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财经评论’ Category
星期五, 六月 13th, 2008
输入性通货膨胀不会打垮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南也不例外.
越南金融危机是最近亚洲仅次于粮食危机的第二大热门话题。这个国家正在经历20%以上的CPI(物价指数)，而它的基准利率只有12%；这个国家目前负债24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0%；它的股市在今年下跌了45%，20家最大的公司市盈率达到了73%……
关于越南的经济数据，来路不一。我读了两个投行的报告，还有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一位专家的文章，引述数据也不一。这些数据表明，越南经济越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很多新闻机构断言的金融危机；也不是有观点担心的这样的危机会传导到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恐慌。从越南的经济问题上看，传导到中国的证据与动能是找不到的。
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媒体的意识形态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信息接受者一种深深的焦虑。美国最伟大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讲述投资之道时，曾经例举说：悲观主义永远是股市的流行话题，而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几乎会将投资者的信心压垮，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股市仍然在涨。
我看到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好吓人。做几点基础的分析就能够看出，越南的经济危机还不至于引发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
一、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新兴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这次，不光是越南，东南亚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 5%, 都不低。东南亚几个国家是对于大米十分敏感的国家，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随着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玉米拿去做能源了，粮食价格哗哗涨，过去一年来，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给越南的经济带来了很多麻烦，物价（粮价）涨得很厉害。
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历史语境近似于19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踩刹车，想硬着陆。越南今天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操作手法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二、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巨人的身边，一起享受了全球化带给亚洲这两个人口密集国家的工业化机遇。过去两年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越来越多中国华南的工厂开始向越南迁移，越南的服装与鞋类加工企业的势头和1980年代末的珠三角有一拼。可以说，越南的今天就是那是的华南。
在经济高温中享受着一个新兴市场青春期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这就是过去两年的越南经济。有人用“一犬捕二兔”来形容越南过去两三年里，既想大量吸收外资，又想把国有企业做大。这样政治诉求与1980-199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如出一辙，用官话说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作为区域强势货币，人民币升值仍然不停息，再加上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于华南经济的不利影响，使越南仍然会凭空获取一段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那就是仍然会有大号的全球订单会转移到它那里去。这样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对于20%以上的CPI的抵抗，就像中国当年同样的抵抗一样，磕磕碰碰也就过去了。
三、通货膨胀猛于虎，通货膨胀中的国民心理尤猛于虎。心理预期对于通货膨胀和一个新兴国家来说，才是一个真正有挑战的问题。
越南国民最近开始抢购黄金就是一例。这样的恐慌心理是一个新兴市场的挥之不去的影子。只要比较一下就能够看出，成熟的经济体比如韩国，即使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遇到了麻烦，国民甚至把黄金主动兑换给国家，这正是市场经济给国民养成的成熟素质。越南投资者的恐慌和1988年中国人抢购日用品一样，都是成长的代价。2007年10月，A股从6124点一度跌到今年的2999点，折了一半，现在也只有3300多点；越南股市今年跌了45%，说真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的越南股市多么像中国1990年代初的市场。相比起来，中国A股的投资者已经成熟多了。
中国在1988年前后经济上遇到问题比今天越南要大，也走过来了。新兴的国家就像毛头小伙子一样，好像总是福星高照。但愿为一次，这个“明日七国”的小龙头能够从心理恐慌中走出。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NYMEX原油期货仍然在涨，但净多头的降幅已经达到了一半，石油价格快到顶点了。这对于环太平洋激战通货膨胀的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好消息啊。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五, 六月 6th, 2008
2008年上半年的全球经济关键字就一个：农业；全球农业的关健字也一个：石油。
把农业与石油这两个字连接起来，一个经济学逻辑怪圈出现了：物价背后的黑手是食品，食品背后的黑手是农业；农业背后的黑手是乙醇，乙醇背后的黑手是石油，石油背后的黑手是资本家。当2016年的石油远期期货合约看到200美元的时候，中国、印度、巴西究竟害怕不害怕？
过去半个世纪，石油价格经历了两次飞涨，第一次是1973-1979年，第二次是2003-2009年。好多研究者把他们放在一起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重蹈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欧美经济覆辙。这样的担忧令A股的长期投资者，对于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比较悲观。
油价都涨到脖子上了，中国经济还有呼吸的空间吗？
石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中，长线的胜利者是消费者。这样的经济原理早在1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有过同理的叙述。
