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英国报业观察’ Category
星期一, 三月 24th, 2008
“同一首歌”是一档自己都没敢想要火起来的电视节目，并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之一。作为一种音乐整合销售的产品，销售目标主要是国有企业、边远地区、大型厂矿和一切在中国渴望流行的中小城市。
在一个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里，歌手对付盗版的方式，只有自己带着嗓子去现场演唱，以此来弥补唱片销售的损失。这样一种被动的商业诉求，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就像宗教朝圣一样，转战穿行，把福音带到一个又一个渴望流行商业符号的地方。
我要研究的案例却是中国的“两会”。
当“同一首歌·两支专辑”合法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们面前时，我知道，那些绷起来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在一瞬间突然消解，并在一种几乎麻木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共识性地接受了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一次冲冼。
这样的“政治贡献”，很像齐奥塞斯库在1980年代把美国的明星阵容强大的经典肥皂剧《达拉斯》搬到了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罗马尼亚。《达拉斯》像毒药一样解构了罗马尼亚的专治社会。
政治与宗教一样，都是在一定的媒介限制下制造合法语境的。圆桌会议表达的确是自由讨论的主题，主席台的设置突出的是权威；联合国圆形的安理会议事厅里，用这样一种平等的环形结构消弥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坐次的排序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教堂里阳光明亮的时候，上帝就不会在人们心中如此神圣；国防部如果是现代派建筑那一定是职业化了的军队。
所以，当同一首歌的两支演出开始的时候，委员们坐的是会议桌，半圆形地围坐在平常听讲话的演出台前。这样一个会场的道具主要有：1、荧光棒 2、在头顶晃动荧火棒的动作 3、一齐打拍子 4、献花 5、陶醉并同声歌唱。
这样一套道具与动作，是一个现代大众文化制造娱乐崇拜的全部手法，它与1960年代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挥动的现场游戏规则是一样的。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在制造极端情绪传染的传播语境时，全部的手法是媒体的手法，只是道具不同而已。1930年代的纳粹（军事）、1960年代的红卫兵（政治）、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会（文化），都是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运作的。
两个同时玩这种游戏规则的人在一起时，被动的一方在无意识间已经成为控制方的道具，这对于前者的意义消解
是惊人的。
这一天的晚会上，流行歌手们掌握的符号是：戴复古礼帽的街舞、穿超短裙的女生、弹吉它的民歌手、摇滚化掌演奏的民乐手、穿旗袍的女健盘手、唱中国歌曲的外国音手…… 这些符号对面的观众席上受到反作用的是：上千名两会代表、他们佩戴的红色代表证、军人的着装、穿西装的要员打拍子、军事代表挥荧火棒。
在一个政治充满神秘性的国度里，一场娱乐晚会就可以将白天的全部严肃意义一扫而光。作为会议的点缀，大众文化可以占据一个晚间或一个光线幽暗的环境里，迅速制造另一种语境，并且通过声光电的组合与他们的游戏规则，使被控制者入局并接受他们传递的全部流行符号。这样一个强大信息流的冲冼过程，并不是过去的文艺会演这样的民族艺术表演。
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正音”，在每一个国家国礼式的政治演出中，始终与其终极意义互相匹配。但在一个大众文化极度强大的国家里，“正音”的社会领域处在失语的状态时，大众文化几个回合便已将他们打败。
这一台晚会上有几个曲目：
1、潘长江父女的歌曲《好人好梦》，仍然东北大众娱乐文化。
2、《北京欢迎你》，老外打中国鼓、旗袍女士做健盘手，反串的意义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是流行文化的改造。
3、内蒙古演员的民族乐曲，采取了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的摇滚化改造。藏族阿佳组合《东边的草地上》与张惠妹的山地歌手的现代化改选一样。
电视晚会这样的大众媒介开进两会，使娱乐与政治这两个曾经互不相干的领域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并互相吸引其中的传播符号与意义元素。如果双方不是对等的，这是一种温水里煮青蛙的危险游戏，被游戏方操控的参与者以“输势”为最终代价。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纳粹在1930年代，曾经将种族理论与宣传理论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做成了德国上下的意识形态；红卫兵年代将毛泽东的歌曲从意识形态里艺术化；在同一首歌的会场里，穿军装的代表为跳街舞的时尚青年鼓掌的时候，同等交换的共识最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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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18th, 2008
每天早晨，THE FIRST CONNECTION这条线，从BEDFORD、HARPENDEN一路接上职业人群，向伦敦走去。这样一条像北京城铁的火车，早高峰时，也会有很多人站着。
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安安静静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报纸的阅读中：穿阿玛尼西装的印度人，如果是从HARPPENDEN出发的话，会拿一第橙色新闻纸的《金融时报》或者一张《卫报》看，老一点的家伙，吃力地翻阅一张《每日电讯报》。脸上长着粉刺的年轻人或刺青的东欧裔女人，手捧一张免费的《METRO》，在花花绿绿中寻找八卦以及与政治无关的东西。
英国的这样一趟火车，就像在西欧其他地方一样，100多年来，已经用阅读装点一节安静的车厢。在南英格兰地区，列车越是安静的地方，就是报纸销售量最大的地方，比如肯特郡，这里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要比利物浦和曼城这样的地方多出不少。
我在上一章写道：报纸是蒸汽机速度的社会中产生的大众媒体。这一章的主题是报纸是口语文化的埋葬者。这样两个大胆的学术假设，肯定会遇到多少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仍然以印刷速度生活的大学校园里。
麦克卢汉、伊尼斯这样的传播学研究大师，都是上个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受益者。他们在扩展大众传播学这一有趣的学问时，都从人类学研究中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样的人还包括汤因比、柏格森等等。不论是以国家作为样本，还是以部落作为样本，报纸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它把写在纸上的信息，以工业速度向所有的地方传送，并一举打碎了口语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传播方式。
信息写在纸上时，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分离活动，它将表达的东西与人的身体分开，以一种宁静的更理智的方式推送出去。这样一种伟大的转变，在半个世纪中就会将几代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完全的改造。“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了一咱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超脱的状态。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体—论人体的延伸》中这样为书面语和口语给出有趣的解释。
如果用老式的语言去叙述：西方的近代化成功，在于把他们的价值观有效地建立在了书面文字上。仔细地想一下，在一个口头语文化中，每一个人在传播和接受社会信息时候，都要把情绪与情感捆绑在语言中，这使得“耳提面命”的听觉文化一直牢牢地占领着人们的传播观。文字化的传播是一种视觉取代了听觉的传播，使传播者可以过滤掉情感与情绪的东西，直接抽取有价值的东西去解读。
虽然这样的叙述扯得有一些远，但是在判定报纸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的合法性与价值上，是不能缺少的环节。
从国家上说，西欧的读写文化比东欧要高，人们用“文明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西欧。在亚洲，日本是读写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学者们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时，只要提起明治维新，就会说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这个近代化实际上是一套书写文化的传播系统，其载体包括报纸（生产的信息）、邮政（渠道）、铁路（渠道的工具）。
