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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23rd, 2008
本文是一名前电信记者的私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立场.
这一天终于到来。
中国电信第二轮重组方案宣布是一个早已能够预料到的旧消息。自1998年激进改革的朱镕基政府拆分中国电信的讨论以来，10年间，这一手术一直没有停止过。新近的重组方案只能看作是温家宝政府对于2002年重组方案的一个补充,或者说重新强势的国家主义对于电信重组给出了新解释.
我们可以预测,第二轮电信重组将产生5大历史结果。
看点1：中国变相发出了3张3G手机牌照
业界判定，第二轮电信重组为中国发放3G执照准备条件。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中国已经发出了3张3G手机执照。
中国移动已经得了中国民族标准的TD-SCDMA标准，包括北京在内的8大奥运城市正在推行的名为“试商用网”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原因很简单，中国不会在奥运会上做一张试用网，它本来就是一张正式的网。
中国电信拿到的CDMA2000将满足这家老气横秋的公司拥有手机业务的愿望。别忘了，联通这些年辛苦做起来的CDMA1X网，只要略加升级本来就是一张3G网。
实力最弱的新联通拿到的WCDMA执照是目前全世界发放量最成熟的技术，那就是欧洲的WCDMA技术。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在欧美上市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公司的股票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我们判断，工业与信息化部甚至不会以明确宣布的时间发3G执照，重组的业务格局变相已经发出了3G执照。
看点2：中国网通彻底死亡
田溯宁看到这则新闻时不知做何感想.田溯宁旗下的小网精英们曾经是中国最好的电信人,可惜,他们与这次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在中国电信旧力量的重新复辟后,小网通和他的全部历史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的出现，曾经被看作是打破中国电信垄断的秘笈，十年过去了，这家由田溯宁最早主政的白袍小将已经死亡。
在2002年前后的电信重组中，田溯宁的中国网通吃了中国电信北方十个省的固话业务，原来的宽带中国网通变成了新的中国网通。谁曾料到，张春江主政的中国网通迅速抛开了原来的小网通风格。一家穿新鞋走老路的公司出世了。
同样惨淡的时，这个中国网通没有走多久，就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至此，中国电信业十年的实验改革中，先后死去的公司是：中国吉通、中国铁通、中国网通、中国联通。
中国网通做为改革的挑战者到死亡者，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历史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看点3：1998年的电信私有化运动阴谋被戳穿
中国电信业人士不会忘记1998年。
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为什么在1998年中国突然发起了拆分中国电信的舆论运动。那时，中国电信垄断就和芙蓉姐姐的故事一样，成为一种时尚话题。
放眼全球，这一年，中国电信业改革中私有化的思想的潜入与欧美是同步的。1996年美国修改《电信法》，“三网合一”（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的理念正式成为条款。同样，这一年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都开始了电信业的私有化运动。由此来看，中国1998年的电信业大讨论，有很深的国际背景。
不过，保守主义战胜了自由派。吴基传主政的信息产业部，在第二轮的电信重组前，这种被动捍卫中国电信利益的形势，却先知先觉地预验了后来私有化电信思想潜入的失败。
在中国的新一届政府中,国家主义重新抬头,中国网通退出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看点4、国资委是第二轮电信重组的幕后老板
1998年的电信改革大讨论是学术界发起的：周其仁、韩德强、阚凯力……；2002年的拆分中国电信是国家发改委主持动刀的；2008年的第二轮电信重组幕后最大的老板是国资委。
一种保守的市场主义思路，有力地圈定了第二轮电信重组的基调：三家公司互相竞争，国有企业完全主导。这样的语境与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不谋而合。
十分佩服国资委在包括中国电信业重组为三大家的思路中表现出来的决断。国资委高层李融荣一年多以前有过一次重要表态，国有企业必须占有前三强。
2000年代，中国加入WTO时，曾经担心的外资电信力量“狼来了”几乎成为了一个笑话。在基础电信业务上，只有韩国的SK、英国沃达丰、西班牙电信有一点小小的投石问路的行为。欧美的大型电信商被2000年的3G牌照泡沫压垮了，到今天也没有醒过来。
看点5：中国电信将卷土重来
中国电信是打不死的“百足之虫”。
在经历了第二次电信重组的命运后，中国电信将像1998年前一样，将会在这个行业里产生强有力的“复辟”。我们等着看.
