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英国报业观察’ Category
星期日, 七月 6th, 2008
1、化妆的商业预测合法性基础
我们先从股票说起。
理发是一个产业吗？早已经是了。不过，中国十几亿女人和男人的脑袋，需要一个像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商业来打理。不过，A股还没有这样一家公司。美国就有这样的一家理发连锁商，1991年这家名为超级剪刀（SUPERCUTS）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后，时任麦哲伦基金的全球最伟大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发现了这只股票，它亲自去尝试了一下，很便宜，那时，这家公司在美国已经有650多家分店了。1990年代，理发这一职业在美国已经有400亿美元的市场。
彼得·林奇想，每个美国人每月的头发要长一寸，它又是一个麦当劳化的连锁企业，将来一定是一只大牛股。于是麦哲伦基金吃进了220万股的超级剪刀公司的股票，获利不菲。
林奇只是一名痴迷于挖掘好股票的基金经理，它不会想到，这样一家连锁企业，出售的可不只是每月剪去你一寸头发的手艺。它将头发的造型变成流行艺术后，收割源源不断的附加值。这就是林奇想不到的他的女儿为什么先知道这样一家理发店的原因。
2、林奇的眼光与林奇女儿的眼光
在林奇女儿的眼里，这不是一家理发店，而是一家发型设计公司。发型设计是一个充满艺术感觉与媒体冲动的行为。在电子媒体出现后，我们周围的人对于触觉的渴求，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产业，在生活中打造了一个名为“时尚”的产业。
发型设计于化妆只是这个产业小小的一部分。那些习惯于投资金融、零售、制造业的基金经理人，如果能提前感受到这样一种媒介化冲动的社会心理的话，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好股票。发型的重新设计满足了触觉的要求，电子媒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已经使人类的触觉需求变得这样渴望。
……我要触摸你……
这是1988年出版的唐朝乐队摇滚专辑里，很有名的一首慢拍歌曲《月梦》中的歌词。艺术家与青年人在感知这样的社会心理潮流时，总是更多地凭借一种神秘的特质。日本铺天盖地的时尚类杂志中，贝克汉姆是一个永远的卖点，他蓝灰的眼珠外，触觉化头发确实造型满足了粉丝们的渴望。
在中国，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投资者，不不能想像触觉化渴求引发的头发造型时尚是支撑这个时期发型设计合法性的用户心理基础。这使得那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已经想到要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
人类过度使用媒体已经使自己在判断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时，面临一种十分轻视的麻木感觉。微软中国公司原来的一名图像工程师郑治对此有十分独特的感觉。他在很多的沙龙场合总是强调：人们在过量接触新媒体的同时，确定进入了一种麻木的状态。在人自己身体本身越来越媒介化的今天。化妆就是这样一种麻木的行为。
3、化妆是高度媒介化社会的冲动
原始人与高度媒介人，都有一样的心理诉求，把自己本身当作一个化妆的媒介，去匹配周围的自然环境或媒介环境。只是前者是自发而非知识塑造的、后者是完全主动化的行为。
一个多月，GOOGLE上最热门的一篇新闻讲道：在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发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照片上清晰地看到他们用手工建造的低暗而简朴的草屋。这样的造型在马尔代夫的海滩边总是是摄影师追求海天一色的境界时，总喜欢用来给它们一个视觉区分的内容。他们看到了航拍的直升起后，紧张地举起弓箭准备还击。记者写道：他们的身上涂满了用来装饰的红色颜料。
上个世纪的大量人类学作品，在研究原始人的生活时，对于他们以整个身体为媒介的“化妆行为”有过形形色的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发型、文身、耳环都在这样一个高度媒介化的时代成为一种预言般的艺术启蒙。在一个地球空间被压缩成为一个村落的今天，人们实证着这样的原始艺术对于自身的关怀，就像部落的呼唤一样，把化妆强化为一种大规模的媒体行为。
2006年，英国发达的杂志市场中，新入局的两本杂志都是关于文身的。媒介的暗示与现象的媒介化互为推动时，往往产生的是双倍的力量。
4、在你的周围搜集样本
那些企图要反驳这一观点的人，可以收起你的纸与笔，因为你可以从自己的周围收集大量的样本。在街道（HIGH STREET）成为一种媒介的今天，每一个走在街上的化妆者不只是满足这样一种媒介的展示，同时，你已经注意到在北京、上海、深圳、东京、首尔这样的亚洲电子化媒介高度普及的地方，总有杂志的摄像师、手持数码相机的游客、持有手机的年轻人，在不停地拍，这样的内容进入MY SPACE、YOU TUBE、优酷、YOUPU、进入时尚杂志的街头风景、进入无线视频的形形色色的小网站、进入百度的贴图吧、进入多年来已经老气横秋的各色论坛。
化妆不再成为一种个人生活小技巧的时候，社会的时尚与伦理规则就会对它重新做出说明。
从手机、MP4、主页、博客、FACEBOOK、YOUTUBE、空中网、论坛与贴吧最后到线下活动，一条神秘的线条正在勾画人类的媒介化行为：在一个电子屏幕还原的人像中，这样一个图像可以通过软件修补而成为一个小小的媒介产品。在这样一条传播线中，你能够看到，从终端到在线媒介的接力中，电子屏幕的像素与电源产生的亮度、清晰度使被拍摄者成为一个需要与它匹配的产品。这使很多普通人在第一次照像后、第一次上电视后、第一次在视频中出来后，久久地望着自己而出神。
演艺界人士就不是这样。他们已经成为高度媒介化的人。他们在现实中的绝大多数行业都在为一帖屏幕、一次封面、一张照片而精心（艺术化地）准备着。这样一种媒介化行为做到极度的职业化后，使得狗仔队员们更喜欢挖掘他们的生活状态作为更有趣的看点。不久前的一期《演艺圈》杂志上，有一个推荐的重点照片是演员赵薇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鼻孔的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行为。
6、无逢化切换的工具
在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语境下，化妆是无逢化切换媒介形象与现实形象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小女生以他们父母一代人无法理解的化妆方式去工作和生活。只要是离开自己隐私的空间，就一定是化妆行为。这对于电子媒介渗透率高的亚洲人来说，其合法性的坚固程度是不可想像的。
化妆的高度社会化行为是测试媒介统治能力的体温计。那些普通的阶层的人，在经过了专业的化妆后成为一张时尚杂志的封面，这样的明星梦想正在成为一些小杂志获取读者基础的手法，也是不断加速社会媒介化进程的推动力。作为商业经营的把握，使得北京电视台第七频道每晚的一款化妆节目，使很多住在北京郊区或天生是一个普通阶层的孩子，成为媒介制造的试验品和他们自己眼中的产品。
他们醉心于这样的神奇力量的时候，没有想到，还有更职业的人群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并在并使这种心理冲动成为渐渐积累的潜意识。
这只是化妆。
