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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一月 29th, 2006
《政治学》是拉斯韦尔在1936年的一部小册子。拉斯韦尔是一个不一般的人。这个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山者，是研究现代战争宣传术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学四大创始人之一。《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部不朽的作品就是他24岁时的博士论文。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带任何情感与理想色彩的，像解剖一样冷淡。这部《政治学》给人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拉斯韦尔认为，人通过政治获得的价值有尊敬、收入、安全等。获得最多的人是精英，获得最少的是群众。如果用这一概念套列宁主义的群众概念，同样也是适用的。
精英达到目的的办法有四种：一是象征，二是是物资，三是暴力，四是实际措施。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论述这几个问题，读来实在有趣，想想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切无处不在。不过，行为主义政治研究自身并不带情感色彩，对于精英与群众并无道义上的是与非之分。
在拉斯韦尔看来，象征就是意识形态。这是精英的第一号武器。有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个取得政治地位的精英群体来说，为了传播他们的象征还在费尽心思时，表明这种象征的历史价值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以拿这一点去验证我们周围的东西。在二战时，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打击，是德国民族主义对于象征手法的极致运用，几乎德国每个社会社会阶层都找到了恨犹太人的理由，正是德国民粹主义的这种运用，才使其本身成为一个思想绞肉机，犹太人是在责难逃。
物资这一说法比较好弄明白。但有一点值班得一看，拉氏讲到了通过计划与价格控制时，人们的感情、思想、信仰是如何被物资供给的控制一点一点地给瓦解的。列宁主义的计划经济控制对于知识界的打击，塔里班通过人为“透析”社会的经济肾脏功能，变相达到控制年轻人和整个社会的目的。有趣的是，拉氏研究了两种控制方法：一种是配给法， 一种是价格制，都是人为的控制方法，前者控制物资本身，后者控制工资。以经济限制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从上个世纪30 年代的德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手法如出一辙。
暴力这一做法就不用细说了。拉氏在研究时，几乎描述出了一个阶层夺取政权的所有险恶手法。有关暴力使用中的组织与宣传手法，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有详细的介绍。
实际措施是精英的吸收和训练方法。有两部分可看：一个是在社会的紧张期与非紧张期，精英采取的手法往往是专制与民主的交替，从德国到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不同年代都有运用。比如，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但在罗斯福新政的年代，其对于美国国会的强力打压也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时候，一个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往往刻意制造一个敌人，造成社会的紧张从而达到行使专断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风已静而树自摇。这是最值班得警惕的。第二个是在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时，一个重要的排气阀是宗教的复兴。1990年，前苏联一倒台，彼得大弟的子民们就请回了东正教。这一点对于中国应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精英们不请孔子，群众们就自己请佛。看看北京后海的那些小店里，清一色的佛教饰品风格和佛乐，再看看年轻人尤其是体制外的人们，他们的手上都戴着是水晶佛珠。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但这种社会心理取向往往会形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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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月 26th, 2006
林木：你是传统媒体出身，网络这样形式，很多是自由博客来写，会不会对传统媒体形成影响和冲击呢？
王正鹏：我感觉到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博客，实际上对传统媒体潜在冲击很大。