1998-2002年，中国电信在全国的舆论中是弱势；2002年之后，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后，代表南方力量的中国电信一直在休养生息；这一次中国电信得到了CDMA2000技术后，将对中国移动和新联通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中国电信的将要得到的CDMA2000的底子是王建宙和杨贤足打下的，十分扎实；CDMA2000从技术上说是全球最成熟的，现有的联通CDMA1X网只需软件升级就可以成为3G网，成本是最低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电信有一张谁也不能取代的南方固定电话网和全国长途网，这些资源分布在中国最繁荣的南方省区。得到CDMA2000执照后，中国电信小规模的投入再加上自己固网支持，就可以在全国大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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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五月 15th, 2008
一个话题好像沉寂了一阵子时，回首计算，已经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两周里，“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在黄浦江边召开的时候，中国金融中心再次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新话题。
2007年的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上海虹桥区的一家宾馆里，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片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航拍的浦东，辅以江南丝竹的轻乐曼声，表现着中国东南一座城市狭隘的地方心胸与全球眼光这样一个矛盾的梦想。
就像这次看到陆家嘴论坛盛装出场的时候，从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得出，上海想用这样一个平台重新交谈全球重大话题。无论是全球外汇储备管理还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这样话题只是诗的起兴部分，真正的着眼在于上海决心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角色。
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的报纸对于陆家嘴论坛的解读，比中国内地的报纸要锐利。中国的新一代财经问题领导层王歧山、周小川、尚福临等人齐集上海，强化了这样一个金融中心的符号。而更早的时候，欧美的财经舆论是接受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重镇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的。
祝加上海的金融中心梦想正在成真。这样的语境，容易陷入把上海与北京、天津、深圳这样城市拉在一起比，谁的金融中心计划会有更多的胜算。这样的语境，从来都是一种地方政治的心胸在一个金融城市的发展中投下的阴影。上海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样的计划在1990年代末获得了极大的强化。随后，天津、北京、深圳都拿了自己的金融中心计划。据说，更可笑的是，中国有十多个城市都有金融中心的宏愿。
在一个中央集约式的金融管理体系中，北京是想以政策中心而走金融中心之路，天津想做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并且拿到了金融试验区的政策，深圳是想借香港而在南中国重开局面。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地方政治的金融版图规划，而经济与金融力量自然汇集的结果。
上海的金融中心显然是欧美金融力量眼中的远东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在2001年之后的全球经济板块交替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有可能孕育东亚的金融中心，一个有可能孕育南亚的金融中心。孟买与上海都是潜在挑战东京与香港的选手。
日本在2006年确立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规划后，东京的金融中心权重不再有1970-1980年代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大国时的风采；中国内地的开放也使香港原来的大中华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立论在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纽约和伦敦的打击后，使上海和孟买甚至迪拜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追赶机会，即使这个机会很小很小。
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另一个条件是金融市场的占有，它必须有一个股市主板、一个债券交易中心、一个外汇交易中心。这三个核心金融元素的确立是一个金融中心起飞的条件。上海基本具备，但中国的债券交易市场实在太小了，外汇市场在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只是战术级的演练。这样看来，上海好像要走很长的路。
1992年，上海确立了中国的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后，计划在2010年基本建立这一金融中心的框架，2020年完全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之后，有两个因素助力上海：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京与香港的打击，一个是911对于美国经济的打击，最近的一次是次级债危机对于纽约与伦敦的打击。这样的历史机遇，使孟买也好、香港也好，对于上海充满了妒忌之心，更使北京、天津、深圳充满了小小的敌意。北京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信集中地，称不上是金融中心。天津与深圳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看作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的新工厂。深圳是最明显的，它可以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台系统，就像微软把后台制作外包在班加罗尔一样。这一切都无法与上海匹敌。
