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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st, 2008
1、纳粹问题
我相信，德鲁克对于纳粹的表述，虽然这样的研究是1942年，但足以澄清我们的历史偏见。
一个常识的偏见是，中国的读者喜欢把纳粹与德国的严密的机械工业品格联系起来。
在德鲁克看来，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来解释。“纳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德国在建立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努力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功能性社会
功能性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找到自己功能与身份的社会。
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有1亿3000万农民工，有大概两三个亿的种地农民。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的关怀中，这1亿3000万农民工是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群。
国家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是给农民的，但没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农民工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对应于农民工问题的。
一个非功能性社会，容易成为一个极端主义政权。
3、合法性统治者
德鲁克的民主思想与其奥地利老乡哈耶克的确有微妙的共鸣。
“只有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德鲁克一直强调的功能性社会，确实有一个犹太人这样的少数族群的诉求。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这是纳粹做的最后的地方，它极端地给予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关怀与身份，但是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的关怀与身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
4、19世纪是经济人 20世纪是工业人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致的时代，在德鲁克看来，重商主义确实有效地给予了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建立了一个基于这一合法性的功能性社会。英格兰是那时的典型，乡村绅士成为居有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但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这样的社交生活，也没有这样社区。法国那样崇尚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国家，更是极度地反工业化。
德鲁克甚至发现，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人才在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功能性定位。
反之，德国的工业阶层从业者比英国和法国得到了更多的威望。
这是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对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如此崇拜的根源之一，而并不是什么德国的民族性。
5、公司
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它在《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他在30多岁写就的书中，对于公司这种形式的赞美，是基于他的社会观的。
“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它的基础是公民的财产权”。这样的表述与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识的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斯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这样的交易成本减少同样少不了界定财产权。
今天，在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赞美公司制，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私人小公司，这是建立我们的功能性社会最好的经济杠杆。比如，一家保姆公司的贡献，在于它使保姆作为商品在一个市场中估值，并因为估值而找寻这个群体的功能与身份。这样找寻更尊敬人。
同样，公司人将是中国最强大的功能性社会阶层，它的成员包括叫名为“白领”的人，也包括农民工。
5、除去权力中的意识形态
“宗教一旦不再作为西方社会建构权的特性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得到了普遍认可。个人财产权如果不再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力的话，其也会得到普遍认可”。
权力的建构力量，一旦去除其意识形态后，获得了其合法性权力。
物权、农民工、农民的土地，这样的因素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去掉意识形态了吗？
不能认识中国华南的农民工身份，没有以工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生产得。推导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业时，依然使用的是一种前工业的、计划性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
6、纳粹与红卫兵
纳粹因为战争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红卫兵因为大动乱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这两种空想式社会功能性建构的重要部件，初衷都是好的，方法是全盘的错。纳粹想积极地平衡社会的成员身份，红卫兵通过破坏去消极地平衡。它们都使社会分成政治人和专业人，政治人贵，专业人贱。它们都通过极端的选人方式，将社会重新冼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能够上台，与纳粹将一个地方的政治大权交给一名工人是一致的。
欧洲没有一支军队像纳粹那样，能从普通士兵中挑选军官。