第一个就是新技术为人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过去传统媒体实际上都是精英把持着，草根的人表述很艰难。但是博客完全冲破了一切阻碍的限制，它有了新的品牌，实际上我个人写文章时，我把它比作是电子民主。一种表述的民主。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是一个麦克.罗汉的信徒，我认为一种媒介给社会传播什么内容是次要的，这种媒介出现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互联网基础上的博客这种表述，它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快感远远超过要去写什么东西。
林木：这个形式本身超过了承载的内容？
王正鹏：对。
林木：你感觉到书写博客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呢？你有表达你的话语的阵地–《北京晨报》，网络给你带来的乐趣是什么呢？
王正鹏：我从去年秋天开始写博客，给我带来的最大乐趣就是表述的自由。我如果在报纸上写一篇评论，语言上也须微言大义，因为我是传播者，我要小心翼翼。在博客上不一样，我是无障碍表述。
林木：文字的美感和文字的严谨性这些方面，博客相对于传统媒体，是不是有很大的削弱呢？
王正鹏：其实，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在博客上写文章，写1500字也许只要30分钟，主要是无障碍表述，这种表述中，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我是两个身份来写作，报纸上我是一个把关人，这是很多制度约束的；在博客上，我是一个私人，是一个个人表述者，所以有时候会更自在。
林木：可不可以这么说，在你作为传统媒体那么一个传播者的时候，你在工作，在博客上来表达的时候，更多是表现你个人是吗？
王正鹏：对。身份是个人的。我觉得博客写作是属于一种私人的写作。
林木：你既然作为一个声音影响其他人，就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了。比如你在网上写你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自由，表达出来，法律无法限制，但是道义或者说一些行为准则就会对她的行为有指责，这个关系你怎么看呢？
王正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博客给大家带来无障碍表述平台，但是这个平台上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精英传播，第二种是实名传播。
精英传播是基于理性的传播，比如说我是一个财经博客，我更多表达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和认识。第二就是实名传播，实名传播就是你自己的身份名字都是公开的，你写这个实名博客的时候，你无形中已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基于个人的信托，你的名字公布出来，就是以自己的信誉作为抵押来做的。我觉得这个比一个传统媒体要求更为严格，你不可透支自己的信用。
林木：可不可以这样说，博客出现，某种程度上会推动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责任感？
王正鹏：确实有这样，有些人可以胡说，但是他的声音会变的很小。
精英传播从高往下流的，实名传播更多的是“意见领袖”，它的传播本身有社会影响力的，但是自己自身可以自律，我为什么说会自律呢？以自己的信用作为抵押的。物极必反。
林木：你怎么推广自己的博客、让你这些思想传播出去呢？
王正鹏：在我的博客上标明“手工写作，请勿转载”，每天只写一篇，表达我每天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我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技术上我不是特别懂，我基本上写了，发表出来就可以。我会固定浏览一些博客，但是不是固定的去留言。
林木：会不会在某个地方开专栏呢？
王正鹏：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分销内容，比如在报纸上变成专栏，在其他的博客网站变成镜影，我可以出书，当然，博客本身就是一种传播。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每天只有几十个人读者，后来是几百人，上千人。我的博客是一个独立域名，我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自己写作可能更独立一些，不基于某个门户平台，可获得更多的自由。第二是这样来写作比较亲近，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没有太多利益。我只浏览别人的博客，很少留言希望他来看。陌生人只能通过百度和Google搜索看到我。
林木：很多门户都在推广博客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王正鹏：我原来想是不是需要专门的博客网站来做更好，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博客这种互联网现象的出现，变相强化了互联网的媒体功能。所以对门户来说，做这个反而有更大的优势，它本身的流量很大，把一部分的流量或者一部分潜在的流量顺势转化为自己的博客群。
搜狐的博客比别的网站博客很大的特点，是一个开放系统，搜狐的博客和独立博客都可以进入它的博客，越是开放，或者广义的门户化，它获得的那种媒体效应要超过某一个网站去单独去垄断。我希望门户更开放一些。
林木：你作为一个博客写作者希望BSP能够提供哪些服务，让你写作起来更舒服更好呢？