推而广之，过去一百多年的社会演进史，从媒体的角度看，是口语社会向文字社会或深或浅进化的一部历史，这样的进程中，报纸是最功不可灭的媒体。报纸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文化中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是接受了口语文化的新知识传播系统。从英国与日本的近代化来看，以报纸为最重要载体，他们都实现了从口语向书面语的过渡。一系列的结果会让人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在亚洲，日本总是被认为最西化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近两百年书面文化运动，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对于当时落后的日本来说，是一次质的转变。1980年代的地理教科书中，对于西欧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地理西欧，一个是经济与文化上的西欧。在后一个分类中，日本是列入西欧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有趣叙述虽然已经成为一段短暂的知识，但它是解读日本近代化、现代化的秘密中，一个重要的文献。前文有述，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加速的信息传播运动。这样一个加速的传播系统中：报纸是内容制造商，邮政是最大的社会信息渠道、铁路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历史学家们会从工业化来解释日本的明治维新，可是，如果按照当时的社会口号，“开启民智”的书面文化建构进程，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这样一套信息体系。如果系统比较明治维新前后的中日洋务运动全部面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中国的全民性书面文化是一个短板，当然也包括没有成功的君主立宪。
日本的近代化信息传播系统，将信息印刷在报纸上大规模传播，给铁路系统反而减轻了压力，虽然那时一个铁路大扩张的时代。因为，报纸上的信息在铁路上运输时，就像这个社会最大宗的物资在上面运输一样。这是报纸及其带来的书面文化，使报纸在日本神圣化与合法化的保证。
尤其有趣的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近代化最典型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英国，而这两个国家确实是全球报业的两个典范。
在欧洲，英国至今仍然是报业未来探索的排头兵，英国有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300多万），也有欧美发行密度最高的严肃报纸群，它的《每日电讯报》在互联网的打击下，仍然有90万的发行量、《泰晤士报》也有60多万的发行量，《金融时报》的发行量现在还在不断上涨。在一个人口只有6000万的国家，报纸的社会渗透力之深，只有日本可以同比。
同样，在近代化的伊始阶段，报纸在英国的地位比今天还要突出。学者们总是追忆说，电视出现的前的时代或者说工业革命的顶峰时代，《泰晤士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每日邮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从当时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在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单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英国人以报纸作为进化自我的载体，越来越深入地建立了自己的阅读文化，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齐有序的组织。维多利亚时代是这个国家最为怀旧的年代，也是最为狂飙的年代，正如上一章所讲，蒸汽速度的信息传播使这个国家告别了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一个时代。
同样，因为一个以报纸为核心为基础的一套社会信息系统的建立，使这个国家在告别农业文明的同时，告别了口语文化。工业革命、君主立宪、报纸社会，这样一个三合一的社会也正是近代的国家形成的三根柱子。工业革命是自由市场的符号、君主立宪是民主政治的符号、报纸社会是思想自由的符号。
报纸的启蒙作用在那时已经完成。这正是近代化的一个重大成果。
日本同理。有趣的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报纸的神圣化近乎于夸张。
今天，创刊于1872年的《每日新闻》、1879年的《朝日新闻》、1874年的《读卖新闻》、1876年的《日本经济新闻》、1877年的《西日本新闻》、1879年的《京都新闻》、1898年的《神户新闻》，基本上都是明治时期在这个岛国文物般保存下来的近代化符号，并一直有效延续至今。同时，它们有效地帮助这个国家完成了书面文化的建立。
比英国还要厉害的是，日本在模仿欧洲的近代化过程中，动作往往更为夸张。作一个类比的话，这就像中国上海在1990年后的开放中，对于欧美与日本东西的接受也十分夸张一样。
比如，很多中国的总编们不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报纸动不动就会有上千万份的发行量，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报纸都是日本的。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地方报纸，在日本动不动就几百万的发行量。在中国，过百万的报纸，不算国家公款订阅的《人民日报》外，有几个还能突破百万级？虽然我们是一个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报业市场。这样的功劳，如果要追溯的话，要把账记到日本明治天皇的头上。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强力推行开启民智的运动中，办报与修铁路是并举的两项媒介化运动。今天，日本受政治价格管制的五种商品中，报纸仍然位列其中，了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报纸只要通过发行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不是让广告商控制报纸。这与英国的报业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百多年来，报纸是国家管控价格的商品，是日本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秘密所在。几乎日本的每一个家庭，早晨都是从读报开始的生活，即使今天电视与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订阅报纸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报纸帮助这个国家在一百年前开始了国民情绪与语言的分离，通过书面词，视觉生活取代了听觉生活，在大规模传递社会信息的同时，将社会训练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序列。
今天，历史学家们研究明治维新，通邮、铁路、办报被看作不同的几项运动，实际上，这三样是一个传播过程中的载体。在报纸建立的书面文化社会中，邮政作为渠道，就像今天的电信运营商作为互联网信息的渠道一样。而过去一百多年来，邮电一直是同一个母体，只是近来再开始分家。
报纸在日本正在完成了作为大众媒体的历史使命，而将之渐渐让位地互联网。这样的转变在英国也悄悄发生。因此，日本的小泉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推行的邮政私有化可以看作是对一百多年来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载体与工具，所做的最后整理。
中国的读者不清楚，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对于英国近代化的模仿有多么夸张。日本今天的公务员中，三分之一的人分布在邮政系统。可见在当时的历史中，邮政在这个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邮政系统让位于电信系统，就是报纸让位于互联网退出大众媒介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这样的一个百年史中，由于报纸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在一个发育的环节中，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社会的确立仍然是不完整的。
一个反证是：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大规模传播史，使书面文化深深地进入到了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英国人的写信就是一个“后遗症”。在一个发达的邮政系统支持下，写信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最重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作为书面文化，它的强势可以在〈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看得到。直到今天，〈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版都是这张报纸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报纸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这使得中国的读者很难理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即使越来越讲究互动的今天，中国的哪能一家报纸又给了读者来信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或次重要的位置呢？没有。还没有这样一张报纸。