世界上生产白银的国家富有还是消费白银的国家富有？当然是后者。18-19世纪，生产白银的国家，只是效率低下的矿产品出售者，消费白银的国家则因为他们超众的生产效率而吸引白银的流入。今天的石油原理依然不过时，即使欧佩克的一些成员国十分富有。
无论是1970年代还是2000年代的今天，这两次石油危机，最终的胜者仍然是消费者，不管每一次危机起自什么原因。1970年代的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强国，从石油危机中将日本的机械与电子制造的精细化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
第一次石油危机起自1973年，它是作为一个冷战的后果而出现的。在当时的全球政治语境下，阿拉伯国家是把石油当作武器与西方对战的。那时，经济上推崇国有化政治上反对以色列的石油思想矿产运营思想，着实是一粒民族主义的核弹。1973年前石油才一块多美元，到了1980年已经涨了20美元。这一举动重创了西方的经济。
作为石油的辩证法，西方国家又发生了什么？
英国是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私有化运动，出售国有企业，出售传统制造业，向清洁的第三产业转型。今天，英国的金融、教育、旅游、文化创意这些不烧油的经济重新在全球控制了话语权。美国在IT产业自1980年代开始，获得了极速的飞跃；日本则因此生产出全球最省油的小汽车。1986年全球石油价格崩盘时，欧美经济基本完成了大转型。
欧佩克国家仍然是石油矿产挖掘者,社会效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多少。
2008年的油价狂飙，可以算作是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次，不是1970年代的政治语境，而一次资本语境。1980年石油的价格冲过高点后，1986油价崩盘；4年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爆发，13年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爆发。资本市场以些为杠杆，通过全球石油期货交易，将油价节节推高。
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石油管道发出的任何一声巨响，都是拨动石油期货涨跌的原始动力。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了成长的烦恼。甚至包括此前刚刚退出欧佩克的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国，它也为石油问题烦恼不已。
重演的历史一定不会同样的语境。中国和印经济获得的反而是一个被动的推动力。高企的油价逼使政府改变了经济增长方法的政策，并开始学习用环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自己经济路径：新能源的开发、混合动力交通工具、高效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建立的国民环境意识，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来面对地球变暖的环境主义普世价值观。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里，隐讳地表达了伊拉克战争的石油政治企图。这两场战争是两次石油危机的逻辑联接点。作为结果承受者，中国的工业经济在面对高油价时被动获得的经济转型与升级推动力，就像长城外面的农夫，失去一匹马，得到两匹马。
塞翁失油，焉知非福。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1 Comment »
星期一, 五月 26th, 2008
２５美元、４０美元、６０美元、８０美元、９９美元、１００美元、１１０美元、１２０美元、１３０美元、１３９美元、１３９.３０美元……２００美元！
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来说，这笔石油账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惊心动魄。数字往往令人麻木，当把它标记在一桶出产于阿拉件沙漠的原油上时，真的是华尔街压给每一个石油消费国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当下的全球石油生产现实。
你的经历正在成为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已经记载的历史那样宏大。１９７０年代，带有阿拉伯世界文化与主权意识自醒的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透支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全球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它深深重创了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一批老牌工业国的经济。阿拉伯人没有料到的是，日本的制造业借此大翻身，能源友好型的汽车与机械装备迅速打进了世界市场；欧美工业国也自此开始了最近一轮全球化运动中的经济方式大转型，服务经济与环保型经济开始兴起了。
３０年河东，３０年河西。正好是３０多年了，当下的全球石油高价，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运动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有扑面而来的体验，无论是高涨的粮价还是高涨的黄金价格，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了。这一次，遇到的是印度与中国。
２００４年时，《北京晨报》的能源报道记者李隽琼曾经用一个版的文章记述中全球油价冲过７０美元的情景。那时，石油仍然没有进入中国媒体讨论的话语中。随后的中国的工业化运动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以中国与印度这两个石油消费国为舆论杠杆的资本市场新发力点产生了。为什么高盛的分析员可以在２００５年把全球油价看到了１３０美元？这个人不是一个石油分析员，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分析员。１３０美元是天方夜谭吗？在２００５年时。上周，２０１６年现货交割的国际石油价格狂飙到１３９.３美元时，击鼓传花的游戏开始了。高盛的那位著名分析员，两周前在一份报告里，将全球油价看到了２００美元／桶。他并没有发疯，是市场进入最高潮的发疯阶段了。
期货市场是一个风向标，只要发力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战车）没有变化，期货市场仍然可以将这个游戏做下去。不过，这一次，发起人不是欧佩克，而是华尔街与伦敦的资本力量。期货市场操纵的原油高价，是全球商业游戏中冷战思维的一点小小的残留。中国与印度的石油消耗就是这样一种商业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经过一个快速传播的妖魔化包装后，石油价格找到了合法的解释。这样的话语变形在２００６年时达到了高潮。一个是中俄石油管道问题、一个是俄国与欧洲的能源外交，石油重新在冷战的地理界限内外扮演了一个古老的角色，它看起来像商品，实际上是一把武器。
可是，这样的意义还能持续多久？
高盛将油价从２５美元开始，一点一点地将它看到２００美元，１０年增长１０倍的神话用在能源领域时，就像次级债的泡沫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如此合法地存在一样。作为一种工业基本原料，石油的狂飙在它的尾巴后面拉出了一条长长的泡沫尾巴。这样的尾巴像彗星一样，已经越拖越长。
华尔街挟石油以令世界。每一个普通的生活后面突然间都布满了石油的阴影：
一名宁夏西瓜种植者在太阳下种植的地膜西瓜、
广东农民在２月１４日这一天送到深圳的玖瑰、
