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英国报业观察’ Category
星期一, 五月 12th, 2008
我在提出《报纸死亡了吗》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话题时，在理论上确实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
报纸与报业实际上是三重意义的话题：
第一重是作为媒介的报纸，其将会经历一个自身的一个生命起伏，这样的一个起伏是整体人类媒介与传播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就像自然环境决定生态进化一样。
第二重的意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在一个全球资本流动与报纸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上，报业经济自身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这在1986年默多克打败英国工会的历史性事件中已经显现出来。
第三重意义是技术革命上的，1996年的互联网浪潮，对于报纸的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报纸的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百多年来最新的话题。
1986年的英国报业商业模式的改良行动，已经记入了史册，对于中国报界与学术界的研究者来说，这似乎仍然是一个没有看明白的问题。
1986年发生了什么？在伦敦北部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有一座白色的大楼，这里可以免费查阅英国所有的报纸微缩胶片。当你查阅1987年的1月27日的《太阳报》，头版头条是《新的太阳升起来了》，这样的新闻叙述话语和它叙述的新闻事实，就像英国的新闻学研究者所给出的结论一样：舰队街已经死亡！
舰队街是英国报业的代名词，就像华尔街是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一样。1986年，互联网是什么也不知道，西方经济没有出过乱子，报纸的社论仍然在统治欧美社会。这一年，默多克旗下的英国4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决定离开舰队街，搬到伦敦以南的瓦平镇去出版印刷。
搬离舰队街并不是一次多么乡愁式的怀旧，也不只是获取一个土地的级差效应，最重要的是，英国报业和欧美很多国家的报纸所有人，打败了缠在报业经营者身上的工会力量，完全获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关系。
因此，研究全球报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商业模式上的转型，1986年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年份。对于中国都市报经营者来看，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遇到过默多克式的报纸经营障碍，在印刷报纸上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但对于一些更老的党报来说，现在仍然沉重的冗员负担与难以割除的后勤负担，有着类似的感受。不过，问题还不完全是这样。
1986年，世界报业大王（现在的互联网“电子青年”）默多克，制造的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四重意义：
一、英国是欧洲和全世界报业的重心。在舰队街上出版了100多年的报纸纷纷离开这一地价昂贵的金融区，向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寻找发展空间，地理上已经告别了这样一个全球报业发源起。
二、默多克在这一迁移工厂与报社的事件中，精心筹划，迅速打败了英国印刷工会的力量。虽然英国工会发起了自二战后欧洲印刷工会的一次最大罢工，但新的技术与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使整个英国报业完全摆脱了工会多少年来的组织压力，是一次商业与政治上的大翻身。
三、作为精英新闻传播的最重要载体，报纸的国家思考的左脑这一政治特征，因为商业模式的转变，在1986年后加速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式生产中。英国报界的精英新闻观从这一年开始“礼崩乐坏”，严肃新闻的市场越来越小，读者群越来越小。同时，作为1980年代英国保守主义政府改革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内容，舰队街的这次革命是整个英国经济自身变革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放弃了很多传统的产业后，开始了痛苦的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竞争中的新布局；
四、自这一年开始，报纸的商业化动作与娱乐化内容取向的成规模抬头，这为后来的报纸小版张运动埋下了伏笔。直到2004年，由于全球性的报业广告负增长现象，大批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大开本印刷的报纸纷纷转向小版张，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这一运动以英国为中心，迅速蔓延到了全世界。
默多克遇到的一个好年景是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对于1986年之后的报业来说，自由主义中兴了英国的报业和北美的报业。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报纸主管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玄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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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st, 2008
1、1998年前后的聊天室
1990年代末，中国追求最新潮的互联网时尚的人，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现代人群；2000年代普及使用互联网的人，反而不是一个现代人群。
辩论这样一个话题，仍然为了引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辩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这样一个极其宏大的题目。我的观点仍然是：没有完成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的国家，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普通意义上的现代符号：高楼、机械、流行、时尚……
互联网聊天室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小小的书面文化符号。作为一种最初的即时通讯工具，它引发的各种故事可以证明，一种书面交流技术的形成，即而到一种书面文化的形成，这中间的过程是多么的微妙和有趣。
那些第一批使用互联网聊天室的人，是大学的工科学生、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工程师、外企的老一代白领。他们是这个国家里书面文化使用最为前卫的一批人。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时尚，文字聊天室随之进入第二阶层的社会人群。这个时候，书面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提供了一个所有陌生人同时感觉在一起的群体语境和两个人躲在一起的窃窃私语。私聊是每一个都想选择的方式。
文字能够把人的身体与语境分开，把人的语言表态与时间分开。这种看似荒唐的结论其实一点儿也不荒唐。一个拿着水杯坐在椅子上的人，一会跑到电脑前敲几句话，一会儿继续回到椅子上喝水，对方对此浑然不觉。文字对于人的这样的分裂式交流的帮助，曾经是西方在建立所谓的西方文明式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显然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分立。尤其是在聊天室的第一次接触中。有的人当场向一个署名“清华丽人”求爱，有的人为一虚拟的“精灵男孩”茶钣不香，有的人坐着飞机跑到南方一个小城市去找自己的“我只在乎你”，有的人因为和一个“大力水手”的交往而生下了孩子。
他们是早期幸运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一些人是后来的不幸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有人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的白马王王，有人在小钣馆里吃一顿钣的工夫就被骗走了手机，有人失落地约会后发誓再也不上聊天室……
