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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23rd, 2008
报人长平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与最近西藏问题有关的文章，迅速受到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攻击。
如果不从政治上去解读，只是看看受众的反应，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读报纸的人可以小部分理解长平的对于中国新闻业处境的反思，但在电子论坛里一天到晚地泡着的年轻人却因此大为光火，并可以迅速发起一场攻击。互联网批判的思想逻辑几乎像一种电子程序：寻找攻击物，发起传染性传播，在多数人那里取得共识后，开炮。
电子媒体在瞬间就能达成多数人的共识。我定义的多数人是一个通感的政治概念，在政治上像民主党；在政治建筑上是社会金字塔的底部；在政治传播中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机构中是下院；在政治思考中是票决行为；在政治行动中是民粹主义。
长平今天遇到的媒介困境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往往忽视的。这就你几年前马立诚在一个狂热的反日行为中遇到的困境一样；也像2004年吴敬琏在“郎顾公案”中遇到的敌视一样。
报纸是理性的媒介，电视是情感的媒介，互联网是情绪的媒介。互联网能够延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口语文化，并继续保证口语文化中的全部秘密和伦理继续传承。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我们在讨论下面的重大问题时有一些启发。我的问题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虽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他并没有过一次社会与经济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因此，已经缺失了书面文化的一个环境，在迅速向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报纸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百年难遇的一次书面文化建设黄金期？
答案是：是的，不会再有一个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黄金年代。
不过，报纸仍然需要慢慢地完成这样一个历史动作后，再能寻找它的媒介出路。和中国一样，那许多没有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来补这一课。
反问者会说：1998年以来的互联网上，大量的文字内容难道不是以书面文化在为受众服务吗？但是，如果你悄悄地走进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看看大多数的社会样本都在做什么就会知道，互联网没有传承书面文化，它迅速地延续了口语文化。
聊天室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几年前，它火爆一时，那时，它仍然是文字的版本。虽然名为聊天室，但文字聊天毕竟使个人与表述分离，你可以几分钟之内说一句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出的一句话作出修改。但2004年前后，文字聊天室已经走到了尽头。视频与语音聊天迅速火爆起来。
视频与语音聊天室，就像手机通话延续了口语传统一样，这是商业投资者突然发现的新转变。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说，在新浪聊天室里，几名东北青年轮番与四川的一个骂架一组对战好几天。强大的电子媒介实实在在地延续了我们的社会，它的优秀的一面在于，对于弱势文化、少数民族与种族文化得以有一个强大的张扬，它的另一面也是国家仍然不能通过书面文化的建立来完成一个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转型。
这使报纸在1996年以来的互联网媒体建设运动中，十分委屈。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小小的办报高潮。一批财经类报纸与杂志开始创办。它们分别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也包括像《新京报》、《京华时报》这样的南方系思想风格的都市报。这一轮办报运动，十分像1980年代欧美世界最后一次出现传统的新报纸一样。1986年，英国创办了《独立报》、美国创办了《今日美国》。之后，再也没有过新的报纸创办。那两张报纸是线联网接受人们的大众阅读前最后的绝唱。就像中国的这一轮办报运动出现时，从互联网的弱势中获取了一个成长的通道一样。报人富含的精英理想与他们期待的大众媒体影响力，在投入和产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失落。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报纸的作为媒介的现实处境。
长平的文章在小众的精英群体里仍然是一个思考者的可贵之处，但在大众的互联网票决式评论中几乎获得了和马立诚一样的暴风雨一般的攻击。
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一张报纸能够将国家的真正精英文化上升到一个民族理性思考的境地。1978年以前的《人民时报》与此后的《人民日报》也像两张完全不相干菜的报纸。这样的政治纸不是本文要论述的正常意义上的报纸。但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论述的案例。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活化石汉语文化区。香港与台湾的有趣对比，帮助我们认识报纸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语文化建设的意义。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1970年代曾经有过好几十张日报。就在现在也有好几十张报纸。香港与内地有很近的文化关系，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能保证有一个交流的通道，能从母文化中继续吸取一些营养。台湾是1949年旧的中华民国政权接管的地方，基本中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在1970年代末蒋经国放开报禁后，也有一小轮办报运动。
但是，香港有书面文化，台湾没有书面文化。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1980年时，多选择香港的经理人来担当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这引起又懂英文又懂管理与西方文化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可以把他们的公司做得更好。但自1990年代以来，北京的跨国公司几乎是一个台湾经理人阶层。这里的秘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香港人的书面文化与行为，可以与西方跨国公司最初的理想化想法合拍，但并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的口语文化现实，他们的书面文化行为在中国人眼中是死板、机械、不讲情理、不灵活、不适应国情与人情。台湾经理人不一样，同样都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人，台湾虽然文化上与大陆隔离，但是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做起来了经济，但这个地区错失机会去完成一次书面文化的建设。中国传统的口语传统与人情社会在台湾仍然得以保留。
台湾的经理人取代香港的经理人，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代理人阶层。
继续回到报纸上去。香港的知识精英与市民的阅读文化使《明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虎报》、晚近的 《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在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与商业人群中有极强的渗透率。在内地，即使过去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精英群体中传播。
客观上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与教育，促进了它生成一个阅读性的书面文化，以及接受这样一个文化的地区。香港的报纸发行量与渗透率与日本、英国有很大的接近。北京广播学院的几个教授在一本名为《香港与内地传媒比较》的研究著作中有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不仅在媒介上报纸在中国大陆已经错失了黄金的大众媒体年代，台湾也不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很难再期望迎来一个像《纽约时报》之于美国、《泰晤士报》之于英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明报》之于香港的那样报业黄金年代。
台湾1970年代放开报禁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报纸，但再也没有出现缔造一个时代的报纸符号。
因此，那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建立起书面文化的国家与地区，将很难再通过报纸建立起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的过程。这是报纸不可能再找回作为大众媒体的光芒的历史限定条件。
整个亚洲，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完整地走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日本完完全全地建立了书面文化。以至于在使用3G手机（第三代手机，也即多媒体手机）时，日本人使用业务最高的是电邮，中国香港次之，中国台湾用户更多地使用的是可视电视与可视通话。
电子媒体与报纸并行发展的时候，作为社会阶层的符号，报纸将会退守的精英值守的思想原创状态。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的带有手工特征艺术化生产状态，是它的退守方向。退守不是失败，退守是小众的收缩与精英的浓缩。这使得报纸像戏剧一样，在经过电影的打击后重新在小剧场找到它的精英方向；也像电影一样，在经过电视的打击之后卷土重来。报纸在经过互联网这样同步传播电子媒介打击后，它会在收缩后的精英传播中，并以纸为抵抗阵地，以制造新闻议程为方式，重新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从商业上，报纸将在未来几年后重新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占有一批特定的高端用户，从思想上说，它将成国家精英继续思想守望的阵地。
精英的思想值守，都是充满知识分子理想关怀的左翼语境。因此，正如本文标题所言：在可以同步传播的电子时代，报纸是国家左脑思考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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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21st, 2008
“是的”。
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回答题:哪些没能完成书面文化转型的地方,是报纸继续生存的空间吗?上面给出的就是答案.在已经完成了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过去一百多年来,与近代化和现代化同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使报纸度过了它的黄金年代.