以互联网媒体建构的一个体系的传播链，在制造梦想的时候，越来越愿意像大股东向中小投资者支付对价完成股改一样，不得不去适应这样的潮流。许三多这样的形象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现具有完全的合法性，那些无论是以什么心理冲动的投票者都知道：这是一个普通人，承载自己的媒介化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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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六月 29th, 2008
同质化竞争中的两个对手，有一个注定要生活在对手的阴影中，英国《每日镜报》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同为200万以上发行量俱乐部成员，过去的十年中，《每日镜报》在与《太阳报》的对阵中，一直处于下风。
很多中国读者对于这个《每日镜报》有一些陌生，但是，过去几十年里读《参考消息》的人，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家名为《镜报》的报纸，就是它的前身。《镜报》创办于1903年，是老牌英国小报。它与《太阳报》一样，在1980年代之前的约八十年中，一直以劳工阶层为主要读者，是英国真正的持有左翼政治立场的小报。
1969年默多克拿下《太阳报》后，《镜报》和《每日快报》这两张小报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与《太阳报》相比，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演进把握没有《太阳报》那样准确。没错，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整个英国经济开始告别传统的制造业，英国社会中的亚文群不断生成，娱乐化既是媒体时尚也是社会思潮。《太阳报》确实有效地把握了这一变化，自1970年代以来，《镜报》的发行量从500万世份一度滑落到几年前的190万份。
《镜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战略上的几次失误，给《太阳报》让出了很大的战略提升时机。它的失败案例，对于中国经营同类媒体的都市报来说，确实有吸取教训的必要。
1980-1990，《镜报》与《太阳报》的竞争中一直没有完全占到上风，原因是同质化竞争太明显，几乎是对攻式的割喉战（CUT-THROAT）。但是，马克斯韦尔（MARWELL）这个人和默多克不一样，他虽然有钱，也能给记者一个很大的自我实现的写作空间；但是，他在商业经营上比不上默多克，到了1990年代末，《镜报》的生意江河日下。1999年7月30日，镜报集团把自己48%的股份卖给了英国一家地方报纸集团三一集团（TRINITY GROUP），两家集团整合后叫做三一镜报集团，成为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
虽然这是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三一镜报集团里面并没有像《太阳报》或《卫报》这样的明星类报纸。虽然它也有350多名记者和编辑，但是那种困惑中国报纸老总“报纸不能上天又不能落地”的现实在《镜报》上体现十分深刻。2002年春天，《镜报》决定上天。
这家报纸首先改名为《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同时，把报头从红色改成了黑色，因为《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这样的严肃高质量报纸，总是用黑色表现他们的冷静与沉着。时作《每日镜报》的主编皮尔斯决心让这张百年小张升天。
除了形式上的改版外，它的操作手法还有：向大报学习提高社论的质量；高薪延揽一批英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在《镜报》写文章；用做新闻的思路来取代做娱乐的思路，提高了国际新闻、时政新闻的比例；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表达人文关怀。
在英国报纸就是两种，要不上天（高质量报纸），要么落地（小报）。皮尔斯的这种硬新闻打拼的战略没有任何错误。但错误在于：对于一张百年小报来说，突然间“从良”做严肃新闻需要大老板有足够的战略勇气与耐心。作为一任主编，这样的战略只能推动几年，很难保持持续性。尤其在英国这样报业成熟的市场上，要改变《镜报》的百年小报品牌，实际上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举动。这样的管理思想在汽车业的经营中已经很成熟了，那就是子品牌化，一个报团可以有高中低三档报纸，每一档对应不同人群。这样，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
2003年春天，这一严肃新闻战略只推进了一年就受到了质疑，因为《镜报》的老板与员工无法承受发行量的下降。它已经掉下了200万的英国小报生死线（在英国报业中，低于200万的发行后，凭借发行赚钱的小报已经要赔本了）。要知道做一张严肃报纸，比如像《独立报》那样，能有二三十万的发行量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十年的坚持是很难看出效果的。
2003年夏天，三一镜报集团新的女强人柏丽上任后对于这种“严肃新闻”战略并不认同，英国著名的媒体专栏都报道了她对于皮尔斯战略的质疑，认为最次也要是“有趣的严肃新闻”，实际上仍然是娱乐化新闻。现在，《每日镜报》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小报面貌，紧紧咬着〈太阳报〉不放。
《每日镜报》在2003年终结了短命的严肃新闻战略后，着手发起了2000年代以来英国已经很少发生的一次大型价格战，但一个月后，这张价格战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每日镜报》的售价从32便士下降到20便士。随即，价格战专家《太阳报》立即把售价也下调到了20便士。虽然两家报纸的发行量每天都有几十万份的增加，但是对于成熟的市场来说，这样的价格战只是两败俱伤。到了6月，《每日镜报》的新老板柏丽就叫停了这场纷争。两张报纸的价格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水平。
虽然只有一个月，这也算是《每日镜报》的第二个失败案例。对于报纸与电视台来说，在有一个更强大的同类对手存在时，弱势的一方千万不要去发动价格战。
《每日镜报》在政治上一直是英国工党的支持者，这一点倒不像《太阳报》那样按默多克的政治意志在不断设置枪口。但是，作为一张报纸的老板，如果不能前瞻性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肯定是要落后于对手的。《每日镜报》代表的英国劳工阶层随着英国保守党在1980年代初的政治改革，数量已经越来越小；同时，它忘记了《太阳报》并不只代表劳工阶层，他们代表着英国全部的底层人，除了他们的声音外还有他们的时尚。这一点，《每日镜报》需要加速追赶。
《每日镜报》在过去的两年里，在努力适应数字化的转型，它在自己的网站建设上投入了一些精力，同时，也尝试用互联网思维去调整报纸的内容。2007年，它的老总在谈到《每日镜报》的封面时说，我们知道我们在速度上无法和互联网相比，但我们想要杂志化的封面来强化报纸的优势。不知在这一轮的数字化竞争中，它和《太阳报》究竟谁能找到数字化转型的真正的路径。
《每日镜报》最近还想学习《每日邮报》，抢夺一些女性读者。女性读者天生是广告公司钟情的对象，这正是《每日邮报》广告收入英国报纸排第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每日镜报》的老总RICHARD WALLACE说，为了追求到大量的女性读者，他们的报纸风格正在向时尚杂志化转移，增加了家庭生活、名流新闻、时尚购物、家庭理财等方面的内容。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一短路要走。《每日邮报》主打女性市场精心耕耘了几十年了，比如1995年时，它的女性读者比例是49%，2006年，这个数字才慢慢增加到了52%。对于一个成熟的报业市场来说，要培养用户的阅读习惯，需要像长线持有股票一样花一些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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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六月 21st, 2008