上海日渐高涨的菜价、
四川的饲料、
东北雪白的大米、
北京街头的汽车、
陕北窑洞姑娘的黄金饰品嫁妆和它引起的风俗变化、
最近看上去很丑的轻飘飘的美元……
一切的一切都因为那诡异的石油价格走势线，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风俗与审美。
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资本市场游戏，一方面在改变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其力度完全不同于１９７０年代，但伊朗与委内瑞拉问题、伊拉克与西非的局势经由全球媒体的同步炒作后，仍然在影响国际政治与石油价格。同样，油价也在透支它的想像极限，资本市场是人的市场，它的想像是有极限的。只有逼近天花板的那一天，所有在资本游戏中的人才会后悔地如梦初醒。(本文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4 Comments »
星期五, 五月 23rd, 2008
本文是一名前电信记者的私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立场.
这一天终于到来。
中国电信第二轮重组方案宣布是一个早已能够预料到的旧消息。自1998年激进改革的朱镕基政府拆分中国电信的讨论以来，10年间，这一手术一直没有停止过。新近的重组方案只能看作是温家宝政府对于2002年重组方案的一个补充,或者说重新强势的国家主义对于电信重组给出了新解释.
我们可以预测,第二轮电信重组将产生5大历史结果。
看点1：中国变相发出了3张3G手机牌照
业界判定，第二轮电信重组为中国发放3G执照准备条件。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中国已经发出了3张3G手机执照。
中国移动已经得了中国民族标准的TD-SCDMA标准，包括北京在内的8大奥运城市正在推行的名为“试商用网”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原因很简单，中国不会在奥运会上做一张试用网，它本来就是一张正式的网。
中国电信拿到的CDMA2000将满足这家老气横秋的公司拥有手机业务的愿望。别忘了，联通这些年辛苦做起来的CDMA1X网，只要略加升级本来就是一张3G网。
实力最弱的新联通拿到的WCDMA执照是目前全世界发放量最成熟的技术，那就是欧洲的WCDMA技术。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在欧美上市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公司的股票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判断，工业与信息化部甚至不会以明确宣布的时间发3G执照，重组的业务格局变相已经发出了3G执照。
看点2：中国网通彻底死亡
田溯宁看到这则新闻时不知做何感想.田溯宁旗下的小网精英们曾经是中国最好的电信人,可惜,他们与这次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在中国电信旧力量的重新复辟后,小网通和他的全部历史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的出现，曾经被看作是打破中国电信垄断的秘笈，十年过去了，这家由田溯宁最早主政的白袍小将已经死亡。
在2002年前后的电信重组中，田溯宁的中国网通吃了中国电信北方十个省的固话业务，原来的宽带中国网通变成了新的中国网通。谁曾料到，张春江主政的中国网通迅速抛开了原来的小网通风格。一家穿新鞋走老路的公司出世了。
同样惨淡的时，这个中国网通没有走多久，就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至此，中国电信业十年的实验改革中，先后死去的公司是：中国吉通、中国铁通、中国网通、中国联通。
中国网通做为改革的挑战者到死亡者，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历史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看点3：1998年的电信私有化运动阴谋被戳穿
中国电信业人士不会忘记1998年。
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为什么在1998年中国突然发起了拆分中国电信的舆论运动。那时，中国电信垄断就和芙蓉姐姐的故事一样，成为一种时尚话题。
放眼全球，这一年，中国电信业改革中私有化的思想的潜入与欧美是同步的。1996年美国修改《电信法》，“三网合一”（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的理念正式成为条款。同样，这一年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都开始了电信业的私有化运动。由此来看，中国1998年的电信业大讨论，有很深的国际背景。
不过，保守主义战胜了自由派。吴基传主政的信息产业部，在第二轮的电信重组前，这种被动捍卫中国电信利益的形势，却先知先觉地预验了后来私有化电信思想潜入的失败。
在中国的新一届政府中,国家主义重新抬头,中国网通退出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看点4、国资委是第二轮电信重组的幕后老板
1998年的电信改革大讨论是学术界发起的：周其仁、韩德强、阚凯力……；2002年的拆分中国电信是国家发改委主持动刀的；2008年的第二轮电信重组幕后最大的老板是国资委。
一种保守的市场主义思路，有力地圈定了第二轮电信重组的基调：三家公司互相竞争，国有企业完全主导。这样的语境与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不谋而合。
十分佩服国资委在包括中国电信业重组为三大家的思路中表现出来的决断。国资委高层李融荣一年多以前有过一次重要表态，国有企业必须占有前三强。
2000年代，中国加入WTO时，曾经担心的外资电信力量“狼来了”几乎成为了一个笑话。在基础电信业务上，只有韩国的SK、英国沃达丰、西班牙电信有一点小小的投石问路的行为。欧美的大型电信商被2000年的3G牌照泡沫压垮了，到今天也没有醒过来。
看点5：中国电信将卷土重来
中国电信是打不死的“百足之虫”。
在经历了第二次电信重组的命运后，中国电信将像1998年前一样，将会在这个行业里产生强有力的“复辟”。我们等着看.
1998-2002年，中国电信在全国的舆论中是弱势；2002年之后，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后，代表南方力量的中国电信一直在休养生息；这一次中国电信得到了CDMA2000技术后，将对中国移动和新联通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中国电信的将要得到的CDMA2000的底子是王建宙和杨贤足打下的，十分扎实；CDMA2000从技术上说是全球最成熟的，现有的联通CDMA1X网只需软件升级就可以成为3G网，成本是最低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电信有一张谁也不能取代的南方固定电话网和全国长途网，这些资源分布在中国最繁荣的南方省区。得到CDMA2000执照后，中国电信小规模的投入再加上自己固网支持，就可以在全国大展拳脚。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6 Comments »
星期四, 五月 15th, 2008
一个话题好像沉寂了一阵子时，回首计算，已经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两周里，“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黄浦江边召开的时候，中国金融中心再次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话题。
