸟巢那边去才行。
疾行的出租车上，两边高大原白杨不断后退。这名来自北京顺义的司机，家就住在奥运皮划艇项目的所在的小镇。他说这半年一直在关注奥运会，也学了几十句英语。他高姿态地表达了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的愿望，“那要是老外一个人坐在车里，我倒想陪他聊几句英语”。
当一个城市的几十万普通公民都在努力学习几句外语，以便和远方的人们的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让这样的学习成为思想的创造力。我看到一篇文章，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日本的老头儿老太太也在奋力学习英语。寻时，在他们的国家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样的一次公民学习往往与开放的经济与思想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的北京可以归入这样的一类。
洪晃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她周围人的奥运生活，其中有一位大妈说：我以为这奥运会开了，这外国人乌央乌央地全来了，我在这胡同里等了这么久，没见到几个外国人呀。前门、后海、奥运村周围是外国游客最多的地方，其他的，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人平静生活的街区。1970年代，美国费城乐团的乐手们回忆，他们在北京前门逛胡同时，走到那里都会吸引好奇的围观。一周前，当一名准备在奥运会后回到四川老家看一看的农民工，在前门的大街上，看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与奥运符号从自已身边闪过时，历史已经是轻舟已迅万重山。
奥运会结束的那天早晨，天气有一些阴，我经过团结湖公园，有三五个老头儿正背着宝剑进公园。按照常例，他们会在训练结束后，在一条胡同里和街坊一起购买来自北京郊区农民的便宜的水果与青菜。回到家里的电视机前，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场；进了公园，人们仍然享受的是宁静与轻松。
每天在去北京朝阳门上班的路上，我能看到新的地铁十号线的标志，它的两边是重新粉刷过的老式居民楼。突然感到身边的设施好了起来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是占了一些小便宜。这样想法便成为无数后奥运经济评论的着墨点。一届运动会与经济没有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北京、东京、汉城这样的亚洲城市承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这个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经济狂飙的符号，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全世界同时来十几万客人，来三四万记者，在短短的十几天里，要在几十亿受众的心中做一次轰炸广告，一个国家的经济收获得有多么大。学习的成本完全可以折算成金钱。今天，当人们和英国人聊天时，仍然是伦敦的雾、牛津剑桥，到天津的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仍然是包子与麻花；上海却变了，人们想到了浦东与酒吧。这就是让所有人同时学习的巨大成本。
北京奥运会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学习结果：人们知道了这个城市，知道了除了天安门外还有一个鸟巢，浪漫的人们还会加上，北京是一个有东方魅力的古城。这就是十几天来全球媒体所能做成的最大学习与推动力。这笔无形资产的估值是可观的，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经济。
一场运动会会让一个国家的气质升华。我举得例子并不是开幕式，也不是北京的街景，而是看台上可以挥动国旗的人。在1980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人群时，挥动国旗与他们的父亲这一代人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这是一种轻松的自信，消解了过去的争光、争气那样一种悲情的语境。公民的自信心是一个社会成本渐进积累的过程，它就像稳定的币值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生活的门槛。
当你买了一张票去看奥运会比赛时，发现周围更多的是中国人。原来看奥运会的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把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误解打消时，是找国民找回自信的起点。你也可以掏钱看百米飞人，这些不只是小时候在电视机前奢谈国际体育的梦想。
一场运动会悄悄地结束了。大家都在总结奥运遗产与收获。所有的收获都是可以用成本与产出来计算的，但是，一定要把国民自信心与我们的生活价值观计算进去。这是每天劳动并创造生活的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最大的收益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一, 八月 25th, 2008
8月的第三个星期，中国A股出现了两次剧幅下挫，一度打到了2245点；同样在这样一个秋天的美好时光里，那些忘记了股市而正在观战奥运的投资者，又看到了一天里指数基金狂涨7%的红色一幕。
预测A股的点位是星相学家的事情，作为一个商业投资者何时出手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时机，有时好像充满了魔鬼定理：当A股忘记了美国、忘记了全球化的时候，它往往找到的是上升的自信；当A股重新想起美国市场与全球化的时候，是要下跌的进修。
这样的魔鬼定理在过去的24个月里一次又一次上演。
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器，而不是一个称重器。心理博弈是一个十分魔鬼的东西，我在去年冬天统计所有的券商给2008年的点数报告时，把最低的4800与最高的10000点等几十个预测加起来，平均值是7200点。这是去年冬天关于A股的所有机构的心理投票值。我又在今年春天统计同样这批机构的看跌点数时，从4000点到1700点不止，平均是2000点左右，这也是一个投票器的结果。
投资心理上的冰火两重天之间的无缝切换，没有比股市更美好的地方。这样的投票器宁可看作是一个心理博弈和研究的课题。就像A股与全球化的关联一样：在高涨的时候，所有的投行都拿出中国溢价论；在打低股指的时候，所有的参照都是美股的平均市盈率。
这样的伪全球化症候注定要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价值回归的良好借口。虽然可以举出各种“蛇与庄稼”式的联系，但美国的次贷危机与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样的衍生金融产品，也没以有“寅吃卯粮”的人民，中国人的买房观仍然是：交了钱，这个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自身循环与内需的经济框架（比如粮食自给、重工业体系的民族主义指导），已经画出了中国A股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唯一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员与分析师们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中引述的全球化概念与美国论据。还有那些像战略学家一样关心美国、伊朗、次贷、两房（房利美、房地美）、伯南克的一举一动的中国中产阶级投资者。
如果《光荣与梦想》的作者还活着，他要记录这样一个焦虑与多变的年代，它的手法可能是这样的：
那年，这个庞大的国家和数亿的激动的投资者，每天在焦虑中谈论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是的，一个国家都在讨论股市的年代，是对于财富的无尽渴望。中产阶段在拼命地工作与算计，以期改变他们焦虑的身份；新兴的基金经理以为穿着一身西装，在美国一个什么学校读过金融与投资，就幻想自己是东征军，打吴佩孚这样的土包子算什么呀；等到上证指数从6124点砸到2245点时，300多名明星一般的基金经理也在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老鼠仓跺脚。
那年，中国的传统春节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讽刺股民炒股的小品，随后，遍地的股神一夜色间又消失。那些学习了多少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原理的人们，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忘记了它，在最悲观的时候也忘记了它。
A股投资这样的历史幻象将来有人会来书写，在A股冰河期的最后时光里，关于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万千重，这样的叙述比A股与全球化更重要。A股在奥运前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奥运行情，从投资者心理博弈上看，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它给奥运后中国经济与改革的市场化走向，在资本市场上留出了想像的空间。这样看来，确实是好事一幢。(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2 Comments »
星期五, 七月 25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香港《亚洲周刊》撰写的评论，请勿商业转载。
美国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幕：塔里班的作战部队只有两三万人，而盘踞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记者却高达两三万名。供过于求的媒体正在用杠杆效应话大受众对于真相的判断。就像这一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一样。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全球媒体源源不断地开进越南，希望看到像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狙击泰铢时的现代资本战争场面。
现在，看为，这场所谓的越南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全球传媒预先制造的虚构的“金融危机”。从越南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看，这些指标都构不成一次金融危机的条件：这个国家一个多月前经历的20%以上的CPI(物价指数)，而它的基准利率只有12%；这个国家目前负债24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0%；它的股市在今年下跌了45%，20家最大的公司市盈率达到了73%……