今年,信息革命对于报纸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正如我的的结论一样,报纸在信息社会中并不是死亡了,而是从大众媒体自学承认为小众媒体,从渠道性影响力变成产品性影响力,从标准化生产转入艺术化生产.
在中国回答报纸的未来时,如果要从媒介的变革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就要回答:中国的读者还没有完全完成收面文化社会的建立前,即使互联网已经来势很猛,报纸还有自己的理论空间吗?答案是有.
任何一个没有完成的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与地区\民族与种族\群体与阶层,都必然要借助报纸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如下面的列表所示一样,右栏是报纸的仍然没有完全挖掘出理论成长空间的地方.
下面这样一列对比中,我们可以找出书写文化没有完全转型的各种类别:
书写文化 口语文化
欧美 亚洲&非洲
日本 中国&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
韩国 朝鲜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社区 部落
互联网公司 政府机关
1980年代人 1960年代人
跨国公司 国有企业
体制外 体制内
法制地区 人治地区
民主国家 集权国家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功能性社会 等级性社会
没有完成书写文化建立的空间,不仅指国家与地区,也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市场类型,不同的社会类型,不同的社会群体等.这样的分法在批判者看来充满了主观性.主观性是一种直观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GOOGLE一下”捎口信”,就会看到,美国.中国.日本的领导人向北讲朝鲜领导人捎口信的官方新闻报道.
捎口信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口语文化,它有高度保密的一面,也有信息失真度高的一面,这样一个难以把握全部内容的信息方式在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解读时,社会交易成本要比文字高出许多.
捎口信存在有它的合理原因.在一个文字还没有割裂社会历史的每一个发展形态下,口语文化是传统道德的有效保卫者,口语给真理穿上了十分神圣的外衣,以依照首先约束给人格的信托施加了格外强大的压力. 宗教与部落仪式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例证.宗族文化传承也因为口语文化,而对于它的成员有一种地理上与精神上的吸引力.
阿拉伯的报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仍然没有把广播与集会宣讲这样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压下去.部落文化的的痕迹重的时候,会使语言本身充满节奏感和力量.这使得集会宣讲至今是阿拉伯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个有趣的现代案例是萨哈夫.
在美国CNN的音频延伸中,作为伊拉克政府的宣传部长,萨哈夫身上的阿拉伯语\阿拉伯口语文化,在电视上得到十分有力的延伸,充满力量的排比与比喻,在口语文化地区要比书写文化来得更加神圣. 萨哈夫的记者会上,阿拉伯记者的反应普遍比欧美记者强烈,是因为语言的转述行为发生时,再加以文字的割裂,已经缺失了大部分的能量.
1960年代以来,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南美的解放运动中,广播电台的军事价值高于一切媒体,今天仍然如此.对于这些不发达地区甚至部落地区的战斗者而言,广播延伸了人们的声音,是一个更大的喇叭,种族或民族特有的语境\情绪\暗号在这样的传播中保真率较高.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从部落文化与民族文化中初步开始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与种族为说,广播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麦克卢汉将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上台的一部分历史功劳紧结了广播, 1960年代的非洲解放运动中,阿拉伯人对于广播的使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样的历史一幕在2001时仍然发生.美国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在两天后才报道了这一问题,第一传播源是口语.口语是部落与宗教文化的信托.对于欧美建立了书写文化的国家来说,理解这样的事情实在有一些困难.但是,阿拉伯人的”口还”文化几乎和法律一样权威.”口还”就是允诺,这样的东西一经说出,因为宗教的信托,重于泰山.我小时候的回族文化中,要”口还”实在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一个女人在无常前向自己的先生要口还,儿子向父母要口还,信徒向教主要口还.
感谢语言在人类学上帮助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证据.”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给口语文化增加了这样的道德信托.这是中国汉语文化中口语文化的一个侧影.我们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存在先出口头的消息,最后从报纸上求证白纸黑字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求证,是一种追求社会理性秩序的方向,它在各个层面一点一点地生成如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比如,口头借钱变成找借条,电话打招呼变成电邮确认,捎口信变成写信.文字确立了社会的理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一天没有停止,报纸的精英关怀就一天不会结束.
这样有趣的结果可以为A报纸现在就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发展空间的描述:它可以卖给体制内人群(政府)\国有企业\老年人(退休者)\人文知识分子(教育机构)\等等.这只是一个过程,就中国的社会总体结构来说,仍然是没能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它需要报纸帮助自己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相比于英国报业史,报纸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两个最核心的因素没有触动: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前者包括无障碍新闻报道的制度安排,后者指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报纸没有产权属性.在过去的十年来,报纸与互联网的较量中,报纸是一个放弃了知识产权谈判筹码的一方,这样对于产品的漠视源于产权本身的非法性所致.另一个前一个因素,也十分重要,即使报纸在全部的媒体竞争中,只充当互联网媒体的信源,在信源与渠道的博弈中,一旦渠道过多时,它可以凭借信源而重新获得自己的话语权.
新闻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报业历史时,最多的出发点是政治,媒介与经济是很少被提起的两个要素.这使得国内新闻界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获取核心的话语表述力量.
近代与民国新闻史是我们继续证明媒介决定论的活化石.
打开新闻历史书,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100年前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工业革命)时,中国有一轮办报运动,这样的办报运动不只是政治冲动的结果,更是工业革命策动的那一轮全球化中,这个国家对于报纸传递信息的渴求.< 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记述所谓近代办报史,实际上是指洋务运动前后中国的第一次以纸为介质的大规模信息传播史.
1896-1898年两年时间里,在这次准工业革命的策动下,约有48家报纸诞生了:< 强学报>(1896) < 时务报>(1897) < 知新报>(1897) < 湘学报>(1897) < 湘报>(1897) < 求是报>(1897)< 无锡白话报>(1897) < 国闻报>(1897) < 国闻汇编>(1897) < 岭学报>(1898) < 求我报>(1898) < 通学报> (1898) < 经世报>(1898) < 中外日报>(1898).