1986年舰队街死亡后，评谈英国报纸社论的公器价值，已经是一项奢侈之举了。
作为英国社会公器的〈泰晤士报〉，默多克收购之前的几任老板仍然是把这张报纸当作一张身份纸，用别处挣来的钱养这样一张根本不盈利的报纸，以示对于英国一百多年来价值观的坚守。作为一个有趣的指标，〈泰晤士报〉的账面亏损是这张报纸社论影响力的风向标：它在最光辉的时代，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默多克收购〈泰晤士报〉后，把原〈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伊万斯调过来做这张世界是最有名的报纸的总编。一年多以后，伊万斯的离职正是因为社论立场受到了商业利益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1981年在默多克从加拿大报业大王汤姆森的后代手上收购了〈泰晤士报〉后，汤姆森曾经发起了一个委员会对默多克的新闻观进行了审议，这个委员会有三四名爱国主义的组织负责人，一名历史学家、一名经济学家、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一名铁路工会的领导人。默多克在此次会议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习到了新闻自由的观念，但他也对一张报纸居然赔钱而感到震惊。
这样一句话，为后来的伊万斯离职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位主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默多克放弃了当初关于不干涉社论的承诺，他反对〈泰晤士报〉的多元社论立场。这使得商业利益完全入侵了这张世界上最有名的报纸而成为一架商业舆论机器。1983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联合写信要求伊万斯辞职，理由是：我们所关注的社论标准的逐步降低可能会使我们的报纸失去保存价值。
这样的理想主义新闻观在今天英国报业中已经越为越难以寻找到了。1986年默多克打败舰队街后，报纸的独立社论立场不仅受到了商业利益的严峻挑战，而且，社论对于英国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也在渐渐减少。〈太阳报〉的社论、〈每日快报〉的社论现在往往只有一二百字，就像一条订阅的短信一样，只用几句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行。2000年代，那些在社论里遇到的古老的的英语单词的概率要比1970年代低很多，即使这样，很多英国人仍然抱怨〈卫报〉在自己的社论里经常用一些平时几乎看不到的词语，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在社论里也才会使用这样的词语。
两个因素正在冲击社论的社会影响力：一个是电子媒介的出现，它使得报纸主导的媒介社会变得多元平衡了，电视与互联网媒介不再需要一个强迫式的统一观点；第二个原因是是参与者的改变，在一个娱乐化时代，上一代人认真面对的东西都是下一代人要嘲笑的东西。
过去的二三十年，不仅对于中国是一个接受全球化的黄金时期，整个欧美社会都在全球化中重新改写了社会结构。移民与移民文化（比如穆斯林文化）、多元外来文化（比如亚裔与非裔）、社会碎片化后的亚文化（同性恋、女性主义、朋克等），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文化再造过程中削弱了社论的舆论影响力。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电子媒介的挑战，使新闻娱乐化成为一种传媒新特征。
新闻娱乐化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对于一种读者客观需求现实的真实描述。尤其是在电视与互联网的影响下，娱乐化已经成为整个社府打碎旧价值观的工具，同时，也成为1960年代之后存在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晚期欧美社会特征。今天这样东西在亚洲甚至比在欧洲还要疯狂，这使得坚守传统媒体价值观的总编与评论写作者遇到了极大的思想困惑。
面对娱乐化的社会特征，英国与美国的报纸都在调整多少年不变的新闻纸组成结构：从新闻题材上说，体育与娱乐新闻的比重急速上升；从内容升级上说，以生活方式为主的副刊取代了传统的文艺副刊；从表现形式上说，图片化的传播内容取代了文字式的叙述内容。电子媒介的加速度传播就突然刮起的大风，使报纸这样的大树了不得不为之而低头摇摆。
〈太阳报〉是一张凭借体育与娱乐这两条腿走路的报纸，它是最早向电视的鞠躬的报纸，因为体育与娱乐是电视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两扇放大的窗户。〈卫报〉名为”后窗“的两个版的大幅图片报道，也是报纸从文字中打开的两扇“窗户”。中国的媒体研究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读图时代”来形容报纸正在出现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报纸本来是一种以文字为“档位”的慢速阅读媒介，大量使用图片，自动加快了自己被阅读时代的速度，报纸使自身成为一个快速阅读品了。〈华盛顿邮报〉这样一张严肃的报纸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强化生活副刊的设计，2007年新设计的版本，让它的副刊看上去简直像一张海报。
如果说体育与娱乐这样的电视报道强项出现后，报纸为此作出了改变；那么互联网的搜索与互动这样的在线媒体出现后，报纸也为此作出了新的改变，那就是博客写作的内容成为了报纸的内容，报纸在热门新闻的后面开始标注网上讨论的地址，以此来把阅读印刷媒体的人向自己的网站去摆渡。就连老气横秋的《每日电讯报》都想放手一搏而成为一个互联网青年。
没有社论的报纸也出现了。年轻人接受了他们。过去两三年里，英国伦敦的《METRO》与《THE LONDON PAPER》等免费报开始用生产线式的方式生产新闻快餐，他们放弃了社论。据统计，他们的读者正好是25-34岁的这个上班人群体，他们在商业机构看来是消费能力最看好的人群，这引起人群已经欣然接受了没有社论的报纸。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免费报可能是最“现代”的报纸：它没有社论、它主要以体育与娱乐为主、它更喜欢图片报道、它的新闻都很短、它大量使用博客创造的内容……这一切，在研究新闻史或报纸史的学者们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现实。
后舰队街时代的英国报纸（包括美国报纸），在自身的介质上作出的一些变化只能算作是改良。欧美报纸在过去几年中的数字化转型才是真正的革命之举。一个信源，多个介质，可以形容这一革命性变化的核心特征。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论述欧美报纸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快。从过去十的互联网内容公司的演变看，YAHOO式新闻网站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新闻网站已经纯粹成为一家传统媒体是未来两三年内中外媒体从业者将要达成的共识。在英国和美国，报纸已经举起了这一大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等全球著名报纸，不再提“网络版”这样一个口号，他们正在纸质的报纸与数字化的报纸的新闻采访合二为一。
