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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四月 18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最新评论，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中国大陆A股在3500点以下的潜行，正在演变成次意识形态之争。至所以要戴上意识形态这样大的一个帽子，是为了考量当下的中国A股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上海综指在3500点往下时，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在当下的环境下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于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新的市场伦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形成。
这样的考验比市场观察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财产收入启蒙的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象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游戏需要中场休息时，继续能够保持规则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时，还要打起精神把游戏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场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中，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他们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现在，连江渐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过去一个多月里，沪综指先后击破3500点、3400点、3300点，一直逼到4月14日的3212点。以此概算，自2007年10月25日6124点以来，中国A股已经蒸发了将近一半的市值。
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再论2008年的中国股市，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现在，我们的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
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现在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就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暴力的词语最近频频地挂在嘴上，写在报纸上，发表在互联网上。
中国A股现在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现在也陷入一个小小的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评论中，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透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一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决策得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体的成长中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这样的沉默算不算错失良机。
这样的猜谜是QFII这样的外国研究机构有时忽略的东西。任何有投资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美国闪级债危机已经重创了欧美经济的语境下，中国当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吗？不可能是谢国忠的极度的悲观论。4月11日、4月14日的两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2007年“5·30”找不到原因一样。
决策者在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语境下，这是一个十分难心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今年内的股市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当前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息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一旦在奥运会前心理博弈进入最奥妙的时候，因为一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那才是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灾难。
最终极的价值观是：以2008年4月中旬A股最艰苦的时候为证，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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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5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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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与农业问题冲突时，施政者左右为难。
工人与农民虽然都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但在全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农民对于国家政治是元意义的，工人却不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即使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乡绅的价值观仍然是最高的。法国更不用说，一名自耕家是多少人政治与艺术失意后的终极梦想。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与信息化为火车头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农业仍然是一个画红线的地方，尤其是手工化小块土地生产的亚洲民主国家与地区。
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顺序看，农业谈判的难度甚于金融业。农业谈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似乎都为农民这个拥有小块土地的群体留出了特别的利益关怀。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些奉告民主哲学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与农民利益的决策中，无一例外地把农业问题当作政治伦理的基石。虽然阅读所有的历史时，人们几乎麻木于农民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所受到的打击。
过去十年里，听到欧洲与美国的工人罢工已经像阅读1970年代的报纸一样稀罕。全球化把欧美的工厂搬到了中国的华南。欧美工运的低潮后，起来的是农运的高潮，包括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与地区。
2005年香港的世贸会议召开时，韩国农民像政治新星一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也让亚洲农民这个古老的群体获得了一种像时尚一样的启示。韩国农民有组织地在香港游行，反对全球化对于他们生计的挑战。
韩国农民、日本农民、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都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表达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这就像意大利年轻人在G8峰会前与警察流血冲突时对于全球化的反感一样。