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人们主动地接受商业报纸只是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地铁上低头深思的职业人中阅读报纸成为社会时尚只是在1990年代出现。但对于书面文化的渴望也只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那些供职于外国公司与互联网公司的人，现在对于邮件有一种格外的敏感。而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传统机构供职的人，有时好几天才会查一下电子邮件。同样有趣的案例是，在绝大多数人中间，电子邮件确立事情并不是一件可靠的途径，只有补一个电话口头确立，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一些更小的城市里，没有书面文化的社会还可以通过手机的使用来证明。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声音确认。这一点阿拉伯文化更为极端，只有口头的认定才是最合法的。这对于英国与日本人来说，最难以相信。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只是在两天后才报道，欧洲的学者已经对于这样的传播现象习惯了，亚洲的学者可能不解。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中，口语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正式、最合法的。
书面文化的确立，在中国只是小小的开始。2002年前后，中国移动的领导者们发现，短信突然成为年轻人的最受。他们解释为话费的节省是短信爆增的原因。这样一种误解是中国移动通信商为代表的那些愚蠢的老国企们常常犯的错误。
一条短信可以过滤掉通话中的声音、情绪、沟通语境，将口语书面化，是短信最深年轻人喜欢的原因。而在外国公司供职的职员们也发现，短信、邮件与老板的沟通比声音要更为轻松。这样一个自发的分离式社会传播，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这对于解释报纸作为书面文化的核心推动者理论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但也为未来报纸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一系统复杂的参数。
媒体研究学者们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近代化中，报纸这一环节一直是缺失的。在一个没有全面读写的文化中，书信不会成为国民互动工具，我们邮政系统从精神层面上没有像明治维新时代的邮政一样支撑这样一个系统。
亚洲的例子同样有趣。2006年的时候，亚洲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第三代手机网（3G），日本的NTTDOCOMO、KDDI，韩国的SK，中国台湾的中华电信、香港的和黄等公司都已经加设了3G网。
3G网的建设就像一个做了一百年的试验一样，告诉人们，这些地区哪一个近代化完成的是最好的，也就是哪一个地区的书面文化已经完全确立。2006年我在台湾参加了一个3G的国际会议，专家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是，对于3G手机业务的使用，日本人使用最多的是手机电子邮件，香港人次之，台湾人使用最多的是可视通话。
手机电邮是收信的延伸，香港曾经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它的书面文化比日本浅，但比台湾要深。历史在跨过一百多年后，都能看到当年报纸对于这几个社会的影响。虽然台湾的经济在亚洲也很发达，但是从社会发育上说，台湾并不是一个书面文化的社会。
这样一次口语文化的研究，是确立报纸在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中是最合法媒体的一个重要过程。我的结论是：在已经口语化的社会中，报纸作为大众媒体，以纸为介质的传播方式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并正在向小众的传播方向走进，但它可以向互联网做有效的转向。在没有完成书面文化的社会中，报纸的可能要继续去走这样一段路程，但这样的路程将是一个扭曲、复杂而局部的信息运动。中国的报纸创业者们不会再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再互联网的文字与图像传播这样一个更大规模的信息运动已经出现时，中国不会再有英国与日本式的大规模报纸传播历史了。
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它缔造的黄金传播年代有两个要素：铁路与书面文化。前一章我写到了铁路与传播速度；这一章写到了书面文化与书面文字的社会。
从这两个角度看，中国永远不会再有一轮像英国与日本式的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黄金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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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15th, 2008
“你太有才了”，去年春天，这是一个最流行的句子，就像北京满街的靴子一样。
“我要劫个色（音SHE）”，这是更早一年，年轻人开玩笑时喜欢的一句俏皮话。
“那就让大骡子大马歇了吧”，更更早一年时，流行率最高的一句俏皮话。
第一句话出自2007年的《春节晚会》，第二句出自2006年冬天的电影〈天下无贼〉，第三句出葛优主演的电影〈甲方乙方〉。
语言学家们现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互联网上的博客。好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一名专家，我想请他点评一下当下的一些流行语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来自互联网。语言像一粒生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呈现着完全不一样的长势。
物理学上也可以测试出一个新词语创造的速度：在口语的时代，它的传播速度是马的速度；在印刷时代，它的传播速度是火车的速度；在电视与互联网时代，它的速度是以秒为单位的。
新词语传播一旦以加速度运行，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时尚的制造器。这样的时尚指流行语、口头禅，它们既能做到所有人使用，也能做到亚文化群体使用。在中学生里面，它们内部的语言已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与外界隔离。
这个社会的两件外衣（一件是时装，一件是流行语），都是媒体治下社会的新皮肤。反对者可以摆出无数的理由，但是，我称它为社会的两件外衣是因为，它们都是每一个人的广告牌。人们把要表达的信息，图像化地表达在自己的衣服上；或者把它文字化地寄托一个流行语上。
非洲的部落元首，最早知道钟表这个玩意儿后，很多人把它带在身上。把时间带在身上的人，是进入大众生活的第一步，它是一种对于信息与速度的渴求。这非常像1980年代时，中国大街上很多年轻人把录音机提在手上，在自行车一路播放。
自从电视出现后，每一件服装都打上了一个时间的标记，有时他们会叫做“时装”，像米兰与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们艺术化生产的时装，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出售统一的思想口令，统一的符号新约定。这样的口令是图像化的，并且完全不对称地在传播。
流行语的传播比时装更为有趣，这是媒体一手制造的新大众文化形式。在好多人看起来，这样的新词语是俗一点，但俗的东西总是传播速度最快的东西。
这样一个原理还没有被语言研究者发现：媒体在制造流行语的时候，有效的分工令人拍手，传统媒体是原创者，新兴媒体是渠道。戏剧制造新语语的时候，电影是渠道；书制造的原创的时候，报纸是渠道；电视制造原创的时候，互联网是渠道。
新媒体总是旧媒体的渠道，这使得流行语在生产上是手工化的，量小质高；在传播上是大众化的，速度快效果好。每一种新媒体，都会使旧媒体制造的信息，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语境下，定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时，界限已经完全相对。书相对于报纸是精英的，作家认为记者编辑是浅薄的；报纸相对地电视，文字编辑总是认为图像编辑是浅薄的，这样玩笑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电视台相对于互联网视频，已经是精英的制作，视频网站是大众的。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电视台的主持人进入美国社会知识守望精英群体，更早的时候，做电视的人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这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报纸记者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一样。
媒体内容形式从文字向视频的转换中，媒体的传播速度从马速向电速的传播中，旧媒体总是成为新媒体的内容，新媒体总是成为旧媒体的渠道。这样的分工，能保证一个社会在文化的传承与演变中，始终保持一个匀速而不致于断裂。
新媒体比旧媒体更能促成大众文化的发育。在互联网出现十年后，春节晚会突然成为了一个怀旧版，于是互联网成为春节晚会每年最大的营销渠道。新旧两种媒体的杂交，使社会文化的力量突然呈现一种爆发式增长。
通过流行词语系统、通过时装暗号、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手机的接力传播，媒体轻松制造了新的大众文化，并且牢牢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
最有趣的一对矛盾是：娱乐圈的名人总是攻击娱记，这使得他们在道德上似乎很无辜。名人戴上墨镜躲避购买者（大众），是以摘下墨镜追求渠道（记者或媒体）作为结果的。人们总是说，他是一个名人或新闻人物，是因为他在媒体上“合法化”过，这使得一个好好活了几十年的人突然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名人与媒体的关系，就像生产商与渠道的关系，生产商强的时候，生产商是卖方；渠道强的时候，渠道是买方。这样一个过程是谁也不能离开的。
媒体是每一个人的镜子，媒体制造的大众文化也是这个社会的镜子。名人一旦很久没有在媒体上出来，意味着作为名人的他已经死亡。那些从遥远的地方进入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年轻人，如果他在生活中不知道最近流行什么，就像在深夜误掉了末班车。