这些数据表明，越南经济越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很多新闻机构断言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些数字是被忽略的：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量在400万吨左右（它是三季稻，这意味着它的粮食生产周期只有4-5个月，对于粮食危机的抵抗力要超过其他北方的农业国家），越南没有出现根本性粮食问题。越南的FDI这一指标基本体现在像中国华南一样的沿海70多个工业区的工厂和机器中，这与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前的经济语境是完全是两码事。
当年，泰国的GDP中，来自国外的财务性投资占到60%，而越南今天不到1%，投机资本目前在越南还没有沾到什么便宜。
确实有必要从一个媒体的角度来解析这一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因为“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媒体的意识形态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受众以深深的压迫式焦虑。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讲述投资之道时，曾经例举说：悲观主义永远是资本市场的流行话题，而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几乎会将投资者的信心压垮，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股市仍然在涨。
这正好可以通过我彭博社的文章来佐证，它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明日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这次，不光是越南，亚洲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 5%, 都不低。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历史语境近似于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越南今天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操作手法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对于经历过1987-1993年中国两次通货膨胀治理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国民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成本与周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收获，因为心理预期对于通货膨胀和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确实是一个真正有挑战的问题。
越南国民最近开始抢购黄金就是一例。这样的恐慌心理是一个新兴市场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越南投资者的恐慌和1988年中国人抢购日用品一样，都是成长的代价。2007年10月，A股从6124点一度跌到今年的2999点，折了一半，现在也只有3300多点；越南股市今年跌了45%，说真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的越南股市多么像中国1990年代初的市场。相比起来，中国A股的投资者已经成熟多了。
越南经济上出的这点问题不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兴经济体就像年轻人一样，他们在与成熟的对手比拼时，幸运总是更多志在他们这一边。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1990年代的中国、2000年代的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都享受过或正享受这样的光景。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麻烦，但越南却正在机会主义地巧妙利用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巨人的能量。越南无论是经济上成功的理论探索，还是正在火热进行的实践，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这一点，倒是中国媒体最需要研究的话题。
中国华南的故事最近的讲述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光是石油与通货膨胀给它的外部影响。人民币升值与充满古怪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劳动合同法》重创了华南的工厂。越南的企业却正在悄悄接走广东的外迁企业和大量生产订单位。从中国产业转移中享受全球化带给这个人口密集东南亚小国工业化机遇。
越南在1986年确立了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到以武文杰这样的开明改革派主政。越南的故事就像一个中国华南故事的翻版。越南的经济也是南方先解放思想，南方先发展出口加工，南方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接受从中国溢出的低成本生产企业。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里，越共在政治上温和的变法图强，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风。这样的政治创新有一点像中国在1993年南方改革时在政治上采取的灵活与务实作风。越共不但学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探索经验，同时，用温和而小步走的党内民主改革，为经济的科学动作给以了较好的制度安排。
越南最近几年的温和政治维新中，党内实现差额选举，国会出现专职议员、国会向政府进行质询、媒体直播国会对于政府的温和而小步的经济质询，这样的一些政治制度安排，从生产关系上，有效关怀了这个新兴经济体面对全球化的制度掣肘时遇到的困境。越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安排，使它在一个权威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小步将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技术性手段，去获取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影子在越南过去几年的发展中能够看得出来，它在经济高温中享受着一个新兴市场青春期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对于越共的经济思路，有人用“一犬捕二兔”来形容。它既既想大量吸收外资，又想把国有企业做大，还想政治上不出问题。这样政治诉求与1980-199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如出一辙。因此，当最近的越南经济出现了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比较果断的措施加息，为房地产降温，并继续加快经济制度的创新。
高油价、原材料高价、美国市场的疲软，这些外部因素无论对于今天的中国与越南来说，都是工业化道路上遇到的麻烦。越南手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在中国经济巨人的身后，用低廉的成本与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悄悄享受大国制造产业的梯级转移带来的意外之喜。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2 Comments »
星期四, 七月 24th, 2008
王正鹏：美国年轻的一代，美国的互联网比中国时间要发达得多。以FACEBOOK为例，比如说对MYSPACE的运用。最开始都是IT圈的人，最后才普及到大众。
美国的互联网运用程度很高。奥巴马的政治理想和他利用的这个群体，他表达的政治见解和互联网这个媒介特征融合在一起。美国年轻一代的群体移民的比例非常高。过去华裔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一点声音没有。但是因为互联网，他获得的声音比原来大了很多。拉美裔，阿拉伯裔的声音会逐渐的强大。印度有一个电视台叫ZE，这是一个民营电视台，收入在印度排列第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营销东西放在在美国的印裔群体。
移民群体最容易支持奥巴马这样的势力。政治上说是支持黑人和移民群体。同样，这个团体中的人更愿意选择奥巴马的形象。而不是希拉里那样一个老美国人的形象。
不同媒介的特性对于这个人的影响。要说媒介万能论是错误的，一个总统的胜负不是互联网决定的。但是这样一个事件会把他推到一定的位置上。比如说讨论对中国、阿拉伯的政治立场的时候，可能会把他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这个时候媒体就会起到一个推动器的作用。像家乐福事件、莎朗斯通事件。北大清华的老师对这个有深刻的思考，你的间接只有一个IP，一个票。这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
王正鹏：对。电影出现的时候，写话剧的人是非常浅薄的人群。
黄华：媒体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王正鹏：是这样。这几年传统媒体开始批量的进入互联网。可是在七八年前没有。只是传统媒体的人在操控新领域。现在以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来说，他不能很好的利用互联网，但是有一个时间差异，这个消除以后，他可能会使用得更顺，他的操控力量会更强。
黄华：原来没有网络这一媒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但网络媒体出来后，台湾出现了最极端的情况，一个家庭里面还在打仗，因为你支持马英九，他支持陈水扁。原来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李北方：有可能保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你保证信息对称。但是也可以刻意把你引领到信息不对称。比如说晚上我要看体育新闻，我把电视打开，NBA排得靠后，前面是打网球的。我就被迫看，我也就知道了网球方面的事。但是如果是网络的就不一样了，我就直接奔NBA的专题，你可以有一种自我锁定，也可能在另外一种角度互联网造成你的信息不对称。