王正鹏：第一个对互联网的新的表述途径，新的表述平台要强化它的表述功能，它的平台会更傻瓜化一些，或者更大一些，服务更周到，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基于技术层面的东西，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就是博客写作将来可能出现新一种契约，什么契约呢？一些特别优秀的博客，给网络本身带来的流量，带来的眼球，带来了潜在的广告效益，酝酿了将来会出现新的盈利模式。比如搜狐公司原来的搜索，当初没有盈利，但是后来带来了很大的广告效益，博客也是一样，博粹成为新的盈利模式，这样估计将来有分层的东西，或者商业的东西，契约会出现。
有一些广告，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博客阅读更个性化，既使一些精英博客阅读层次很高，现在阅读每一篇文章，那种垂直影响力，不亚于读互联网上转载的新闻。比如我有一篇文章，有四万字，有的人是逐字逐句看完的，并给我留言，留了两三千字，这种效果会很好
林木：到那样一个时候，你作为传播者的工作形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了。
王正鹏：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中国经济专栏作家。
博客写作可能会带给我这样一条道路，有的人通过博客向我约稿或在报纸上转载我的博客文章。我觉得是这样。过去在报纸上写专栏作家，将来会出现博客专栏作家，通过这个平台写作之后，可以向互联网出售，向传统媒体出售，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专题内容，最终是内容和渠道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时候渠道强大，有的时候内容强大。每一种媒介出现的时候，都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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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25th, 2006
商务印书馆出的，2005年买的。那天是五一，我在西单买了书后，和任雪松（前《经济观察报》公司新闻部主编）一起在广场上看黄昏中人来人往，心中好不快活。
看《海军战略》纯是因为私人兴趣。我对军事很感兴趣，但自己做了经济报道后，对于海军的兴趣与经济联系了起来。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海权是不可分开的。自由贸易强大，就会带来海权提振，如果这时不提拔海权，将来自由贸易就会衰落。同样，一个国家的海权保护下的自由贸易，能促进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政治自由。这是空军和陆军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
关于这些东西。《河商》里对于蓝色文明的研究是有独到见解的，亚当斯密、卢梭这些早期先贤都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研究过这些问题。前些日子，我还在北京丰泽园饭店和《河商》的制片陈汉元老先生聊了几句。老先生思想开明，仍不失当年风采。
说正题。马汉的这本书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是：海军不同于陆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分兵两处，要集合力量才能获胜，而且，一次海战获胜后就可以在几十年里控制一个区域的海权。一个国家在一次海战中大失利，对于国家的经济与思想之损害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马汉对于合兵一处的讲法几乎是这一本书的线索。他甚至说，当你有两只军舰，别人也是两只，也要用你的两只去打别人的一只。这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是一种军事思想。
就说甲午海战，中国一败，一百年里提 起日本人都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了，那次失败不是一次军事失败，而是错过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所以，海军是一个格外神秘的军种。马汉自己对海军情有独钟。
还有几个比较好玩的结论：
1、军事造船厂的主要作用不是造军船，而是修军舰的能力。
2、两支海军的的布防距离最佳位置是，他们不能使对手合兵一处。
3、大岛的战略价值高于小岛。
4、远征军永远都不能分散船只。
…………
这本书的翻译者蔡忠轩（？）先生在解放前就译过这本书。不过，在民国时代，蒋先生是不会重视海军的，解放后，中共也并不重视海军。此次，胡上任后，对于海军的重视超过了以前。海军司令不但进入了中央军委，还在沿海加强了海军的船舰建设，比如，上海沪东的现代舰对于冲绳的美国海军基地后背有巨大威胁。
我最后业余地说，一俟有台海战端，我国的北海、南海与东海舰队要合力一处去打台湾，而不能留一支做备份。台湾之战是中国的海权大决战，胜则冲出太平洋，可做百年大业，败则重演甲午百年历史。即使鱼撕网破，也要集中海军力量在台东打一次大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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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月 23rd, 2006
上周五，北京晨报著名电信记者焦立坤，一发表TD－SCDMA标准将成为中国国家通信业标淮的消息后，我心里一阵激动。3G的淘金浪要来了，没想到周一一开盘，大唐电信就涨到了9块多钱。
如果手上有10万块钱，可以全部用来买中兴通信（000063）和大唐电信（600198）这两支股票。我不是机构的人，也不是股评员，但我坚信，到今年5月17日前（世界电信日），这两支股票会有一个不俗的涨幅。