德鲁克继续说道：“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它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合法性权力”。纳粹未能找到了除了战争之外如何建立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否则它的吸引力将会更大。
知识分子与工业的的错位正是1960-1970年代社会的功能性错乱。
7、自由与自由政府
自由是责任，是建立在民族传统上的。这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
德鲁克说，在美国，尊重宪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通过立法来产生。自由所凭借的是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对于卢梭式的1989年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传播的东西，你不得不怀疑它的动机。
8、制度安排
德鲁克说：美国经验表明，一个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大公无私、备受尊敬但无法罢免的专治统治者更为可取。
宁可要权力的制约，不权完美的统治者。
这就是制度安排。
9、国家与社会的分开
我最赞赏的一个观点。把国家交给政府，把社会交给人民。
恺撒的还给恺撒，人民的还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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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一月 25th, 2008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很可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最终消失在美国花旗银行的拯救者之列。
从民国时代，中国人就熟知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席卷欧美的次级债危机后，作为一个投资品出现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前时，这样一个战略性机遇生生地让阿联酋人给抢走了。
“祝你美梦成真”，这是人们经常脱口而出但绝不符合经济投资原理的话，现在这话好像专门是为中国主权投资基金而说的。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全球资本市场的变数就和一出戏一样曲折：摩根斯坦利、美林、瑞银、花旗等一大批全球顶级投行，在美国和英国的房地产升值中大赚一笔后，随即折在他们一手创造的金融衍生品次级债上。大风起于青苹之末，几个月后，华尔街开始向全世界伸手求救。
华尔街白马骑士多是暗算亚洲的专家，但这一次搭救他们的却是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与科威特投资局的卖油所得，新加坡、中国、韩国的辛苦积攒的那点外汇。这里面，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是一个年轻的角色。
圣诞节前，中投公司掏50亿美元买下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这一举动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抢走了巴菲特的圣诞礼物。更早些时候，这家主权财富基金花几十亿美元买了黑石（BLACK STONE）10%的股份。亚洲的几个主权财富基金都在盯着看，花旗145亿美元的求援中，收到的OFFER里究竟有没有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据说在最后一刻撤兵。在欧美资本市场手法老道的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坚决出手，掏了75亿美元却连一个董事会成员的职位都不要。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迅速掏出了68亿美元，拿走了另一个席位。美林66亿美元一开口，科威特投资局与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就把手伸过去了。
虽然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摩根期坦利的投资上是成功的，但错失花旗可以说失去了几十年也许都不能得到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美林、瑞银、花旗等投行不同于黑石、凯雷这样的私募实体，前者是掌握全球政治与经济话语权的经济巨人。
现在可以作出的一个论断是，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来自于华尔街而不是欧美知识界。尤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把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与表述权外包给了华尔街，他们用报告和评级、投资与撤出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运。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其经济与社会打击力超过军事后果，在这些事件中，华尔街不但是胜利者，并且用它的经济哲学中开放社会的强势理论改造了东欧与东亚。
阿布扎比投资局也好，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持股欧美顶级投行后，政治上的收益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收益，虽然这样的投资只是一个经济行为。但是，美国经济与政治的话语权在华尔街，它来介绍和作证阿联酋、新加坡、韩国、中国，说话的分量是什么样的呢？华尔街只要不妖魔中国这一新兴资本投资国的第一大政治收获了。
股权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学习的杠杆。作为通向华尔街的通行证，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对于年轻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就跃过了森严的信息壁垒，在一个最上流的全球经济社交圈出现。与法国这样的保守大陆性国家不同，几天前，英国首相布朗来中国访问时，已经向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发出了邀请，这是通向伦敦这一欧洲最大金融中心的路径。
美国人还不起房贷，这样一个事件也间接地降低了中国学习成本，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意外收获。即使没有一个在摩根期坦利董事会的职位，但这样一个投行巨人积累的管理、投资、研究理念，因为一个9.9%的持股，自然做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愿未来几年月，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还能捕获“祝你美梦成真“这样的华尔街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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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一月 4th, 2008