“自恋”这个词语最早来自于希腊文NARCISSUS，水仙花。一名希腊的王子，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是如此的美丽，为追求美而跳入水中，最后变成了水仙花。水的镜子功能与媒体的镜子功能一样。媒体的极度发达，“自恋”这个词越来越成为人们挂在口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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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9th, 2008
我在《英国报业观察》这个专栏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一百多年前就打碎了传统社会后，作为大众媒体，报纸在互联网出现后，正式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报纸并没有因此死亡，也不会因此死亡，报纸的方向是：转入小众媒体的阵营，以艺术化生产的方式，生产核心与高能量信息。
作一个类比，这样的生存方式就像电视打败电影作为大众电子媒体后，电影转入艺术化生产一样；就像电影打败戏剧后，戏剧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一样；也像报纸打败书后，书的生产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一样。
我最喜欢研究民国新闻史，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基本无设定条件的确新闻传播中，作为媒介的报纸，在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价值，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样，都有过作为大众媒体的轰轰烈烈的开疆拓土的战功。
我定义的大众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它是速度最快的强势媒介。在电报出现前，报纸的速度是蒸汽机速度，这是工业革命的速度，这个时候，报纸是大众媒介；在互联网出现前，电视的的信息传播可以不过夜，以小时为单位，电视是大众媒介；互联网的理论传播速度与电视一样，但实际速度是以分钟为单位的，在互联网成为大众媒介后，电视也成为小众媒介了。
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样的历史早已书写。当一种媒体越来越碎片化传播时，它必须放弃作为大众媒体的全部新闻理念，转入艺术化生产状态，去生产为小众服务的新闻与信息。
这使得作者在研究英国报业史、日本报业史、民国报业史中，发现了同样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作为大众媒介，报纸以火车的速度传播信息时，悄无声息地打碎了一个又一个传统社会。“办报运动”可以开启民智，交通信息，无论在日本放开门户、英国确立欧洲的商业中心、民国的洋务运动时，它挑战的第一个社会结构是，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以及这样一个建立在口语文化基础之上的，以人的步行速度单线传播信息的社会。
写报纸研究的文章时，这样的历史回溯往往让人感到乏味。可是，你可以在身边找到那个社会的遗迹。正是因为它的慢速，才能作为历史的碎片来关照一个高速传播的社会中受众的心理。去一家酒吧看看吧，上海的酒吧里总是喜欢向每天来这里打发时间的职业人展示旧上海的生活。电车、火车、人力车，这样的情景可以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的空间里，配以幽暗的灯光，把时间的速度放慢。这样酒吧文化，从传播学上去理解的话，可以看作，它在用蒸汽机时代的社会速度，来抚慰今天高速信息传播统治下的人的生活。
英国即使在乡间酒吧里，也总会出现同样的蒸汽机时代的追忆照片。那时火热的工业革命的一切文字与图像，正是报纸的速度。报纸的速度和纸的原始感，可以用来抚慰人们的快节奏生活和电脑作为介质的光线刺激。如果是南英格兰地区更传统的酒吧里，会有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祖母，正在农家的院子前，用针线和额头的皱纹告诉你，这是农业时代，这时的信息传播是步行与马车的速度。
今天面对的大上海与蒸汽时代的英国老照片，是对电视人与电脑人的一种媒介关怀。但是，在一百年前，当工业革命盛行的时候，那时，报纸是社会主流媒介，每一个绅士都在街头读一张《泰晤士报》或在上海滩上有《申报》的销售时，一家酒吧里关怀职业人的方式有什么呢？一定是马车和田野的教堂。
研究报纸的人，如果不能从酒吧里取样，就可以从人们的家中取样。在那样的大家庭时代，一张康斯坦察的画作，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样的媒体研究线索。
乡村解体的时候，乡村油画是对于工业速度的抚慰。能够发现慢速艺术意象去抚慰蒸汽机速度，这是康斯坦察成为工业革命初始时英国大画家的一个因素，无论是在英国的南部还是北部，面对着一个工业巨人魔鬼般地到来，祖母时代的乡愁，成为每一个生活在工厂时代的人无尽的回溯。这样的追忆，今天还残存在中国被包养的体制内文人的心理中，他们的乡愁残梦与他们的心中的生活一样，仍然只是以步行速度在传承。
今天，在英国的国家美术馆还是泰特美术馆，康斯坦察的油画都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大家。美术研究者作出的只是美术评论，在媒体研究者看来，那样一个维多利亚早期的时代，早已终结于工业革命，终结于报纸的沉重打压下。正是报纸，解构了以神圣文化价值观与村落式生产为特征的英国农业社会、法国的农业社会和日本的农业社会。
近代化越是彻底的国家，报纸对于传统社会的碎裂作用就越为明显。
在凭借蒸汽机的速度大规模传递信息时，报纸解构了传统社会，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即使在不完全发育的民国报业中，历史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2001年，北京的〈经济观察报〉创刊时，它的广告就怀着这样一种历史紊乱的矛盾。它的一则广告引述了19世纪一位欧洲学者对于报纸的评价，以此来作为自己的广告，广告词大概是这样的：看看报纸吧，现在的报纸值得一读。如果去掉报头的时间，这样的广告词应是民国时的中国报纸广告。
当《经济观察报》至今仍然以每周一期的速度发行时，互联网已经做到以分钟为单位来传播信息。时间上的错乱，是中国在2000年前后创办的一批报纸在补内容功课，但作为媒介的报纸来说，这样的口号已经是神经错乱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插曲，除却政治与社会因素外，就像电影〈再见列宁〉一样，柏林墙早已倒塌时，病中的母亲还在梦想着无产纯粹价值观的到来。
汤因比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中对于媒介这一领域的无意但深刻的介入，实在让人感到吃惊。他在定义信息与社会的关系时，曾经用到了“速度”这个词语，他说，加速度这一问题将物质问题转换成道德问题。这一论述在报纸出现的时代，就像本文中不断提及的蒸汽机速度一样，使报纸在大规模传播信息的同时，打碎了一个传统社会。
历史学家们会将工业革命前后社会变化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作为社会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者，“润物细无声”，报纸用加快的速度，把形形色色的社会丑闻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层出不穷的风化败落的消息，密集地放在一张纸；，把财富激起的各种欲望故事放在一张纸上；把社会最阴暗的一面搜集出来，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村落以外的世界密集地放在一张纸上；把挑战〈圣经〉价值观的新社会思想放在一张纸上；把挑战农业社会伦理与秩序的事件放在一张纸上。这样的信息快速运转的时候，可能每隔几个月就能使所有的新闻传播于国民而再重新刷新一遍。
100多年前，凭借报纸，社会信息这样的密集传播使以年为生产周期、以村落为生产区域、以宗族为生产群体的农业社会无法承受。100多年前，凭借报纸，社会信息的这样的挑衅性的洪流，使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也一点一点地打碎。即使它迟滞在非洲的传播，也使一个部落受到了信息的残酷冼劫而开始渐渐地非部落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制度框架建立在对整现实—-宇宙和社会—–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无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它对应的是一套价值观，幸福与享受、正义与忠诚、责任与义务。在报纸的大规模扫荡到来前，康斯坦察画作中的农业社会，是英国乡村的最后一缕炊烟。在他的作品串，缕缕出现的庄严的教堂、晚归的农人、宁静的家庭，在那样一个时代面对报纸时，都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同样的反证路径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还有一个群体是以报纸作为大众媒体来接受生活的，这样的社会解构的管程度还不够彻底，比如北朝鲜和一些封闭的国家。如果还有一些群体以报纸为大众媒体来接受信息时，他们一定不是新媒体的使用者，比如老年人群体。这样的人群终究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祖母一样，成为历史，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
传统社会的根基在与文化天国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的根基在于现实生产的合法性。受到信息重创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系统。在报纸的打击下：慢速的神话传说消失了，所有人的群体自白不敬鬼神了，上帝世俗化了。套用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口号，办报叫做“开启民智”。
从文化上说，仅仅依靠报纸，让人们走出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很难。但报纸附着在蒸汽机上时，它对于蒸汽机服务的生产方式的巨大信息支撑，使得工业发展的速度不断冲击自身能够达到的极限。这样两重的联合打击下，传统社会慢慢地成为碎片。