2006年中国股市有什么概念：3G、银行和十一五。基金的研究员们对此分析的已经很深入了，今天，国内最好的几支明星基金披露的投资给合里，上投摩根富林明、易方达策略成长、广发稳健、潭财合丰成长等，都出现了对中兴通讯的高额持仓比例。
我对于3G概念的这种认识，倒不是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电信产业报道的记者，而是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是什么坏事。技术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日本至今还是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是过去一两年内才起来的，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是胡温新政的政治话语，其语境不同于毛那个年代的勒紧裤腰做导弹的年代。在美国的知识产权战压力和中国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经济信仰和政治信仰，其在2005年成为一种早已溢出了技术领域的情绪。
国家发改委不说了，是技术民族主义的第一支持者。我记得，当给中国大唐TD的频率规划出来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现场激动得扔掉了讲稿，讲了一场非常热烈和充满情感的话，如果一个QFII的分析员在场，他可以从这个国家体制内的这种情绪转变上决定下单3G股票了。
信产部这几年被外国电信设备商冼了脑，一度很犹豫，现在也改过来了。说实话，业界的人得记住娄勤俭这个人，信产部副部长，在关于TD的舆论最坏的时候他一直在暗挺大唐。现在，风向早已大变，如果不挺大唐将成为一种政治立场的动摇。
技术民族主义已成为大唐最好的保护伞。
值得注意的是，信产部部长王旭东在这里已经做了3年，今年5月17日，他肯定要出来讲话，不说就没时间了，2008年奥运会用3G已成为一个政治时间表。王旭东首先宣布的一定是TD牌照，当然，现在是中国电信一家做还是电信网通两家先做。不管怎么样，今年宣布是铁定的逻辑事实。
其实，中国3G最正统的上市公司概念就两个：一个是中兴，一个是大唐，其他的都是瞎白。中兴做技术最好，大唐做标准兼做整个技术链。认都知道，大唐集团、大唐 电信、大唐 移动是一群人搅在里面的。由于两个技术群体在北京和西安，大唐 电信将来肯定要持股唐如安那儿的大唐移动，也算一石两鸟。
除了华为外，中兴通讯是目前最好的上市的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的老板温和的机会主义者候为贵算是赶上了技术民族主义当道的好年头。
2006前半年，一定要赌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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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一月 20th, 2006
《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版，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也是国内出版的少量弗氏作品选。上个世纪前半叶是凯恩斯的世纪，下半叶就是弗里德曼的世纪，虽然其间经济学大师不断出现。弗氏本人的思想，对于1980年代之后的西方政治与文化界的影响也是无人可以超越。
这本书中，我记得最深的几个地方是：
1、1950年费氏发表的弹性汇率论。这篇文章今天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仍在阅读，在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纷争下，中国决策者冷静地看看弗氏此文仍然有益于战略选择的决心。弗氏主张的浮动汇率制，是一种纯粹自由的外汇价格变动。这一价格不是政治人为地控制，而是依贸易量情况自由调节。
中国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不断学习弗氏弹性汇率论的，今年人民币升值以来，这一点尤其明显。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全球仍然不是自由主义贸易的环境下，人民币确不能迅速弹性化，但人为控制汇价的时间越长，于经济越有害外。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就要不断人为调节外贸，这就像一个人用透析机来代替肾的功能。
在人民币汇率上，2006年如果有一个比较坦然的时间表的话，有利于提振中国的股市，助于推进这次的股改，也算借势而为，不是坏事。
2、犹太人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来做政治研究是别有味道的。弗氏认为，犹太人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受益最大，但在政治与社会学意义上反资本主义最厉害。为什么？他的结论是欧美很多国家的国教与资本推进力量的合一，逼近犹太人走上了左翼的政治之路。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富裕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于他们内心最敏感的那一层身份的保护。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基于人性而出的，因此，从人性、文化、伦理上去研究经济学是别有一番意义的。
其实，同样的原理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经济学，比如伊斯兰的银行制度，由于政教合一，《古兰经》反高利贷，阿拉伯很多银行没有利率，但阿拉伯石油资本的投资在道德上有什么表现，后世阿拉伯如何为之作出改革？都是好题目。