崇文区不是北京商业最繁华的地方,王府井大街也不是北京外资商业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只是一棵圣诞树或一顶圣诞帽，它们双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上一样的注脚。
北京刚刚过去的一周，仍然用商业的狂欢与实用主义迎接一个充满了文化挑战的节日。人民币在寒冷的冬天里哗哗地流淌，从王府井到新世界商场，圣诞树、圣诞帽、圣诞音乐像符号一样装饰与敲打着在一个城市的消费冲动。
这些看起来像欧美意识形态的符号，在北京实用主义的经济现实中，反而生长出这个国家开明的商业视野。在新世界商场里满眼看到的服务员，人人头戴一顶红白两色装饰的圣诞小帽。王府井大街的夜色中，一棵十几米高的圣诞树在在寒冷的夜空里像古诗描写的“火树银花”。如果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一定不忘加上一句：在圣诞树的对面，是一幢有名的苏联式建筑北京百货大楼，毛那个年代留下的这幢建筑，每天面对高大的圣诞树和自己商场里以圣诞节名义销售的形形色色的商品。
与北京不同，同样是圣诞节气氛浓厚的英国，BOXING DAY这一天号称销量最大的日子里，无论是TESCO超市还是NEXT专卖店，都看不到这样的人人头戴的圣诞帽。
红色的圣诞帽，只是北京的新世界商场们集中透支的一个欧美文化符号。商业上的实用主义可以让圣诞节成为中国商家众多促销节日中额外增加的一个销售节日，其对于这些符号中潜藏的意识意识形态有趣地做了消解，也可以看作开放的视野与开明的思维。
这一天，两对同逛商场的1980代与1960年夫妇，在新世界商场里发生口角，围了不少人。这时，又高又胖的内部保安，身着西装，头戴红色小圣诞帽气喘吁吁地拿着对讲机去紧急处理。这样一个可爱的情景，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笔下，一定会成为解释全球化的有趣故事，相信即使这样怒气冲冲的口角者，在全球化的研究者地来，也像文人笔下的农家乐。
这是让《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与社论写手改变将中国商业与商品意识形态化看法的时候。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专栏作家史帝芬森一篇文章是《全球化是否变味了》。作者观察到，过去几年间，那些从欧美发起的全球化议程表述者们，现在是一致的沉默。倒是中国这样曾经是全球化理论关照的对象，反而成为开明的全球化理论推动者。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怀着复杂的感情，把2007年度人物的名额给了俄国总统普京。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对于携能源以令欧洲的俄国强人，言词间表现的恐慌与紧张，使得中国与印度式的开明商业观显得尤其珍贵。
同期的杂志中，第四号年度人物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时代》用儒家传统文化的实用与灵活，来解释中国现在持有的总体发展价值观。商业上的实用主义与开明也包括在这一语境中的。
操着浓重京腔的保安头戴一顶圣诞小帽，这样开明的商业符号，在一个特别的参照系中，有趣地对峙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将小小的中国玩具意识化的言论。
双方的价值观正在换位。
很多人记得在意大利召开的G8会场外，强烈的抵抗运动，已经在那时埋下了欧美可能修正开放商业文明的可恶种子。而在去年，关于中国食品安全与玩具问题意识形态化，已经取代了关税议程、人民币升值、市场保护等早期的关于中国的商业议程，充分地证明了上述判断。
去年圣诞时，英国一家大报用整版报道了一艘来自中国的圣诞礼物大船。他们像消费者一样欢呼来自中国的便货，又像保守政客一样担忧便宜货来自中国。
看来，全球化商业思维中，先谈问题还是先谈主义这一胡适之式的命题，这一次确实放在了欧美商业精英的桌上。(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一期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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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二月 27th, 2007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每周撰写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2005年冬天，个人所得税政策第一次调整，从1981年定的800元调高到1600元。最近，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新建议：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调至2000元。
这样灵活的税政新思维，是谢旭人出任财长后的一个开明国富之举。财政部算了一笔账，这400元的闸门提起时，可让纳个税者从50%下降到30%，用国家财政一年300亿元的损失来补贴老百姓面对的物价上涨之苦。
2000元是一个开明之举，但是不是一个科学的起征基准，应该再听取来自民间的意见，尤其是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职业人群体意见。
我认为，2000元起征点仍然是一刀切的思想，它延续了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意识，且有抑制城市居民生活的负面后果。
回顾历史，1981年的个税征收，一眼就可以看出，其约束之人群是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工资结构中，800元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只有外国在华人士才有这样高的工资。2005年，个人所得税全国统一起征点到1600元，其积极的历史意义是把个税思想的强化引入国民生活，老百姓因为纳税而生长的公民意识是初步成长的政治收获。但是，2005年的1600元起征点其消极意义在于，在“一刀切”的税政思维左右下，面对城乡居民这两个群体，城市里的体制内人群与体制外人群，这个起征点没有做到有效的平衡。
2005年底讨论时起征点时，舆论与学术界给出的期望有差别，学术界认为2000元合适，但舆论呼吁最多的是3000元，但最终的结果是1600元。1600元的个税起征点并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况且当时的物价指数已经越过4%这根红线了，东南沿海的房价正在飞涨，1600元既不是一个城市中等收入与低收入者的界线，也不是城市中等收入与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的界线。