这是2000年前后都市报上的热门社会新闻。他们将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注解，告诉人们当一种新媒介出现的时候，它在社会学意义上遇到的障碍。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报纸的社会新闻，是社会学意义上展示一个口语文化的国家，如何在面对一种大规模的书面媒介时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惑。
这样一幕今天已经快要消失。互联网的带来的技术平等继而创造的社会平等的条件，很快就成为一个幻象。一个最有趣的社会故事是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才女编导，在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聊天室后，认识了一位网名十分童话的网友。他们用文字代替口语，以电子速度即时交流感情，这样的情感幻觉使她抵制不了见面的冲动。
在北京双安商场的门口，当他们相约见面时：她用手机拨通了对方的呼机，这里，突然年间一个冬天里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在按下呼机冲向一个公共电话亭。…………
见光死。
不同的媒介从业者表现出的气质往往差别很大。电视的人看上去，在形象上要比报纸的人附着有更的时尚符号；报纸是书面文化的一部分，写作者与作品之间完全是分立的。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有时会在屏幕中出现，他们自己与节目的合而为一，强化了这样的口语性质。
上面“见光死”的这个例子，对于电视的从业者来说发生的几率要比报纸从业者高，他们更难以接受这样现实。
3、聊天室的衰落
聊天室是一个媒介试验室，它一开始就好像已经准备为后来写媒介史的人在留下素材。这要比1990年代末，把人关在一个屋子里，给他一台电脑看谁可以在里面生存的更长一样有趣。
这样的试验，与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们对于机械迷恋的激情一样，都时后人在教科书里面一定会看到的“古人”经历。
我们没有一种口语文化，没有一种书呆子文化，这使得文字聊天室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就难以为继了。新浪聊天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第一批书面即时交流文化的传播者，新浪的聊天室一度成为最火爆的互联网社区代表，但在五六年后，就沦落为中国最大的色情交流的电子商务平台。随后新浪收购UC，继续改选自己的视频聊天室。
视频聊天室的出现，宣布了文字聊天室第一次出现时对于精英群吸引力的终结。视频聊天室是完全的口语文化，它像电视一样延伸了人的声音与眼睛。它对于更广泛的大众用户群有着非凡的吸引力：他们来自中学生、他们来自农民工、他们来自边远的小城市、他们来自城市的边缘人群……
电子媒介因为强大在的即时性，在一个宽带的技术环境下，完全可以复制任何群体的社会生活，无论是部落还是村落的生活，弱势族群、边缘人群、口语文化群都因为电子媒体而得到放大和强化。
4、媒介病
人类学家仔细研究过非洲部落人估面对欧美的书面文化时遇到的困难。
他们看电影时，不会理解蒙太奇，他们常常发问：刚才的那个人哪能里去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大地上，用口语表述，几乎对于电梯的运行规律难以理解。
从媒介意义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北非与阿拉伯人第一次使用枪的时候，不认为它是一种武器，他们把红宝石半点在枪托上，就像古代装饰宝刀一样。1980年代电影〈少林寺〉上演后，很多中国北方的男孩逃离家中，去河南学习武术。这就像2000年代前后的聊天室出现后，有人不远千里在一个小城市里去经历一次“见光死”。
文字聊天室的衰落，在媒介研究者看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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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26th, 2008
1、广告是一种意识形态
如果你是分众传媒的股票的战略持有者，是考虑减仓的时候了。用不了几年,它的楼宇与手机广告商业模式在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将可能遇到突中其来的打击.
过去的40年里，广告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残存着列宁主义的集权制国家里，广告是打碎乌托邦政治理想的打手。消费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在争夺着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拿出一支笔，统计一下你每天除睡觉外的时间里，有多少是与下列媒体相关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广告、互联网、电游、唱机、IPOD、电影、DVD……当他们占据60%以上的时间时，广告的从一个旧意识形态的打手，蜕变成一种更为暴力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1950年代以前，没有人将广告纳入欧美大学传播系大众文化的范围。1990年代之前，也没有人在中国的学院派中将广告纳入大众文化的范围。
广告的全部原理是：反时空制造梦想，打入人的无意识中，成为商业势力在人类心中内植的“木马”。
没有什么比广告更能冼脑了。还没有一位坚强的商业精神先生能逃过此劫，包括政治家。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运动中，竞选广告已经成为政治“木马”的制造者。台北街头被警察追击的小偷在逃跑的时候，一个又一个慈祥面孔的政治竞选人广告从他的眼前掠过。这样的风景，是媒介对于这个社会强大统治的一个小小阴影。
2、媒体社会的两个条件。
政治广告与商业广告同时出现的时候，预示着一个社会进入完全的媒体社会。
识破一种媒介的阴谋性意义，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电视在1950年代出现，1960年代时美国才出现了“关电视机运动”。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5年后才有了界定互联网对青少年伤害的社会共识。2004年分众传媒开始大规模出现，质疑它的合法性却可能等到2009年或2010年。
今年内的3·15，中央电视台最大的贡献是重创了一家无线广告公司。这有公司用手机每天向中国成千上万的用户发放短信广告。如果不把它当作一次消费事件看的好，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分众无线对于中国亿万用户的手机骚扰，是2000年代中国媒体与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的焦虑不安与躁动不安的一个样本。这使得媒体研究者将来会像经济研究者一样，建议政府与议会，像立法管理宏观经济一样，立法对媒介进行宏观调控。
3、反广告浪潮
目前这样自发的反广告意识只是出现在城市里，看得出，它是时尚的大众文化一部分。
我74岁的父亲每次在手机上看到一条又一条的广告时，只是无意识地看一下。他的心中对于广告的合法性、自己的时间权力产生过自觉的意识。我的自学要早于他。我在2007年9月时，不堪一条“一对一”教育的广告的反复骚扰，打电话到那家公司的前台转给市场总监，骂了脏话。
这样的自发冲动和对一个人情绪的伤害来源于广告。广而播之,就会由社会情绪变成对于霸权意识形态的思考与反叛。FT中文网最近一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了几个专门涂刷广告法国青年自述。
他们是巴黎街头的一个反广告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们像环境主义者一样在行使反广告主义人群的新权利：涂刷广告。警察追捕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是不抵抗姿态。因此，他们很多人在局子里呆几天或只罚一欧元（10块钱人民币）。
这个运动，揭开了反广告的社会序幕。那些商家在自己的广告被涂抹了后，赶紧悄悄地花钱再清理掉。如果不是看作一个社会新闻的话。反广告运动，可能正在慢慢勾引一部法律的出现。
大多数人的意志会成为法律，大多数人的情绪会成为暴政，大多数人的兴趣会成为文化。广告如果过于霸权，就会成为多数人心中的需要打掉的霸权，反广告会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与体育的形成刚好相反，国际奥委会新近已经把自行车小车列为奥运项目，因为在全世界的街头有那么多玩小车的青少年。
不过，反广告的潮流最终在中国要比在法国这样的地方还要厉害。原因是中国人口巨大,手机节点的增多,会使人们容易形成反对的潮流.一旦中国渡过迟到的现代化,对于电子媒介厌恶的时候,是分众传媒这样的”新媒体”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
4、分众传媒的合法性危机
分众无线的这次事件,有着商业上的诡计。它的的母公司老总江南春走到哪里,都会向媒体说起自己曾经是一个“诗人”。在这样的采访语境下说自己曾经是诗人,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信用透支。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电梯与手机无线广告对于社会的霸权式伤害，在社会思维领域已经非法.分众无线的现有商业楼宇模式和北广传媒出租车广告一样,都是不合法的.