日、韩、中国台湾曾经是亚洲工业体中的增长器，在全球化生产中，农业一直是他们在政治上小心呵护的政治基石。不只是因为民主选举中的票决政治力量，也因为这几个地方上千年来一直奉告中国儒家古老的重农主义思想，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哲学。
日韩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可以在这两个土地极少的国家维持乡村的伦理传统和一公斤大米高出全球价格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状态是反生产力的，也是反全球化的。日本对中国出口大米有47个检测指标，这样的技术壁垒很难能使东北大米进入日本，同样，日本的农民生产的大米在上海也要卖出50元/公斤的天价。
与日韩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在面对全球化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农业以自由市场精神全力发展的一幅图景。这样一个过程比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入世的农业承诺上中国有很大的让步，不过，这个国家的农业寻找到了新的引擎：一个是庞大的内需、一个是城市化。
我生活的北京的朝阳区，周末的下午，我从楼下步入一家大型超市，买近郊昌平农民种植的无公害菜品，这里也有美国进口的橙子；北京远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在街头向城里的人推销他们的水果；而每天早晨，来自河北的农民则在老年人云集的小区早市里，叫喊他们更便宜的水果和菜品。大家自由竞争，各取所需。
在农业的全球化问题上，中国已近的政策十人开明。但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也指责，决策者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
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已经有1亿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南沿海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把原本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工厂里获取更高的收益。这就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的贡献。
写完此文后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新闻周刊》文章说，欧洲农民最近几年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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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14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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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圣诞节后的四五个月，国内舆论对于海外收购突然转向。现在，一种混合着嘲讽色彩的保守主义味道在浓烈地飘散，他们眼里的中投或中信最近的海外收购显得十分莽撞。
在很多批评者眼中，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A股的新手买股票一样，只要行情一变，就到处找后悔药吃。这也是近期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突然偃旗息鼓的原因。一周前，中信逃过贝尔斯登一劫的新闻披露后，这样庆幸的保守主义舆论更是格外高涨。
目前，对于美国次货危机的后果评估并没有明确结论，但是战略收购的时机——即使在最近次贷危机后果恶化的背景下——已经不多了。这是考验中国投资决策者商业智慧的一个最后时机。
中投去年秋天30亿美元收购黑石后，浮亏过半。就像中国A股最近的大跌中，很多蓝筹股腰斩一样。不过，那些想在股指期货上掌握话语权的战略投资机构，却从没放弃过沪深50指数中的大公司的战略持仓，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加仓。这样的类比是说服保守主义投资决策者的好办法。
其实，华尔街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推崇辩证法。如果不是次贷危机，中投根本不能用50亿美元拿到摩根斯坦利9.9%的股权，中信也无法用10亿美元拿到贝尔斯登6%的股权（虽然贝尔斯登最后出现了戏剧性命运结局，这是另外一码事），新加坡淡马锡和阿布达比投资局，也根本不能几十亿美元就持有那么多的花旗和瑞银的股份。
3月17日当摩根大通2.3亿美元就收购了整个贝尔斯通后，高盛的股票下跌了9%，摩根斯坦利的股票下跌了10%，雷曼兄弟的下跌了35%，美林下跌了15%。在一片热烈的指责声中，反对中信与国开行收购的人士格外兴奋。我的观点是，贝尔斯登算不算战略标的需要评估，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错失花旗确实是一次遗憾，虽然我知道购买花旗的生意只要成交后就会出现浮亏。
可是，请注意，主权财富基金从事的是战略收购。即使让中信、平安这样的代理人出马去收购贝尔斯登、富通集团，对于短时的浮亏不能像一个A股的新股民那样，涨一块钱兴高采烈，跌一块钱就垂头丧气，每天心惊胆战地计算自己损失了多少又赚取了多少。就当时的收购语境来看，中投收购黑石、中信参股贝尔斯登都没有错误。
回头看一看新加坡的淡马锡与阿拉伯人的战略投资手法，他们看准时机后就果断出击，确实捞到了不少战略标的。今年春节前，亚洲的几个主权财富基金都在盯着看，花旗145亿美元的求援中，收到的OFFER里究竟有没有中国人，但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据说在最后一刻撤兵。手法老道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坚决出手，掏了75亿美元却连一个董事会成员的职位都不要就完成了这次战略收购，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迅速掏出了68亿美元，拿走了另一个席位。更早的时候，美林66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一开口，科威特投资局与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就把手伸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看，即使欧美顶级投行的股价仍然在跌，但像摩根斯坦利、美林、花旗、瑞银这样值得战略收购的标的还有吗？早已没有了。其余的二线小投行、小银行、小保险公司怎么又称得上是战略收购？这样回头看，中投买黑石、摩根斯坦利的股份即使有浮亏，也算不了什么。
从圣诞节前到现在，美国人不顾通货膨胀这一他们多少年来最防备的敌人，连续不断地降息，表现了布什政府对于拯救美国经济的坚定决心。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获胜者的第一政治筹码都来自于把美国经济拉起来的强大决心与手法。因此，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向好是经济界的共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低价收购的战略金融标的，将在未来会获得一个长期的好收益。
最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已经是华尔街而不是欧美知识界了。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把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与表述权外包给了华尔街，他们用报告和评级、投资与撤出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运。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其经济与社会打击力超过军事后果，在这些事件中，华尔街不但是胜利者，并且用它的经济哲学理论改造了东欧与东亚。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持股欧美顶级投行，政治上的收益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收益。此前，中投持股黑石不久，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力量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始了妖魔化的粉刷。如果让华尔街自己为恋爱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作证婚词，说话的分量又是什么样的呢？