这种起征点在确立前，已经在决策者心中预先潜藏了一个城乡差别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一税政约束的主要是国家可以掌控收入信息的的拿工资的庞大职员群体，包括公务员与公司职员等，但并不能有效涵盖富起来的农民群体（这里的农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指种植业的农民）。
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一大变化是城乡差别在慢慢消失：城里拿工资的人，不一定是中高收入者；农村没工资的人，也不一定是穷人。就以2000元为例，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司职员如果拿到月薪的是两三千元，刨掉房贷、交通、食品这三项开支外，可以说所剩无几，因此，个税政策调节社会收入的目的在2000元这一起征点上是达不到的。而在沿海富裕省份，月收入折合成现金超过2000元的农民并非是一个小群体。在传统的税政研究者来看，农民总是农业生产者，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以浙江、江苏、广东为例，大量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富有人群，他们虽然仍被归属在农民这一个概念之下，但生活水平远在普通市民之上。
即使是城市居民，2000元的起征点，对于大城市的居民也是不公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居住着约5000万的人口，过去几年里，房价飞涨、食品与能源价格飞涨，可以说通货膨胀猛于虎，这四个城市的市民是深有体会的。相比于中小城市，这四个城市的工资水平虽高，但购买力却不高。2000元对于二三线城市居民来说，是一个较可观的收入；但对于这四个城市的市民来说，只是维持基本生活的标准。北京的房价在短短两三年里涨了一倍，但工资的上涨幅度却非常小，甚至有的行业还在减薪。因此，在2000元的个税起征没有起到调整收入差距的目的。
考虑到中国拿工资人群的特殊分类，我认为，5000元才是我们理解的税政意义上的个税起征点。在大城市，对体制内的人群如公务员来说，5000元是一个不错的薪水；但对于职业人群来说，5000元只是维持一个普通中产者生活的收入。原因很简单：我国的工资人群，其潜台词多年来一直是公务员与公家人的薪水。公务员名义工资虽低，但名目繁多的福利收入相当可观，尤其是医疗费用与形形色色的补贴。对于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初步形成的职业人群，所谓的公司职员群来说，5000元是几乎全部名义工资额，这笔钱要支付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多种大额支出，每月所剩并不多。
在一个通货膨胀已经到来的语境下，5000元的起征点在媒体讨论中占上风，恐怕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的公共意见。
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老百姓的收入结构与生活水平，平等看待城乡纳税人群，平等看待体制内的公家人与体制外的职业人，新个税税政才能做到调剂收入差距，又能做到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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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二月 23r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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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拿世界银行开玩笑,世界银行却总是喜欢拿第三世界开玩笑。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活着的时候，曾经多次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很不科学。张五常更是骂不绝口.前一段读了一篇文章，某经济学家讽刺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像一个模板，每年几个数据，就能给一个国家的经济下生死判词。
这样搞笑的报告，也用在中国身上。
12月17日，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比较计划》，承认此前高估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高达40%。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05年的GDP为53332亿美元，比按实际汇率的美元计价的GDP超出了30894亿美元。为此，世界银行决定下调中国的货币购买力。
能把一个国家的GDP高估40%，我的天，这是一家专业机构干的事吗？
据有的研究者分析，这项平价购买力评估竟然用的是1987年中国医疗服务与机械制造水平的数据。医疗服务不说了，这些年医改不前进，我看2007年的医疗服务水平比1987年好不了多少。但事实求是地说，机械制造水平可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别的不说，中国从几乎没有私家车到现在成为一个汽车生产大国，这是机械制造业的一次飞跃，更不用说轮船与飞机的生产。2005年中国股市牛步前进时，对于机械股票的挖掘是瑞银与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外国投资机构首先做出的，这才有了后来中国船舶这样能冲到300元的股票。没想到，世界银行的学人们还睡在20年前的数据上。
其实两周前，《纽约时报》已经提前释放了这一消息。当时这家报纸的评论酸酸的说，其实，中国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由于对于货币购买力的计算误差，导致中国的GDP被多加了40%。《纽约时报》的评论是给美国人一个思想上松一口气，中国和印度没有想象的那么牛。
多谢多谢，中国宁可不要这么高的GDP，免得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吃石油的老虎和排二氧化碳的恐龙，让全世界都处都在喊“中国威胁论”。从2004年开始，欧美舆论将中国命名为“世界工厂”，然后到2005年的“世界石油消耗大国”，到今天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虚高的GDP已经将中国妖魔化为全球经济的敌人。
虽然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下调了中国的购买力水平后，中国的GDP水平在全球排名仍然是第二，但这样毕竟靠谱多了。
最重要的是，去除水分的中国GDP总量，对于当下中国经济万象之源的人民币汇率来说，是重新判定战略方向的好时机。尤其是我们自己心中也得有个谱了。
2005年中美与中欧旷日持久的纺织品谈判结束后，人民币开始了渐进的升值过程。虽然货币主权在自己手上，但博弈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是被动的一方。按照美国部分极右国会议员的要求，人民币最终需要升值40%，但经济学家们早已测算过数学模型，人民币就算升40%以后，也不能解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个日本早有先例。日元在1985年后的4年内快速升了100%，日本的贸易顺差反而加大了。