楼宇广告.电梯口的广告与电梯里的广告是强行透支用户的礼堂与听觉.对于接受者来说,完全是无偿的被动.就像手机的广告一样。虽然所有的广告都是被动的,但电视\报纸\互联网的不一样,你消费了免费的信息或便宜的信息,作为附带就要收看广告，这是它的经济合约.但分众传媒的广告没有这样的合约，不知道张五常先生这样的合约理论大家如何看待这一模式的经济学意义。
这是最古老的补偿模式.除非分众会给每个用户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否则楼宇广告的合法性将会使它的商业基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出租车的广告是北广传媒的,它嵌套在副驾驶椅的后背上,开车后强制用户收看.除非有这样的商业模式:我放广告,你不提意见,车费有所减少,否则,这样的广告就会引起用户的反感,最终形成控诉运动.
分众传媒至所以是新媒体,是因为它把人的视力能及的地方都开发成广告.最终要受到商业惩罚.这样的一个小小案例,终于让中国的媒体使用者看到,广告对于这个社会的统治是如何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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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23rd, 2008
报人长平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与最近西藏问题有关的文章，迅速受到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攻击。
如果不从政治上去解读，只是看看受众的反应，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读报纸的人可以小部分理解长平的对于中国新闻业处境的反思，但在电子论坛里一天到晚地泡着的年轻人却因此大为光火，并可以迅速发起一场攻击。互联网批判的思想逻辑几乎像一种电子程序：寻找攻击物，发起传染性传播，在多数人那里取得共识后，开炮。
电子媒体在瞬间就能达成多数人的共识。我定义的多数人是一个通感的政治概念，在政治上像民主党；在政治建筑上是社会金字塔的底部；在政治传播中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机构中是下院；在政治思考中是票决行为；在政治行动中是民粹主义。
长平今天遇到的媒介困境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往往忽视的。这就你几年前马立诚在一个狂热的反日行为中遇到的困境一样；也像2004年吴敬琏在“郎顾公案”中遇到的敌视一样。
报纸是理性的媒介，电视是情感的媒介，互联网是情绪的媒介。互联网能够延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口语文化，并继续保证口语文化中的全部秘密和伦理继续传承。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我们在讨论下面的重大问题时有一些启发。我的问题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虽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他并没有过一次社会与经济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因此，已经缺失了书面文化的一个环境，在迅速向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报纸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百年难遇的一次书面文化建设黄金期？
答案是：是的，不会再有一个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黄金年代。
不过，报纸仍然需要慢慢地完成这样一个历史动作后，再能寻找它的媒介出路。和中国一样，那许多没有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来补这一课。
反问者会说：1998年以来的互联网上，大量的文字内容难道不是以书面文化在为受众服务吗？但是，如果你悄悄地走进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看看大多数的社会样本都在做什么就会知道，互联网没有传承书面文化，它迅速地延续了口语文化。
聊天室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几年前，它火爆一时，那时，它仍然是文字的版本。虽然名为聊天室，但文字聊天毕竟使个人与表述分离，你可以几分钟之内说一句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出的一句话作出修改。但2004年前后，文字聊天室已经走到了尽头。视频与语音聊天迅速火爆起来。
视频与语音聊天室，就像手机通话延续了口语传统一样，这是商业投资者突然发现的新转变。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说，在新浪聊天室里，几名东北青年轮番与四川的一个骂架一组对战好几天。强大的电子媒介实实在在地延续了我们的社会，它的优秀的一面在于，对于弱势文化、少数民族与种族文化得以有一个强大的张扬，它的另一面也是国家仍然不能通过书面文化的建立来完成一个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转型。
这使报纸在1996年以来的互联网媒体建设运动中，十分委屈。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小小的办报高潮。一批财经类报纸与杂志开始创办。它们分别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也包括像《新京报》、《京华时报》这样的南方系思想风格的都市报。这一轮办报运动，十分像1980年代欧美世界最后一次出现传统的新报纸一样。1986年，英国创办了《独立报》、美国创办了《今日美国》。之后，再也没有过新的报纸创办。那两张报纸是线联网接受人们的大众阅读前最后的绝唱。就像中国的这一轮办报运动出现时，从互联网的弱势中获取了一个成长的通道一样。报人富含的精英理想与他们期待的大众媒体影响力，在投入和产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失落。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报纸的作为媒介的现实处境。
长平的文章在小众的精英群体里仍然是一个思考者的可贵之处，但在大众的互联网票决式评论中几乎获得了和马立诚一样的暴风雨一般的攻击。
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一张报纸能够将国家的真正精英文化上升到一个民族理性思考的境地。1978年以前的《人民时报》与此后的《人民日报》也像两张完全不相干菜的报纸。这样的政治纸不是本文要论述的正常意义上的报纸。但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论述的案例。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活化石汉语文化区。香港与台湾的有趣对比，帮助我们认识报纸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语文化建设的意义。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1970年代曾经有过好几十张日报。就在现在也有好几十张报纸。香港与内地有很近的文化关系，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能保证有一个交流的通道，能从母文化中继续吸取一些营养。台湾是1949年旧的中华民国政权接管的地方，基本中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在1970年代末蒋经国放开报禁后，也有一小轮办报运动。
但是，香港有书面文化，台湾没有书面文化。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1980年时，多选择香港的经理人来担当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这引起又懂英文又懂管理与西方文化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可以把他们的公司做得更好。但自1990年代以来，北京的跨国公司几乎是一个台湾经理人阶层。这里的秘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香港人的书面文化与行为，可以与西方跨国公司最初的理想化想法合拍，但并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的口语文化现实，他们的书面文化行为在中国人眼中是死板、机械、不讲情理、不灵活、不适应国情与人情。台湾经理人不一样，同样都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人，台湾虽然文化上与大陆隔离，但是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做起来了经济，但这个地区错失机会去完成一次书面文化的建设。中国传统的口语传统与人情社会在台湾仍然得以保留。
台湾的经理人取代香港的经理人，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代理人阶层。