3、弗氏写美国货币史时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的波动成比例。当中国还在呼吁独立的央行时，他的研究却是，独立的央行容易让货币政策带有决策者人格化的色彩。格林斯潘这十八年的工作可以为弗氏的文章做注。他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形式来保证货币增加量的比率是一定的。这与弗氏倡导的自由主义理想一脉相承，以法代人，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减少强人（即使他想格老一样优秀）对于经济的非正常影响。弗氏的这一思想，哈取克在政治哲学上为它做了很好的理论建设，哈耶克主伙，这是一种理性的扩展秩序，央行的行长就是动机再高尚，也不一定能为我们的目标制定出实际上最合适的尺度。
弗氏是里要年代美国人打压苏联的光荣历史的理论大师，不仅如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正脉从来都是从这里取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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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18th, 2006
林行止老了，可能要卖《信报》。这几天，在香港报界和信报内部，到处是这样的声音。在前天的《信报》上，我还看到了两篇这样的文章。别的不说，一张报纸允许别人在自已的版 面上说这张报纸出售的事情则需要勇气的。
正是像这样的勇气与公信、加上中立与平衡、加上香港公共知识分子的守望，令人对这张报纸的出售很有感慨。
香港其他报纸说，李泽楷掏2亿元买这张报。说实话，李家有的是钱，但能不能守得住这份公信的力量还要疑问。因为就是李嘉诚这样大度的人，在多年前还为林行止的文章停过《信报》的广告。
今天看到张五常写的文章，他对于《信报》的商业价值的分析是最好的。牛来引用如下。附加几句。张五常与林行止都是两个健笔，林行止号称“香江第一健笔”，张五常也不逊色，自号“香港第一健笔”。在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里坚守公共写作，是两美叠加的好差，令内地文人感慨不已。
下面是张五常的文章：
问题是《信报》这个金漆招牌不简单。它代表着中肯的报道与知识的传达。不是说其它刊物不中肯，或没知识，但《信报》能成功地把这招牌挂上去。任何文明社会，原则上，这些代表着的很值钱。问题是在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这声望的雨伞下，有没有人可以拿出钱来，施出本领，把《信报》代表着的变成黄金白银呢？如果可以，《信报》应该值多少钱？报道说成交价会在两个亿或多一点，有人说偏高，有人说偏低。朋友，你怎样看。告诉你我的看法吧。
我敢打赌，给任何人五个亿制造一把上述的《信报》雨伞，造不出来。十个亿也多半不成。现在让我假设在香港的众多天才中，能造出《信报》雨伞的，最低成本是六个亿。这样，如果该雨伞真的市场有价，在竞争下《信报》值六个亿。问题是香港的读者不一定懂得珍惜这雨伞保护着的，认为不够娱乐性，又或者他们懂得，但购买了该雨伞的人不知道怎样利用才对。这样，《信报》所值何价只有天晓得了。
香港有没有足够珍惜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的读者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购买这雨伞的人要懂得怎样利用才可以赚回成交价，而原则上，很懂得利用的会有盈余。这个人要有钱，要喜欢做一点有意思的事，也要懂得坚守《信报》划定下来的信念来投资加码。我认识的有钱人不多，但认为李察是个不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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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18th, 2006
《资本主义与自由》是弗里德曼的一本老书，几十年前写的，商务印书馆新版。
从弗里德曼到哈耶克一线人士，是老左和新左都仇视的。其实在中国语境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他的思想也是或深或浅地接受着，美国比英国深 一点，英国比法国深一点，因为他们是浓度不同的资本主义。中国知识界今天的接受仍然如此。
弗氏观点核心一句话：经济自由会带来一定的政治自由。现在，在中国，食品和衣服都是私人做的，国家资本与控制基本退出了这一领域，这样，人们可以在吃饱与穿暖的需求满足后，获得了人的一定自由。很多人有记忆，小时候是凭布票与粮票来生活的。一个社会在吃穿上放开，是通向和谐与自由的最大一步。有一个小故事，姚文元1990年代出狱后，曾全中央写报告，说大家吃大米没有限制，长此以往，国家还不给吃穷。一个在经济信息休眠的人是这个观点最好的注脚。
弗氏在那个年代（那时美国经济也不完全自由，比如，1970年代美国还有部分价格管制）已经创造性地提出：浮动汇率制度、自由贸易、取消管制、取消牌照制度。这几个东西在美国很受用，现在，中国也在受用。
浮动汇率犹如自然天象，让看不见的手来管理国家间的公平贸易。中国在1990年代一直渴望这样做，但说实话，那时条件不成熟。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有智慧的，依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现在一点一点地在向这一步走。最主要的是，经济上的控制每放松一点，就会给社会带来自由与和谐。
自由贸易不用说了。现在，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倡导者。在全球化的分工中，中国的重商主义占到了很大便宜。看来，弗氏那时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客观上在理论方面提供了支持。