王正鹏：我的互联网造成了最终就是我的互联网。本来大家应该看到一个共同的知识。为了达到我的需要，互联网就开始定制。你知道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栾轶玫：但这是认知偏差。
詹膑：但是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允许每个人偏差才是正确的。因为正好偏差的人选择。而每个人都偏差。偏差就选择了，不偏差就没有选择了。偏差反而是有好处的。回到精英这个概念，当我们在想我们要了解ABCD做判断的时候，这是精英，社会上永远不需要那么精英。以前大众是没有偏差的表达方式的。现在大众有偏差的表达方式了。我通过只关注奥巴马，这就是一种选择方式，而且这种选择方式最直接了当，而且是最有效的。还是有人关心全面的。奥巴马自己团队里面的人在关心全面，有一部分人在关心全面，精英们还是在关心全面。
王正鹏：以后互联网也会成为精英媒体。
黄华：你说的就是《世界是平的》，我认为应该叫“‘世界是平的’是有可能的”。
郑治：现阶段也不是平的。
栾轶玫：提供了一个世界是平的可能性。
郑治：在加拿大的华人青年做的视频–西藏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是中国的，如果被YOUTUBE删掉了，实际上是被美国利益删掉了。这就体现被精英控制。他背后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是精英代表美国人的利益，删掉了。这里面存在一种什么风险呢？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两个国家的人都在自激，通过互联网“部落鼓”宣泄情绪而自激，大家不沟通了，两个国家之间不沟通了。就像玉米跟凉粉之间不沟通了，PK！战争！
黄华：奥巴马肯定也是精英。
詹膑：不要讨论精英这个词，扯不清楚的，因为是一个历史词汇。
郑治：我们刚才提到YOUTUBE删视频，这是在国际的政治体系里面，国际没有民主的政治体系。
栾轶玫：依然是一种精英主导。
郑治：奥巴马为什么会在美国出来，因为有那样一种体制，但是在国际体制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种体制。很有可能会出现部落化，自激，战争。为什么要降温呢？家乐福事件为什么要降温？这是中国精英判断后，不希望这种自激进一步升级影响中法关系的利益。
黄华：越发达的地方，红绿灯制度越理性化，不发达的地方，好像没有红绿灯，但是肯定有交通规则。
栾轶玫：世界现在不是平的，但是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平”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是“平”的。
黄华：媒体里面的碰撞和媒体外面的碰撞。
王正鹏：以搜狐为例，再过五六年搜狐会出现精英媒介。
98年搜狐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搜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搜狐？我认为现在搜狐是一个准精英媒体。你已经通过道德自律，自身行业自律，群体的自律，你的从业者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你再做新闻的时候，你有意识、无意识受到的传统媒体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通过搜狐看新闻，而是通过一些社交网站去看。现在30、40岁的群体，到50、60岁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美国看报纸的那一代。研讨会和演讲的形式，就是报纸的内容，现在搜狐这些内容在一个更大的子集里面，会是一个子集。
王正鹏：现在你转载一个文字内容都来自于传统媒体。在雅虎也是这样。
郑治：因为你是报纸人。比如说地震，我获得的信息从哪儿来？从海内网来。因为你不上。
王正鹏：是因为我不上。但是这个时候是个案与群体的关系，25到45岁的人你统计一下。
郑治：我说的就是现在我获得信息的模式，通过海内获得地震的信息，在地震附近的人，他发一个短消息，他说地震了。
王正鹏：假如说我每天就看搜狐呢？
郑治：我看的搜狐是海内上共享过的，筛选出来的。是普通人筛选的，就是我周围的朋友筛选的，不是媒体。
王正鹏：传统媒体，文字版的东西被集成，然后再做一个内容的二次营销。
郑治：我刚才讲的还有一点，我的朋友们自己也是新闻源，比如说地震了，他就是新闻源。正鹏，你对新闻有一个定义，你的定义是传统的新闻。
王正鹏：但是这个过程，抛弃掉媒体也好，抛弃到政治也好，从经济学来说，他肯定是政治风波的结果。
郑治：线人没有必要了。比如说地震我没有必要等着记者来报道。我一个普通人感觉到地震了，我告诉我的朋友地震了。
王正鹏：假如说消息是错误的呢？
郑治：消息为什么会错误呢？因为社交网中间有一个信任的因素。
王正鹏：有一天我们家楼下的京客隆超市，有一点问题，很多人围着。我站在楼上看。他突然问我说，你们记者去采访，第二天报纸登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看吗？我说你错了，记者是以一个个人的方式去的，第一，他会问保安怎么回事，第二，他会问京客隆商场怎么回事，第三，他会问消防员，最后他会以所谓的平衡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发到报纸上。搜狐网易这样的可能会根据这个产品的质量挑选转载还是不转载。如果转载在首屏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郑治：地震当天我在三楼，我一点感觉没有。我在海内网上，北京感觉到地震的朋友，大家都用海内短消息发出“地震了”。一个人也许不可信，但是很多我的朋友（我在上面有几百好友），他们都说地震了。你说这个消息可信不可信？
王正鹏：当时在用QQ的人是从QQ的弹出框里面知道的。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在使用什么媒体。我认为上海内校园网目前是比较新的方式。
郑治：海内就是FACEBOOK的克隆。
郑治：我的观点是平民化是到了，但是精英会来控制。
王正鹏：在搜狐这样一个信息体系内部来说，博客是新的，新闻是旧的。相对于FACEBOOK这样的社区类的集成信息来说，个人媒体和博客已经相对比较旧了。要跟社区的浏览数量来说。股票做了十年，股吧只做了一年，股吧的数量超过了股票。
詹膑：博客的价值比新闻的价值高。
王正鹏：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博客放在搜狐首页最重要的位置呢？
詹膑：现在杂志的盈利方式一定比网络的盈利方式更简单、更快速。时间久了以后，报纸做几千万的肯定会有，网络肯定会超过报纸。现在新闻已经是盈利的，博客再起来。新闻在前面。等到精确化营销，博客大于新闻的时候，绝对博客要摆在新闻的前面。
王正鹏：如果某一天，大家通过FACEBOOK发的一些东西，他的浏览量绝对大的时候，他已经成一个主流的东西。
郑治：已经是了。FACEBOOK排名已经超过MYSPACE。
王正鹏：在一个媒体的不同的新旧体系也好，一个旧的成熟的价值会比新的要高，但是新的也会成为旧的。现在博客已经是旧的。
郑治：博客已经演化了。你到51上面去看一看，那已经根本不谈博客了，而是个人日记的表达。
王正鹏：我说的是旧概念的博客。你说的是新概念的博客。
栾轶玫：什么博客是旧博客？
王正鹏：你写的博客就是旧博客。
郑治：口语化的博客就是新博客。
王正鹏：声音和图像这两种出现在是近几年的事。
郑治：你刚才举的股票新闻的例子，我们用奥巴马来做比较。你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因为在股票这个市场上面，还是利益集团在操控。
王正鹏：我们的基金用户现在连股票用户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和讯90%的广告是基金的广告。股吧的流量已经超过了资讯的用户，股吧的整版上没有一条广告，谁都知道股吧就是一个脏乱差的地方。可是看资讯的人是商业价值最高的地方。在一定的程度上，人们会利用新的东西。就商业现状来说，一定会利用旧的。科技股为什么倒闭？它的市盈率太高了，500年才会收回成本。工商银行买了11年就能收回成本。
王正鹏：基金的社区用户数量极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基金吧的用户跟论坛的用户只占十分之一。
黄华：奥巴马去做网络民意鼓动的时候，民意表现的却是web2.0式的。奥巴马能不能说人家提一万个问题，他回答一万个，是不是。所以说，只是一个web2.0的姿态。我放一个视频，是事先录好的。这种形式会不会改变？
王正鹏：涉及到web2.0，电子共产主义我提到这个观点。我发现他用到最终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跨越不过去，研究媒体的人从来不研究经济原理，可是经济原理就是人的心理原理，涉及到成本的问题。我总是希望博客会带来电子民主，会带来所有人的公平投票。他是受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下一个奥巴马的挑战者，同样会使用比他更先进的互联网工具，他一定会当选吗？
郑治：奥巴马是不是只能作出一种亲民的姿态，而不能实质地亲民？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公司里面所谓的售后服务支持，他是代表虚拟公司法人应对所有消费者回答的问题。公司有一个统一的论调。这就是在做亲民。第一可以通过人力来做；第二可以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把人的意识放到网上去，就像黑客帝国里面的那样。这个时候，奥巴马并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人。通过媒介的运用，通过这样一些技术工具，他把自己扩大了、延伸了。媒介能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扩大。他的意志和意识可以传达到辅助他的那些人或者是注入到机器里面去。
栾轶玫：奥巴马谈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谈一下新媒体与政治的倒底有多少种结合可能性。
还有新媒体与政治家结合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座的技术派出生的，更要发表一下意见。
黄华：你在博客里面的情绪，你的反应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郑治：我在公司里面跟大家讲“要混”，到年轻的互联网人群里面混。我已经混不进去了，更多的是旁观。
栾轶玫：陈中作为新生代的网民你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陈中：我们在网上有一些新的东西，会找一个圈子，你愿意尝试网上的东西，海内、校内、FACEBOOK我们都注册了，你想去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东西。你想发现你的朋友在关注什么东西， 你跟他们分享。并不是你要写一个特别牛的东西让别人看。
栾轶玫：我看到陈中经常会将一句话都会放到博客上面，比如一次我看到他写“我很想她，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想立即见到她。”我们在座的这些“老博客”们不会用这样的表述方式吧？
陈中：我们比较随性而为，让自己的朋友看到。
栾轶玫：我觉得现在的博客和过去有一点不一样了。现在的博客发生了主流化的愿望。
詹膑：我们是圈里，但是媒体，每个人都是给别人看的。