股权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学习全球投资的杠杆。作为通向华尔街的通行证，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对于年轻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就跃过了森严的信息壁垒，在一个最上流的全球经济社交圈出现。对于一个长年生活在欧美主流舆论阴影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伦敦，都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而这样的战略收购的大门很快就要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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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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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这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时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当农民开始信奉市场时，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时，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玉米等待销售出去。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
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时；也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
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的本能式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菲律宾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世吨大米。
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今天，石油的飞涨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已经击碎。
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都处于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现在就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
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囚徒的困境”。
民以食为天。面对于全球化中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
在虚拟的确符号交易市场上，因为金融的全球化，期货市场中的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这是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不。
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于，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民主选举与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诺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几天前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农业是要保护的，农业不能开放。这位满脸白胡子的先生现在因为其偏左的立场在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十分吃香。其实，斯蒂格利茨也是因为学术的全球化才从美国那样的地方高价供应到中国的学术邀请市场上来的，他也是一个受益者。斯蒂格利茨和泰国的大米一样，在面对全球化游戏规则时，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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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31s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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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台湾股市大升4%。对于那样一个低迷的市场来说，已经是久违的亮丽了。亚洲的重要媒体最近都有文章分析，这个曾经的亚洲“四小龙”正在谋划“后四小龙”时代重新找寻自己的全球化定位。
确实，台湾经济与全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叙述话题，已经落在新领导人马英九“拼经济”的施政理念中。算起来，台湾经济在亚洲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失落，已经快十年了。1990年代，对于日本经济是失去的十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经济也同样进入了失落的年代。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日本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失落，真正的原因都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政治制度的安排。
日本股市在1989年的崩盘不是操作战略上的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打压：强迫日元升值、强迫日元自由兑换、强迫日本启动超出国力的刺激内需，这样一种心情复杂的经济博弈，难道不是一个“二战”胜利国与一个失败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吗？今天回头看，日本实际上是接受了来自外部的国际政治制度安排。
日本经济起飞后，将接力棒传给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飞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画上了句号后，接力棒交给了亚洲大龙——中国大陆。金融危机是“四小龙”们不可掌控的外力因素，除此之外，大家面临着一样的发展前景。今天回头看，“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台湾曾经由增长率第一已经落到了增长率倒数第一，这其中，台湾内部的政治制度安排出了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台湾经济升级换代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对于台湾的“拼经济”持有一定的悲观态度。如果这只是一个经济表述而不是一个政治表述，”拼经济“的理念仍然是一纸空文。
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时代，全球化概念在在亚洲的推广比1970-1980年代更为彻底。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岸外流动、商品岸外生产、服务岸外执行，中国与印度很早就抓住这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大陆，凭借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没有动摇过的哲学理念与制度安排，成为全球化机遇利用的一个样板。