如果看到今天的欧美报纸所作的变化，想一想1986年默多克的商业力量打败英国工会时的历史，人们能够看得到，这一切好像是不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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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六月 1st, 2008
希腊与罗马的民主广场、波斯人的集市审判、1960年代的红卫士串连广场、天涯猫扑的论坛与百度和讯的贴吧，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前三者是实体的媒介，最后者是虚拟的媒介？还有吗？
希腊的民主广场上，多数人的一次性票决就是最民主的方式。这样的量化民主观自从卢梭死后，在上个世纪已经不再流行，这是一种群体的政治票决；阿拉伯人在集市上抓到小偷后要砍掉他的手，这是一种群体的宗教审判；红卫兵的广场批斗，是在完全狂热的精神状态下作出的票决；论坛上戴着面具的批斗与线下的活动的双重方式，已经使论坛成为一个电子广场。
尤其在传统媒体被控制了的中国,互联网论坛与贴吧成为自由新闻阵地.这样的电子广场在2004年的”郎顾公案”中已经露出端倪.那时无论是吴敬琏还是国资委都已经领教了新浪网友的厉害。他们还在用古典的方式与道德对此进行抗争，就像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向造反的红卫兵讲道理一样幼稚。
纳粹的价值观核心是以人种与效忠为基础的重新构造社会秩序；红卫兵造反的核心在于从破坏的过程与理想的希望；电子广场的在于投票的忠诚与同类的划分。非此即彼的方式在是电子广场道德审判的逻辑，就像小孩子在画分游戏的阵营。
电子广场具备了政治、宗教、革命的不同语境票决与道德审判的功能。
互联网确实是一种情绪的媒介。难道不是这样吗？美国传播学者在研究1960-1970年代的美国大选与非常事件时，已经注意到了集会这样一种媒介形式。在一个狂热的集会中，群体的亢奋在即时性的现实空间中，因为声音、图像（眼睛所看）而会发生指数式的传染。
广场是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传染的情绪是形成合力的发动机。电子广场同理，传染的情绪同样会形成合力。他们具有一样的机理：广场与电子论坛都是即时传播，你能感觉到每一个人就在自己身边。
2008年的春夏之时，作为自然灾难，雪灾与地震在电子广场上获得了空前的同情心；家乐福事件、CNN事件、莎朗·斯通事件却因为与这个国家的新爱国主义冲突而受到电子广场的全民票决的空前压力。
长平已经领教了CNN事件中的互联网舆论力量。CNN好在它没有中国业务，远离了舆论打击。
莎朗·斯通将因为这次事件而给自己最终以政治加分。作为一个过气的演员，正如前文研究过的米亚·法罗案例一样，斯通想借此“娱乐政治化”，使自己重新进入媒体的漩涡。不过，它因此的获利仍然会比较高，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封杀会将它赶出中国的屏幕与法国迪奥的化妆品，但她最大的市场在美国和欧洲。在爱国青年发起的互联网打击运动中，斯通获得了娱乐界人士的政治加分，这却要归功于互联网的电子广场。
一个事件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并因为一场来往反复的公关与反公关而获取意想不到的传播能量。
电子媒体票决式的爱国主义热情，有一个自身的生命周期。从发起议题到传染，从互动到收尾，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一个周期，就像一款电子游戏的生命周期是两年一样。电子广场上的示威与游行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宣传官员看来，是一个舆论问题。
难道他们不是一个媒介问题吗？
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郎顾公案、超女造星运动、芙蓉姐姐、重庆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CNN事件、家乐福事件、莎朗·斯通事件已经串成为一个媒介主题：一个虚拟的电子广场，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每一个接受传统教育但使用现代媒介的青年人面前。通过互动（串连）传播（传染），他们已经用虚拟的方式在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有人用“脑残”来形容那些在互联网电子广场里附和的投票人群，但在政客看来，这是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年轻人看来，电子化处置莎朗·斯通的方式就像嬉皮士用摇滚表达他们的郁闷，是同质异构的内容。
2002年以来的这样狂飙的爱国主义热情，是政治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的。有趣的发现是：那些使用电子媒体的高级精英人才比使用印刷媒介的人更具有电子广场的心理。栾轶玖是传播学研究者，她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是我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媒体人的参与。报纸不是即时媒介，它的传播者更愿意用冷静的方式去处理这样认识。
一个大国的互联网节点数量远高于一个小国，其网络传染效应就像投资时的复利增长一样。电子票决的浅薄爱国主义就像焦虑症患者的浅浅的睡眠一样，成为电子时代的双重社会特征，它是行为方式，也是一种社会FASHION。
伊曼纽尔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又一次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一个名为互动的空间里，一个放大的人的价值不是文艺复兴时那种人神对立时的主体性放大，那样的理性时代在报纸作为强势媒介的上个世纪都没有达到，何况电子媒介的浅阅读呢。如果认为互联网把这种精神放大主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博客的主体性要强于论坛，论坛强于贴吧。
那些还没有从互动空间里的电子爱国主义寻找到传播机会的跨国公司公关部人士，真是失败的雇员。美国最新一期的《商业周刊》已经洞悉了麦当劳、百事可乐对于中国电子爱国主义的利用。
无独有偶：就在家乐福事件高潮的时候，我所居住的小区电梯里有了这样一张广告。百事可乐贝可汉姆头像海报的广告中，是这样的广告词：为爱国加油……某月某月购买百事可乐就可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品云云。做一个符号解读：北京奥运会已经政治化了，热爱奥运变成了青年人的电子爱国主义。贝克汉姆是年轻偶像、百事可乐是美国的品牌，他们一起支持中国的爱国主义时，就实实在在在是一种商业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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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五月 31st, 2008
1986年是一个报业的分水岭。这样的年份在英国还可以找出来至少三个，比如1945年、1968年、2004年。