栾轶玫：早期博客是写给圈子里面人看的，后期的博客发展成比较严肃的事，会把这个写成很严肃的、很大的文章。到底是我们这群人越来越多，还是你们那群人越来越多。
詹膑：MSN，FACEBOOK，就是交流性，他的用户远远大于传统的部落格的用户。
黄华：我们在QQ上和MSN上是这个角色，在写博客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角色。
陈中：你们是博客媒体化的典型代表。我们是属于以关系和情感来建立纽带的关系。但是未来你们会站在高端。
栾轶玫：也可能我们这些博客走得是博客媒体化的道路，你们是博客个性化。你们是更加日志化。
李北方：上一代人的责任感，我要对这个东西发言，我要让你看到，我要影响一些人。
王正鹏：陈中到40岁的时候，他们就会也一样来写。
郑治：我建议大家到51上面看看，他们的表达已经是多样化、口语化和多媒体化。51上可以分享音乐，音乐怎么分享呢？会有很多人开发一些小的运用。比如说今天他把他喜欢的几首歌排了一个专辑，摆上去了，其他人可以上去听。还有视频、和声音、文字展示在一起。51用户他们已经使用多媒体，用多媒体表达喜好、分享。
黄华：个人认为，网络带来的变化是工作的生活化，互联网把我们原来严肃的工作状态完全化解掉了。
郑治：这就是部落人和文明人的区别。我们是文明人，我们自己给自己贴标签了。部落人是完整的人。
李北方：这种真实只是对某一个小圈子里面才有意义。他的朋友才知道他说的想念她是哪一个。
郑治：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工作生活化，工作跟生活没有区别。部落人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区别，感性和理性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人。
王正鹏：我们写博客的时候，都是带着功利写得，就是实名写作。我们应该还算是比较早的写博客的人。可是对于最新的，我是落伍的。阳光很早接触互联网，他每天打电话的时间少于在MSN和QQ上交流的时间。我每天有200多封邮件，基本上占用了我大量的时候。MSN，公司内部还有一个腾讯通，我发现我很少打电话、说话。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过去不是这样生活的。
黄华：你觉得奥巴马变成纯粹的web2.0，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有web2.0姿态，没有web2.0实质。
李北方：一个网虫哪有时间当总统？
詹膑：奥巴马现在已经web2.0了。因为提供交流可能性。以前的方式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是这种可能性的成本比较高。web2.0，交流是第二步的，因为那么多web2.0，web2.0分散到无数个地方去。可以实现一点主体在场。在座的各位只有一个主体，就是我的博客，另外一个也是同等的主体。但是对于奥巴马这种方式，或者是陈中这种方式，是多化身，有多个主体存在。如果你能够做到多个主体存在，就已经很web2.0了。因为他在多个地方以多种方式接触。这恰巧也是web2.0的好处。web2.0可以强调你最高效率的交流。我每天在海内上交流200个人可能只需要5分钟。我感兴趣就看了，不感兴趣我也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对于奥巴马在什么上面，加了好友，只是在看这些人对我发表了支持的意见。他偶尔发表了一句话，可以看得到就OK了。跟我们现在想的深度交流不一样，他就是极其浅的交流，只要相互知道已经交流了，就可以了。
栾轶玫：这能影响社会吗？
王正鹏：我给你提供了世界是平的可能性。
詹膑：奥巴马只要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就意味着我们产生了接触。我在这个点，如果把网络营销变成网络接触的话，我们可以衡量他在哪一个上面接触了多少人，就可以算到他覆盖了多少人。
黄华：选民的样本化，你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个web2.0的东西，就是样本化的东西。我们老在假设上网的网民都知道奥巴马，我想可能不是这样的。
詹膑：你在美国不一样，可能他会基本上做到覆盖率很大。可以做到一个很高比例的覆盖度。他多主体的目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人部落化了，玩FACEBOOK的玩FACEBOOK，还有很多玩小东西的人。多主体出现的目的也在这里。因为你部落化了，所以我要在多个部落里面以我的主体身份出现。
郑治：我再补充一下詹膑的覆盖怎么达成的。
还是以FACEBOOK举例子，如果我给奥巴马留言，我对奥巴马说了一句话，会被我的跟随者看到，这就产生了一个二次的影响。奥巴马数以万計的粉丝，加上粉丝们们的粉丝，构成了一级覆盖和二级覆盖。
黄华：他还可以到电视上面去巡讲，去互动。
郑治：我的意思是，假如说我是奥巴马的粉丝，我跟他有了接触、互动，这样一个信息会被我的粉丝、追随者看见。也实现了奥巴马的覆盖，二次覆盖。
王正鹏：分销。
栾轶玫：意见领袖的不断影响。
郑治：那是媒体的话语，我谈的是媒介的手段是怎么样达成的。这是通过媒介的二次覆盖。
栾轶玫：你想强调web2.0提供的渠道，客观上造成了这种覆盖？就相当于奥巴马影响了你。
郑治：还不是影响。如果我跟奥巴马接触了、互动了，我的跟随者能看见，所以也能够看见奥巴马。相当于我是一个通道。
詹膑：在网上的交流不是意见的交流，FACEBOOK最火的就是动他一下，就完成了。
郑治：动也很关键。按照完人的概念，人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触觉，这也是一种媒介，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这样一种媒介，现在我们通过对动作的形象的仿真，也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在互联网上的FACEBOOK里面已经是通行了，而国内的开心网通过动作把触觉发展到了极致。
郑治：“在场”是精英话语，陈中说的混圈子。混，是口语化的表述。
栾轶玫：新媒体和政治的结合方式。
栾轶玫：今天还是出了很多精彩的论点。比如黄华提出的互联网提供了世界是平的可能性。詹膑提到了多主体在场，还有陈中提的混圈子。郑治提出的新媒体时代称谓的变化，回归于部落人，称兄道弟等等。
王正鹏：北京管理制度的分歧，大家都有不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
栾轶玫：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块来探讨，看来大家认为奥巴马当选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黄华：除非突然有反美倾向爆发。
李北方：你说的是台湾的现象，美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政治生态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共和制还有一点旧的贵族政治的味道在里面。输也输得有一点尊严。
黄华：我说的是四川地震以后，大家的心态有些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大事件对一些人产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李北方：对一个小国家可能会有影响。但是美国是一个大国，他要世界怎么样就怎么样。
栾轶玫：我们今天探讨的是，web2.0和美国总统这样一个关联的关系，看出来新媒体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态势。政治家可能要更多的关注到这里面。我们生活在媒体时代，从最早的罗斯福利用广播声名鹊起，到肯尼迪利用到电视脱颖而出，当今天我们这里探讨的如果奥巴马当选的话，他将是第一位网络总统。我们看到媒体在政治整个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不可忽视。刚才阳光也谈到了，对中国这边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一定也要潜身到网络中去，要“主体在场”，以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只有更好的了解新媒体，才可能更好的运用新媒体，在这里我呼吁中国的政治家们要特别特别重视新媒体，要“浸泡”其中。
王正鹏：奥巴马是互联网形象。奥巴马代表了亚文化，更适合web2.0的传统。美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也适合于奥巴马这样代表亚文化的人来掌权。互联网是一个情绪的媒介。他在调动选民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容易被传统的特征达到他的目的。互联网容易使政治娱乐化，比如说施瓦星格这样的人可以当选，马英九这样漂亮的人也可以当选。也可以使娱乐政治化，比如说好莱坞明星突然成为政治的明星。使娱乐的东西政治化，政治的东西娱乐化。
詹膑：奥巴马能够当选，还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很适合，很代表了互联网人群的利益所在。而不是简单的说他利用了互联网，而是他就是代表的互联网。这两个应该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从技巧上来说，如果你想在web2.0里面，有所效果的话，可能首先要让自己的主体能够出现在这些分散的部落里面。这样才能讨论下一步的问题。
黄华：我觉得在网选总统过程中，首先，姿态大于其他。奥巴马之外做了一些什么，他的执政策略又是什么，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在新媒体时代，通道的工具性大于它的内容。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了解别人的情绪，因此非文字的东西大于文字的东西。传统的传播是文字性的，理性的判断这个东西前后是怎么样的。现在通过新媒体，我觉得奥巴马符合有美国梦想的人的需要。他就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东西，而不是文本性的通过他的某些说话，理解他的执政策略到底是怎么样的。
李北方：对网络的性质开始，聊了这么多天奥巴马。我们都没有仔细的研究他的政治处境是什么，他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大概知道他反战。我们也看过他的视频，他也不是完全的反战。只是反对了无谓的战争，这里面很多微妙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关心。我相信在网络上奥巴马的追随者他们更不关心。他如果看那个人顺眼。按照那个模特的说法，我对他有意思，他说什么不重要。政治的东西完全被消极了。回头从长期来看，媒介的传播方式对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的塑造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网络之所以能够对人有益，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人的成长期是在前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能够主导自己的行为，这个时候网络才会为我所用。而现在成长起来的一批小孩，很可能被网络所用了。可能比电视塑造出来的一代还要糟糕。他不会用网络。