继续回到报纸上去。香港的知识精英与市民的阅读文化使《明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虎报》、晚近的 《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在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与商业人群中有极强的渗透率。在内地，即使过去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精英群体中传播。
客观上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与教育，促进了它生成一个阅读性的书面文化，以及接受这样一个文化的地区。香港的报纸发行量与渗透率与日本、英国有很大的接近。北京广播学院的几个教授在一本名为《香港与内地传媒比较》的研究著作中有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不仅在媒介上报纸在中国大陆已经错失了黄金的大众媒体年代，台湾也不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很难再期望迎来一个像《纽约时报》之于美国、《泰晤士报》之于英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明报》之于香港的那样报业黄金年代。
台湾1970年代放开报禁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报纸，但再也没有出现缔造一个时代的报纸符号。
因此，那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建立起书面文化的国家与地区，将很难再通过报纸建立起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的过程。这是报纸不可能再找回作为大众媒体的光芒的历史限定条件。
整个亚洲，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完整地走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日本完完全全地建立了书面文化。以至于在使用3G手机（第三代手机，也即多媒体手机）时，日本人使用业务最高的是电邮，中国香港次之，中国台湾用户更多地使用的是可视电视与可视通话。
电子媒体与报纸并行发展的时候，作为社会阶层的符号，报纸将会退守的精英值守的思想原创状态。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的带有手工特征艺术化生产状态，是它的退守方向。退守不是失败，退守是小众的收缩与精英的浓缩。这使得报纸像戏剧一样，在经过电影的打击后重新在小剧场找到它的精英方向；也像电影一样，在经过电视的打击之后卷土重来。报纸在经过互联网这样同步传播电子媒介打击后，它会在收缩后的精英传播中，并以纸为抵抗阵地，以制造新闻议程为方式，重新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从商业上，报纸将在未来几年后重新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占有一批特定的高端用户，从思想上说，它将成国家精英继续思想守望的阵地。
精英的思想值守，都是充满知识分子理想关怀的左翼语境。因此，正如本文标题所言：在可以同步传播的电子时代，报纸是国家左脑思考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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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21st, 2008
“是的”。
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回答题:哪些没能完成书面文化转型的地方,是报纸继续生存的空间吗?上面给出的就是答案.在已经完成了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过去一百多年来,与近代化和现代化同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使报纸度过了它的黄金年代.
今年,信息革命对于报纸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正如我的的结论一样,报纸在信息社会中并不是死亡了,而是从大众媒体自学承认为小众媒体,从渠道性影响力变成产品性影响力,从标准化生产转入艺术化生产.
在中国回答报纸的未来时,如果要从媒介的变革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就要回答:中国的读者还没有完全完成收面文化社会的建立前,即使互联网已经来势很猛,报纸还有自己的理论空间吗?答案是有.
任何一个没有完成的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与地区\民族与种族\群体与阶层,都必然要借助报纸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如下面的列表所示一样,右栏是报纸的仍然没有完全挖掘出理论成长空间的地方.
下面这样一列对比中,我们可以找出书写文化没有完全转型的各种类别:
书写文化 口语文化
欧美 亚洲&非洲
日本 中国&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
韩国 朝鲜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社区 部落
互联网公司 政府机关
1980年代人 1960年代人
跨国公司 国有企业
体制外 体制内
法制地区 人治地区
民主国家 集权国家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功能性社会 等级性社会
没有完成书写文化建立的空间,不仅指国家与地区,也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市场类型,不同的社会类型,不同的社会群体等.这样的分法在批判者看来充满了主观性.主观性是一种直观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GOOGLE一下”捎口信”,就会看到,美国.中国.日本的领导人向北讲朝鲜领导人捎口信的官方新闻报道.
捎口信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口语文化,它有高度保密的一面,也有信息失真度高的一面,这样一个难以把握全部内容的信息方式在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解读时,社会交易成本要比文字高出许多.
捎口信存在有它的合理原因.在一个文字还没有割裂社会历史的每一个发展形态下,口语文化是传统道德的有效保卫者,口语给真理穿上了十分神圣的外衣,以依照首先约束给人格的信托施加了格外强大的压力. 宗教与部落仪式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例证.宗族文化传承也因为口语文化,而对于它的成员有一种地理上与精神上的吸引力.
阿拉伯的报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仍然没有把广播与集会宣讲这样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压下去.部落文化的的痕迹重的时候,会使语言本身充满节奏感和力量.这使得集会宣讲至今是阿拉伯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一个有趣的现代案例是萨哈夫.
在美国CNN的音频延伸中,作为伊拉克政府的宣传部长,萨哈夫身上的阿拉伯语\阿拉伯口语文化,在电视上得到十分有力的延伸,充满力量的排比与比喻,在口语文化地区要比书写文化来得更加神圣. 萨哈夫的记者会上,阿拉伯记者的反应普遍比欧美记者强烈,是因为语言的转述行为发生时,再加以文字的割裂,已经缺失了大部分的能量.
1960年代以来,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南美的解放运动中,广播电台的军事价值高于一切媒体,今天仍然如此.对于这些不发达地区甚至部落地区的战斗者而言,广播延伸了人们的声音,是一个更大的喇叭,种族或民族特有的语境\情绪\暗号在这样的传播中保真率较高.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从部落文化与民族文化中初步开始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与种族为说,广播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麦克卢汉将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上台的一部分历史功劳紧结了广播, 1960年代的非洲解放运动中,阿拉伯人对于广播的使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样的历史一幕在2001时仍然发生.美国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在两天后才报道了这一问题,第一传播源是口语.口语是部落与宗教文化的信托.对于欧美建立了书写文化的国家来说,理解这样的事情实在有一些困难.但是,阿拉伯人的”口还”文化几乎和法律一样权威.”口还”就是允诺,这样的东西一经说出,因为宗教的信托,重于泰山.我小时候的回族文化中,要”口还”实在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一个女人在无常前向自己的先生要口还,儿子向父母要口还,信徒向教主要口还.