今天，对于“后四小龙”时代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中国大陆是他们布局自己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韩国曾经从日本、欧美外包了庞大的重工业制造与电子产业制造，今天，这个国家牢牢吸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商业磁铁上。不久前，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韩国影星张娜拉和她的父亲在那里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工作室。在韩国，艺人与普通人一样，学习汉语成风，就是一个能够证明结论的另类经济信号。在确定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参数时，新加坡在2004年时已经战略上将中国与印度看成全球经济的两架发动机，新加坡淡马锡在中国一系列大手笔的投资能够看出这个国家同样在做着后“四小龙”时代的新战略升级。中国香港，仅仅因为CEPA（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与贸易协议），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6%-7%。
因此，台湾未来的“拼经济”已经失去了当年“四小龙”时的亚洲与全球经济语境。全球和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在迁往中国大陆的华南、华东、中南乃至西部。全球和东亚的服务与IT产业，也正在向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的大连这样的地方快速迁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把亚太总部从台北、香港、新加坡这样城市移到上海与北京；中国制造优势的规模效应，已经不再是1980年的低端制造业了，而是电子产业、信息产业、重工业、精密工业等。
全球化的加速度在10年内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构造与地域分工。随着IT产业提供的信息路径在加宽加快，这样的构造过程已经越来越短了。
两年前，我在台北的一第报纸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这样写着：如果在此安家，从台北到上海虹桥只需40分钟。这样的叙述是资本对于制度的渴望。是的，“三通”这样一纸本来是物流与交通业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将台北与上海的时间成本降低80%以上。过去几十年，这笔时间是台湾经济追赶的致命障碍。
最近的英国《金融时报》有多篇文章研究台湾的“拼经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核心一点没有提起，这就是台湾过去的十年的经济折损是因为失败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样，未来十年拼经济，以祖国大陆为经济参数的经济课战略，同样需要政治制度的勇敢安排。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获胜，确实消除了一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外在威胁因素，但接下来的的“拼经济”最大的参数仍然将落在祖国大陆，无论是“三通”、金融开放、旅游开放、农业开放、信息提升、亚太营运中心这种种的经济选项没有一项不是与中国大陆这一参数密切相关的。不知那些研究两岸经济的投行分析员，有没有把政治制度安排的成本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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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三月 25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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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大作《工业人的未来》。2006年，这位世界管理大师过逝时，人们盖棺论定他对于美国的贡献时不得不承认，《工业人的未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1942年时的德鲁克只是一个30多岁的奥地利犹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已经成功地预测了整体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走向，这让今天的30多岁的青年学人高山仰止。
德鲁克的功能性社会理论，最伟大的贡献是：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社会建构在当时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社会前瞻思想，实际上已经解释了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社会的建立。同样，在一个移民与西进为背景的美国社会建构中，功能性社会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宝。
那时，从自己的理论中推导出二战走向的德鲁克预测到，纳粹可能会很快吞并欧洲，美国将会参战。他提前几周离开了德国，逃过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宿命的一劫。
在最近才有过的国家与教堂之讨论的中国知识界，一些青年人向传统的社会观发起了小小的挑战。这样的一次论战中，30年改革的总结中，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在中国的出发点，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主体人群上来。
如果现在向你发问:马克思笔下的中国的工人们,他们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看看这样的结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变量。
历史在30年后重观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的伟大裂变。起初只是改革的名义，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些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力一举成为中国华南社会的主体人群。在游戏般不断生长出高楼与新人群的真正城市化运动中，农民工的概念正在进入精英们的话语关怀中，虽然这仍然是一个边缘的讨论。
几年前，我曾经为一张照片而感动，那是一群已经在北京盖完了一座巨型工程的四川农民工，离开这个城市时在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这样的乡村人群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还有一些浪漫的话，2005年冬天，北京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而做出跳楼的准备并不断把“新闻线索”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北京晨报》,已经是一种社会的残酷了。
更多的社会学家们“担心”，用不了几年，长期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将成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时，新的社会问题会出现。
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用经济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社会人的眼光看，无论是华南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重新需要确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
这是中国在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甜头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建立了城市化工业带的华南，你参与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几千万来自内陆的移民完成的，这样壮举堪比美国的西进运动。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的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已经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夫妻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重新建构。