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看不到放慢的脚步，中国的A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证券交易体之一。人民币能够在202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实现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东亚金融中心。这样历史聚合条件现在看来，越来越多地把筹码放在了上海这一边。
美国的纽约成为金融中心时，旧金山很早也怀有这样的梦想。可惜的是，纽约的太阳比旧金山要早出几个小时，纽约股市与其他金融交易市场开盘后便抢走了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上海、北京、天津、深圳这四个城市，谁的太阳出来的更早呢？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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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五月 13th, 2008
5月1日的黄昏，我从北京复兴门打车回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是，东南亚几个大米生产国甚至在考虑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粮食组织，掌握全球大米价格的话语权。
这一天的北京，长安街上春意盎然，游人如织，即使在中国最伟大的这条街道上，不断能够看到高高起立的塔吊和脚手架。北京和这个国家青春期一般的成长，使人们在总结经验时无法忘记开放这样一个名词。开放是中国经济狂飙的最重要动力。换一个名词可以把它理解的更为明白：走向全球化。
“全球化”的合法性似乎只是在工业、金融、贸易上。对于粮食问题这样一个最近最热的问题上，它有一点底气不足。是的，全球的粮食上涨，在一些贫穷的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后，它已经由一下个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慌忙关起粮食的国门，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粮食主要生产国的保守做法。在政治语境下表述这样一个做法时，使粮食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主动唱衰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失败。这就是梦想中的“大米输出国组织”设想能够被提出的原因所在。
大米输出国组织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抗粮食期货资本的对冲的疯狂想法。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对于农业的全球化伤害，就像欧美的工会组织在反对“中国制造”时对于工业全球化的害处一样。在一个抹平的世界里，无论是资本流动还是工业与服务外包，都是国家分工与竞争理论的极致应用。但这样的原理现在出现了回潮现象，在粮食危机出现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涨。
本专栏在前面几期文章里，详细论述过，对于粮食问题的政治恐惧引发的对于生产力的倒退性阻止。如果反问我说：一个低价佣人出口国（如菲律宾）和一个盛产但现在限制大米的出口国，谁更会在这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的观点依然是：出口佣工的国家。
很简单，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中，佣人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它是这一产品或服务的区域性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同样，大米的生产与出口国也一样。即使是两个农业国家在做农业贸易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不会失灵。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大米换回小麦，这样一个奇怪的做法是我们把便宜的劳动力放大大米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恰恰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粮价上涨是一个市场问题，控制粮食流通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后者对于生产力的伤害往往会超过前者。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对于“谷贱伤农”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当下的全球粮食价格高涨，似乎是全世界的期货与能源炒作资金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一轮的全球粮食问题，完全是能源期货炒作引发的。在粮食作为它本质意义上农产品全球流通时，中国江西的农民可以用广东成衣厂的打工收入买进大米后，仍然有赚。但当粮食被石油挟持后，粮食用作为能源加工原料后，农业问题立即变成了能源问题，这使得价格控制与产品控制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难怪大米输出国组织这样的想法会成为政治家脑子里的东西。
石油高价能够持续几年，粮食问题也会因此而延长；如果消费大量能源的国家经济上突然放慢，就会使前期支持粮食控制理论的全体权威人士缄默。作为农业产品，除非它转入像荷兰鲜花、法国葡萄酒这样高附加值的艺术化生产阶段，否则，在竞争的食物链上仍然是最后一个链条。
剥离这样一个前提后，再来讨论自由主义市场观在农业上是否有意义上时变得十分清晰。几周前，我父母销售干净了他们今年生产的几万公斤玉米。在享受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反问，这样产量在改革开放前能顶上几十个家庭一年的劳动。土地会变魔术吗？是市场先生给了同一片西北的土地改良的理由和高产的理由。农产品的无障碍流通，市场先生给出的价格，使我们父母亲放弃了他们几十年来坚持的农业旧思想。
恰恰相反，市场先生是中国农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变化的核心力量。批判者可能会说，农民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土地都摞荒了，将来粮食怎么办？我的答案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很短，在北方大陆是一年，在南方是半年甚至一个半季度，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如果华尔街不是过于疯狂的话，它给出的粮价曲线图会让那些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青苗。
几天前，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一篇文章叫《身价3亿的偷渡者》，讲一个津巴布韦的男青年如何冒着被鳄鱼咬死的危险偷渡到对面的南非去。津国曾是非洲粮仓，盛产白玉米。粮食危机出现后，它的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高达60000%。4年前1000万当地货币可以买一栋别墅，现在只够四分之一瓶可乐。更多年前，这个粮仓国家没收了白人农场、发展民族经济，心理上一时的欢呼并没带来生产力的一世的提高，同样还是那片土地，却使粮食问题真正成为一个要命问题。