1945年是二战结束年，战争后人们明白了，像《泰晤士报》这样的知识分子严肃新闻值守，战前对于纳粹的舆论支持竟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道德危机。
1968年，澳大利亚人默多克收购了《太阳报》后，在一个电视鼎盛的时代，报纸找到了第二个方向——娱乐化。2004年，全球报业广告首次负增长时，欧美报纸把新生寄托在了第三个方向———数字化转型上，今天这一方向已经有了微薄的收获，英国的《卫报》网站的全球化运营思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网站在线广告运营思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收费阅读运营思路都是可以摸得着的现实。
1986年同样是这样一个年份。默多克打败英国工会，解放了报纸1960年代以来感到沉重难去的枷锁。
狂风只是暴雨到来前发出的预告，就像舰队街的死亡只是1980年代英国和整个欧洲文化气候剧变的预告一样。
在英国北部重工业区生活过的人们，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在经历1980年代的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时的痛苦感受，犹如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在1990年代中期经历的国企改革一样。这样的社会经济动荡，在几代人的心中留下的失望与失败的感受纠缠，深深地影响着国家文化气候的改变。
看过英国电影《比利·艾略特》、《铜管乐队》的人，震撼于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在1980年代经历的经济动荡与心理动荡。贝特福德大学的新闻学教授盖瑞先生说，他每次看这两部电影的时候都在流泪。来自于英国北部工业区的知识分子、就像来自于中国东北工业区、德国鲁尔工业区、法国北部工业区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社会主义有格外的偏爱。几年前，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传播学研究小组关于媒体研究的一系列著作在中国得到了翻译。如果不看国别的话，你也会猜测到，这是一个富有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研究群。这一切却都是英国1980年代产业大调整时的社会结果之一。
因此，1986年舰队街死亡前，支持报纸作为一种强势媒介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气候都已发生了改变。
铁路与邮政成为旧生产力的代表，它们在衰落，罢工此起彼伏，这与100年前铁路与邮政青春少年时期对与报纸的促进有多么巨大的差距。19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欧洲整个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第一推进力。亚洲的新兴生产者对于英国北部的重工业区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生产力成本高涨，产品销售困难，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采煤、钢铁、工业品制造等暮气沉沉。这种灰暗的经济颜色下，包括报业在内的整个英国经济都渴望一次刮骨疗毒式的改革。
1980年代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拿到执政权后，进行了铁腕改革。国家的重启自由资本主义的航向，并且确立将金融、教育、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全新的发展方向。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写道，英国的虚拟经济从1980年代初已经看到了明确的方向，国家经济进入了艺术化生产阶段。
作为一种文化结果，亚文化群的兴起成为1980年代后英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特征。报纸在意识形态与国家舆论上维持旧的英国式话语时明显力不从心。极右翼、同性恋、黑人、女性、朋克、穆斯林……越来越多的社会碎片与舆论代言，使得过去报纸的一统天下的强势地位受到了空前挑战，《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的发行量节节下滑就是有力的证据。
1980年代的全球化推动力，来自美国与英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里根政府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拖垮了苏联，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找回了自信。全球化像工业革命时代一样开始了又一轮的狂飙。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欧洲社会的阶级冲突确实看不到了，但是种族、族群等社会群体的矛盾却开始显现了。每一张报纸都开始走出传统的编辑部与社会写作台，寻找他们的新碎片。
报纸的娱乐化是整个社会文化气候娱乐化的一个折射。就象1900年之前的报纸是商业主义的折射一样。
极度娱乐的《太阳报》，在政治问题上代言着我们英国人；《卫报》对于从左翼的路径转型；《每日邮报》发现他们没有看错女性侧重的定位；《每日电讯报》几乎是南英格兰的报纸。
用这样的一个样本去类比今天的中国报业，着实能够看得到，社会的结构在发生改变，体制内外的群体已有雏形，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可以写成文字的概念，北京本地人也成为一个隐隐约约的族群，老年人成为一类媒体的主要使用者。文化气候剧变的时候，往往是报纸剧变的时候。
在英国的虚拟经济战略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与报纸的娱乐化价值观这两者之间，再了不能分开了。娱乐化还是一个贬义词吗？从1968年默多克收购《太阳报》那一天起，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折射，在1980年代已经明正言顺。媒体研究者可以用类比的方法获取先验的研究灵感：崔健的父母亲这一代红色中老年不能理解他们的下一代开始追求自我的发展方向，崔健这一代自我的青年无法理解花儿乐队这一代人在《喜刷刷》、《穷开心》里面表现出来的与《一块红布》、《一无所有》式的叛逆完全不一样的娱乐价值观。
如果以半个世纪为单位，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欧洲报纸价值观演变的时间表：
1900年前，商业主义是报纸的主流价值观（彼得·德鲁克在总结19世纪的功能性成功社会案例时，英国的商业主义是最经典的历史教案）。
1900年-1945年，民族主义价值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民族主义作为导火索，从而为欧洲的全新工业社会稚秩序找到了整理的突破口）。
1945-2000年，娱乐主义价值观。正如前文所讲，娱乐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享受生活、自我表演、自我感受这样的社会行为，是一个严肃的话题。1980年代，一张欧洲报纸不理解娱乐化，就像它的一名社论委员会的成员不理解同性恋一样可笑）。
2000年之后呢，我们看不到方向。环境主义或宗教主义也许可以做一个备选吧。全球变暖的语境下，环境主义浪潮不只是一个环保局这样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也不只是保护地球这样一种宏愿。它已经渗透到全民以互联网表决方式选择执政团体这样一个层面了。政治行为、商业行为、文化行为将会为此而深深改变）。