2007年的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上海虹桥区的一家宾馆里，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片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航拍的浦东，辅以江南丝竹的轻乐曼声，表现着中国东南一座城市狭隘的地方心胸与全球眼光这样一个矛盾的梦想。
就像这次看到陆家嘴论坛盛装出场的时候，从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得出，上海想用这样一个平台重新交谈全球重大话题。无论是全球外汇储备管理还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这样话题只是诗的起兴部分，真正的着眼在于上海决心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角色。
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的报纸对于陆家嘴论坛的解读，比中国内地的报纸要锐利。中国的新一代财经问题领导层王歧山、周小川、尚福临等人齐集上海，强化了这样一个金融中心的符号。而更早的时候，欧美的财经舆论是接受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重镇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的。
祝加上海的金融中心梦想正在成真。这样的语境，容易陷入把上海与北京、天津、深圳这样城市拉在一起比，谁的金融中心计划会有更多的胜算。这样的语境，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心胸在一个金融城市的发展中投下的阴影。上海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的计划在1990年代末获得了极大的强化。随后，天津、北京、深圳都拿了自己的金融中心计划。据说，更可笑的是，中国有十多个城市都有金融中心的宏愿。
在一个中央集约式的金融管理体系中，北京是想以政策中心而走金融中心之路，天津想做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并且拿到了金融试验区的政策，深圳是想借香港而在南中国重开局面。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金融版图规划，而经济与金融力量自然汇集的结果。
上海的金融中心显然是欧美金融力量眼中的远东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在2001年之后的全球经济板块交替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有可能孕育东亚的金融中心，一个有可能孕育南亚的金融中心。孟买与上海都是潜在挑战东京与香港的选手。
日本在2006年确立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规划后，东京的金融中心权重不再有1970-1980年代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大国时的风采；中国内地的开放也使香港原来的大中华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立论在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纽约和伦敦的打击后，使上海和孟买甚至迪拜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追赶机会，即使这个机会很小很小。
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另一个条件是金融市场的占有，它必须有一个股市主板、一个债券交易中心、一个外汇交易中心。这三个核心金融元素的确立是一个金融中心起飞的条件。上海基本具备，但中国的债券交易市场实在太小了，外汇市场在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只是战术级的演练。这样看来，上海好像要走很长的路。
1992年，上海确立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后，计划在2010年基本建立这一金融中心的框架，2020年完全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之后，有两个因素助力上海：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京与香港的打击，一个是911对于美国经济的打击，最近的一次是次级债危机对于纽约与伦敦的打击。这样的历史机遇，使孟买也好、香港也好，对于上海充满了妒忌之心，更使北京、天津、深圳充满了小小的敌意。北京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信集中地，称不上是金融中心。天津与深圳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看作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的新工厂。深圳是最明显的，它可以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台系统，就像微软把后台制作外包在班加罗尔一样。这一切都无法与上海匹敌。
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看不到放慢的脚步，中国的A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证券交易体之一。人民币能够在202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实现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金融中心。这样历史聚合条件现在看来，越来越多地把筹码放在了上海这一边。
美国的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时，旧金山很早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可惜的是，纽约的太阳比旧金山要早出几个小时，纽约股市与其他金融交易市场开盘后便抢走了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上海、北京、天津、深圳这四个城市，谁的太阳出来的更早呢？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二, 五月 13th, 2008
5月1日的黄昏，我从北京复兴门打车回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是，东南亚几个大米生产国甚至在考虑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粮食组织，掌握全球大米价格的话语权。