看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是一个政治博弈的数据，而不是一个经济博弈的数据。世界银行在GDP总量上开出的国际玩笑，对于中国自己来说，却是一个认真思考货币政策的好时机。
40%的GDP虚火退去后，给人民币汇率的决策者一个课题，人民币的年升值量多少是合适的？至少说，今年升6%已经过高了。这是一个国际压力下给出的速度，有一点过快。货币政策的决策者自己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币升值的速度，3-4%是一个合适的速度，但也要设置一个科学的目标值。
6%的升值这个中国经济的活力增加了一个过高的成本，如果再没有总量目标值，这给楼市与地产泡沫的制造者埋下了诱惑的种子。至少得让基金经理们在给银行与地产股做估值时，不能再就着房地产的泡沫，拿人民币升值的无限预期说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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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一月 14t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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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前,我在英国利物浦的街上,遇到一位比利时人,他曾经是一名跨国制药商的公关总监。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听说我是从中国学生，第一句话就问：你是百万富翁吗？
我很惊讶地说，我不是百万富翁呀。老爷子摇摇头说，现在来英国的中国学生都是百万富翁的家庭。
在老先生的心中，中国是一个急速上升的亚洲神话，这个国家的神话是197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都无法取代的。
在我们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智慧中，对于狂飙式经济发展，始终抱定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个国家确实在经历风云狂飙式突进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华南工厂里大批南下的四川妹，还是微软中国研究院里面木讷的技术天才；无论是集市上用二手手机发送短信的小商贩，还是像联想老总杨元庆这样把家都安在美国的中国跨国公司老总，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而罩着自信的光环。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狂飙的年代，它使每一个经历者成为见证者。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是否承认全球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并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镜中我”。
一周前，中国石油上市时，其股价达到了48.3元，按此推算，其市值约为1万亿美元；即使过去一周股市狂跌不止，11月12日，中国石油的股价仍高达8000亿美元。我在上一篇专栏中写道，中国经济的溢价表现在中国A股上，中国A股的溢价表现在中国石油上。中国石油8000-10000亿美元的市值是一个什么概念？不论承认与否，现在它都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公司。
2006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8883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是9849亿美元，巴西是1.06亿美元。如果按照上周大跌前的中国股市来看，中国石油可敌巴西；如果按照大跌后5100点时的中国股市来看，中国石油则富可敌韩国。
对于中国石油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的符号，客观评价“镜中我”需要一点自信的勇气。中国石油确实有一个很高的溢价，这两天又跌去了20%的市值，但在中国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和13亿人口的消费升级概念下，资本市场给出的定价又是合理的。
中国石油是这个国家狂飙经济的一个符号。在中国资本市场初有形状时，资本市场给它的每个大公司画出了肖像：中国石油市值全球第一，超过了美国的通用电气；工商银行的市值超过了美国的花旗银行。现在，全球最大的20家企业加上，中国公司占据了7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有10年了；再上溯20年，这个国家的高速增长已经30年了。虽然没有最好的经济增长制度安排，但十几亿人用30年创造的效率是谁也拿不走的。这样的埋头进步，其手法与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如出一辙。
正是因为这一点，吸取日本的经济教训，谦虚谨慎为事，恐怕是包括中国石油在内的全部中国经济符号的第一功课。
1980年代后期，全球20大企业中，日本企业也占据了7席。那时，日本劝业银行的市值也是全球第一。但是到了1985年，美国迫使日元在一年内升值一倍，随后楼市与股市泡沫双双破灭，日本经济沉眠于寒冬中，十年不曾复苏。
今天，中国经济的狂飙路径与中美经济的博弈，其手法竟然如此类似于22年前的日本。因此，掌管中国经济火候的方法论将是中国未来五年内最大的战略，也是我们面临的最艰苦考验：人民升值过快，会加速资产泡沫破灭；人民币升值过慢，会面临国际政治力量施压；股市问题处理得好，这一经济体之能量无人问鼎；股市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前功尽弃。
以中国的文化智慧，循序而渐进，谦虚而谨慎是避免日本前车之鉴的方法论。经济学大家张五常最近一篇文章写得很好，他说自己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手法，惟忧心人民币过快升值而失去千古发展良机，重蹈日本覆辙。以渐进的方法论，既可让国民心怀中国石油富可敌国之自信，又可顶住国际政治压力而保护货币主权，走出一条与日本完全不同的路，这是人人期望的中国式掌控经济大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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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十月 26th, 2007
读者的态度
从1992年以来,那些经常读报的人已经减少了20%.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是技术带来的变化吗?这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吗? 这是报纸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一切?