感谢语言在人类学上帮助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证据.”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给口语文化增加了这样的道德信托.这是中国汉语文化中口语文化的一个侧影.我们政治生活中,也仍然存在先出口头的消息,最后从报纸上求证白纸黑字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求证,是一种追求社会理性秩序的方向,它在各个层面一点一点地生成如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比如,口头借钱变成找借条,电话打招呼变成电邮确认,捎口信变成写信.文字确立了社会的理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一天没有停止,报纸的精英关怀就一天不会结束.
这样有趣的结果可以为A报纸现在就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发展空间的描述:它可以卖给体制内人群(政府)\国有企业\老年人(退休者)\人文知识分子(教育机构)\等等.这只是一个过程,就中国的社会总体结构来说,仍然是没能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地方,它需要报纸帮助自己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相比于英国报业史,报纸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两个最核心的因素没有触动:一个是政治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前者包括无障碍新闻报道的制度安排,后者指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报纸没有产权属性.在过去的十年来,报纸与互联网的较量中,报纸是一个放弃了知识产权谈判筹码的一方,这样对于产品的漠视源于产权本身的非法性所致.另一个前一个因素,也十分重要,即使报纸在全部的媒体竞争中,只充当互联网媒体的信源,在信源与渠道的博弈中,一旦渠道过多时,它可以凭借信源而重新获得自己的话语权.
新闻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报业历史时,最多的出发点是政治,媒介与经济是很少被提起的两个要素.这使得国内新闻界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获取核心的话语表述力量.
近代与民国新闻史是我们继续证明媒介决定论的活化石.
打开新闻历史书,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100年前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工业革命)时,中国有一轮办报运动,这样的办报运动不只是政治冲动的结果,更是工业革命策动的那一轮全球化中,这个国家对于报纸传递信息的渴求.< 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记述所谓近代办报史,实际上是指洋务运动前后中国的第一次以纸为介质的大规模信息传播史.
1896-1898年两年时间里,在这次准工业革命的策动下,约有48家报纸诞生了:< 强学报>(1896) < 时务报>(1897) < 知新报>(1897) < 湘学报>(1897) < 湘报>(1897) < 求是报>(1897)< 无锡白话报>(1897) < 国闻报>(1897) < 国闻汇编>(1897) < 岭学报>(1898) < 求我报>(1898) < 通学报> (1898) < 经世报>(1898) < 中外日报>(1898).
100年后,在中国的第一次信息社会建设运动中,一批互联网公司分别在1996-1998年创办,它们分别是新浪 搜狐 网易 TOM 亿唐 和讯 人人 E龙 ChinaRen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出现了. 把它们叫做互联网公司是,首先是因为元的产权结构,实际上,这样一批网站,都是广义的互联网媒体,他们只是把报纸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作到了一个电子渠道,就已经使我们社会传播发生了一次革命.在美国,AOL MSN YAHOO EBAY出现的时候,也是一场介质革命的先锋.
在中国的前后一百年的传播史变化中,前一百年的那次报纸潮, 是一次媒介的革命,报纸企图努力建立一个独立于口语的书面文化,并且将信息用火车运送到中国沿海的一些重要商业城市. 那一次小小的努力只持续了几十年便失败了.原因可以找出很多,去除战争与政治原因.那场洋务运动中,没有为这些报纸找到一个好的铁路网\一个好的邮政系统\没有建立起准备开启民智的君主立宪政权等等.最直接的后果是,报纸没有帮助这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书面文化.
报纸在那次以印刷为旗帜的信息革命中,没有成熟,做成了一个半熟的状态,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改观.
这样的历史大回头有一些跑题,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英国报业与中国报业的对比时,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小结论:一\ 一个没有建立起口语文化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为报纸作为强势媒体的成长仍然预留了成长的时间与空间;二\这样一个混合着口语文化与互联网传播的环境下,报纸在低端人群中仍然是大众媒体;在高端人群中不得不转入以手工生产和精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化生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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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19th, 2008
上个世纪，传播学研究的伟大贡献者是两个加拿大人，他们分别是马歇尔·麦可卢汉和伊尼斯。以技术决策论为前提，他们用媒体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让学术界为之震惊。
半个世纪后掉头来看，媒介决定论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之于知识体系的价值一样。加拿大传播学派在关于文字对于社会的意义时，给以了极高的评价，今天阅读这些东西，对于面对互联网夺食日紧的报纸从来者来说，是找到自己定位的秘密通道。
文字是报纸的专利，但并不是互联网的专利。新浪、搜狐、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媒体，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字的焦虑。在带宽足够的支持下，视频与图片的表述对于互联网来说更为强大。“ONVERGENCE”（文字、音频、视频的汇流）是互联网媒体的一个稳定结构，缺少任何一点都是有缺陷的。
在报纸、电视、互联网三种媒体博弈的时候，文字是报纸的底线，也是守卫精英文化阵地的钢铁盾牌。对于那些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从口头向书面词转移，是精英控制意识形态的开始。就一个部落来说，书面词的使用把他们用口语、耳朵、眼镜观察世界的一体化感觉，转换为一种文字概括，并印刷在纸上而传遍世界。这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知识分子霸权。
文字成为知识精英的霸权，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它的另一个潜台词是，文字是成为思想理性的糖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喜欢在杂志与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不是接受互联网编辑的适时在线访问。中国各地的政治领导人愿意在《求是》杂志上等很长的周期发表一篇文章而成为自己的思想总结。孩子在街头愿意对着电视镜头做鬼脸，在图像中传达情感；他们的父母愿意给报纸写一封“读者来信”表达自己对于自己对于“空巢家庭”的忧患。
报纸的专栏作家和编辑们对于布道者来说，是一群“钉子户”，他们可以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使用几个排比句、一个反问句、几个高能量词语就能打败传道者准备了很久的一次谈话。同理，传道者在昏暗的教堂和深山的老庙里，用他们的声音传达的所有信息，而使信徒得以臣服。图像又是另一个模式，一个放慢了五分之一播放节奏的女主人忧伤转身的镜头足以让所有的家庭主妇一边打毛衣而一边落泪。
在介质上对于文字的深深敬爱，是报人们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竞争时，坚守自信心的法宝。
我们看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报纸遇到每一人新的对手挑战时，是如何还击的，又是如何进化自己的：