这样一种外延极度放大的广泛分析来描述舰队街死亡与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就像我们从一棵树的摇动来描述它周围的气流运动一样。这是1986年的报业历史转折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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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29th, 2008
很难理解，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大本营，自由商业需要费多么大的力气，才能从工会的手掌中解脱出来。这就像中国的报纸老总们，需要拿出多大的力气才能将报社庞大的行政负担割除。
我从贝特福德郡坐火车需要两个小时，才到瓦平镇。这个位于伦敦东南方向的小镇看上去像一个破落的工业开发区。20年前，报纸甩掉工会力量学生的负担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默多克当年在这里制造历史的地方是几幢十分简陋的建筑，但这里曾经上演出惊心动魄的历史。
瓦平镇的革命就一句话：英国印刷工会想在离开舰队街的时候，把工会的规矩也要带到他们要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就像中国每一个地方报业集团的面的照排室一样，边记者和编辑都要惧他们三分。
《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列文曾这样形容说：舰队街的报纸就像在疯人院一样的保护下才生产出来的。实际上，工会是全球资本进入报业的巨大的成本障碍。20多年前,默多克就抱怨说,他在纽约和悉尼做一件事需要雇6个人,在伦敦则需要雇18个人。
英国很多报纸研究的专家在叙述起这一段历史时，写得像一个传奇。几天前，收购MYSPACE的默多克那时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中年人。他要把自己在英国拥有的4家报纸都在这里印刷。他想躲开工会的注意，把最先进的阿泰克斯公司的电脑照排技术引入英国报业。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采用新技术就意味着要解雇工人。
但1985年默多克已经开始悄行动。他的阿泰克斯公司密约在瓦平镇启用新式的电脑照排系统，阿泰克斯公司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每天在伦敦边上的一个地方悄悄组装这些机器，然后用几辆大卡车悄悄运入瓦平镇。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默多克在想什么。
英国人威廉·肖克罗斯曾在关于默多克《The Making of a Media Empire》中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述。默多克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主人公一样，每天悄悄地往印刷厂运送一些新闻纸和油墨，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储备了4000卷新闻纸。威廉记述说：那些管理机器的工人，则是从英国南安普敦招来的工人，他们每天要往返上百英里来瓦平镇工作，但都要发誓为自己的所见所闻保密。为了将来在运送报纸时不让铁路工会卡脖子，默多克提前动手，购买了800辆卡车，准备用汽车把这些报纸送入英国各地。
天下没有不舰的墙，新闻集团的行动还是被英国的《晨星报》透露了出去。1985年圣诞节后，默多克决定提前动手，与工会交战。他告诉工会，如果他们举行罢工，新闻集团就会开除现有的工人从而避免赔偿4000万英磅的补偿金。但英国印刷工会受不了这样的资本家侮辱，毅然投票表决罢工。
必须承认，默多克赶上了一个历史好时机，那就是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的私有化运动。在罢工发生时，他的瓦平工厂已经围上了铁丝网，日夜有警察帮助巡逻。威廉这样记述道：“此时默多克整天都呆在瓦平镇。这位业主兼总裁穿着一条旧裤子，一件羊毛衫和一双旅游鞋，他指挥着整个行动，每件事他都亲自过问。他不停地到处奔走、喊叫、责骂和夸奖，就像是一个首次组装复杂玩具的孩子”。
1986年1月25日，当英国印刷工会的领导人从梦中醒来的时候，默多克的800辆卡车装载着在瓦平镇印刷的300万份报纸，沿着伦敦周围的15号摩托公路，驶向英国其他地方。
这一天起，英国舰队街正式死亡。1986年1月27日的《太阳报》大标题是《新的太阳今天升起来了》，副标题是《我们打败了罢工分子》。
抛弃意识形态的语境：瓦平镇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地方。英国报业工人终于告别了纸与火，用最先进的电脑技术编辑报纸版面了。作为生产效率的一个符号，默多克把2000人的印刷工人规模减少到了570人。
这就像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工厂迁移到亚洲的故事一样。英国报业与报纸权利的中心舰队街，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不能忘记自己在一开始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报纸可以向工会外的群体去外包生产，也可以向伦敦以外的地区生产，就像美国的银行后台系统外包到印度，香港的银行后台系统外包到深圳一样。
托马斯·费里德曼在论述欧美工会的历史时曾经这样评论：在1930年代工会还是纯洁的，到了1960年代就变得十分肮脏了。报业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样本，对于工会的反抗，是资本主义商业力量与个人英雄主义在英国的一次成功实践。无论如何，它对于中国的报业同人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英国报业在1980年代，先后通过斗争，获取了两个新的发展引擎：一个是转移生产基地，降低了成本；一个是运用新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互联网对报纸的冲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也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美报业在传统媒体时代最后的一个小小高潮。
同样，英国报业的这一剧变也是1980年代英国私有化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与英国在两位强人的领导下纷纷领导了国家的痛苦改变与坚决创新。经历过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1980年代前后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转型。英国挥泪割除重工业对于普通工人利益的伤害，就像两百年前的圈地运动对于农民利益的伤害一样。
报纸印刷工会的失败，可以给它戴上好几顶大帽子也不为过。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19人就可以做出一张报纸，今天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因之一是外包的生产思想。报纸的印刷可以外包（社会印刷厂），广告可以外包（代理公司），写作可以外包（专栏作家），采访可以外包（自由撰稿人），读者热线可以外包（呼叫中心）、后勤可以外包（物业公司）、发行可以外包（邮政，不过效率十分低下）…… 默多克在1986年就以这样的方式打败工会，不只是获取了生产力，它一举打碎了旧有的生产关系的合法性。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早就发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詹姆斯和哈贝马斯的文章中，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在改变。