100年后,在中国的第一次信息社会建设运动中,一批互联网公司分别在1996-1998年创办,它们分别是新浪 搜狐 网易 TOM 亿唐 和讯 人人 E龙 ChinaRen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出现了. 把它们叫做互联网公司是,首先是因为元的产权结构,实际上,这样一批网站,都是广义的互联网媒体,他们只是把报纸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作到了一个电子渠道,就已经使我们社会传播发生了一次革命.在美国,AOL MSN YAHOO EBAY出现的时候,也是一场介质革命的先锋.
在中国的前后一百年的传播史变化中,前一百年的那次报纸潮, 是一次媒介的革命,报纸企图努力建立一个独立于口语的书面文化,并且将信息用火车运送到中国沿海的一些重要商业城市. 那一次小小的努力只持续了几十年便失败了.原因可以找出很多,去除战争与政治原因.那场洋务运动中,没有为这些报纸找到一个好的铁路网\一个好的邮政系统\没有建立起准备开启民智的君主立宪政权等等.最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没有帮助这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书面文化.
报纸在那次以印刷为旗帜的信息革命中,没有成熟,做成了一个半熟的状态,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改观.
这样的历史大回头有一些跑题,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英国报业与中国报业的对比时,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小结论:一\ 一个没有建立起口语文化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为报纸作为强势媒体的成长仍然预留了成长的时间与空间;二\这样一个混合着口语文化与互联网传播的环境下,报纸在低端人群中仍然是大众媒体;在高端人群中不得不转入以手工生产和精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化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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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19th, 2008
上个世纪，传播学研究的伟大贡献者是两个加拿大人，他们分别是马歇尔·麦可卢汉和伊尼斯。以技术决策论为前提，他们用媒体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让学术界为之震惊。
半个世纪后掉头来看，媒介决定论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一样。加拿大传播学派在关于文字对于社会的意义时，给以了极高的评价，今天阅读这些东西，对于面对互联网夺食日紧的报纸从来者来说，是找到自己定位的秘密通道。
文字是报纸的专利，但并不是互联网的专利。新浪、搜狐、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媒体，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字的焦虑。在带宽足够的支持下，视频与图片的表述对于互联网来说更为强大。“ONVERGENCE”（文字、音频、视频的汇流）是互联网媒体的一个稳定结构，缺少任何一点都是有缺陷的。
在报纸、电视、互联网三种媒体博弈的时候，文字是报纸的底线，也是守卫精英文化阵地的钢铁盾牌。对于那些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从口头向书面词转移，是精英控制意识形态的开始。就一个部落来说，书面词的使用把他们用口语、耳朵、眼镜观察世界的一体化感觉，转换为一种文字概括，并印刷在纸上而传遍世界。这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知识分子霸权。
文字成为知识精英的霸权，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它的另一个潜台词是，文字是成为思想理性的糖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喜欢在杂志与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不是接受互联网编辑的适时在线访问。中国各地的政治领导人愿意在《求是》杂志上等很长的周期发表一篇文章而成为自己的思想总结。孩子在街头愿意对着电视镜头做鬼脸，在图像中传达情感；他们的父母愿意给报纸写一封“读者来信”表达自己对于自己对于“空巢家庭”的忧患。
报纸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们对于布道者来说，是一群“钉子户”，他们可以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使用几个排比句、一个反问句、几个高能量词语就能打败传道者准备了很久的一次谈话。同理，传道者在昏暗的教堂和深山的老庙里，用他们的声音传达的所有信息，而使信徒得以臣服。图像又是另一个模式，一个放慢了五分之一播放节奏的女主人忧伤转身的镜头足以让所有的家庭主妇一边打毛衣而一边落泪。
在介质上对于文字的深深敬爱，是报人们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竞争时，坚守自信心的法宝。
我们看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报纸遇到每一人新的对手挑战时，是如何还击的，又是如何进化自己的：
1930年代收音机出现以前，报纸是决定性的大众媒体，在那样一个慢速传播的环境下，报纸是一切新闻的第一来源。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报纸用“豆腐块”来密集地表现“海量”信息。豆腐块是那时那时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对付大量信息的唯一办法。当所有的视线都注意于仅有的几张报纸时（最近的案例年代如1990年之前的中国报纸发展阶段），豆腐块也仍然具有强大的传播价值。收音机分流了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对于音乐与戏剧的喜爱一开始就确定了，声音媒体仍然偏重于娱乐，报纸仍然坚守着以评论、新闻、文学为核心的话语权控制领域。
1960年代电视出现后，又从报纸的读者中分走了一部分家庭主妇与年轻人，这使得报纸成为中老年男性的媒介。中国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发现了这一点。在美国的1960-1970年代，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电视是一种情感的媒介，它对于女性与孩子们有格外的吸引力。电视几乎将报纸的传统副刊有致命的打击。电视剧取代了长篇小说时，文学评论从报纸副刊中隐退了；图像情感取代诗歌情感的时候，诗从副刊中隐退了；图片与图像把人类庄旅游的梦想完全虚拟展现的时候，游记这一古老的体裁在报纸副刊中几乎绝迹。过去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报纸副刊已经越来越薄。
收音机与电视剥离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功能时，报纸已经通守到更加清晰的文字媒介状态和更加精确定位的文字媒介状态。这种状态在互联网新近的冲击下，似乎有进一步强化的必要，那就是的精英话语阵地需要十二分的努力与加强。文字面对声音、图片、图像的联合攻击下，退守是更好的进攻。这就像戏剧在受到电影、电视与广播的攻击下，用剧场这样一个传统介质保护了自己；也像电影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的攻击，用电影院这样一个固定与传统的介质保护了自己；电视在面对互联网的攻击时，正在重新整合力量，退守对于家庭客厅的坚守。在互联网媒介更进一步强大的时候，报纸将用印刷纸片与文字介质，退守到观察与深度理性思索的阵地上来。
《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这样的报纸用一个拉长的周期去沉淀更为精华的思想与观点，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小众精英读者。梦想百万发行量的报纸经营者，如果以一个城市为介质，则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是以全国性发行为诉求，这一点发行量着实太小，并且有一种欲望变成焦虑的痛苦感。
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中，报纸发行1000万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历史、交通、读者水平、新闻环境并未生成可能以后也不会生成。一个最简单的证明是，新浪网已经比一张全国性的千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更有效地占据了到县一级的受众群。《纽约时报》在一个自由的新闻环境下，在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也没有做到过几百万的发行量。