1930年代收音机出现以前，报纸是决定性的大众媒体，在那样一个慢速传播的环境下，报纸是一切新闻的第一来源。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报纸用“豆腐块”来密集地表现“海量”信息。豆腐块是那时那时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对付大量信息的唯一办法。当所有的视线都注意于仅有的几张报纸时（最近的案例年代如1990年之前的中国报纸发展阶段），豆腐块也仍然具有强大的传播价值。收音机分流了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对于音乐与戏剧的喜爱一开始就确定了，声音媒体仍然偏重于娱乐，报纸仍然坚守着以评论、新闻、文学为核心的话语权控制领域。
1960年代电视出现后，又从报纸的读者中分走了一部分家庭主妇与年轻人，这使得报纸成为中老年男性的媒介。中国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发现了这一点。在美国的1960-1970年代，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电视是一种情感的媒介，它对于女性与孩子们有格外的吸引力。电视几乎将报纸的传统副刊有致命的打击。电视剧取代了长篇小说时，文学评论从报纸副刊中隐退了；图像情感取代诗歌情感的时候，诗从副刊中隐退了；图片与图像把人类庄旅游的梦想完全虚拟展现的时候，游记这一古老的体裁在报纸副刊中几乎绝迹。过去十几年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报纸副刊已经越来越薄。
收音机与电视剥离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功能时，报纸已经通守到更加清晰的文字媒介状态和更加精确定位的文字媒介状态。这种状态在互联网新近的冲击下，似乎有进一步强化的必要，那就是的精英话语阵地需要十二分的努力与加强。文字面对声音、图片、图像的联合攻击下，退守是更好的进攻。这就像戏剧在受到电影、电视与广播的攻击下，用剧场这样一个传统介质保护了自己；也像电影面对电视与互联网的攻击，用电影院这样一个固定与传统的介质保护了自己；电视在面对互联网的攻击时，正在重新整合力量，退守对于家庭客厅的坚守。在互联网媒介更进一步强大的时候，报纸将用印刷纸片与文字介质，退守到观察与深度理性思索的阵地上来。
《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这样的报纸用一个拉长的周期去沉淀更为精华的思想与观点，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小众精英读者。梦想百万发行量的报纸经营者，如果以一个城市为介质，则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是以全国性发行为诉求，这一点发行量着实太小，并且有一种欲望变成焦虑的痛苦感。
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中，报纸发行1000万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历史、交通、读者水平、新闻环境并未生成可能以后也不会生成。一个最简单的证明是，新浪网已经比一张全国性的千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更有效地占据了到县一级的受众群。《纽约时报》在一个自由的新闻环境下，在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也没有做到过几百万的发行量。
面对于互联网的竞争，无论是百万级的还是十几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慢慢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渠道与介质的秘密：用文字作为精英话语阵地的坚守；用一个城市作为自己地理空间的生存阵地。
这样的解释对于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这样的地理大国来说，听起来比较合理，但对于英国与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一张全国性报纸做到几百万的发行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前面的文章中，我用了巨大的篇幅来论证日本和英国报纸的秘密在于他们的成功近代化，比如国民的阅读、铁路、办报运动等。有一个原因没有详细论述，这就是地理空间。
铁路的运输速度、报纸的传播周期、报纸的读者覆盖这三个指标黄金匹配的地理空间恐怕也就是这两个岛国的面积大小，过小是一个城市群的规模比如北京、上海、东京，过大则是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如法国、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理空间。
即使是日本与英国这样的合理的地理空间，适合做几张百万级发行量的报纸，有巨大的国民阅读覆盖，有很深的受众渗透率，也并不能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大众媒介，也并不代表报纸仍然是一种决断性媒体。相反，在社会结构的深刻与快速的演变中，这两个特别的报纸大国仍然面临着精英话语的退守。
一百多年来，作业同样的两个君主立宪国家，知识精英通过控制报纸而控制着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话语权，并帮助这两个王国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成功转变。但是，今天，当《太阳报》成为欧洲的小报极品时，当日本的年轻人从1980年代将“随身听”媒介生活到今天的年轻一代将手持电子终端作为媒介生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报纸在走下社会视野中心的神坛，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城市、一种性别、一个年龄群的媒介。
在英国这样一个媒介生活枯燥的国家，《太阳报》死守娱乐与体育，并将文字介质的运用到了极致，巨大的字体、独创的单词（为了在版面上少占用空间）、大量的图片，这种媒介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电视与互联网的挑战，也把精英控制的清高的文字媒介拉到地板上。电子终端（电脑、手机、游戏机）在这两个报业王国的压倒性优势，对于传统的报纸理论与新闻学挑战十分强大。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普及率高、报纸绝对发行量大、报纸的社会干预力量强大，但这样的文字神坛的危机感在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爆发的。清华大学教授崔宝国在写作《走进日本大报》时，曾向他采访的大部分报纸总编都提出过电子媒介对于报纸的冲击，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不仅在日本报业中弥漫，同样在英国报业中弥漫着。
英国与日本的报纸话语权在过去的历史中十分强大，并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媒介在日本的特征。比如电视台，日本的NHK与英国的BBC。
英国BBC采取的是牌照费的商业模式，因此不播放广告，我们在解释它的新闻平衡立场的同时，可曾想到，因为报纸塑的精英社会过地于强大从而使电视这样一个情感与图像的媒体在英国的报纸文化重压下，也如此局促不安。虽然英国有各种商业电视台如ITV、SKY等，但BBC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电视台主要控制在报纸手中，各家大报都有自己的商业电视台，《朝日新闻》有全国朝日广播公司、旗下有12个联播电视台、9个交叉电视台、1个普通电视台、12个调频广播台。《读卖新闻》旗下有日本电网这一日本最大民营电视台、读卖电视台、CS日本卫星台；《日本经济新闻》旗下有东京电视台、日经CNBC、BSJAPAN卫星广播、日经广播等。报纸的精英话语深深地影响了电视中的图像传播个性。虽然商业电视台众多，但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NHK的影响力在日本的影响力与BBC十分相似。
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其严肃的新闻诉求、保守的新闻个性、精英的新闻理念中，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子是报纸的精英影响力在他们深深落下的影子。这与美国电视网的新闻个性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文字介质的报纸在继续退守并寻找自己的最清晰底线究竟在哪里？日本的报纸控股了很多电视台，今天又参与很多电子社区、无线网的建设，作为母公司最初支撑的报纸发行量在缩小的事实是没有改变的。
因此，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建设自己的网站、做自己的交友社区、做自己的手机报、进行内容的多渠道营销等等。在一种已经预先觉察的危机感中，这两个国家的报纸数字化转型是走在全球前列的。