从技术上说，英国报纸迎来了电子时代；从报业上说，英国报纸开始了低成本生产；从报纸媒介上说，报纸以更更快的速度与电子媒体赛跑，即时它只是在印刷与制作上加快了一些速度，但这样的速度已经找回了报纸的青春。
新技术的历史鼓点越来越急。
瓦平镇革命的10年后，最早使用电子技术的默多克注意到了互联网对于他的报纸王国的影响；又过了10年，80多岁的默多克突然变成了一个电子青年，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讲报纸如何面对互联网作出革命性的电子化转型。作为一次实践，他斥资收购了微软的博客系统MYSPACE，持有了中国移动的股份。他既想吃进互联网，也想吃进无线互联网。他旗下的《泰晤士报》拼了老命在做自己的网站，《太阳报》也开始向互联网进军。有线互联网与克线互联网，这两样东西，都是报纸的电子化转型中无法绕开的障碍。
1986年的舰队街死亡的历史教训，不光在于新技术与生产力，它对于英国的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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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12th, 2008
我在提出《报纸死亡了吗》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话题时，在理论上确实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
报纸与报业实际上是三重意义的话题：
第一重是作为媒介的报纸，其将会经历一个自身的一个生命起伏，这样的一个起伏是整体人类媒介与传播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就像自然环境决定生态进化一样。
第二重的意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在一个全球资本流动与报纸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上，报业经济自身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这在1986年默多克打败英国工会的历史性事件中已经显现出来。
第三重意义是技术革命上的，1996年的互联网浪潮，对于报纸的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报纸的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百多年来最新的话题。
1986年的英国报业商业模式的改良行动，已经记入了史册，对于中国报界与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看明白的问题。
1986年发生了什么？在伦敦北部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有一座白色的大楼，这里可以免费查阅英国所有的报纸微缩胶片。当你查阅1987年的1月27日的《太阳报》，头版头条是《新的太阳升起来了》，这样的新闻叙述话语和它叙述的新闻事实，就像英国的新闻学研究者所给出的结论一样：舰队街已经死亡！
舰队街是英国报业的代名词，就像华尔街是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一样。1986年，互联网是什么也不知道，西方经济没有出过乱子，报纸的社论仍然在统治欧美社会。这一年，默多克旗下的英国4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决定离开舰队街，搬到伦敦以南的瓦平镇去出版印刷。
搬离舰队街并不是一次多么乡愁式的怀旧，也不只是获取一个土地的级差效应，最重要的是，英国报业和欧美很多国家的报纸所有人，打败了缠在报业经营者身上的工会力量，完全获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关系。
因此，研究全球报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商业模式上的转型，1986年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年份。对于中国都市报经营者来看，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遇到过默多克式的报纸经营障碍，在印刷报纸上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但对于一些更老的党报来说，现在仍然沉重的冗员负担与难以割除的后勤负担，有着类似的感受。不过，问题还不完全是这样。
1986年，世界报业大王（现在的互联网“电子青年”）默多克，制造的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四重意义：
一、英国是欧洲和全世界报业的重心。在舰队街上出版了100多年的报纸纷纷离开这一地价昂贵的金融区，向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寻找发展空间，地理上已经告别了这样一个全球报业发源起。
二、默多克在这一迁移工厂与报社的事件中，精心筹划，迅速打败了英国印刷工会的力量。虽然英国工会发起了自二战后欧洲印刷工会的一次最大罢工，但新的技术与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使整个英国报业完全摆脱了工会多少年来的组织压力，是一次商业与政治上的大翻身。
三、作为精英新闻传播的最重要载体，报纸的国家思考的左脑这一政治特征，因为商业模式的转变，在1986年后加速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式生产中。英国报界的精英新闻观从这一年开始“礼崩乐坏”，严肃新闻的市场越来越小，读者群越来越小。同时，作为1980年代英国保守主义政府改革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内容，舰队街的这次革命是整个英国经济自身变革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放弃了很多传统的产业后，开始了痛苦的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竞争中的新布局；
四、自这一年开始，报纸的商业化动作与娱乐化内容取向的成规模抬头，这为后来的报纸小版张运动埋下了伏笔。直到2004年，由于全球性的报业广告负增长现象，大批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大开本印刷的报纸纷纷转向小版张，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这一运动以英国为中心，迅速蔓延到了全世界。
默多克遇到的一个好年景是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对于1986年之后的报业来说，自由主义中兴了英国的报业和北美的报业。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报纸主管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玄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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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st, 2008