面对于互联网的竞争，无论是百万级的还是十几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慢慢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渠道与介质的秘密：用文字作为精英话语阵地的坚守；用一个城市作为自己地理空间的生存阵地。
这样的解释对于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这样的地理大国来说，听起来比较合理，但对于英国与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一张全国性报纸做到几百万的发行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前面的文章中，我用了巨大的篇幅来论证日本和英国报纸的秘密在于他们的成功近代化，比如国民的阅读、铁路、办报运动等。有一个原因没有详细论述，这就是地理空间。
铁路的运输速度、报纸的传播周期、报纸的读者覆盖这三个指标黄金匹配的地理空间恐怕也就是这两个岛国的面积大小，过小是一个城市群的规模比如北京、上海、东京，过大则是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如法国、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理空间。
即使是日本与英国这样的合理的地理空间，适合做几张百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有巨大的国民阅读覆盖，有很深的受众渗透率，也并不能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大众媒介，也并不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决断性媒体。相反，在社会结构的深刻与快速的演变中，这两个特别的报纸大国仍然面临着精英话语的退守。
一百多年来，作业同样的两个君主立宪国家，知识精英通过控制报纸而控制着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话语权，并帮助这两个王国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成功转变。但是，今天，当《太阳报》成为欧洲的小报极品时，当日本的年轻人从1980年代将“随身听”媒介生活到今天的年轻一代将手持电子终端作为媒介生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报纸在走下社会视野中心的神坛，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城市、一种性别、一个年龄群的媒介。
在英国这样一个媒介生活枯燥的国家，《太阳报》死守娱乐与体育，并将文字介质的运用到了极致，巨大的字体、独创的单词（为了在版面上少占用空间）、大量的图片，这种媒介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电视与互联网的挑战，也把精英控制的清高的文字媒介拉到地板上。电子终端（电脑、手机、游戏机）在这两个报业王国的压倒性优势，对于传统的报纸理论与新闻学挑战十分强大。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普及率高、报纸绝对发行量大、报纸的社会干预力量强大，但这样的文字神坛的危机感在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爆发的。清华大学教授崔宝国在写作《走进日本大报》时，曾向他采访的大部分报纸总编都提出过电子媒介对于报纸的冲击，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不仅在日本报业中弥漫，同样在英国报业中弥漫着。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话语权在过去的历史中十分强大，并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媒介在日本的特征。比如电视台，日本的NHK与英国的BBC。
英国BBC采取的是牌照费的商业模式，因此不播放广告，我们在解释它的新闻平衡立场的同时，可曾想到，因为报纸塑的精英社会过地于强大从而使电视这样一个情感与图像的媒体在英国的报纸文化重压下，也如此局促不安。虽然英国有各种商业电视台如ITV、SKY等，但BBC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电视台主要控制在报纸手中，各家大报都有自己的商业电视台，《朝日新闻》有全国朝日广播公司、旗下有12个联播电视台、9个交叉电视台、1个普通电视台、12个调频广播台。《读卖新闻》旗下有日本电网这一日本最大民营电视台、读卖电视台、CS日本卫星台；《日本经济新闻》旗下有东京电视台、日经CNBC、BSJAPAN卫星广播、日经广播等。报纸的精英话语深深地影响了电视中的图像传播个性。虽然商业电视台众多，但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的影响力在日本的影响力与BBC十分相似。
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其严肃的新闻诉求、保守的新闻个性、精英的新闻理念中，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子是报纸的精英影响力在他们深深落下的影子。这与美国电视网的新闻个性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文字介质的报纸在继续退守并寻找自己的最清晰底线究竟在哪里？日本的报纸控股了很多电视台，今天又参与很多电子社区、无线网的建设，作为母公司最初支撑的报纸发行量在缩小的事实是没有改变的。
因此，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建设自己的网站、做自己的交友社区、做自己的手机报、进行内容的多渠道营销等等。在一种已经预先觉察的危机感中，这两个国家的报纸数字化转型是走在全球前列的。
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新环境下，论述报纸的未来时，我们无论是举例英国与日本也好还是重新翻找新闻史也好；无论是不断提及媒介决策论还是把外延放到工业革命与媒体这样的叙述方式时，下面的结论可能要挑战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当互联网夺去报纸的大众媒体地位和神圣外表时，报纸越来越退守到最能保持精英思想理念的媒介特征上去，以此为指导，报纸的内容体裁、新闻题材、内容结构、广告来源、商业模式……都要受到这一媒介决策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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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6th, 2008
报纸是一种媒介，《南方周末》一家报纸媒体。
在多数新闻学研究者的笔下，对于媒体的自信常常掩盖了对于媒介危机的洞悉。这样固执的看法，往往在看不明白的时候，就已经知悉了作为媒介的整个报纸的江河日下。
2004年，中国的报纸全行业出现了广告增长的首次下降。各路专家们把原因找到了当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时，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打压了报纸广告所致。这样幼稚的结论，如果放在《北京青年报》身上是可以解释给香港的分析员去听的话，放在像太原、温州、武汉等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主流报时，就显得十分牵强。2005-2007年，当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有所温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子仍然在涨。
在国有企业僵化的产权下，那些抱定自己是报人思维的老总们忽略了，这一年，不光是中国的报纸，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广告都在这一年出现了负增长，2004年只是偶然的一年吗？
这一年，很多报纸的老总还没有搞明白GOOGLE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也没有搞明白中国百度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当GOOGLE和百度的竞价排名、分类广告像变戏法一样出现时，报纸的分类广告已经被提前挖走了一座金矿。
这样的一个报业发展语境只是想提醒研究者，作为媒介的报纸一定在这样一个时候遇到了困境，因为媒介的困境总是隐藏在媒体的后面。
向前上溯150年，在报纸的黄金年代时，可以看到，作为媒介的报纸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气质、信息传播方式、城市形成机理、政治运营手法是怎样为一种印刷在纸上的媒介所改变的。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是总结报纸的媒介特征是不能不提到的两个经典案例。