从读者的阅读态度的调查来看,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人们对于时间与方便性这两个东西的观念的改变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不过，报纸仍然有一些踏实读者。那些仍然喜欢阅读新闻的读者对于报纸还是情有独钟的。报纸的这种优势也能够转移到网站上去。
报纸的忠实读者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大的一个群体了，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此外，那些读者不仅欣赏报纸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很多人也认为报纸正在变得更好。
我们的数据中有一些关于报纸的好消息。在过去两年里，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下降，因为人人们对它的信任，相比于其他媒介的受众大滑坡而言，报纸的发行量下降只是中性的。
为什么人们不阅读了
毫无疑问，人们生活方式与技术发展的变化，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下降。但那些不阅读报纸的人心中有什么原因呢？
虽然有些原因是重合的，但就PEW媒体与受众研究中心的数据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说他们没有时间来阅读（23%）。自196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已经出现了，不断扩张的技术发展趋势又加速了这种趋势，尤其是年轻一代。
时间概念确实是好几个变化的原因：新闻越来越短、在家里阅读新闻、获知其他信源的容易性等等。
第二个最常被引用的原因是“阅读不方便”（10%）。第四个原因与前述原因有一点关联，那就是“人们不喜欢阅读”了（7%）
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它们能占到调查结果40%的权重。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报纸的设计（5%）、买报纸要花钱（5%）、与发行员有时的争论（6%）。
这些观念在网上都能够得到纠正。
但是，调查中没有任何原因与发行有关。当然也有8%的人担心报纸有偏见，6%的人认为报纸越来越单调。
报纸的读者在阅读什么内容？
将近一半的报纸读者说，他们现在还读报纸是因为他们想了解当地新闻和当地政府，这一说法是排在第一位的。同时，这一因素要比排在第二名的因素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排在第二位的阅读因素是他们想了解最流行的艺术、文化和其他东西（29%），排在第三位的是犯罪新闻和财经新闻（23%），接睛来是国际新闻与政治新闻（各占15%）。
如果要问这些问题之间有什么区别，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当你问人们，在报纸上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新闻，回答率最高的是“本地新闻”。
超过35%人喜欢阅读当地新闻、当地时政新闻、州里的新闻，包括讣闻、娱闻和丑闻。排在第二位的是当条新闻及当地重大事件（28%）、接下来的包括体育新闻（21%）和国际事务（21%）。
政客与新闻上瘾者
报纸也有一个代表了这一媒介战略优势的核心读者群。那些喜欢阅读新闻的人尤其是喜欢政治新闻的人，对报纸的喜爱超过了其他任何媒介。
喜欢政治新闻的人中间，有66%的人的人喜欢报纸。46%的喜欢网络新闻。36%的喜欢CNN。但是，在美国只有11%的人对政治比较有兴趣。
不过，对于那些新闻瘾君子来说，报纸确实是他们喜欢的读物，这些人说，他们喜欢持续关注新闻，了解国家大事，他们中间三分之二的人首先选择了报纸。这些新闻瘾君子要占到调查总量的52%。
这也许是报纸的未来的基础所在，那就是关心世界大事的人们。通过网上阅读，报纸理论上也能扩大他们在这一群体中的占有份额。
报纸的成就
报纸的另一个优势是，那些每天通过读报的人认为自己读的报纸在过去五年里是不断提高的。38%的人说，他们自己喜欢的报纸现在越来越好。27%的人则认为，他们阅读的报纸现在变得越来越坏。
那些认为报纸的办报水平有所提高的人认为，他们阅读的新闻深度增加了。他们也认为，新闻话题也比原来宽泛多了。也有一些人认为，报纸的版型改变了，大报改成了小报，重新设计后阅读比原来方便多了。
对于那些致力于改进新闻故事的写作方法、扩大新闻的内涵、重新设计报纸版面让读者能更容易阅读新闻的编辑们来说，上面的结果是一个好消息。说明读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些认为新闻质量在滑坡的人担心的是什么呢？读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报纸过于偏见、过于自由主义、过于观点化。其次，他们认为报纸的新闻话题太有限；再次是他们的报道内容太浅薄了。
可信度