黄华：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有没有红绿灯，他都可以开车。
李北方：在这个文化上成长起来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我还是相对比较悲观，每一代人都看自己下一代人不顺眼，但是下一代人都会比你们做得更好。
郑治：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新的媒介。新的媒介带来了更多交流、交际的可能，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媒体、多媒介的时代。不光是口语化的文本，还有图片、视频、音乐等等，技术已经大大降低了普通人运用这些内容表达自己的门槛。新媒介原来我们的理解是多媒体的图文、视频、声音，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接触，作为人的触觉的延伸。所以，人的接触方式更加多种多样了，人们之间更加紧密了。像詹膑说的在场也好，接触也好，混也好，这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可能。技术降低了门槛，于是有了扁平化的可能。这里面确实也带来了一些风险，部落中的自激导致部落间的PK，比如国际秩序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对话。但是随着精英们对新媒介的特征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发展出控制手段来，最后新媒体还会精英化。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平民化、扁平化的可能；但是社会组织一定是要有控制的，很大程度将是精英控制，当然也有自组织的控制。
栾轶玫：媒介生态最后还是会有自净与平衡的过程的，我们相信媒介的自净力量，这如同大海的自净系统一样。最后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新媒体时代，政治营销出现了新的走向，政治、政治家与媒体的捆绑关系越来越紧密。官员与网络有了多种“结合”方式。官员开始利用网络之后面临了许多新问题，是实名还是隐身？是做普通网友呢还是以官员身份现身呢？如以博客身份出现的话，如何区分“公”与“私”的度呢？这些都是政治与新媒体结合带来的问题。WEB2.0带来的划时代意义给政治营销提出了全新命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能够潜下心来，伏下身去，到网络中来，利于新媒体，推动公共行政及相关事务的秩序行进。
作为今天新媒体沙龙的主持人，我感觉大家谈得特别精彩，其中有不少闪光点，我们在今后的沙龙中还会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同时也期待各位网友能对这个话题产生新的推动力。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下周再见！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1 Comment »
星期日, 七月 20th, 2008
以下是作者在搜狐网第二次新媒体沙龙上的发言,中心思想讨论论奥巴马是一个是一名WEB2.0的总统.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以下为实录:
栾轶玫：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第二期的新媒体沙龙。今天的主题是个特别有趣的话题，那就是美国正在进行中的总统选举，如果这次选举奥巴马当选，美国将出现第一个web2.0时代的总统。围绕这一个现象，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新媒体与政治、新媒体与政治家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先请各位先向大家问一个好。
王正鹏(和讯股票兼投资资讯总监)：我是王正鹏。
詹膑(北京服装学院讲师)：我是詹膑。
黄华(沃华传媒网总裁):我是黄华。
李北方(南风窗主笔)：李北方。
郑治(网尚视频站点产品总经理)：我叫郑治。
王正鹏：首先，奥巴马这个人，他的形象是一个互联网形象，什么样的形象是互联网的形象呢？比如说马英九、陈水扁、奥巴马，他们都有一个光亮的脑门儿。
麦克卢汉死后，一直没有人给互联网定义，我认为，它是一种热媒介，是一种情绪的媒介。
奥巴马一看就是一个年富力量的有煽动性的美国政治家，这与互联网互动的个性很相似，很多人形容他是一个web2.0的总统。他赶上了一个很好的利用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对美国政治之后的影响，在这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中已经显现了。比如说去年他们对于YOUTUBE的现在理解，YOUTUBE已经抢夺了美国电视总统传播的特权。
YOUTUBE的政治传播力已经取代了电视。去年有很多政治事件表明了西方的政治已经与新媒体，尤其是web2.0为特点的新媒体相连。比如说哈马斯，他利用半岛电视台，利用YOUTUBE建立了宣传阵地，英国工党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阵地。
可见web2.0的视频网站对于这个时代有着多么强大的意义。与其说他在利用，不如说他赶上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时代。
互联网将造就无数的亚文化群，奥巴马正是一个亚文化的代表，因为互联网是一个全球传播，在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碎片了。社会会分成很多亚文化群体。60年代电视出现以后，美国把妇女解放出来。到了摇滚时代，摇滚文化合法化。奥巴马代表了美国无数个亚文化的代表。比如说黑人群体、移民群体，反战群体，反资本主义群体。有很多这样的文化群体，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有人说希拉里代表女性，奥巴马代表黑人。这同样是两个群体，但是差别非常大。女性也是一个群体，但是在美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但是亚文化群体是美国政治选举中非常强大的力量。奥巴马的生存适应了这样一个群体。
一个全球性的传播媒介往往会对那些更加弱小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一个很好的表达平台。比如说报纸文化出现以后，一个弱势的群体没有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伯绑架美国大兵的事件成了全球新闻。他就是适应了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
最后一点，互联网这个群体容易制造民粹主义，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每个人对应一个IP，每个IP对应着一个发言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的小孩子也代表着一个发言人。我觉得奥巴马在选举中已经利用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群体。因为年轻人中最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的风潮。比如说1960年代德国大学校园的造反运动，日本大学校园造反运动，中国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等当时都成为一个体系。
1930年代收音机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体系，60年代电视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体系。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又出现一个体系，就是民粹主义。奥巴马一定会很好的利用这个东西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同时有一个东西需要提醒。因为美国的选举比较复杂，全民的选票是一个权重，但是精英的选票也是一个权重。上议院和下议院一样，下议院代表全民的利益，上议院代表上层的利益。马英九对于年轻一代的利益，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获得的筹码比别人重。
栾轶玫：我想问一下，互联网形象跟当时肯尼迪时代的电视形象，罗斯福的电台形象。你觉得互联网形象有哪些重要的要素？
王正鹏：我可以先把广播形象和电视形象说一下。如果希特勒这个人碰到电视时代，他肯定当选不了，因为他面貌丑陋。但是他就是铿锵有力的声音。因为上个世纪20、30年代，演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传播方式。如果再配一个喇叭，他的形象特别能震撼人。大家在晚上听收音机的时候，觉得声音特别美妙。他是用声音在刺激你。
美国总统肯尼迪这个时代是十分微妙的，他的形象十分不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周杰伦会在年轻人中有这么大的崇拜度。电视给人们造成一个酷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话也琢磨不来他是什么人，你需要仔细的琢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介的性。互联网是互动的媒介，你站在那里，要么通过语言的方式一目了然的表达。要么就是简单的视频和文字。他是定是适应着另外一个群体，比如说许三多这样的人，他代表着一个并不是帅哥，但是他代表着互联网的民粹主义，或者是平民主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星梦，他就适应了这个群体。年轻人、草根平民化的人。
栾轶玫：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一种错觉，觉得草根也好，平民也好，它更像是互联网的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外显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互联网最终还是要回归精英统治的。奥巴马的互联网政治形象则是很好地利用了平民心态，吻合了很平民、很草根的人们的心理。
郑治：上海的魏武辉他说最终主流媒体都将是精英媒体。当一个新的媒介出来的时候，最早的精英们把持的是强势的旧媒体。精英媒体会慢一步。技术进步、新媒介的出现，往往会让原来没有话语权的人有了一个表达通道，满足了他们一个表达权的饥饿。就像互联网一样，比如说我们人民网刊登过一篇报道，说有一个宣传部长说，要是没有互联网该多好，想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因为他以前有话语权，他不是一种饥饿状态。对于草根人群和亚文化人群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样，当一个新的媒介出现时，他们就迫不及待的使用新媒介，表达自己。魏武辉有一定道理，就是当人们了解了新媒介、新媒体的特征之后，精英不光有观点优势，还有资源掌控优势，还有他们对整个体系的运用会更加自如一些。他会最终运用新媒介来操控，这一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从国内的情况也能看到这样的迹象。比如说监管政策，就是精英们在监管。监管政策逐步的建立就是精英们在监管。