英国是世界报业的中心发源地，并对后来的日本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至所以在此提出日本与英国这两个例子是，想难过下面一组关系揭示，报纸的媒介特征如何塑造了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化。
1、地理。英国是一个岛国，日本也是一个岛国。他们的国土面积小，铁路发达，基本上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周期中能将报纸覆盖全国的读者。
2、交通网。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先锋，英国的铁路网与邮政渠道结合，使报纸成为这个国家在50年前的一长段历史中岩层为最大宗的社会信息传播，也是最大宗的社会物资传播。
3、邮政网。日本是亚洲近代化最为彻底的国家，它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化运动中，照抄照搬了英国的大量政治、文化、经济、媒体的做法，并在日本得以更加夸张地推广。邮政网便是一个典型，前文已经叙述，日本与英国的邮政系统是那个时期最先进社会生产力聚集的地方，并且有完全相似的战略与布局。
4、国民阅读。英国与日本的现有大报基本都创办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达到空前的高潮。两个国家的国民都已经完全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书写文化与意识。报纸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的工具，对于启迪民智、涵化国民意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5、报纸权利。英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都确立了自由报纸的的新闻思想。对于日本来说，能在一个亚洲文化体中得以延续一百多年的纯欧洲式新闻思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两个国家对于报纸的尊敬都要超过其他欧洲与北美国家。
6、报纸的发行量。虽然英国与日本都是两个地理上的小岛国，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在全世界都创造了各自的奇迹。目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5家报纸都在日本，从500万级到1000万级不等。在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群仍然在英国，《太阳报》接近400万的发行量后面，还有一大批两三百万级的小报，和几十万级的一批严肃报纸。无论是报纸的人口覆盖密度还是发行量与人口量的比例，英国都是欧洲最高的，日本是亚洲最高的。
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奇迹中，我们总结的这六个要点，其表象后面并不是英国与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不是有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阅读群、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思想、也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法》。
作为欧洲与亚洲工业发展的先驱，英国与日本的报纸将自己的媒介特性在那样一个发展语境下发展到了极致，借助小地理范围内的铁路网与世界上最好的邮政系统，他们把国家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国民中传播，并以此影响了国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他们在地铁上阅读什么是次要的，这种阅读行为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报纸的百年涵化作用，他们喜欢文字交往方式是最重要的，至于用这样的文字交往什么内容是次要的；对于两个实行君主立宪法规定政体的国家来说，报纸对于传统的文字式捍卫是重要的，至于怎样的思想捍卫并不重要；报纸这种印刷媒介对于精英的理念传导是最有效的，至于什么样的精英理念并不重要。
这就是作为印刷媒体的报纸的介质特征。从英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近代报业史到目前他们仍然繁荣的报纸发展看，在社会历史路径与媒体介质特征去找到真正的答案，对于中国南北方的报纸精英来说，如何有效考评当下中国国民的书写文化、中国的报纸媒介与邮政传播的匹配性、以及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的压力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的电视台都在报纸的控制之下，英国的最大电视台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收费式公共电视，这样的模式在中国、美国、欧洲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从这一点来看，能够发现，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史强势发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媒介形态分布。
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2004年的中国报纸困境，还是2004年以来的全球报纸困境，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媒介，报纸的危机出现在介质本身，而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新闻环境、也不是它的报纸精英和他们精心打造的报纸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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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5th, 2008
1、演员在政治伦理中的合法化
同一首歌走进两会委员，不是政治的娱乐化，但它是企图消解严肃的极权政治意义，为政治娱乐化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一小步。
罗纳德·里根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两位演员，分别走进了美国政治。1980年代，里根在美苏星球大战的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她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的最后光景里，重振了自由主义与1776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保守党人政治传统。1990年代，施瓦辛格出任了美国后工业化时代最大一个州的州长。相比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长期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事实，加州的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美国缩影。
两位艺人都用他们的成功诠释了现代政治路径走向的可能性：第一，在政治伦理上，美国政治分别为两位艺人而开放，这使得娱乐界和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个政治伦理上的合法存在，非常了不起啊，除此之外，还没有一具国家做得到；第二，两位艺人的人格品质，肯定为政治的娱乐化注入了一定的成份。
做个抽像的符号分析吧：作为“能指”，施瓦辛格的演员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牙出现时，其最初的“所指”是电影作品中的硬汉。作为州长，现实中的他，因为同样一个生理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容易给接受者造成错觉，所指为观众心目中的旧的硬汉外形。
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同一个屏幕输出不同的意义时，在受众心中不会有明显的界限区分：现实中的施瓦辛格已经无意中透支了作为影演员的他。
2、电视对于政治人物的娱乐意义
1960年代以来，电视屏幕已经给美国的政治选举注入了最早的娱乐化的元素，并使得这种存在完全合法。在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媒介造成的影响力充满了娱乐性：看电视的人，认为肯尼迪肯定会获胜，听收音机的人认为尼克松会获胜。在1970-1990年代这三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中，电视辩论是总统选举的一个必然环节，但这使得面部清晰度不高的候选人变得十分吃亏。