五一前，瑞士的全球粮食峰会正在召开。一个最好的消息是，这次粮食危机可能使多哈农业谈判重新找到希望。如果按全球化生产力布局，“世界粮仓”与“世界工厂”一样都可能出现在亚洲，也都能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放眼这样看，自由经济观失败了吗？(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进度表 勿商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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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五月 3rd, 2008
国家步入它在经济上的黄金年代时，每一个企业家都在心中悄悄藏着自己的伟大品牌梦想。1930年代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的韩国还有当下的中国与印度都是这样。
在旧话语下的全球品牌的俱乐部一向是制造业与金融业,而且一向只关注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这样的排比原则在悄悄改写。当谷歌（GOOGLE）、苹果、诺基亚这样的公司强势逼近的时候，全球品牌的产品定义改写了；当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各种标准评比的全球品牌榜上时，全球品牌俱乐部的成员地域的定势也在悄悄改写。
中国经济在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后，还会有一轮狂飙。这样激情飞越的年代里，谁还在怀有全球品牌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孵化者有技术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北京中关村的IT公司、有制度上追求全球品牌梦想的江浙的民营企业巨头，还有那些已经坐拥国家庞大积累的垄断国有企业。
FT中文网最新披露的全球品牌100强只是近几年来，形形色色的评比中的一项，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这样的100强。
这一次进入100强的是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银行。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移动甚至进入了全球10强。非美国公司中，欧洲只有一个诺基亚、亚洲只有一个中国移动进入了这样的阵营。
印度的TATA和中国的三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进入，是西方经济观察家们改变评判亚洲经济文话语的令人心情矛盾的转折点。其间伴随着对于日本的衰落与韩国企业的衰落的新产品的叹息。
关怀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新时尚，可是这样的排行榜后面隐藏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拿出来自我批判的东西。
一、垄断国有企业的品牌价值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举国家几十年之力和庞大的用户基础而积累的品牌，里面有多少是企业家与他的团队主动创造的内容。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和消费金银的国家，虽然都占有着一样的金银数量，但前者是天然的结果，后者是社会效率的结果。工行与招行的业务主要都在中国内地，用户基础已经天然地决定了谁会获得一个更高的名次。但品牌并不是数量的累积效应，就企业的原创精神对于它的推动力来看，招行是在工行之上的，同理，平安在中国人寿之上。这就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
二、全球品牌是全球化品牌吗？无论是FT 还是《财富》杂志等欧美媒体，在做品牌榜的进修，一直没有把全球品牌与全球化品牌有效地区别开来。谷歌是全球品牌榜第一的公司，谷歌是人人尽知的公司；苹果是家喻户晓的公司，诺基亚身在小小的芬兰，也是全球化品牌。中国移动、中国工行、中国建行是这样的品牌吗？他们可能在国外有办事处或者有一些相关的对外业务，但作为金融企业品牌，是产品决定品牌的价值的，这样的产品是金融服务。如果不是这次的欧美次贷危机，我们有几个金融品牌能够列入全球评比的范围。倒过头看，几年前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联想倒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至少借着奥运会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机会，它已经成为1970年代的丰田、1980年代的三星一样的公司了。印度的TATA正是和联想一样，因为它的全球扩张与全球知名度才成为代表印度的全球品牌。
三、全球品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气质。一个能够进入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品牌，几乎都在制度安排上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这是它的竞争起点；他们都有超乎一般的企业家元素，谷歌、诺基亚、苹果、通用、微软、三星等等，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打着不同的企业家烙印，这使我对中国江浙的民营企业家团队和中关村的IT企业里能够出真正的全球品牌充满了期望。作为全球化中的受益者，中国与印度仍然是制造业为主打的品牌生产国，这注定了，无论是联想还是某一天的华为，中国的全球品牌一定是带有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气质。一种狂飙突进年代的冲击力。
这样来看，我们也许会在未来十年拟出一张真正让国内消费者自己也坚信的全球品牌企业名单。现在，开这样一个名单的时机还没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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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四月 18th, 2008
本文是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最新评论，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中国大陆A股在3500点以下的潜行，正在演变成次意识形态之争。至所以要戴上意识形态这样大的一个帽子，是为了考量当下的中国A股究竟处于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上海综指在3500点往下时，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在当下的环境下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于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着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新的市场伦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形成。