栾轶玫：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策略问题。如果政治家是为了争取更多草根和年轻人的群体，他可能会采取的形象策略就是那部分人群喜好的“年轻、时尚、创新、突破”的形象策略。如果政治家们判断互联网是一个精英主导的战场的话，那么他很可能采取另外一种策略。
郑治：这仍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是稍微慢一拍的。我们可以拿广告和营销来做比方。比如说当前社区营销已经开始搞起来了，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普遍行为。这种营销就是精英操控的营销，所谓的口碑也是精英操控的口碑。从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本人应该说还是一个精英，他背后的选举团队，他的公关公司也是一个精英团队，他们某种程度上也在操控。
黄华：咱们讲传播，就会讲到意见领袖，以前的意见领袖是可以预见的，特别是媒体里面的意见领袖。媒体本身的意见领袖就是媒体的掌管者，或者主编。行业里面的意见领袖就是专家。互联网里的意见领袖不是这样的。你只要在那里发一下言，把范美忠叫成范跑跑，你就成了意见领袖。一个网民，你可能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就成为了意见领袖。大家都会用他的词，他本来可能没有任何在传统媒体正常规则里面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某一个点上，他可以变成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特征就是他的号召力。以前我们的意见领袖可能就是学识，现在就是你的号召力。你的贴子有多少人点击，如果你有10万人点击，你就是一个意见领袖。在传统的媒体环境里面，我们认为的意见领袖不是那样的，但在互联网目前这个情况下大家都能够看到不一样了。
李北方：奥巴马只能操控喜欢他的人，对于不喜欢他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
栾轶玫：喜欢他的人可能会毫无理由的喜欢他。但不喜欢他的人也不一定会不喜欢他。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可以动用手段。
王正鹏：美国像迈凯伦是有宗教意义的，他是代表宗教的。美国的东南部，这是坚持英国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南部过去就是奴隶制，他对白人的利益会极端的维护。也与他的政治结构与选民的年龄特征有关系。70、80岁的人，美国60岁左右的人是看着电视长大的。70、80岁的人还是坚持每天读报纸。那是他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来源。
栾轶玫：随着读报这一代选民的老去，电视人、网络人的增加，竞选变得更加年轻化时尚化起来，这时，政治家就不得不研究他要面对的“新媒体”，以增加自己的选票人。
王正鹏：这个时代如果谁能更早的发现媒介，他可以提前去利用。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觉得他们不会利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错误，他会迅速的利用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比如说YOUTUBE会删除一些东西。默多克如果要支持某一个政党，完全可以通过上面的广告来支持。他经过自由发展的阶段，还会引起操控的力量。
栾轶玫：我一直认为，不管媒体最初的形态是怎么样的，经如互联网，最初的形态是很平民很草根的，但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肯定会精英化，因为观点只产生于精英，这与智慧来自民间并不矛盾，而且资源也只能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郑治：我还是从麦克卢汉的体系来谈。这些观点在王正鹏的博客上也谈过。
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最早是部落人，到文明人，最后重新成为部落人。这就可以反映李北方刚才提出来的问题，部落人是小范围的。当部落鼓响起，部落的人要跳祭祀的舞，把人的潜意识调动起来。文明人读报纸，是所谓理性的人。现在互联网又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把人们的情绪宣泄出来。我最近上了一下51.COM，有人说51未来会是一个婚介平台。两性的事情是人最本能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51上面的一些个人空间里面的表达，都是一些情绪、情感，完全是用自我的表达。这种情绪大家会互相影响。第一个是表达出来，我们到政治这个方面，刚才说的粉丝现象。部落鼓，我们听到以后就血脉贲张。在这个大的氛围里面，大家被它同化。互联网也有这样的作用。当这样的人被这些媒介弄到一起以后，他们的情绪互相传染，我有这样一个情绪，我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我一找到我们两个都是麦粉，我们就互相传染了，这个状态大家调配到一起，就是刚才说的泾渭分明。在超女的百度吧上看到一个现象，玉米和凉粉之间的对打或PK。
栾轶玫：互联网是情绪传染容易一点还是观点传染更容易一点？情绪传染很容易发生偏差，因此需要观点传染来“纠偏”。
郑治：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观点的感性表达，像范跑跑，跑跑这是一个情绪词，是一个动作的词。这个“跑跑”就把里面观点、道德、判断等等全部包含在里面，包含在情绪里面。互联网上有很多浓缩的词，后面会有大量的东西支撑它。传统的报纸印刷的东西，因为媒介空间有限，只能用抽象的表达，情绪的东西没有机会表达出来。互联网最表层、最打动人的首先是情绪的媒体符号，下面这些理性的东西会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将越来越会看到这一种情况，所谓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解了。实际上是现在有了互联网“情绪的媒介”，因为有这样一种情绪的媒介，政治也要利用这种情绪的媒介。
黄华：我补充一些想法，原来我们传统的传播体系都是文本式的。即使是先讨论，但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东西的时候，肯定是文本。但是在网络上面不是文本，属于半口头语式的。口头语跟文本肯定是有区别的。你说话跟文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意义上应该是文字型的传播。现在互联网平台的表达都是语言式的，就是一个字就表示了你的情绪。“顶”，就是情绪。说骂你一个词也是情绪。这也是在传播一种情绪。出现这种变化以后，在管控方面肯定是不容易了。如果政府不允许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现在就不哪么好办了，你不能说封了谁的IP，你要想发言，不一定要在YOUTUBE上，我也可以在其他渠道。
栾轶玫：控制媒介的情绪是不是更难的事？
王正鹏：他成功的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工具。他就是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他在MSN、雅虎、GOOGLE上都投了广告。他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詹膑：我看网上的资料，在YOUTUBE上发视频最早是希拉里。他们两个背后都是一个团队在操纵。因为据我了解，美国会花很多钱，在总统的选举上。我们现在原则上是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在web2.0上花了很多钱。这里面讨论的有两点。是因为奥巴马这个团队在网络营销的技巧上取胜的。还是奥巴马本身的形象就是一个web2.0的互联网形象让他取胜。是哪一个更重要？是他的形象更web2.0决定他取胜，还是他的营销技巧取胜？第一希拉里在前面，第二是他们都有一个团队。
王正鹏：针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下，美国的政治操控已经有一些商业化了。对于保守党和共和党他会迅速的利用这个东西。包括刚才阳光说的他很好的利用互联网。这只是他个人的东西。还有更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时势造英雄，奥巴马这样一个平民的出生，就跟许三多一样，他这样的传奇容易造成一个百万英镑的过程。许三多就是最典型的。他满足了很多灰姑娘或者是很普通人的心理需要。
当然美国的政治还有其他的东西，他的伊拉克战争可能不希望撤兵。布什家族代表的是石油利益，现在国际油价已经冲到140多美元了。美国出兵伊拉克1990年的时候，油价是25美元。这种石油期货的事件是历史上罕见的。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才发生了政治转型，把石油工厂私有化了，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打击是最大的。他所有的汽车都是油老虎的设计。对于布什石油家族这样的利益。还有政治主导的关系。
李北方：我们在讨论奥巴马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定不要偏离一个大前提，他只是在借助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互联网一定能够造就他。是时势造就他。布什搞得这么多年天怒人怨，所有人都在恨他。如果你在中国碰到美国人，你去问，十有八九，可能还要多，他们都是支持民主党，因为这些人是开眼看世界的。你要跟他们聊这件事，他们都非常惭愧，我们怎么有这样一个总统，我们丢死脸了。我都抬不起头来。有非常重的这样一种感觉。世界杯的时候在德国举行，每一个国家队都有一个大巴来回开着走。其他国家都是把国旗的颜色喷到汽车上。德国是黑、黄、红，三条。一看就是德国大巴。只有美国人的汽车就是一个白的，他们没有好意思把他们的国旗喷上去。整个美国现在已经到了确实需要改变。包括当时说肯尼迪借助了电视，也是这个形象造成的。他们两个都是年富力量，很帅很年轻，这都是时势早就的。马英九也是，如果不是陈水扁搞得天怒人怨，他也没有办法。