这一天的北京，长安街上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即使在中国最伟大的这条街道上，不断能够看到高高起立的塔吊和脚手架。北京和这个国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长，使人们在总结经验时无法忘记开放这样一个名词。开放是中国经济狂飙的最重要动力。换一个名词可以把它理解的更为明白：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业、金融、贸易上。对于粮食问题这样一个最近最热的问题上，它有一点底气不足。是的，全球的粮食上涨，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后，它已经由一下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慌忙关起粮食的国门，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粮食主要生产国的保守做法。在政治语境下表述这样一个做法时，使粮食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主动唱衰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失败。这就是梦想中的“大米输出国组织”设想能够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大米输出国组织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抗粮食期货资本的对冲的疯狂想法。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对于农业的全球化伤害，就像欧美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中国制造”时对于工业全球化的害处一样。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工业与服务外包，都是国家分工与竞争理论的极致应用。但这样的原理现在出现了回潮现象，在粮食危机出现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涨。
本专栏在前面几期文章里，详细论述过，对于粮食问题的政治恐惧引发的对于生产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反问我说：一个低价佣人出口国（如菲律宾）和一个盛产但现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国，谁更会在这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的观点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国家。
很简单，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的生产与出口国也一样。即使是两个农业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这样一个奇怪的做法是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大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当下的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一轮的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变得十分清晰。几周前，我父母销售干净了他们今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在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我们父母亲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旧思想。
恰恰相反，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可能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土地都摞荒了，将来粮食怎么办？我的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几天前，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4年前1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现在只够四分之一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五一前，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正在召开。一个最好的消息是，这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放眼这样看，自由经济观失败了吗？(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进度表 勿商业转载)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2 Comments »
星期六, 五月 3rd, 2008
国家步入它在经济上的黄金年代时，每一个企业家都在心中悄悄藏着自己的伟大品牌梦想。1930年代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的韩国还有当下的中国与印度都是这样。
在旧话语下的全球品牌的俱乐部一向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而且一向只关注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这样的排比原则在悄悄改写。当谷歌（GOOGLE）、苹果、诺基亚这样的公司强势逼近的时候，全球品牌的产品定义改写了；当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各种标准评比的全球品牌榜上时，全球品牌俱乐部的成员地域的定势也在悄悄改写。
中国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后，还会有一轮狂飙。这样激情飞越的年代里，谁还在怀有全球品牌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孵化者有技术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北京中关村的IT公司、有制度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江浙的民营企业巨头，还有那些已经坐拥国家庞大积累的垄断国有企业。
FT中文网最新披露的全球品牌100强只是近几年来，形形色色的评比中的一项，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这样的100强。
这一次进入100强的是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移动甚至进入了全球10强。非美国公司中，欧洲只有一个诺基亚、亚洲只有一个中国移动进入了这样的阵营。
印度的TATA和中国的三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进入，是西方经济观察家们改变评判亚洲经济文话语的令人心情矛盾的转折点。其间伴随着对于日本的衰落与韩国企业的衰落的新产品的叹息。
关怀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新时尚，可是这样的排行榜后面隐藏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拿出来自我批判的东西。
一、垄断国有企业的品牌价值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举国家几十年之力和庞大的用户基础而积累的品牌，里面有多少是企业家与他的团队主动创造的内容。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和消费金银的国家，虽然都占有着一样的金银数量，但前者是天然的结果，后者是社会效率的结果。工行与招行的业务主要都在中国内地，用户基础已经天然地决定了谁会获得一个更高的名次。但品牌并不是数量的累积效应，就企业的原创精神对于它的推动力来看，招行是在工行之上的，同理，平安在中国人寿之上。这就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