作为大众媒体，报纸的这种伟大的传播特征，就像今天人们惊讶于互联网一样，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每一个社会结构中，报纸的传播行为震撼了知识界与统治层。报纸以一种“马赛克”组合式的方式每日传播新闻，保持了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整体性，麦克卢汉用这样的一次信息革命式空谈去解释，报纸如何使埃及这样一个部落制社会得以团结为一个整体，同样，它如何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海上国家，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更边远的中东、近东与远东。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报纸能够每日干预生活”，也是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时代作出的结论。
那时的报纸，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使蒸汽机轮子与纸张完全匹配，使一个王国缩小，使一个村落扩大，使一个无知的人博学，使一个博学的人无知。借助新闻，蒸汽机车将社会大宗物资的传播首次变成了信息传播，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的加速度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它一旦超过了农业社会的心理接受速度时，就会成为严重的破坏力量，这正是汤因比的名言，为什么信息加速度时就会使物质问题变成道德问题。
媒介学者在研究100多年前报纸作为大众媒介的黄金年代时，都强调，中央集权国家的维持与报纸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分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连续性提供新闻。这在步行速度时代与封闭的环境中，是一件惊人的事情。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这本书中，用群体独白来形容报纸在密集传播信息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感觉。
不同的消息拼在一起就像群体在说话一样。这样的传播方式今天仍然是报纸的武器之一，书就不是这样，书是个人独白。作为类型的划分，报纸对应着工业社会，书对应着农业社会。
今天回头去看，工业革命前后的整个欧洲的传统社会，都在报纸与工业机器的作用下，慢慢地碎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方化程度最深的日本。报纸的每日传播、新兴的邮政系统、铁路的蒸汽速度，这是报纸作为大众传媒黄金年代的三个必须条件。
正是从上面的“三点论”看，今天中国报业管理者，如何还不能走出这样的大众传媒迷雾，把报纸当作一个手工化小众媒体去艺术化经营的话，实实在在地已经看错了方向。从这一点上说，报纸要向杂志学习，电视要向电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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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6th, 2008
我是“鸟巢”坚守的支持者。刨去门票与观光收入，北京从“鸟巢”上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鸟巢与天安门一样，将成为这个国家在建筑上的第二象征。
建筑是一种媒体，犹如汽车是一种媒体一样。一个职业人在户外的媒体生活，除了汽车外，还有建筑。他们当然捆绑了并挽救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媒体。私人汽车挽救了广播，地铁挽救了报纸，建筑使江南春这样的人把分众传媒做到了电梯与厕所、食堂与会客室。
建筑本身传达的媒体的“讯息”价值已经是学者们认可的。故宫这样的建筑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走投无路，因此，中国式建筑也走投无路。再往后，没有谁将这样一种媒体在形式再发扬光大。
北京这样的城市曾经在寻找建筑的媒体性格上，残留着体制内的陈旧自卑。数年前，我在北京宣武区的一个会上，一个范围很小的会。它的一名宣传部长朴素地渴望说：宣武区为什么要修一个传媒大道？我们希望现代的气息也能吹到我们宣武区来。
这样的一种对于建筑的讯息价值的渴望，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管理者们看来，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请注意，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形象指标是：玻璃建筑。对于亚洲的受众来说，读取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是玻璃建筑与摩天大楼。
现代化与西化有时候可以划上等号，尤其在受众的意识中。这使得日本人把玻璃建筑当作第二次明治维新的标识，并因此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线。东京是一个玻璃建筑与明亮颜色装点的城市，这样的外形，像服装一样，传递经久不息的社会符号，这是建设的媒体价值。
同样，作为一种建筑材料，玻璃、钢材与明亮的颜色组合下的建筑，成为大众文化的指定建筑似的。的确，它与橱窗、户外广告、流行音乐一样，是大众文化重要的媒体传播阵地。每一个中国的地方城市，都喜欢把这样的建筑形容为他们的现代生活象征。
在一个人为组织起来的行政中心里，我是说这样的城市本来就是一个行政中心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城市，比如石家庄、兰州、郑州这样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的地方。称为现代的建筑是透明的和闪耀着光线的东西。
所谓现代建筑这样一种浑身是工业味道的东西，就像一个城市里年轻人的大麻。
它的一个潜在逻辑是：所谓的现代建筑是对于压抑生活的一种反叛与消解。这与1993年之后，上海滩上的老房子突然身价百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人只是向东看到外滩的云彩在摩天大楼的顶端，这样一个名为现代图景的东西。而饮用咖啡与银行家的生活，在一个欧美游客看来应当是外滩发生的事情。
2007年月国庆节前，我在上海虹口区的一间酒店里看电视，名为第一财经的频道里不断放出的是江南丝竹的音乐与浦东的楼群。这正是多数上海人理解的现代化。
有趣的是现代建筑也像戏剧、电影、摇滚乐、先锋美术一样，媒体化工关怀着这个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如果需要反证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在一个中国古典式的建筑里总是要喝茶，而在一个玻璃楼里面，咖啡店是小资们的喜欢的去处。
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力图走玻璃式的政治与经济，以此来打碎压抑的体制内政治空气。新式建筑在媒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满足了人们的诉求。
最明显的确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北京东二环的一个接一个国有企业大楼，都是形形色色的玻璃建筑。依靠明亮的窗户与简洁的造型，这样的媒介就像房间中的画作一样，给主人一个永恒的心理校正。玻璃楼是这样一种诉求，它使垄断企业的员工更多地获取与对面的MICROSOFT办公室一样的工作幻觉。
虽然在这样的玻璃建筑中，他们仍然用电脑打出文字签字，以印刷的思维方式工作与办公，但他们充满了对于明亮的现代生活的诉求。作为媒介，建筑在这里消解了作为一个垄断国有企业的很多意义。
玻璃建筑支撑了大众文化在一个城市的地位。明亮的光线消解了严肃的意义，透明的空间减去了阴谋的色彩，变形的设计打碎了板正的体制内规矩。这使得人民大会堂旁的中国大剧院与英国苏格兰的议会一样，自身的空间构造与外形，已经表态说，要对周边的传统建筑作一次反覆。
法国的保守主义者只是最近才咬着牙接受了中国建筑师贝聿铭对卢浮宫入口的金字塔式设计，就像中国的老革命家咬着牙接受了法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设的这个红旗下的“蛋”。这就是媒体的解构价值，它与传统对峙的时候，完全换上了大众文化的全套语言，娱乐、简单、开心、自我、浅薄…………当然，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这都是褒义词。
鸟蛋与鸟巢，北京的新“二鸟”，作为媒介之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就像一部电视机之于一个家庭主妇的意义。反驳者会说：电视有电视节目而成为媒体去影响这个社会，新建筑凭伯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凭的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造型每天对一个观赏者的心理刺激。这就是媒介的“讯息”意义。
过去的奥运会是运动员的奥运会，现代的奥运会不是运动的员的奥运会，是观众与记者的奥运会。全世界几万台摄像机对准北京的鸟巢拍摄时，这座建筑获取的收益就仿佛把时间打包压缩了一样，使它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走完了一般来说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品牌与价值积累。这只是鸟巢的第一个收获。
我读过的最新奥运报道中，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欧洲记者，他们总是以这样的口径表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小心地准备着他们的这届奥运会。这样一个保守的斯大林式的政权，开始向世界招手。鸟巢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它将成为中国的新符号。这与古老的紫禁城在一条线上的建筑，将迎来全世界的观众。
在这样的《纽约时报》式新闻语境中，鸟巢就像毕加索一样挑战传统美术。
从媒体意义上说，北京的奥运会最终将在未来几十年的历史风雨中越来越淡出人们的意义，最终留下的象征符号可能只有一个鸟巢。在一个电子信息传播的世界里，在一个大众文化已经决定性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中，媒体的形式比内容似乎更加重要。一个人也好，一个建筑也好，最终留给别人的是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符号而不是其他。