不过，信任是另一码事。
尽管报纸相对比较大众化，PEW两年一次的调查发现，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日报告诉他们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不相信任何媒体报道的东西。
总体来说，从可信度上说，当地报纸的可信度要比其他媒体低，他们低于美国在线（CNN）、福克斯新闻和本地电视台。在所有的媒体中，地方媒体的可信度只比美联社高。在2006年，19%的人说，他们相信全部或大部分日报上所说的东西。这样比1998年要低10个百分点。
PEW调查的三个全国性报纸的情况表明：26%的人说他们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所有报道或绝大部分报道，而在1998年时这一数字是41%。18%的人相信《今日美国》的所有报道或绝大多数报道，1998年时这一数字只有23%。20%的人相信《纽约时报》报道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新闻，而在2005年时，这一数字是21%。
结论
实际上，在PEW的调查中，对报纸来说乐观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那些爱读新闻的人大部分还是喜欢读报纸，此外，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比如没有时间读报、报纸不方便、获取不容易这几个因素对于互联网来说也许稍微好一点。
不过，更大的问题在逼近。对于记者来说，如何使他们的新闻更有影响力有好多限制，过于娱乐化也降低了报纸的提供的东西的吸引力。
其他需要关注的是记者自己。报纸在提供新闻时和其他媒介有所不同。记者们的东西不像电视与广播一样能被看见或听见。他们只能用文字说话。报纸的优势来自于文章的写作、来自于分析的质量和话题的宽广。人们说，这些确实是他们喜欢的。
但是，现代的读者确实想从报纸中看到一些新东西。希望报纸能够快速传播并且能够互动。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发现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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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23rd, 2007
三维的SECONDLIFE 和NOVOKING是全真模仿的现实生活，并且可以由用户动手创造虚拟世界的全息媒体。用户一旦参与媒体内容的创造与修改，“我”与“媒体”之间的主客观界线将不再存在，虚拟与真实之间的分界线也将不存在。
下一步，我们的关注点就在于技术的社会后果。
电子媒体在“涵化”我们的生活时，一切都没有声息。并且，这种涵化过程自身并不带有对与错的伦理方向，因为这是人们在内心的价值追求与欲望追求。从1996年互联网第一次商业化进化中国起，11年的时间中，对于这个社会的伦理冲击仍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后果评估。
从报纸到电视，从游戏到虚拟世界，每一种媒体都造就了一种文化形式。
在印刷媒体时代，因为文字的抽象性，精英强夺了人们的思考特权，并且让自己作为唯一的知识经销商。垄断知识经销，实际上就是自己想独享文字的虚拟创造带给人的艺术化享受价值。这就是“诗歌”这样的文学形式为什么成为知识垄断者的爱好。在诗这样一种感情的虚拟冲动中，创造者将自我的艺术冲动公开化，并继续占有这样公开艺术感受的权利，从中获取利益，享受者花钱去购买这样的艺术享受。
因此，印刷媒体创造了精英文化。
电影与电视一开始都是以大众文化的身份出现的。
图像的无障碍接受，使人的接受一下子超越了文字，使传播的障碍突然间没有了踪影。知识的传播从文字符号走向图像符号，在取消了了垄断权与包装后，成本急剧下降，传播突然加速，普通人因为同步获取社会知识与信息。大众文化出现了。
电视是娱乐的媒介，尤其是他们创造的虚拟生活—-连续的电视剧，改变了欧美百万家庭的社会价值观。图像上的活灵活现，给年轻人和家庭一起在想像生活时，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艺术逻辑与伦理悄悄侵入了家庭。迅速扶持了大众文化的上台。
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字知识分子总觉得电视是一种浅薄的媒体，只是因为图像抢走了他们垄断知识并小规模向大众销售的文字介质的知识。古书上说，“仓颉造字，有鬼夜哭”，是知识从神占有到人占有的过程。电视让知识众精英占有向大众占有传播。
即使这样，1970年代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一开始也是有压力的。英国对于电视的研究，美国和加拿大对于广告的研究，还有后来的法国知识界对于时装与流行的研究，这样的东西至今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中仍然没有找到受尊敬的位置。