二、全球品牌是全球化品牌吗？无论是FT 还是《财富》杂志等欧美媒体，在做品牌榜的进修，一直没有把全球品牌与全球化品牌有效地区别开来。谷歌是全球品牌榜第一的公司，谷歌是人人尽知的公司；苹果是家喻户晓的公司，诺基亚身在小小的芬兰，也是全球化品牌。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是这样的品牌吗？他们可能在国外有办事处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对外业务，但作为金融企业品牌，是产品决定品牌的价值的，这样的产品是金融服务。如果不是这次的欧美次贷危机，我们有几个金融品牌能够列入全球评比的范围。倒过头看，几年前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联想倒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至少借着奥运会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机会，它已经成为1970年代的丰田、1980年代的三星一样的公司了。印度的TATA正是和联想一样，因为它的全球扩张与全球知名度才成为代表印度的全球品牌。
三、全球品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气质。一个能够进入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品牌，几乎都在制度安排上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这是它的竞争起点；他们都有超乎一般的企业家元素，谷歌、诺基亚、苹果、通用、微软、三星等等，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打着不同的企业家烙印，这使我对中国江浙的民营企业家团队和中关村的IT企业里能够出真正的全球品牌充满了期望。作为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中国与印度仍然是制造业为主打的品牌生产国，这注定了，无论是联想还是某一天的华为，中国的全球品牌一定是带有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气质。一种狂飙突进年代的冲击力。
这样来看，我们也许会在未来十年拟出一张真正让国内消费者自己也坚信的全球品牌企业名单。现在，开这样一个名单的时机还没能成熟。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3 Comments »
星期五, 四月 18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最新评论，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中国大陆A股在3500点以下的潜行，正在演变成次意识形态之争。至所以要戴上意识形态这样大的一个帽子，是为了考量当下的中国A股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上海综指在3500点往下时，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在当下的环境下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于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新的市场伦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形成。
这样的考验比市场观察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财产收入启蒙的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象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游戏需要中场休息时，继续能够保持规则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时，还要打起精神把游戏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场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中，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他们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现在，连江渐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过去一个多月里，沪综指先后击破3500点、3400点、3300点，一直逼到4月14日的3212点。以此概算，自2007年10月25日6124点以来，中国A股已经蒸发了将近一半的市值。
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再论2008年的中国股市，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现在，我们的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
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现在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就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暴力的词语最近频频地挂在嘴上，写在报纸上，发表在互联网上。
中国A股现在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现在也陷入一个小小的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评论中，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透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一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决策得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体的成长中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这样的沉默算不算错失良机。
这样的猜谜是QFII这样的外国研究机构有时忽略的东西。任何有投资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美国闪级债危机已经重创了欧美经济的语境下，中国当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吗？不可能是谢国忠的极度的悲观论。4月11日、4月14日的两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2007年“5·30”找不到原因一样。
决策者在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语境下，这是一个十分难心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今年内的股市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当前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息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一旦在奥运会前心理博弈进入最奥妙的时候，因为一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那才是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灾难。
最终极的价值观是：以2008年4月中旬A股最艰苦的时候为证，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Posted in 财经评论 | 2 Commen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