名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名人，而并不是什么。大众媒体使名人在为人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有趣的思想生成非常像1930年代德国人认为生理上的种族优越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观，而在1830年，英国人认为经济名利是社会的终极动力，也像1730年，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认为科学的哲学观是人的终极价值观一样。
书造就了1730年的认识，报纸造就了1830年的认识，收音机造就了1930年的认识，互联网造就了我们今天对于名人、名星、名流的认识。建筑也没有逃掉我们在这样一个价值观下面去论述它。在电视与互联网这样媒介之一下，对于建筑这样的传统媒介的需要，就像对于相声这样传统的艺术形式需要一样，越来越多起来了。欣赏建筑是畅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最重要的是，信息的高速传播越来越使每一个物体呈现密集的信息分布状态，大家最终比拼的是谁的能量衰减的更慢。这样看来，鸟巢作为一种媒介，它的信息能量几乎是核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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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2nd, 2008
1980年代时，文学还是社会的思想暗号。
1990年代时，文学是社会的情感暗号。
2000年代时，文学是一个群体的生理暗号。
这样以十年为周期的分法，是不合理的。一个社会肌体的发育，往往以一代人的细胞式死亡作为退出历史的记号为基础的，但这样一个肌体的发育被制度的传承作为惯性的残留要对冲掉一些活力。这使得大众文学的界限分法十分混乱。
1993年时，《废都》就是以一部“黄书”的身份出现的。但我坚信，贾平娃与路遥无法超越他们的时代性和地域性。1993年，邓小平南巡时，所有制的转变对于社会结构留下了潜意识式的改变，今天仍然在继续。哈贝马斯在解析五六十年代的欧美社会转变时，已经深深地洞见到了这一点。
在一个大众社会渐渐取代将要散架的“传统社会”时，经济制度上的所有制，把自己从一种政治性降低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60周年的论文中，这一概括可以关怀今天来讨论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在1990-2000年代，在中国变化的一些小小的遗迹。
《废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文化，面对所有制的一夜转变，所做出的内分泌失调式的表现。感谢艺术家，用他们潜意式的触觉，提前感知到了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的解构在中国悄悄的发生。
《废都》就像一个物种的即将消失，预知气候带的历史性转移。至少，关于毛式的混合着社会主义与传统农业社文明，在中国慢慢地散架，慢慢地失去合法性，慢慢地进入转型的浮躁，慢慢地进入焦虑的年代。
1993年这一年，陕西作家群，为他们代表的古典式黄土地文化作完了晚祷，他们负着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在面对所有制的变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式，几乎倒塌。
1993年这一年，卫慧可能是一个中学生，郭敬民也只是一个中学生，王朔已经度过了他的创造高潮期。
虽然无法获得一个有效的测量模型，去量化地计算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化程度高低。如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以100为标准值，贾平娃50，王朔是70，郭敬民是90。分值越高，受广义媒体与现代社会符号系统的影响越深，越深入大众文化。
作为社会暗号的1980年代的文学与代表的作家，在大众文化面前，不能转型就全部退出历史。纯文学杂志在1993年前后几乎快要死亡。就像东北的纺织企业这一年风雨飘摇，而江渐的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作为社会暗号的纯文学退出了历史，它是被电视与报纸联合打击下而出现了暂时性休克。
那时的纯文学必须放弃自已以精英面目的出现。《十月》与《收获》后来只是在中国行政区划中县一级读者里还残留着一些影子。一目了然，它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育状态与群体。
今天，再寻找百万发行量的《收获》与《十月》是永远奢侈的时间，但绝不是悲哀的事情。大众媒体在1990年代末已经有效地接受了纯文学刊物的思想阵地，初步经营中国的大众文化。肥皂剧，无论来自港台还是本地自产，以图像的方式越过文字，真正进入了大众生活。
毛泽东笔下的那个为人民服务，是电视首先帮助实现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不可估量的。1980年代初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中，东京的高楼、巴黎的生活、高铁、时尚的中学生、圣诞节的庆祝、关东平原的电气化发展、博爱、人道主义、流行……这样一个密集的信号群体，经过小小的黑白小电视，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的种子。
在一个准备开放的系统中，这些信号民的刺激可以寻找到社会的出口；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迟早会以革命的方式，迎来新的大众文化。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在1980年代引进的美国肥皂剧《达拉斯》，在这些衣衫破旧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国里，即使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村孩子都有自己的粉丝。1990年前后，齐奥塞斯库被造反推翻并处以死刑。
那时，罗马尼亚的年轻人不但看《达拉斯》，也听披头士。电视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埋葬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
今天，80后这样的亚文群，是大众文化高潮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媒体治下的碎片文化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出现，这是传统社会解构的一个小小纪念。
郭敬民的《岛》有20万的发行量，每一个省级作协的纯文学刊物超过5万的请举手？在它的粉丝中，这是严肃的文学。这是亚文化群体中，关于艺术的合法化规则。他们的父母还会布置他们去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或者去读鲁迅的杂文吗？真是岂有此理。
媒体治下的大众社会，在年轻人这样的承载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中对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担忧，也是精英对于大众文化的担忧，都是岂有此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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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二月 28th, 2008
无论如何,在电脑上写作新闻,然后印在报纸上传播,都是一件轻易想不明白的东西.就像把东西在汽车上拿下后,放在马背上慢慢驮送。
2004年，关于报纸是否死亡了的争论最早发起时并不在欧美的新闻界，而是华尔街。资本先瞻性地预见到了，报纸稳定的收益曲线突然掉头向下。报纸死亡了吗？这样的命题提出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在西方终结了。
蒸汽机将产品以物理速度快速运输的时候，它也将信息以蒸汽机速度传播。在100年前的传播语境中，大规模的传播速度是可以测试出来的，火车有多快，新闻的传播就有多快。那时，区欧洲的西海岸、中国的东南沿海、日本的东海岸，包括全世界每一个靠近海洋的工业起源地，把新闻分布在纸上，用蒸汽机送出去，这一套传播系统，正是100年前和谐的传播环境。
今天对于这样的新闻纸的焦虑，除了华尔街的分析员外，是报纸的从业者自己对于速度的失望。知识传播者的焦虑总是要怪罪于速度之憾。加速度的传播使那些抱着大规模传播的野心然而在速度上又力不从心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那样的工业时代，景象是多么的美妙。一张《泰晤士报》就可以有数百万的发行量，成为一个国家的视觉中心。
确实，现在不得不从速度上重新对于媒介作出划分：报纸是不折不扣的工业革命的符号，并且是工业文明的载体之一。
给出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坐标来观看，下面所有的意象都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工业革命、机械、蒸汽、印刷、报纸、阅读文化、产业工人……这一系列构成的图景在100多年前的欧洲、北美与东亚发达地区，都像一幅图景一样展开。工业革命治下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缔造的工业文明，像一个闭合的系统一样，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和谐图景。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在报纸的信息速度下，分别书写了自己在上上一个世纪末和上个世纪初的历史。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工业人需要创造他们的功能性社会。但最初的这些工业人的塑造则是报纸治下的社会一点一点重塑而成。