美国的《西北部法》与强力保护的物权，是这样一个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因为一个合法的道德原则，那些离开土地的、背井离乡的公民获取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今天的华南，面对全球化，等待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的开始。
这使我对今年的中国两会格外留意。我仔细听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发言。他们的符号意义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上的“增量民主”哲学观，一个新的合法化的社会群体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格外的新鲜。
德鲁克对比过欧洲与北美建构经济人或工业人的功能性社会的路径。欧洲的教训是，往往在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理念，以至于最后变成极端主义。法国作家马尔扎克小说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失败的例证。中国华南的世界工厂带已经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他们的经济身份认同，如果配之以社会身份的认同与确定，是中国南部在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时，制造另一轮经济飞跃的开始。
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现在有1.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与华南的工厂里，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远去，作为一个城里人和一名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理念作为合法支撑。这种道德理念将来自自食其力的个人产权、来自工业劳动者的尊严、来自中国根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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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2nd, 2008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1998年的2月，旧历新年前的一期《南方周末》的头版，是广州火车站的归家的民工潮的照片，一名纯朴的打工妹，回眸的特写中，是对于美好前程的淡淡焦虑。编辑给这张照片加上的标题是《回家吧，回家吧，带着欢乐带着爱》。
那时，中国华南头上的“世界工厂”的名号还没有叫开。
珠三角仍然是全球化经济神话的一个优秀样本，这里有着原始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混合的热烈味道，在西方的政治观察家与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枝独秀，堪称全球经济奇迹。
那时，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华南的连绵几千工里的工业生产带上，以一种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规律，建造自己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致富梦想。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珠三角是中国便宜劳动力与私营经济优美组合而成的全球化生产模式。
不过，现在，这样的生产模式确实受到了来自合约理论方面的一个挑战。新的〈劳动合同法〉，是过去几个月里，华南的世界工厂里最担心的一个经济参数。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经济学界，都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部法律。
作为一部已经开始执行的法律，把它与中国的全球化角色强烈地拉在一起，甚至连〈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珠三角实在是一个混合着先进与落后、秩序与混乱的一个热闹的地方，我现在每天早晨处理的上百个垃圾邮件几乎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基本分三类：最大类是倒卖税收发票，第二类是企业培训，第三类是新《劳动合同法》讲解与对策。
尤其是第三条，以如此海量的方式成为垃圾邮件，可见，它对于华南的全球工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今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的造纸大王张茵，作为政协委员提出新〈劳动合同法〉对于整体珠三角工厂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很多工厂因为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被迫迁到越南、印尼、泰国、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她建议国家关注这一法律的后续影响力。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已经被唾沫淹没。
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投票法，在现实中正在深深地改变学者与立法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不管怎么说，华南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讲，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过去的二十多年，以华南的出品产品、民营企业、农民工等为符号的这样一个世界工厂的轰轰烈烈的故事，是中国从全球化分工中受益的经典案例，其中的核心哲学思想：实用与实践为导向的方法论。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最近十分郁闷，这位因为合约理论（合同理论）而驰名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最近一口气写了9篇文章，警示经济学界与立法界直面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张五常认为，华南的很多小工厂将因此关门，或者迁移到东南亚与印度去。华南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如果因为合约条件的强制性改变，华南的工厂将不会再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开发劳动力，把他们变为成熟的产业工人，完成中国城市运动的这一世纪运动。
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导致毛利率下降，劳动力雇佣的条件强制改变，就会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全球化生产中，这是华南今天遇到的困境和担心。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合约组织，合约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保证。如果合约增加了市场成本，华南的经济神话就会成为神话的绝唱。
这样的担心曾经是日本与韩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真实心境，但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有呈梯级的东部、中部、西部劳动力结构。在经济制度没有变数的语境下，这样一个有序的劳动力补充运动，可以将华南的世界工厂神话再延续二三十年。
过去的六七年里，全球商品牛市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给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个翻身的机会。同时，一轮股票牛市。重估了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后，在一个蓝筹的名义下，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考量指标，现在没有人再提了。这就是三年前，学者们已经担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国进民退”。因为这样一个参数的干扰，华南世界工厂的制度优势光芒不在。