郑治：他们为什么搞得天怒人怨？与他们的思路是有关系的，他们用传统的控制和统治手段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他们只知道刚才说到的石油集团的利益、石油资本的力量，他原来没有意识到草根的利益，或者是不屑于考虑草根的利益。是传统的统治思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肯尼迪、奥巴马等是新的人利用新的媒介来颠覆这样一种旧的格局。下来我想根据阳光提的，互联网还有一个特点，在MYSPACE上面一样，原来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意见领袖跟受众之间有一个爆料人，有一个线人。现在没有了。现在明星在MYSPACE上面，我可以去访问他，像去他家串门一样。部落化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在地理上分隔得很远，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聚集在一起。奥巴马的做法就贴近了这样一种。他是在警示他，他把自己当成了村里面的人，我是在部落里面。虽然我很优秀，但是我在态度上跟平民是一样的。在国内，在我们中国政治中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胡温政府以亲民著称，互联网上叫胡哥，这就是一个部落符号。在公司里面我也有一些体会，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里面叫哥，叫叔，但还有叫总的，你有时候能感觉到两种文化的冲突。
郑治：公司也是一个政治组织。我也能感觉到某些公司在转型之间，用传统的等级政治体系，什么总等等，要转型的时候就是什么哥，尤其是下面的人，哥、老大比较流行，上面的还是总，他们是传统的人，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或者说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政治里面，很关键的做法，是所谓的亲民，就是你要放下姿态，走进人群去，或者是你要放下姿态，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摆上去。刚才说到一些传统媒体精英说他们现在没有话语权，其实是态度有问题，其次是他们使用传统的旧话语。一个是态度，一个是旧话语体系。他放不下架子，他没有采用口语化的体系。
黄华：传统的媒体里面，他是选择性参与。我要考虑，我发言了，这一票很珍贵，我要考虑你有什么反应，都有一个目的性。针对你的一言一行，我或者可以取悦于你，或者是反应你。现在没有这样，互联网很开放，不管你是什么反应，我也不管你有什么反应，我就要参与。
郑治：这是麦克卢汉说的人们遭遇新媒介时的麻木。
王正鹏：旧媒体确实有一定的精英霸权。报纸在美国，有一个编委会，比如说社论委员会写的社论跟总编的新闻在立场上有冲突，但是得把他留下来。人们都知道社论的字号比别的字号大一号。但是现在社论基本上要死亡了。报纸有文字的霸权。电视通过画面，所以肯尼迪那个年代，家庭主妇就是在家托着地一边流泪看肥皂剧。
郑治：精英在操控，他用这种姿态操控。
王正鹏：或者穿上这个衣服。
李北方：穿上这个衣服就不是他了。
黄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边缘性。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希望我是正面形象。我不能说我回家的时候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跟你公开交流这个话题。人们的边缘东西都会在目前的传播环境里面放大。一个模特跟奥巴马弄了一个什么玩艺，变成了主流的东西，大家还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偷窥欲望。
王正鹏：你可以把语言广义的理解为媒体中使用的元素。
郑治：刚才北方提到，我们拿家乐福的例子来看精英操控体现在什么地方。最开始是草根的声音共振，越来越大渲染这种情绪。最后是官方出来删。删到什么极致呢？最后在百度和所有的搜索引擎上面都搜不到家乐福和抵制两个字了。麦克卢汉说要有一套检测媒体温度的体系，要发展出一套控制媒体温度的东西出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控制是必要的，社会的稳定需要控制。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1 Comment »
星期二, 四月 1st, 2008
1、纳粹问题
我相信，德鲁克对于纳粹的表述，虽然这样的研究是1942年，但足以澄清我们的历史偏见。
一个常识的偏见是，中国的读者喜欢把纳粹与德国的严密的机械工业品格联系起来。
在德鲁克看来，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来解释。“纳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德国在建立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努力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功能性社会
功能性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找到自己功能与身份的社会。
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有1亿3000万农民工，有大概两三个亿的种地农民。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的关怀中，这1亿3000万农民工是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群。
国家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是给农民的，但没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农民工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对应于农民工问题的。
一个非功能性社会，容易成为一个极端主义政权。
3、合法性统治者
德鲁克的民主思想与其奥地利老乡哈耶克的确有微妙的共鸣。
“只有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德鲁克一直强调的功能性社会，确实有一个犹太人这样的少数族群的诉求。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这是纳粹做的最后的地方，它极端地给予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关怀与身份，但是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的关怀与身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
4、19世纪是经济人 20世纪是工业人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致的时代，在德鲁克看来，重商主义确实有效地给予了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建立了一个基于这一合法性的功能性社会。英格兰是那时的典型，乡村绅士成为居有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但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这样的社交生活，也没有这样社区。法国那样崇尚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国家，更是极度地反工业化。
德鲁克甚至发现，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人才在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功能性定位。
反之，德国的工业阶层从业者比英国和法国得到了更多的威望。
这是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对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如此崇拜的根源之一，而并不是什么德国的民族性。
5、公司
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它在《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他在30多岁写就的书中，对于公司这种形式的赞美，是基于他的社会观的。
“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它的基础是公民的财产权”。这样的表述与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识的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斯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这样的交易成本减少同样少不了界定财产权。
今天，在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赞美公司制，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私人小公司，这是建立我们的功能性社会最好的经济杠杆。比如，一家保姆公司的贡献，在于它使保姆作为商品在一个市场中估值，并因为估值而找寻这个群体的功能与身份。这样找寻更尊敬人。
同样，公司人将是中国最强大的功能性社会阶层，它的成员包括叫名为“白领”的人，也包括农民工。
5、除去权力中的意识形态
“宗教一旦不再作为西方社会建构权的特性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得到了普遍认可。个人财产权如果不再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力的话，其也会得到普遍认可”。
权力的建构力量，一旦去除其意识形态后，获得了其合法性权力。
物权、农民工、农民的土地，这样的因素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去掉意识形态了吗？
不能认识中国华南的农民工身份，没有以工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生产得。推导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业时，依然使用的是一种前工业的、计划性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
6、纳粹与红卫兵
纳粹因为战争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红卫兵因为大动乱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这两种空想式社会功能性建构的重要部件，初衷都是好的，方法是全盘的错。纳粹想积极地平衡社会的成员身份，红卫兵通过破坏去消极地平衡。它们都使社会分成政治人和专业人，政治人贵，专业人贱。它们都通过极端的选人方式，将社会重新冼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能够上台，与纳粹将一个地方的政治大权交给一名工人是一致的。
欧洲没有一支军队像纳粹那样，能从普通士兵中挑选军官。
德鲁克继续说道：“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它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合法性权力”。纳粹未能找到了除了战争之外如何建立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否则它的吸引力将会更大。