电视辩论作为一人重要环节，两个参数会左右受众的心理：第一个是表情，第二个是口才。它使政治回到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雄辩时代的幻觉。全美三大电视网因为这样的政治贡献，获得了额外的新闻特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电视在包装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在此制造另一种群体性的娱乐崇拜，影响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崇拜。政治与娱乐这样两套本来毫不相干的领域，因为类宗教的同理仪式和电视的大众化“漂冼 ”后，成为互相可以借用元素的东西。
这使得一直生活在中央集权环境下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在选择民主政治式，出现了娱乐化的一幕。1980年代韩国议会的拳头战、1990年代台湾议会的拳头战，在电视的直播中，成为表演性的而非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几年前，台湾议会里，议员李敖（也是作家身份）突然拿出了一套催泪瓦斯，威胁企图要接近的他的民进党议员。这样的娱乐化政治行为，在台湾的议会里层出不穷。
作为亚洲深受电子传媒影响至深的地方，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中青年一代，对于电视上的政治与生活中的政治，同时借用娱乐元素时表现的冲动，见怪不怪。
3、娱乐化的语言种子
政治的娱乐化走在语言中提前埋下了种子。
“MAKE SHOW”，这样的词语是近十几年来在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中引述最广泛的一个术语。在英国港督专制治下的香港，“MAKE SHOW”更多地用在演艺圈；在台湾，这个词语更多地用在政治圈。
如果退到罗尔斯所说的“幕后”去，查究最初的元意义时，“做秀”是一种媒体化举动。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只是“我”发出的，而是“我”因为对面的“镜子”（镜头）时呼应而发出的。1990年代末期，“做秀”这个语词引入中国大陆。它在形容场合更多适用于“演艺界”与公关环境成熟的外企高管。
对于仍然是基于农业式政治理想与豪情的中国政客说，“做秀”仍然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词语，但这样一个词语已经开始了发育。这个可怕的风向标，是对于集权语境下的政治生活一个有力的解构，它将使政治家的眼泪变成一种职业习惯，而不是政治情怀；也使原来丝毫不敢怀疑其合法意义的的政治与商业行为，完全成为面对媒体的“职业化表演”。
这就是媒体对于政治的涵化。
1980-1990年代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史》中，对于欧美媒体的价值观走向给出了“娱乐化”这样一个术语。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研究专家们只是将之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富家子弟式的恶习，没有想到，在精英控制的严肃的西方新闻传统中，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
政治的娱乐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名词。至少，它用娱乐界的一套模式、语言、符号去构建这样一种行为时，已经将自身在集权环境下残存的语言、符号用期所指完全消解。但是，如果没有从媒介的社会性这一角度去考量的话，它容易制造另一种不公平和社会效率的浪费。
在新近结束的中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马英九以高票当选，身兼中国儒家君子符号（温文而雅，老年人的选票卖点）、中国人崇洋符号（哈佛大学博士生，中产阶级的选票卖点）、台湾的明星娱乐符号（长得高大英俊，年轻人的选票卖点）的马英九一开始就具备了打败了政治对手谢长廷的票选政治的优点。
电视媒体有效地帮助了马英九，这在他和谢长廷的首次辩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台湾媒体都报道了那一次，谢长廷脚下垫起来的台阶。政治屈首于媒体的这一小小的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它的娱乐性的本能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解构。
马英九当选后，香港的娱乐杂志《你的周刊》将它做了专门报道，展示了一个肌肉男的另一面。这样的娱乐杂志不久前刚刚刊发了香港艳照门事件。政治学者们因为把媒体只是当作工具，他们没有想到受众的双重身份。一名阅读艳照门事件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也是一名阅读马英九肌肉男的台湾投票人，这两个身份统一在她身上时，选票的政治意义与统计学耻上的数量积累，既让人啼笑届非，又认真而残酷。
4、白天的媒体与夜晚的媒体
1990末-2000年代初应当是美国电视业黄金年代的最后绝唱。接下来的推手是互联网。
在“汇流”的技术背景支持下，互联网集图片、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功能电子媒介，对于政治的娱乐化是另一种推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在互联网上的文字传播是一项政治议程，但当他的视频传播出现时，已经成为娱乐性的材料了。投票人对于这样一个总统的宽容，是电视与图像经过30多年对美国政治的涵化而做出的。对一个手按圣经发过誓言的总统，在1960年代之前的报纸时代与精英政治时代，克林顿是过不了政治伦理这一关的。但在1990年代一切因之而改变。
中国大陆的政治因为自己独有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娱乐化关照。但种子已经悄悄地埋下。在一个集权政治中，报纸是白天的政治，电视就是夜晚的政治；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官员对于报纸上的自己带有理智的意义式关注，那么，对于晚间新闻中的电视新闻，出于个人形象的欣赏与关心的意义更强一些。这就是电视留下的娱乐化影子。一个小小的证据是，中央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联播后，等待领导们的秘书打电话过来，看他们今天的那些镜头用错了或用过了。
政治因为媒体化的参与，使媒体的参与在中国特权化地合法。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它也对严肃的政治及期阴谋做了难以发觉的渐进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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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三月 30th, 2008
1998年，《北京晨报》创刊的时候，建立起了自己一千多人的发行队伍。更早的时候，《北京青年报》也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发行队伍。前者叫“小黄帽”，后者叫“小红帽”。在北京、上海这、深圳、广州、成都这样的城市里，1990年代末出现的的都市报浪潮，是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最后的绝唱。
报纸自己建立起发行队伍，是对于邮政的慢速信息运动不能忍受的抗议。其实，在199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里，邮政一直以这样的速度传递信息，只是现在，大家已经出现了面对信息传播速度而产生的焦虑之情。这就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不断提起的“印刷速度”。
报纸自己越过邮政系统，自己建立一个发行队伍，是想在传统的印刷速度前抢出一个时间差，那怕是一个小时。这样焦虑的心情，已经预示着这世界上有更快的文字信息巨量传递在排山倒海般酝酿。在1998前后，当互联网在中国的大城市人群中已经出现时，这对于报纸是一则讣闻。
报纸一旦想超越邮政的蒸汽机信息传播速度时，一定是有一个电信速度的新媒介在出生。印刷的文字通过1与0，这两个数字的编码，经过电信网络传播时，印刷时代骤然结束了。反抗者是堂吉诃德式的，也是西绪福斯式的。
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给报纸判处死刑。但它给仍然抱定自己是大众媒体的报纸判定了死刑。从那时开始，当互联网的文字页面出现时，报纸进入小众传播时代，它需要手工化制造更精致的内容，通过邮政的蒸汽慢速运动，开始自己的艺术化生产之路，而不是与互联网赛跑。
在人类的每一次介质革命时，那些企图以内容来论证自己合法性的旧媒介都以失败而告终。报纸即使加快了与时间的赛跑，那也是苛求一匹马跑出火车的速度。倒过去讲，只有在没有比邮政更快的印刷信息工具出现前，报纸仍然是大众媒体。这样的时代从1990年代末正式宣告结束。
成国邮政联盟每年会举办一次全球征文，让孩子们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他们与邮政的故事。这样把广告做成文化方式的举动，现在只有那些更小的孩子才有兴趣。整天泡在QQ上的孩子们眼里，邮政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时间过去式了。