这样的考验比市场观察家们想象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于一个财产收入启蒙的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象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2006年下半年-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游戏需要中场休息时，继续能够保持规则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时，还要打起精神把游戏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场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中，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他们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现在，连江渐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过去一个多月里，沪综指先后击破3500点、3400点、3300点，一直逼到4月14日的3212点。以此概算，自2007年10月25日6124点以来，中国A股已经蒸发了将近一半的市值。
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再论2008年的中国股市，有必要硬着头皮承认：现在，我们的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
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现在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就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暴力的词语最近频频地挂在嘴上，写在报纸上，发表在互联网上。
中国A股现在很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现在也陷入一个小小的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评论中，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透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么下一次怎么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一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的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4000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决策得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体的成长中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是算不算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这样的沉默算不算错失良机。
这样的猜谜是QFII这样的外国研究机构有时忽略的东西。任何有投资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美国闪级债危机已经重创了欧美经济的语境下，中国当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吗？不可能是谢国忠的极度的悲观论。4月11日、4月14日的两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2007年“5·30”找不到原因一样。
决策者在迟疑来自于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2008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语境下，这是一个十分难心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于今年内的股市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当前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息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决策者对于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2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一旦在奥运会前心理博弈进入最奥妙的时候，因为一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那才是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灾难。
最终极的价值观是：以2008年4月中旬A股最艰苦的时候为证，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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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四月 15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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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与农业问题冲突时，施政者左右为难。
工人与农民虽然都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但在全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农民对于国家政治是元意义的，工人却不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即使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乡绅的价值观仍然是最高的。法国更不用说，一名自耕家是多少人政治与艺术失意后的终极梦想。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与信息化为火车头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农业仍然是一个画红线的地方，尤其是手工化小块土地生产的亚洲民主国家与地区。