这是因为我们既有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一个学术所有权被剥夺的环境下，总是企图与文字去包装“官本位社会”，从而使自己占取最重要的垄断知识的权利，延长自己的合法性。
电视之后，过去的十几年中，游戏与虚拟世界以互联网为基础，突然将“人”也就是受众放大了。这是互联网出现后，为什么民粹主义一夜狂飙的媒体原因，虽然这样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是荒唐的。确实，游戏这一虚拟的世界是受众通过装置去操控而完成的，他们希望通过有效的控制而创造一个征服敌人的战果，这是所有的游戏通则，只是电子游戏因为模拟了真实的世界，这样的一种媒体在“互动”的规则中，为人们创造虚拟世界时增加了信心，也使他们从一种因果关系上暗示自己游戏规则就是社会规则的行为。
NOVOKING中的虚拟生活不只使用手柄这样的装置，它通过傻瓜化的口令，可以集成玩家所有的媒体行为：阅读、对话、想像、演唱、偷窥、交易、性冲动、寻找圈子、不是用视觉切换跨越空间而是自身飞越空间，一句话，他们在这里可以满足所有的媒体化存在理由。
当然，这是一个做得足够好的虚拟世界。即使有一天，没有SECONDLIFE了，还会有这样的更完美的替代者出现。
互动的媒体放大了受众的行为。每一个放大的人，主体性足够强，他们在虚拟世界里消解严肃的政治与极权主义意义，而无意中已经完成民主政治意识的积累，比如游戏中的选举与遵守公共规则。
因此，对于NOVOKING 来说，在中国做一个虚拟世界，其中所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如果不是非强调东西方这两个差异概念的话，也要强化怎样用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去作为虚拟世界里的游戏规则。这是对于强权政治的消解，也是从列宁式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文字逻辑中恢复我们传统价值观，并将之作为虚拟世界的伦理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可以这样想，NOVOKING在虚拟世界里设置普世价值观作为游戏潜规则，就像报纸的编辑在把关时，坚守普世价值观一样。他们都是媒体。
总结起来说：报纸也好，电视也好，魔兽代表的互动游戏也好，NOVOKING代表的虚拟世界也好，它们都在媒介，都以不同的方式涵化我们的社会与生活，并不断改写社会伦理，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
伦理只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规定，并没以有永久的所指。因此，这使得人类的生活伦理的改写犹如现实中的游戏规则一样，本身并不具有多少永恒的意义。这一点对于虚拟世界运营商来说，是多么重要。
想一下：1）诗这种印刷媒介下的艺术形式的出现，使自杀成为写诗者的唯美归宿； 2）印刷媒介支持的以故事想像为主的小说出现后，私奔从当时的伦理丑恶变成了后来年轻人的唯美冲动； 3）电视是1960年代西方性解放的第一推动力，它使性的自由选择的奔破性社会后果成为今天西方的价值观副产品，在1990的英国年轻人看来，这还需要伦理讨论吗，这是情感的唯美选择； 4）电子媒体支持下的游戏与虚拟世界，使传播过程变成了一个自助的过程，信息的加速度传播与现实模拟，分裂了既有的家庭与性别结构，挑战了伦理底线，使同性恋这样的问题不断成为合法的社会现象。
电子媒介的虚拟世界并不是一个伦理黑洞，而且现实社会不断迁移的方向与归宿。虚拟的生活是走向艺术化的生活，它减少了现实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在电子媒体的加速下，成为人类自我内爆的东西。
福柯死的时候，在法国的知识界，人们已经意识到，疯狂何尝不是人类的宿命呢。今年夏天，英国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大主教所在地，同性恋夫妻是否可以领养一个孩子的辩论在这个国家的认真程度，就像我们在1993年辩论姓社姓资一样。我们的辩论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有趣的玩笑，他们的辩论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有趣的玩笑。
但是，能够看得出，多重媒介的社会后果，它的社会层面上表现出：越来越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伦理取于虚拟化的程度，也就是艺术化的程度。一切都无是无非。
虚拟世界的出现，虽然是因为商业目的与技术的期货式透支，但它在演示这样的一种伦理归宿。大量的NOVOKING和SECOND出现，人的这种电子“游戏”（艺术）会成为社会现实。
我的最新的投资决定是：在NOVOKING 上买一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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