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新环境下，论述报纸的未来时，我们无论是举例英国与日本也好还是重新翻找新闻史也好；无论是不断提及媒介决策论还是把外延放到工业革命与媒体这样的叙述方式时，下面的结论可能要挑战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当互联网夺去报纸的大众媒体地位和神圣外表时，报纸越来越退守到最能保持精英思想理念的媒介特征上去，以此为指导，报纸的内容体裁、新闻题材、内容结构、广告来源、商业模式……都要受到这一媒介决策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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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6th, 2008
报纸是一种媒介，《南方周末》一家报纸媒体。
在多数新闻学研究者的笔下，对于媒体的自信常常掩盖了对于媒介危机的洞悉。这样固执的看法，往往在看不明白的时候，就已经知悉了作为媒介的整个报纸的江河日下。
2004年，中国的报纸全行业出现了广告增长的首次下降。各路专家们把原因找到了当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过热时，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打压了报纸广告所致。这样幼稚的结论，如果放在《北京青年报》身上是可以解释给香港的分析员去听的话，放在像太原、温州、武汉等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主流报时，就显得十分牵强。2005-2007年，当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有所温和时，二三线城市的房子仍然在涨。
在国有企业僵化的产权下，那些抱定自己是报人思维的老总们忽略了，这一年，不光是中国的报纸，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广告都在这一年出现了负增长，2004年只是偶然的一年吗？
这一年，很多报纸的老总还没有搞明白GOOGLE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也没有搞明白中国百度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当GOOGLE和百度的竞价排名、分类广告像变戏法一样出现时，报纸的分类广告已经被提前挖走了一座金矿。
这样的一个报业发展语境只是想提醒研究者，作为媒介的报纸一定在这样一个时候遇到了困境，因为媒介的困境总是隐藏在媒体的后面。
向前上溯150年，在报纸的黄金年代时，可以看到，作为媒介的报纸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气质、信息传播方式、城市形成机理、政治运营手法是怎样为一种印刷在纸上的媒介所改变的。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是总结报纸的媒介特征是不能不提到的两个经典案例。
英国是世界报业的中心发源地，并对后来的日本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至所以在此提出日本与英国这两个例子是，想难过下面一组关系揭示，报纸的媒介特征如何塑造了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化。
1、地理。英国是一个岛国，日本也是一个岛国。他们的国土面积小，铁路发达，基本上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周期中能将报纸覆盖全国的读者。
2、交通网。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先锋，英国的铁路网与邮政渠道结合，使报纸成为这个国家在50年前的一长段历史中岩层为最大宗的社会信息传播，也是最大宗的社会物资传播。
3、邮政网。日本是亚洲近代化最为彻底的国家，它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化运动中，照抄照搬了英国的大量政治、文化、经济、媒体的做法，并在日本得以更加夸张地推广。邮政网便是一个典型，前文已经叙述，日本与英国的邮政系统是那个时期最先进社会生产力聚集的地方，并且有完全相似的战略与布局。
4、国民阅读。英国与日本的现有大报基本都创办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达到空前的高潮。两个国家的国民都已经完全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书写文化与意识。报纸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的工具，对于启迪民智、涵化国民意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5、报纸权利。英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都确立了自由报纸的的新闻思想。对于日本来说，能在一个亚洲文化体中得以延续一百多年的纯欧洲式新闻思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两个国家对于报纸的尊敬都要超过其他欧洲与北美国家。
6、报纸的发行量。虽然英国与日本都是两个地理上的小岛国，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在全世界都创造了各自的奇迹。目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5家报纸都在日本，从500万级到1000万级不等。在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群仍然在英国，《太阳报》接近400万的发行量后面，还有一大批两三百万级的小报，和几十万级的一批严肃报纸。无论是报纸的人口覆盖密度还是发行量与人口量的比例，英国都是欧洲最高的，日本是亚洲最高的。
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奇迹中，我们总结的这六个要点，其表象后面并不是英国与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不是有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阅读群、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思想、也不是他们有最好的《新闻法》。
作为欧洲与亚洲工业发展的先驱，英国与日本的报纸将自己的媒介特性在那样一个发展语境下发展到了极致，借助小地理范围内的铁路网与世界上最好的邮政系统，他们把国家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国民中传播，并以此影响了国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他们在地铁上阅读什么是次要的，这种阅读行为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报纸的百年涵化作用，他们喜欢文字交往方式是最重要的，至于用这样的文字交往什么内容是次要的；对于两个实行君主立宪法规定政体的国家来说，报纸对于传统的文字式捍卫是重要的，至于怎样的思想捍卫并不重要；报纸这种印刷媒介对于精英的理念传导是最有效的，至于什么样的精英理念并不重要。
这就是作为印刷媒体的报纸的介质特征。从英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近代报业史到目前他们仍然繁荣的报纸发展看，在社会历史路径与媒体介质特征去找到真正的答案，对于中国南北方的报纸精英来说，如何有效考评当下中国国民的书写文化、中国的报纸媒介与邮政传播的匹配性、以及互联网电视等新媒体的压力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的电视台都在报纸的控制之下，英国的最大电视台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收费式公共电视，这样的模式在中国、美国、欧洲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从这一点来看，能够发现，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史强势发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媒介形态分布。
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2004年的中国报纸困境，还是2004年以来的全球报纸困境，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媒介，报纸的危机出现在介质本身，而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新闻环境、也不是它的报纸精英和他们精心打造的报纸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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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四月 5th, 2008
1、演员在政治伦理中的合法化
同一首歌走进两会委员，不是政治的娱乐化，但它是企图消解严肃的极权政治意义，为政治娱乐化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一小步。