今天的英国北部工业区，无论是利物浦还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工业革命的烟囱已经停止了呼吸，马克思笔下那个残酷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重新用艺术、旅游、服务业这样的东西来抚平过去的记忆。但是，150年前的英格兰北部，成为英国的世界工厂时，报纸的传播使它成为一个步调统一的超级大机器。
在英国的伦敦地区，这里是工业革命的指挥中心，它以信息为弹药，以报纸为炮管，打败了封闭的市场，从荷兰手中夺过了欧洲工业与商业的话语权。这样一个指挥中心里，伦敦的舰队街是那个时代感的社会大脑。
甚至在30年前，这里还是报社林立，在工业革命的后期，舰队街的纸和笔改选了这个国家的市场完整性，确定了这个国家的信息传播步伐，确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信息消费方式。那时的舰队街就像今天的华尔街一样，是社会话语权的中心。
今天倒过头去想像报纸的当时的生存语境，就像倒过头去想为什么侏罗纪是恐龙更自由生活的时代一样。20 世纪初前后的那些年代，报纸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媒的身份亮相。它开始悄悄地涵化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社会。报纸信息的传播范围有多远，人的迁徙范围就因此而划定界限。
虽然那时还不是完全的大众社会，但是信息的开放为识字者提供了思考的权力。翻阅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报纸传播史的一个小小缩影的话，下面的叙述总是在证明我们前面讲述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中，蒸汽与报纸的都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体制内精英，发起的洋务运动中，通常的手法是造船开矿通商，办报以启迪民智。
报纸在启迪“民智”时，已经为后来电视开发出大众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埋下了伏笔。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语境下，启迪民智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在一个精英控制下的社会里，它需要制造一个非口语文化的传播。
书籍时代的思想传播开始让位于报纸时代的新闻传播，这是那时一个伟大的转变，它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更核心的表现是传播速度。“书到手的时间总是太晚“，在二十世纪时，阅读者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直到1980年代初仍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1980年代初的纯文学刊物动不动就一百万的发行量，是以书的形式来传递社会信息。
文学批评家们确实不认同传媒研究者的上述观点。但是，青年们在书中寻找到社会信息的渴求，是一种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这样的抽象的表述需要一个比喻才能幻化：在一个封闭的乡村社会里，父母们在太阳落山后就可以早早地休息，孩子们却总是在夜色下迟迟不肯入睡，青年人喜欢在街上或村头行走，这都是捕捉信息的冲动。
20世纪初的社会，报纸是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这就好像在宣告说，新闻编辑取代作家成了这个社会思考的大脑。麦克卢汉在1964年已经发现了这个伟大的转变。在欧洲成熟的文化中，一个EDITOR受到的社会尊重就像1980年代一个作家在中国受到的尊重一样。
社会把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报纸的编辑之后，给他们以极大的社会权利。这种以新闻自由名义获取的权力，这样的权力着实建立在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把关人”来给自己加以勉励。 《泰晤士报》之于英国也好，《大公报》之于中国也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也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也好，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工的语境下，编辑外包了社会思考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报纸是工业时代的符号，那么社论就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符号。编辑用社论终结了作家的评论。中国的民国新闻史中《申报》、《晨报》这样的新闻媒体中，作家的笔政力量在当时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再往后这样的时代便结束了。编辑取代了作家。今天，很少再有中国的作家，像一名编辑一样总是围绕社会热点发表评论，作家在信息传播中已经边缘化。
这种知识的分工是报纸一手促成的。在欧洲，它在一开始，就将一批知识分子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参与知识的社会分工，成为自己的重要传播武器。
100年前的报纸欧美新闻史中，铁路与纸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弟兄；就像100年后，互联网与视频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兄弟一样。铁路帮助报纸在确实欧美社会的早期结构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互联网在今天又帮助图像这样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立下了功劳，信息的快速，使图像的信息载何正在慢慢地超越文字。统计一下你每周看到的图片、图像，换算成时间，就可以算出来，我们今天生活中，什么媒体与内容在统治人的思考。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铁路网，也是一张报纸的渠道网。舰队街的隆隆机器声中，印刷出来的新鲜报纸，通过铁路，在一个小小的岛国，快速分送到坎特伯雷、康沃尔、威尔士，向北送到、曼彻斯特、利物浦、哥拉斯哥，然后向英格兰。在一天的传播时间中，报纸可以在当日实现一次全系统的传播，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它在一天内就能实现一次信息在民众中的大循环。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惊人地仿制了它的这一系统，并且在这样的铁路网上，快速地运输报纸和它所附载的信息。报纸与铁路这样媒体实现在杂交后，对于日本社会改造和英国几乎可以用同样的参数来衡量。
工业革命的扩张的动力就是新闻纸附带的思想与信息的动力。《泰晤士报》在更早的时候，一个头条可以让一个欧洲小国发生一次政治震动，生动地为我们举例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力量与机械硬力量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今天，《纽约时报》的影响力虽然在减小，《时代》杂志的影响力更小，但他们同样，通过飞机的更快传播，为全球政治设置议程。
今天，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互联网治下的社会，如果寻找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报业大佬，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默多克，也是因为20世纪福克斯、福克斯电视、MY SPACE这样的电子媒体而不是《太阳报》、《泰晤士报》而成为大佬的。
但北岩爵士（NORTHERN CLIFF）却是这样一个人。在报纸为大众媒体的统治性时代，北岩因为报纸而成为一个英国历史人物。探索是因为还没有看清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相，北岩在20世纪初对于报业经营与报纸功能的探索
，像一个断层中的化石一样告诉我们，那时，报纸的能量像岩浆一样。北岩就像1980年代初的比尔·盖茨一样，在探索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东西。他一手创造的《每日邮报》至今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并成为英国报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北岩也因为对于报纸传播的先进理念的掌握，使他在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了一个宣传家。拉斯韦尔在写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时，对于北岩的宣传术做过仔细的研究，这样东西今天已经成为了显学。如果对照罗森斯代尔在2003年帮助美国设计“植入式”采访技巧以对付互联网传播的做法，两个人就像两个字母一样，拼写的形式就代表了价值观：北岩代表了报纸时代，罗森斯代尔代表了互联网时代。
今天，面对GOOGLE和 FACEBOOK这样公司，微软的生意都已经不是探索了，何况乎报纸。但1900年代前后的报业就像IBM控制电脑时代人们关于信息的全部想像一样。强大到足以让人敬畏的地步。
北岩的报纸王国对于100年前的英国国民精神涵化，就像比尔·盖茨参与贡献的电脑与软件使用对于美国国民的涵化一样，都是有特定历史时斯的特征的。而这两个人物所代表的媒介，却已经相隔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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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二月 17th, 2008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研究文化现象时,总是忽视了传媒.他们忘记了,媒体是300年来刺骨般雕刻了我们的东西.在一个集权国家中,传媒是一个管制下的敏感政治领域,它是喇叭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像时间一样的社会雕刻师.