知识分子与工业的的错位正是1960-1970年代社会的功能性错乱。
7、自由与自由政府
自由是责任，是建立在民族传统上的。这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
德鲁克说，在美国，尊重宪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通过立法来产生。自由所凭借的是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对于卢梭式的1989年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传播的东西，你不得不怀疑它的动机。
8、制度安排
德鲁克说：美国经验表明，一个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大公无私、备受尊敬但无法罢免的专治统治者更为可取。
宁可要权力的制约，不权完美的统治者。
这就是制度安排。
9、国家与社会的分开
我最赞赏的一个观点。把国家交给政府，把社会交给人民。
恺撒的还给恺撒，人民的还给人民。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2 Comments »
星期五, 一月 25th, 2008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很可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最终消失在美国花旗银行的拯救者之列。
从民国时代，中国人就熟知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席卷欧美的次级债危机后，作为一个投资品出现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前时，这样一个战略性机遇生生地让阿联酋人给抢走了。
“祝你美梦成真”，这是人们经常脱口而出但绝不符合经济投资原理的话，现在这话好像专门是为中国主权投资基金而说的。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全球资本市场的变数就和一出戏一样曲折：摩根斯坦利、美林、瑞银、花旗等一大批全球顶级投行，在美国和英国的房地产升值中大赚一笔后，随即折在他们一手创造的金融衍生品次级债上。大风起于青苹之末，几个月后，华尔街开始向全世界伸手求救。
华尔街白马骑士多是暗算亚洲的专家，但这一次搭救他们的却是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与科威特投资局的卖油所得，新加坡、中国、韩国的辛苦积攒的那点外汇。这里面，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是一个年轻的角色。
圣诞节前，中投公司掏50亿美元买下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这一举动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抢走了巴菲特的圣诞礼物。更早些时候，这家主权财富基金花几十亿美元买了黑石（BLACK STONE）10%的股份。亚洲的几个主权财富基金都在盯着看，花旗145亿美元的求援中，收到的OFFER里究竟有没有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据说在最后一刻撤兵。在欧美资本市场手法老道的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坚决出手，掏了75亿美元却连一个董事会成员的职位都不要。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迅速掏出了68亿美元，拿走了另一个席位。美林66亿美元一开口，科威特投资局与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就把手伸过去了。
虽然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摩根期坦利的投资上是成功的，但错失花旗可以说失去了几十年也许都不能得到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美林、瑞银、花旗等投行不同于黑石、凯雷这样的私募实体，前者是掌握全球政治与经济话语权的经济巨人。
现在可以作出的一个论断是，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来自于华尔街而不是欧美知识界。尤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把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与表述权外包给了华尔街，他们用报告和评级、投资与撤出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运。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其经济与社会打击力超过军事后果，在这些事件中，华尔街不但是胜利者，并且用它的经济哲学中开放社会的强势理论改造了东欧与东亚。
阿布扎比投资局也好，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持股欧美顶级投行后，政治上的收益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收益，虽然这样的投资只是一个经济行为。但是，美国经济与政治的话语权在华尔街，它来介绍和作证阿联酋、新加坡、韩国、中国，说话的分量是什么样的呢？华尔街只要不妖魔中国这一新兴资本投资国的第一大政治收获了。
股权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学习的杠杆。作为通向华尔街的通行证，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对于年轻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就跃过了森严的信息壁垒，在一个最上流的全球经济社交圈出现。与法国这样的保守大陆性国家不同，几天前，英国首相布朗来中国访问时，已经向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发出了邀请，这是通向伦敦这一欧洲最大金融中心的路径。
美国人还不起房贷，这样一个事件也间接地降低了中国学习成本，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意外收获。即使没有一个在摩根期坦利董事会的职位，但这样一个投行巨人积累的管理、投资、研究理念，因为一个9.9%的持股，自然做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愿未来几年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还能捕获“祝你美梦成真“这样的华尔街投资机会。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1 Comment »
星期五, 一月 4th, 2008
崇文区不是北京商业最繁华的地方,王府井大街也不是北京外资商业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只是一棵圣诞树或一顶圣诞帽，它们双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上一样的注脚。
北京刚刚过去的一周，仍然用商业的狂欢与实用主义迎接一个充满了文化挑战的节日。人民币在寒冷的冬天里哗哗地流淌，从王府井到新世界商场，圣诞树、圣诞帽、圣诞音乐像符号一样装饰与敲打着在一个城市的消费冲动。
这些看起来像欧美意识形态的符号，在北京实用主义的经济现实中，反而生长出这个国家开明的商业视野。在新世界商场里满眼看到的服务员，人人头戴一顶红白两色装饰的圣诞小帽。王府井大街的夜色中，一棵十几米高的圣诞树在在寒冷的夜空里像古诗描写的“火树银花”。如果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一定不忘加上一句：在圣诞树的对面，是一幢有名的苏联式建筑北京百货大楼，毛那个年代留下的这幢建筑，每天面对高大的圣诞树和自己商场里以圣诞节名义销售的形形色色的商品。
与北京不同，同样是圣诞节气氛浓厚的英国，BOXING DAY这一天号称销量最大的日子里，无论是TESCO超市还是NEXT专卖店，都看不到这样的人人头戴的圣诞帽。
红色的圣诞帽，只是北京的新世界商场们集中透支的一个欧美文化符号。商业上的实用主义可以让圣诞节成为中国商家众多促销节日中额外增加的一个销售节日，其对于这些符号中潜藏的意识意识形态有趣地做了消解，也可以看作开放的视野与开明的思维。
这一天，两对同逛商场的1980代与1960年夫妇，在新世界商场里发生口角，围了不少人。这时，又高又胖的内部保安，身着西装，头戴红色小圣诞帽气喘吁吁地拿着对讲机去紧急处理。这样一个可爱的情景，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笔下，一定会成为解释全球化的有趣故事，相信即使这样怒气冲冲的口角者，在全球化的研究者地来，也像文人笔下的农家乐。
这是让《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与社论写手改变将中国商业与商品意识形态化看法的时候。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专栏作家史帝芬森一篇文章是《全球化是否变味了》。作者观察到，过去几年间，那些从欧美发起的全球化议程表述者们，现在是一致的沉默。倒是中国这样曾经是全球化理论关照的对象，反而成为开明的全球化理论推动者。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怀着复杂的感情，把2007年度人物的名额给了俄国总统普京。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对于携能源以令欧洲的俄国强人，言词间表现的恐慌与紧张，使得中国与印度式的开明商业观显得尤其珍贵。
同期的杂志中，第四号年度人物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时代》用儒家传统文化的实用与灵活，来解释中国现在持有的总体发展价值观。商业上的实用主义与开明也包括在这一语境中的。
操着浓重京腔的保安头戴一顶圣诞小帽，这样开明的商业符号，在一个特别的参照系中，有趣地对峙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将小小的中国玩具意识化的言论。
双方的价值观正在换位。
很多人记得在意大利召开的G8会场外，强烈的抵抗运动，已经在那时埋下了欧美可能修正开放商业文明的可恶种子。而在去年，关于中国食品安全与玩具问题意识形态化，已经取代了关税议程、人民币升值、市场保护等早期的关于中国的商业议程，充分地证明了上述判断。
去年圣诞时，英国一家大报用整版报道了一艘来自中国的圣诞礼物大船。他们像消费者一样欢呼来自中国的便货，又像保守政客一样担忧便宜货来自中国。
看来，全球化商业思维中，先谈问题还是先谈主义这一胡适之式的命题，这一次确实放在了欧美商业精英的桌上。(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一期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政经评论 | 3 Commen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