罗纳德·里根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两位演员，分别走进了美国政治。1980年代，里根在美苏星球大战的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她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的最后光景里，重振了自由主义与1776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保守党人政治传统。1990年代，施瓦辛格出任了美国后工业化时代最大一个州的州长。相比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长期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事实，加州的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美国缩影。
两位艺人都用他们的成功诠释了现代政治路径走向的可能性：第一，在政治伦理上，美国政治分别为两位艺人而开放，这使得娱乐界和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个政治伦理上的合法存在，非常了不起啊，除此之外，还没有一具国家做得到；第二，两位艺人的人格品质，肯定为政治的娱乐化注入了一定的成份。
做个抽像的符号分析吧：作为“能指”，施瓦辛格的演员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牙出现时，其最初的“所指”是电影作品中的硬汉。作为州长，现实中的他，因为同样一个生理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容易给接受者造成错觉，所指为观众心目中的旧的硬汉外形。
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同一个屏幕输出不同的意义时，在受众心中不会有明显的界限区分：现实中的施瓦辛格已经无意中透支了作为影演员的他。
2、电视对于政治人物的娱乐意义
1960年代以来，电视屏幕已经给美国的政治选举注入了最早的娱乐化的元素，并使得这种存在完全合法。在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媒介造成的影响力充满了娱乐性：看电视的人，认为肯尼迪肯定会获胜，听收音机的人认为尼克松会获胜。在1970-1990年代这三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中，电视辩论是总统选举的一个必然环节，但这使得面部清晰度不高的候选人变得十分吃亏。
电视辩论作为一人重要环节，两个参数会左右受众的心理：第一个是表情，第二个是口才。它使政治回到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雄辩时代的幻觉。全美三大电视网因为这样的政治贡献，获得了额外的新闻特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电视在包装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在此制造另一种群体性的娱乐崇拜，影响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崇拜。政治与娱乐这样两套本来毫不相干的领域，因为类宗教的同理仪式和电视的大众化“漂冼 ”后，成为互相可以借用元素的东西。
这使得一直生活在中央集权环境下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在选择民主政治式，出现了娱乐化的一幕。1980年代韩国议会的拳头战、1990年代台湾议会的拳头战，在电视的直播中，成为表演性的而非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几年前，台湾议会里，议员李敖（也是作家身份）突然拿出了一套催泪瓦斯，威胁企图要接近的他的民进党议员。这样的娱乐化政治行为，在台湾的议会里层出不穷。
作为亚洲深受电子传媒影响至深的地方，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中青年一代，对于电视上的政治与生活中的政治，同时借用娱乐元素时表现的冲动，见怪不怪。
3、娱乐化的语言种子
政治的娱乐化走在语言中提前埋下了种子。
“MAKE SHOW”，这样的词语是近十几年来在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中引述最广泛的一个术语。在英国港督专制治下的香港，“MAKE SHOW”更多地用在演艺圈；在台湾，这个词语更多地用在政治圈。
如果退到罗尔斯所说的“幕后”去，查究最初的元意义时，“做秀”是一种媒体化举动。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只是“我”发出的，而是“我”因为对面的“镜子”（镜头）时呼应而发出的。1990年代末期，“做秀”这个语词引入中国大陆。它在形容场合更多适用于“演艺界”与公关环境成熟的外企高管。
对于仍然是基于农业式政治理想与豪情的中国政客说，“做秀”仍然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词语，但这样一个词语已经开始了发育。这个可怕的风向标，是对于集权语境下的政治生活一个有力的解构，它将使政治家的眼泪变成一种职业习惯，而不是政治情怀；也使原来丝毫不敢怀疑其合法意义的的政治与商业行为，完全成为面对媒体的“职业化表演”。
这就是媒体对于政治的涵化。
1980-1990年代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史》中，对于欧美媒体的价值观走向给出了“娱乐化”这样一个术语。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研究专家们只是将之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富家子弟式的恶习，没有想到，在精英控制的严肃的西方新闻传统中，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
政治的娱乐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名词。至少，它用娱乐界的一套模式、语言、符号去构建这样一种行为时，已经将自身在集权环境下残存的语言、符号用期所指完全消解。但是，如果没有从媒介的社会性这一角度去考量的话，它容易制造另一种不公平和社会效率的浪费。
在新近结束的中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马英九以高票当选，身兼中国儒家君子符号（温文而雅，老年人的选票卖点）、中国人崇洋符号（哈佛大学博士生，中产阶级的选票卖点）、台湾的明星娱乐符号（长得高大英俊，年轻人的选票卖点）的马英九一开始就具备了打败了政治对手谢长廷的票选政治的优点。
电视媒体有效地帮助了马英九，这在他和谢长廷的首次辩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台湾媒体都报道了那一次，谢长廷脚下垫起来的台阶。政治屈首于媒体的这一小小的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它的娱乐性的本能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解构。
马英九当选后，香港的娱乐杂志《你的周刊》将它做了专门报道，展示了一个肌肉男的另一面。这样的娱乐杂志不久前刚刚刊发了香港艳照门事件。政治学者们因为把媒体只是当作工具，他们没有想到受众的双重身份。一名阅读艳照门事件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也是一名阅读马英九肌肉男的台湾投票人，这两个身份统一在她身上时，选票的政治意义与统计学耻上的数量积累，既让人啼笑届非，又认真而残酷。
4、白天的媒体与夜晚的媒体
1990末-2000年代初应当是美国电视业黄金年代的最后绝唱。接下来的推手是互联网。
在“汇流”的技术背景支持下，互联网集图片、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功能电子媒介，对于政治的娱乐化是另一种推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在互联网上的文字传播是一项政治议程，但当他的视频传播出现时，已经成为娱乐性的材料了。投票人对于这样一个总统的宽容，是电视与图像经过30多年对美国政治的涵化而做出的。对一个手按圣经发过誓言的总统，在1960年代之前的报纸时代与精英政治时代，克林顿是过不了政治伦理这一关的。但在1990年代一切因之而改变。
中国大陆的政治因为自己独有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娱乐化关照。但种子已经悄悄地埋下。在一个集权政治中，报纸是白天的政治，电视就是夜晚的政治；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官员对于报纸上的自己带有理智的意义式关注，那么，对于晚间新闻中的电视新闻，出于个人形象的欣赏与关心的意义更强一些。这就是电视留下的娱乐化影子。一个小小的证据是，中央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联播后，等待领导们的秘书打电话过来，看他们今天的那些镜头用错了或用过了。
政治因为媒体化的参与，使媒体的参与在中国特权化地合法。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它也对严肃的政治及期阴谋做了难以发觉的渐进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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