马克思主义者从哈贝马斯那里找到了一些灵感,但这些研究者看到的是媒体真相吗?忘记报纸和新闻联播,他们是喇叭.我们的大众文化从哪里去寻找灵感:流行歌曲、时装、商场、橱窗、电视剧、盗版的光盘、先锋剧场、酒吧、地下乐队的演出室、个体互相交换文化符号的中学校园、电影院、这个时代的新图腾音乐会、钱柜KTV、卡通杂志、手机短信，还有最最重要的互联网。
这就是媒体。
1980年代初的时候，一张磁带录制的香港音乐，就已经悄悄潜伏进充满苏菲神秘主义宗教氛围的西北，也沿着茫茫大雪覆盖的青藏公路，在西藏朝圣者走过的路上，播放轻浮与人情。流行音乐这四个字是它的身份证，划出了地理的空间。
只是观察这样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宗教者的无偿获取的面包。同样，大众文化一旦为宗教作出阐述，就像魔鬼帮助人治病一样，一点一点地打碎神秘，悄无声息地帮助它完成了世俗化。
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如果只是研究宗教区流行音乐的话，它已经把数学式的映射写在两个同为文化现象的事物上：一边是大众流行文化，一边是宗教。大众文化阴谋地参与了宗教的世俗化，世俗化的宗教为大众文化反而披上了图腾一般的外衣，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欢呼的人群，与为偶像而哭泣的年轻人，就像在进行另一种宗教仪式一样，有偶像、有现场、有仪式、有终极追求。大众流行文化企图想在音乐中表现终极。流行歌手郑钧在《回到拉萨》中这样唱道：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冼 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这是传媒社会治下的大众文化归宿：轻俘然而认真的“宗教麦当劳”。
流行音乐传播者，是以信息先锋的方式生活在一个传媒治下的社会。他们只是在比较：谁更快地走在别人的前面。速度是信息传播的生命，速度也是逼近绝对价值“天花板”的推力。
传媒的加速度传播逼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提前而且思想内分泌完全紊乱地追求终极的思想方向。
佛教就像是亚当斯密笔下的古典自由市场经济一样，以开放迎接一切东西，没有任何门坎。西藏主题优先成为中国音乐人的第一精神归宿。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十年里尤为引人注目。宗教文化一旦进入观赏者的视野，并且成为照相机下的目标时，它就悄悄地带上了表演性而世俗化地苏醒，就像企图要化妆的女人。
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中，一个南中国的小乡村里，名为程铁妹的小女孩，一脸严肃地通过翻译者问前来下放的女知青，你的衣服是从哪里买到的？衣服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里，是一个与外界沟通的符号，它一定携带了大量的文化符号尤其是流行文化信息，而在视觉上企图要打开这个乡村。
我不只一次地说过，传媒就像一只魔鬼的手，它悄悄地拆解因为封闭而得以木乃伊般保存的文化。在人类学家们看来，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实。可是，在一个国家以经济为名义而不得不改变的现实中，云南的泸沽湖和西藏的天路社会，都成为了“镜中人”。
他们起初为游客而自由歌唱，他们最终要为游客而职业歌唱。
泸沽湖的女儿国、西藏的歌唱者、巴勒斯坦的街头游行，在面对摄像机与传播媒介，自己成为了游戏者与游戏观赏者。半岛电视台生存在阿拉伯世界的合法性正在这里，虽然它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但白天流行晚上观赏镜中我，已经在阿拉件半岛的世界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游戏。宗教、准宗教；初步发育的社会、不发育的社会，因为传媒这样一个参数的改变，而做出全部的改变。
我的父母亲现在一定感觉到他们的教区突然缩小了。作为中国西北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四大门宦之一，嘎得领耶教派在关亭地区这样一个中国西北贫穷的山区来说，根深深地扎在民间。口述的历史可以证明：清朝同治年间传播于这里苏菲派，“坐静”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个在深山里的“静房”因为一条公路、一条电力线、一座手机信号铁塔，突然间好像进入了闹市区。
公路、电线与手机打开了这样一个地区，地理空间急剧缩小，世俗化开始加速。人们在哪里能寻找到苏菲传播区的社会突然变化的原因呢？
他们没有想到手机吧。SP的各种商业信息和不良短信，对于一个只是以电子方式延续了口语传播的群体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年轻人通过短信传播从更远的地方交换来的色情段子、美女照片、打工信息、过年短信、商业广告、政治GOSSIP、乡村诽闻、宗教事务…………
手机的突然入侵，加上电视的视觉化冲击，使嘎得领耶教区的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地方、在文化传播上成为一个虚拟的地方。只有我父母亲这一代人还在延续他们的价值观，但时间会让他们携带着价值观而离开这个地方。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社会，像一把刀子一样，悄悄拆解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父母亲在今年的这个春节讨论了这样一个宗教问题：在晨礼前，有两套苏菲的附加拜功，它要求在没有灯光的时候做，这样你可以在黑暗中，眼前浮现自己的宗教导师的仪容。母亲坚持在灯光下做，认为只要心诚则已。父亲认为这样违反了礼拜的合法性。
他们问我答案。我想起了麦克卢汉的那句话：电光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它自身不带有任何媒体的东西。可是，电光帮助人们发现了媒体的路径。在明亮的灯光下，我母亲能看到电视机，能看到他装修房子时从银川买来的大理石、能看到商业标志的钟表，这一切一切的社会信息，已经潜伏在了她的五官周围。
苏菲嘎得领耶的这两套附加拜功，没有料到，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媒体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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