邮政的速度就是报纸的速度，报纸的速度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速度。社会学者们没有料到印刷文字的传播速度确定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节奏。同样一个节奏在传递印刷信息时，在19世纪初表现出的是震撼性的快，到了20世纪末，表现的的是令人震撼的慢。
2002年时，在北京东单的最大的一个邮政营业厅中，一名中学生获得了万国邮联的写作奖。这样的一个颁奖已经变成了一种陈旧的官僚行为：写作者已经进入单纯无知地编造了他与邮政的美好故事的处境中；颁奖者也是焦头料额地面对着邮政这样一个行业最后的衰败。那时，在北京朝阳门的钱柜KTV包厢里，像邮政一样慢速的《草原之夜》成为很多年轻人怀旧翻唱的最爱之一，一句歌词中这样唱道“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怀旧的翻唱是对于邮政的印刷速度的纪念。人类在19世纪的开始的以蒸汽机为基础的邮政传播时代快要结束了。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报纸与邮政的蜜月年代过去了。只是，在日本与英国这样最受益于邮政与蒸汽机的国度里，邮政的影子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工业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工厂与工人，一张是邮政与报纸。
对于研究工业革命史的人来说，这样的分类着实有一些可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历史离观察者太近了，以至于根本看不清它的脸。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本小书里面提出，英国之所以是工业革命的先锋是因为英国首先出现了一个比当时的工业强国荷兰更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为制造业的英国化、欧洲化、远东化乃到将来的全球化准备了基础。
以蒸汽机技术为速度基础的邮政，则是人类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信息与知识爆炸的领导者。它将报纸这样一个最先进的信息传播工具，通过轮子运载到了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传播方式，即使在1960-19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合法化存在并依然是主流的传播方式。
邮政的蒸汽速度，可以允许思考的信息的时间以天为单位。这样的速度保证了精英编辑思想仍然可以驾驭这样一种信息载体。20世纪是编辑的时代，麦克卢汉做出这样的预测时，时间只是1964年，报纸仍然如日中天。但是，那时，电视已经出现了，电视虽然没有文字，但它用图像正在织纺一个精英无法想像的以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
在大众文化形成的强势时期之前，报纸依靠邮政的慢速传播，仍然用精英思想在统治的所有的读者。它的开启民智的理念，是后来电视与互联网都没有享受过的资格。《泰晤士报》的成长史上告诉研究者，这是一家最好的报纸，因为它是英国最好的编辑与专栏作家在经营，它是英国永不停息的思考着的大脑。但是从20世纪开始，这家报纸一直是一张在经济上十分失败的报纸，甚至在1980年代默多克接管了它。
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的精英统治思想，比其他在工业时代邮政不发达的国家更为厉害。虽然互联网的普及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很多日本家庭现在仍然要在家里在订阅一张报纸，以延续他们百年来潜意识里对于文字以及其所代表的精英信息统治的信服。英国的家庭在互联网上阅读了BBC的新闻后，仍然要用一张报纸去佐证一下心理上的信息安全。
这样的受众心理将慢慢消失。一种媒介给使用者带来心理上的依赖是报纸商业模式的基础，时间会否定这样一种商业模式的合法性。
中国人总是不能理解的日本邮政改革快要结束了。日本在第三代手机与光通信时代，将一百年前信息传递网开——-邮政系统开始私有化，那时为国家兴旺而努力工作的人群，要交出他们的公务员身份。即使在日本经济腾飞而成为全球强国后，邮政系统的公务员占日本全国公务员的三分之一。不阅读近代新闻传播史，无法理解日本的邮政与报纸对于这个国家巨大的开化意义。
在英国，皇家邮政罢工在2007年仍然此起彼伏。互联网与邮政在做最后的博弈。那时，也是报纸开始告别邮政的战略转型时期。2006年，《卫报》已经确定了互联网第一的新闻战略；《每日电讯报》的变化几乎是革命式的。大报与小报都在努力向邮政速度说BYEBYE，他们希望这几代人能够通过电信网，重新发现他们。
报纸告别邮政的时候，印刷版的收费报纸与电子版的免费报纸，在经济上互相否定。买印刷版要付费，而阅读电子版却是免费？这样的商业模式的混乱很快就会理清。
作为内容的载体，印刷版的报纸将从手工化的经营中找到它作为小众媒体的商业模式；电子版的报纸将在互联网上重新建立起大众媒体的全新影响力。这是一百多年来，邮政与电信这两种速度对于报纸的全新塑造。它比上帝还要精密，它比上帝还要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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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9th, 2008
1、娱乐政治化的历史趋势
在边缘的,进入了中心;在中心的,游走在边缘。在社会领域，群体的换位往往在学者们看来是价值观的问题。这样的推手游戏中，谁是制造者？
米亚·法罗只是一名好莱坞女演员。现在，她是达尔富尔问题，这个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最热闹政治问题的漩涡中间的人。作为达尔富尔的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已经成为这个种族屠杀区的道德化身，也是中国政府最难对付的一个人。
米亚·法罗的影响力不是华尔街，是好莱坞，是一切喜欢娱乐（广义上包括体育）的年轻人的心中精神领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米亚·法罗像本·拉登一样，指挥了一场把粉丝与娱乐界力量组织起来的，向传统政治力量发起攻击的团队。
斯皮尔伯格推掉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艺术顾问一职，实在是顶不住好莱坞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广义上，米亚·法罗与斯皮尔伯格都是一个全球性娱乐“阵线”上的战士。请注意，“阵线”这个词语，英语中多翻译成“FRONTIER”。这个词语新近最火爆的使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亚非拉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这样一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队伍，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政治情怀。
冷战结束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全球化已经将这些零零碎碎的马克思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反政府武装解体。今天，他们如果还有存在，类似于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纯属一种1960年代的政治绝响。
切·格瓦拉式的“阵线”式理想情怀，今天已经将火炬传递给了好莱坞。
1930年代的好莱坞，第一次借助电与虚幻的光影时，何曾想到，这会是一个产业；当华尔街介入好莱坞的时候，又何曾想它是一种社会力量；今天，在好莱坞已经成为人类制造自己心中幻觉与梦想的朝圣地时，你何曾想到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种意识形态了。
电视剧《阮玲玉》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一位原本要打算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的女演员，面对情夫将要送它去美国发展的诱惑时，情不自禁地抒情说“啊，好莱坞，能去好莱坞那可是是我一生的梦想”。
多么可怕的谶语。
当几个月前，好莱坞的编剧们开始罢工时，一个经济信号告诉人们，这样的虚拟信息生产，已经成为人类需要面包和水一样的精神必须品。罢工告诉你，好莱坞是一个工厂，好莱坞已经是一个产业，好莱坞的信息生产者正在成为工人，他们将在这样一个行业找到重新阅读马克思的冲动。
在电影重新成为原创的强势媒介的语境下，全世界的精神生产中心中有它的股份时，好莱坞从上到下已经生成了强烈的政治冲动。
1930年代人类第一次接触视频媒介的时候，对于一个遥远的“信息生产基地”还没有产生政治关怀的话，今天，电影卷土重来，在互联网、IPOD、DVD、地下电影院、现代小型新院线等强大的渠道面前，内容为王的电影成为了社会的话语中心，他们制造话题，制造道德议程、制造社会时尚、制造心理流行趋势、制造人的生理包装时尚……