1、1998年前后的聊天室
1990年代末，中国追求最新潮的互联网时尚的人，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现代人群；2000年代普及使用互联网的人，反而不是一个现代人群。
辩论这样一个话题，仍然为了引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辩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这样一个极其宏大的题目。我的观点仍然是：没有完成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的国家，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普通意义上的现代符号：高楼、机械、流行、时尚……
互联网聊天室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小小的书面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最初的即时通讯工具，它引发的各种故事可以证明，一种书面交流技术的形成，即而到一种书面文化的形成，这中间的过程是多么的微妙和有趣。
那些第一批使用互联网聊天室的人，是大学的工科学生、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工程师、外企的老一代白领。他们是这个国家里书面文化使用最为前卫的一批人。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时尚，文字聊天室随之进入第二阶层的社会人群。这个时候，书面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提供了一个所有陌生人同时感觉在一起的群体语境和两个人躲在一起的窃窃私语。私聊是每一个都想选择的方式。
文字能够把人的身体与语境分开，把人的语言表态与时间分开。这种看似荒唐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也不荒唐。一个拿着水杯坐在椅子上的人，一会跑到电脑前敲几句话，一会儿继续回到椅子上喝水，对方对此浑然不觉。文字对于人的这样的分裂式交流的帮助，曾经是西方在建立所谓的西方文明式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显然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分立。尤其是在聊天室的第一次接触中。有的人当场向一个署名“清华丽人”求爱，有的人为一虚拟的“精灵男孩”茶钣不香，有的人坐着飞机跑到南方一个小城市去找自己的“我只在乎你”，有的人因为和一个“大力水手”的交往而生下了孩子。
他们是早期幸运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一些人是后来的不幸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有人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的白马王王，有人在小钣馆里吃一顿钣的工夫就被骗走了手机，有人失落地约会后发誓再也不上聊天室……
这是2000年前后都市报上的热门社会新闻。他们将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注解，告诉人们当一种新媒介出现的时候，它在社会学意义上遇到的障碍。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报纸的社会新闻，是社会学意义上展示一个口语文化的国家，如何在面对一种大规模的书面媒介时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惑。
这样一幕今天已经快要消失。互联网的带来的技术平等继而创造的社会平等的条件，很快就成为一个幻象。一个最有趣的社会故事是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才女编导，在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聊天室后，认识了一位网名十分童话的网友。他们用文字代替口语，以电子速度即时交流感情，这样的情感幻觉使她抵制不了见面的冲动。
在北京双安商场的门口，当他们相约见面时：她用手机拨通了对方的呼机，这里，突然年间一个冬天里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在按下呼机冲向一个公共电话亭。…………
见光死。
不同的媒介从业者表现出的气质往往差别很大。电视的人看上去，在形象上要比报纸的人附着有更的时尚符号；报纸是书面文化的一部分，写作者与作品之间完全是分立的。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有时会在屏幕中出现，他们自己与节目的合而为一，强化了这样的口语性质。
上面“见光死”的这个例子，对于电视的从业者来说发生的几率要比报纸从业者高，他们更难以接受这样现实。
3、聊天室的衰落
聊天室是一个媒介试验室，它一开始就好像已经准备为后来写媒介史的人在留下素材。这要比1990年代末，把人关在一个屋子里，给他一台电脑看谁可以在里面生存的更长一样有趣。
这样的试验，与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们对于机械迷恋的激情一样，都时后人在教科书里面一定会看到的“古人”经历。
我们没有一种口语文化，没有一种书呆子文化，这使得文字聊天室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就难以为继了。新浪聊天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第一批书面即时交流文化的传播者，新浪的聊天室一度成为最火爆的互联网社区代表，但在五六年后，就沦落为中国最大的色情交流的电子商务平台。随后新浪收购UC，继续改选自己的视频聊天室。
视频聊天室的出现，宣布了文字聊天室第一次出现时对于精英群吸引力的终结。视频聊天室是完全的口语文化，它像电视一样延伸了人的声音与眼睛。它对于更广泛的大众用户群有着非凡的吸引力：他们来自中学生、他们来自农民工、他们来自边远的小城市、他们来自城市的边缘人群……
电子媒介因为强大在的即时性，在一个宽带的技术环境下，完全可以复制任何群体的社会生活，无论是部落还是村落的生活，弱势族群、边缘人群、口语文化群都因为电子媒体而得到放大和强化。
4、媒介病
人类学家仔细研究过非洲部落人估面对欧美的书面文化时遇到的困难。
他们看电影时，不会理解蒙太奇，他们常常发问：刚才的那个人哪能里去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大地上，用口语表述，几乎对于电梯的运行规律难以理解。
从媒介意义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北非与阿拉伯人第一次使用枪的时候，不认为它是一种武器，他们把红宝石半点在枪托上，就像古代装饰宝刀一样。1980年代电影〈少林寺〉上演后，很多中国北方的男孩逃离家中，去河南学习武术。这就像2000年代前后的聊天室出现后，有人不远千里在一个小城市里去经历一次“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的衰落，在媒介研究者看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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