牌照制度在美国是上个世纪后半段取消的。这与那时的经济学人的呼吁有很大关系。物极必反，庄子这样说过。自由的竞争中就是没有牌照与准入制度，一样可以保证信用与淘汰的自由运用。弗氏在这里大批美国早期的医院牌照制度。联想到现在，卫生部死死把着医院牌照不放，为政企不分的卫生系统和既得利益者维持垄断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是得益者又是受害者，他们没有职场，他们的工资很氏，他们不得不去权力寻租，他们还得在道德问题上自我折磨，这是最大的害处。自由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人的理性感受。
弗氏的这本小书曾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一部分作品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的《弗里德曼文集里》有收录。至今看来，对于正在改革与开放问题上略有犹豫的中国来说，是一本理论好教参。
知识分子如果把情绪与不满诉诸道德动作，改革与开放就会受到挫折。一个社会停下步子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会造 成更大的不平等。但对于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民粹主义者来说，我的上述话简直在道德上该死。
精英诱导下的民粹主义，以互联网为媒介，对于经济体制变革的怀疑与否定，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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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一月 17th, 2006
总结一下2005年的读书生活。
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使用指南》。此书并不枯燥，写得深入浅出，所以我在厕所里花了3个月看完的，不过，作者是谁我忘了。看了此书有几个小结论：
第一、美国对通货膨胀看得非常重，是防止如大敌的。
即使这样，弗里德曼1988年和张五常见赵紫阳时，也告诉中国，不要害怕那个东西，对于当时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尚不成熟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吓人的结论。当年，中国的通胀不同于美国，中国的东西确实供给少，尤其是重要生产资料，人们很惊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双轨制。1988年的价格改革，中国是基本涉险过关。
这本书上说，通胀不是小问题，通胀猛于虎。
实际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87年上台后，第一要义就是防通胀，连总统说了都不算，他咬牙坚持了18年，这就是格林斯潘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原则。为什么这样？因为通胀是对于国民财富最大的掠夺者。对于很多中国普通家庭来说，通胀是我们富裕的最大敌人。
所以，普通人平常关心一下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好处，好处就在这里，你能发现问题并决定自己的财富如何保值。
第二、美国的债券市场很成熟。美国的股市与债市双头并进，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美联储调整解经济的重要办法就是向银行买进或卖出债券。当它卖出债券时，回笼资金，为经济降温；当它买进债券时，放出资金，刺激投资。多少年来，格林斯潘用它语焉不详的话语表述着这样的操作理念。华尔街日报每天要刊出大量的债券走势图表，以备人们判断。
中国证监会在今年学习十一五计划时也提出要建设债券市场，《北京晨报》专门还就此做了一个头条。两年前，北京想把中国的债券中心放到它这里，王歧山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早就在张罗这一方案。不过，最近，国家将金融交易所要放在上海，不知将来是否将债券中心也放到沪上。以我个人的看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合力，债券中心也应放到上海，形成远东的金融拳头。
第三、《华尔街日报》做了一百多年，确实已经树立了极端的数字权威地位，它每天要刊出近十个版的数据，还有大量的每周刊发的数据，粗略数了一下，有数百项。
一张财经专业报纸是以数字来说话的。多少年来，这些微积分般切碎的数字在专业人士心中不停地拼成美国经济的图景，从而判断信息和获取财富。中国的几大财经类报纸，目前在这些细节的事务上做得仍然不够好。数据是一张财经报纸的“镇石”，评论是一张财经报纸的高度。相信，《21世纪经济报道》或《上海证券报》现在各起一端，正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前者长于新闻，后者长于数据，实际上，谁能将两者合一，谁能跑到最后。在中国经济飙升的年代，是需要一张好的财经报纸的，这个建设至少需要十几年。我的建议是，《21 世纪》可以慢慢搞 ，一年一个台阶地做。香港《信报》是林行止从1973年创刊的，借着1980年代的香港经济才慢慢起来的。
欲速则不达。
这本书已经看完好几个月了，有些细节已经忘了，暂记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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