2、好莱坞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在各位媒体的组合式传播中，大众文化将宗教的魔法与仪式传授给了娱乐业（娱乐界、娱乐产业、娱乐时尚）。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强势霸权的确立，正在悄然改变政治结构，解构传统的政治架构的意义。
一个极度高速运行的娱乐产业，其时间周期开始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时，不断需要从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去寻找营养，比如政治与宗教。大众文化崇拜模式，是娱乐的商业模式得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使得米亚·法罗与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人群，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成为新的道德化身。
不要把娱乐业的政治冲动当成一个游戏，它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意识形态。就像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布道时，人们把它们只是当作年轻学生的理想主义，当年轻少女的人体炸弹拉响时，宗教意识形态的意义便得到极大的放大。
倒过头去看：宗教意识形态下的人体炸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革命青年、好莱坞意识形态下的米亚·法罗，他们将用同样一套仪式完成与所有崇拜者的意义共享与展示的过程。除了时间上有前有后外，这三类事件是完完全全的异质同构的模式。
是的，大众媒体及其制造的大众文化，1960年代以来，已经在电视、录音机、手机、电影、IPOD、DVD、在线游戏、互联网视频、电子社区、博客、虚拟世界…………里穿过，演变成一套现代意识形态框架。他们已经确立了商业模式、政治理想、娱乐仪式。在社会学并不发达的中国，这样的现实总是被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念阻挡了研究的道路。
不要对米亚·法罗感到奇怪，商业包装已经不是道德上需要谴责的行为，它和人们的化装一样，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
3、娱乐、政治与宗教的同一模式
看看这些独立的事件，他们是偶然的吗：
冰岛女演员在演出中高喊，TIBET INDEPENDENCE（西藏独立），中国外交部发出了抗议；
韩国女歌手在中国演出中大喊：白头山是我们的。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批判声。
香港的歌手在日本领奖时，不忘喊一声：钓鱼岛时我们的。
张惠妹在中国大陆演唱时，展示的台独音乐符号，使自己一度被封杀。
……
1960年，披头士出现的时候，那些听着古典音乐长大的英国社会精英阶层，没有想到，这些来自利物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会连同他们的价值观一同推翻。摇滚音乐的异数，使判逆成为意识形态。电视与录音机十分伟大，在那样一个传播语境下，它努力织起了一张全球传播网，使音乐的流行无缝穿越世界。
列侬们在后期传达的反战思想，已经最早地为娱乐业的政治冲动埋下了伏笔，今天，米亚·法罗与好莱坞演员与NBA球员这样两股力量的汇聚，使今天仍然在用印刷思维、列宁宣传思想行事的中国官员们无法理解的艺人之举。
在一个媒体统治的时候，不管相不相信，每一个镜头照到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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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24th, 2008
“同一首歌”是一档自己都没敢想要火起来的电视节目，并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之一。作为一种音乐整合销售的产品，销售目标主要是国有企业、边远地区、大型厂矿和一切在中国渴望流行的中小城市。
在一个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里，歌手对付盗版的方式，只有自己带着嗓子去现场演唱，以此来弥补唱片销售的损失。这样一种被动的商业诉求，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就像宗教朝圣一样，转战穿行，把福音带到一个又一个渴望流行商业符号的地方。
我要研究的案例却是中国的“两会”。
当“同一首歌·两支专辑”合法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们面前时，我知道，那些绷起来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在一瞬间突然消解，并在一种几乎麻木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共识性地接受了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一次冲冼。
这样的“政治贡献”，很像齐奥塞斯库在1980年代把美国的明星阵容强大的经典肥皂剧《达拉斯》搬到了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罗马尼亚。《达拉斯》像毒药一样解构了罗马尼亚的专治社会。
政治与宗教一样，都是在一定的媒介限制下制造合法语境的。圆桌会议表达的确是自由讨论的主题，主席台的设置突出的是权威；联合国圆形的安理会议事厅里，用这样一种平等的环形结构消弥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坐次的排序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教堂里阳光明亮的时候，上帝就不会在人们心中如此神圣；国防部如果是现代派建筑那一定是职业化了的军队。
所以，当同一首歌的两支演出开始的时候，委员们坐的是会议桌，半圆形地围坐在平常听讲话的演出台前。这样一个会场的道具主要有：1、荧光棒 2、在头顶晃动荧火棒的动作 3、一齐打拍子 4、献花 5、陶醉并同声歌唱。
这样一套道具与动作，是一个现代大众文化制造娱乐崇拜的全部手法，它与1960年代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挥动的现场游戏规则是一样的。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在制造极端情绪传染的传播语境时，全部的手法是媒体的手法，只是道具不同而已。1930年代的纳粹（军事）、1960年代的红卫兵（政治）、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会（文化），都是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运作的。
两个同时玩这种游戏规则的人在一起时，被动的一方在无意识间已经成为控制方的道具，这对于前者的意义消解
是惊人的。
这一天的晚会上，流行歌手们掌握的符号是：戴复古礼帽的街舞、穿超短裙的女生、弹吉它的民歌手、摇滚化掌演奏的民乐手、穿旗袍的女健盘手、唱中国歌曲的外国音手…… 这些符号对面的观众席上受到反作用的是：上千名两会代表、他们佩戴的红色代表证、军人的着装、穿西装的要员打拍子、军事代表挥荧火棒。
在一个政治充满神秘性的国度里，一场娱乐晚会就可以将白天的全部严肃意义一扫而光。作为会议的点缀，大众文化可以占据一个晚间或一个光线幽暗的环境里，迅速制造另一种语境，并且通过声光电的组合与他们的游戏规则，使被控制者入局并接受他们传递的全部流行符号。这样一个强大信息流的冲冼过程，并不是过去的文艺会演这样的民族艺术表演。
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正音”，在每一个国家国礼式的政治演出中，始终与其终极意义互相匹配。但在一个大众文化极度强大的国家里，“正音”的社会领域处在失语的状态时，大众文化几个回合便已将他们打败。
这一台晚会上有几个曲目：
1、潘长江父女的歌曲《好人好梦》，仍然东北大众娱乐文化。
2、《北京欢迎你》，老外打中国鼓、旗袍女士做健盘手，反串的意义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是流行文化的改造。
3、内蒙古演员的民族乐曲，采取了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的摇滚化改造。藏族阿佳组合《东边的草地上》与张惠妹的山地歌手的现代化改选一样。
电视晚会这样的大众媒介开进两会，使娱乐与政治这两个曾经互不相干的领域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并互相吸引其中的传播符号与意义元素。如果双方不是对等的，这是一种温水里煮青蛙的危险游戏，被游戏方操控的参与者以“输势”为最终代价。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纳粹在1930年代，曾经将种族理论与宣传理论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做成了德国上下的意识形态；红卫兵年代将毛泽东的歌曲从意识形态里艺术化；在同一首歌的会场里，穿军装的代表为跳街舞的时尚青年鼓掌的时候，同等交换的共识最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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