把国有企业式的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现在，如果再重新回到那样一条道路上去，劳动力合约的改变将使中国东南几千公里海岸线边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降低效率，这确实是华南故事与中国经济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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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三月 12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全球化每向前走一小步，金融风险就多出一个可能的路径。
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者们庆幸他们这次躲过了一劫，在欧美的次级贷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庆幸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固然可以隔岸观火，但这样的日子会一劳永逸吗？中行、工行、中信实业银行等在次级债投资上也是把近百个亿拿出去的。这还不算什么，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后，现在，美元一贬再贬，1万多亿的美元储备中，缩水10%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即使这样，中投公司也要往前走，中国的银行业仍然要面向全球风险累累的金融市场开放。这就是全球化，你得了道就要面对魔。
同样的话，原美国通用的老总韦尔奇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也说过。当《纽约时报》的记者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问，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收购摩根斯坦利、花旗的股份时，对美国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打击时，韦尔奇说，慢着，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外国资本的阴暗面时，也得想到它的阳光一面，这就是全球化，”在这个忧伤而分裂的时代，谁，我们要问，会不选择去推动这一事业？”
韦尔奇式的开明，是因为通用受益于全球化，就像中国华南的工厂或整个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化一样，在这样的时代，金融业又怎样不在全球化的阴暗面中看到阳光的一方面？我在上一个专栏中支持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这会招致一些来自互联网的民粹主义的攻击，但这又怎样？平安不出去，就失去了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机会，这样机会也许几十年才会有一次。
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华尔街的投资家是这一信条忠实的信徒。坏天气总有到来的时候，但好天气也总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加速的全球化统一游戏规则的金融业中，全球金融风险就和全球变暖一样，并不总遥远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范围。
美国自己在1987年受到股灾的那次重创，是全球化金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股市中发生的，但其生成机理与后续影响，是全球性的。正是那一次危机后，使美国加重了对日本施加的处罚性改革影响，造成了1989年日本的股市灾难。随即日本失去了10年。
1987年的经验教训，只是西方的内参，对于泰国这样的年轻的“四小虎”之一，无论在金融体系上，还是国家经济的方法论上都过于西化的国家来说，1997年注定是“血光之灾”。房地产泡沫的后面，是泰铢的升值；就像日本的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日元的升值一样。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后面，仍然是本土货币的升值。对于外国投行唱好人民币更快速升值以此来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鼓吹。一定要小心其后面的潜在阴谋。
华尔街比我们更讲政治。在无法捂住耳朵的的全球化语境下，金融风险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头号战略问题。这是因为历史每隔十年就会像波浪一样，把金融风险这样的现实放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2007年美国的次级债这样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对这个国家经济造成的重创到现在仍然无法估量。
辩证法又来了。在这样的全球金融语境下，中国的金融如果是开明的保守与稳健，就是一次大胜利，当别人倒退的时候，你即使不前进，也是一种前进，如果你再稳步向前走，那将是双倍的速度。这样的事情已经在1990年代出现过，日本经济的停止正是中国狂飙式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历史机遇，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际上获得了一个近乎双倍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对手是倒退的。
2007年，这样的时机又到来了。欧美处理次级贷的后续时间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如果恢复元气，则需要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一个国家的历史机遇最长不过是5年，就可以翻来覆去。美国的智库在2005年时，痛心地认为，9·11后，美国在反恐的同时，让中国的经济上加速奔跑。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时机又一次到来。
我最近访问过国内一批著名的宏观经济研究学家。他们有来自学院派的、有来自投行的。有趣的是，11名经济学家中，有10名认为，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之影响力是出乎中国经济学者的意料的。在向他们问及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时，一半的人选择认为，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是避免中国发生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不二法门。
同样的担心也在基金经理中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着。我最近采访了和讯网在2007年评出的中国十个明星基金经理，我在提问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请你讲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来阅读过的的一本好书。结果是这样的：华夏现金增利的基金经理韩会永正在读美国人写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奔溃》，广发聚丰的基金经理邓晓峰在阅读《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兴业可转债的基金经理杨云在阅读《金融危机真相》、中邮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许炜在阅读格林斯潘写的《动荡年代》等。他们的阅读取向，反映出中国金融界精英的群体性焦虑与价值取向。
杞人忧天有什么错。全球化的天是说塌就会塌下来的。从1987年到1997年，从1997年到2007年，这样的路径正是2008年之后中国金融决策者们辗转反侧的头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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