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顺序看，农业谈判的难度甚于金融业。农业谈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似乎都为农民这个拥有小块土地的群体留出了特别的利益关怀。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些奉告民主哲学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与农民利益的决策中，无一例外地把农业问题当作政治伦理的基石。虽然阅读所有的历史时，人们几乎麻木于农民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所受到的打击。
过去十年里，听到欧洲与美国的工人罢工已经像阅读1970年代的报纸一样稀罕。全球化把欧美的工厂搬到了中国的华南。欧美工运的低潮后，起来的是农运的高潮，包括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与地区。
2005年香港的世贸会议召开时，韩国农民像政治新星一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也让亚洲农民这个古老的群体获得了一种像时尚一样的启示。韩国农民有组织地在香港游行，反对全球化对于他们生计的挑战。
韩国农民、日本农民、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都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表达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这就像意大利年轻人在G8峰会前与警察流血冲突时对于全球化的反感一样。
日、韩、中国台湾曾经是亚洲工业体中的增长器，在全球化生产中，农业一直是他们在政治上小心呵护的政治基石。不只是因为民主选举中的票决政治力量，也因为这几个地方上千年来一直奉告中国儒家古老的重农主义思想，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哲学。
日韩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可以在这两个土地极少的国家维持乡村的伦理传统和一公斤大米高出全球价格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状态是反生产力的，也是反全球化的。日本对中国出口大米有47个检测指标，这样的技术壁垒很难能使东北大米进入日本，同样，日本的农民生产的大米在上海也要卖出50元/公斤的天价。
与日韩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在面对全球化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农业以自由市场精神全力发展的一幅图景。这样一个过程比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入世的农业承诺上中国有很大的让步，不过，这个国家的农业寻找到了新的引擎：一个是庞大的内需、一个是城市化。
我生活的北京的朝阳区，周末的下午，我从楼下步入一家大型超市，买近郊昌平农民种植的无公害菜品，这里也有美国进口的橙子；北京远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在街头向城里的人推销他们的水果；而每天早晨，来自河北的农民则在老年人云集的小区早市里，叫喊他们更便宜的水果和菜品。大家自由竞争，各取所需。
在农业的全球化问题上，中国已近的政策十人开明。但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也指责，决策者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
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已经有1亿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南沿海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把原本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工厂里获取更高的收益。这就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的贡献。
写完此文后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新闻周刊》文章说，欧洲农民最近几年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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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四月 14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评论，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去年圣诞节后的四五个月，国内舆论对于海外收购突然转向。现在，一种混合着嘲讽色彩的保守主义味道在浓烈地飘散，他们眼里的中投或中信最近的海外收购显得十分莽撞。
在很多批评者眼中，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A股的新手买股票一样，只要行情一变，就到处找后悔药吃。这也是近期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突然偃旗息鼓的原因。一周前，中信逃过贝尔斯登一劫的新闻披露后，这样庆幸的保守主义舆论更是格外高涨。
目前，对于美国次货危机的后果评估并没有明确结论，但是战略收购的时机——即使在最近次贷危机后果恶化的背景下——已经不多了。这是考验中国投资决策者商业智慧的一个最后时机。
中投去年秋天30亿美元收购黑石后，浮亏过半。就像中国A股最近的大跌中，很多蓝筹股腰斩一样。不过，那些想在股指期货上掌握话语权的战略投资机构，却从没放弃过沪深50指数中的大公司的战略持仓，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加仓。这样的类比是说服保守主义投资决策者的好办法。
其实，华尔街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推崇辩证法。如果不是次贷危机，中投根本不能用50亿美元拿到摩根斯坦利9.9%的股权，中信也无法用10亿美元拿到贝尔斯登6%的股权（虽然贝尔斯登最后出现了戏剧性命运结局，这是另外一码事），新加坡淡马锡和阿布达比投资局，也根本不能几十亿美元就持有那么多的花旗和瑞银的股份。
3月17日当摩根大通2.3亿美元就收购了整个贝尔斯通后，高盛的股票下跌了9%，摩根斯坦利的股票下跌了10%，雷曼兄弟的下跌了35%，美林下跌了15%。在一片热烈的指责声中，反对中信与国开行收购的人士格外兴奋。我的观点是，贝尔斯登算不算战略标的需要评估，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错失花旗确实是一次遗憾，虽然我知道购买花旗的生意只要成交后就会出现浮亏。
可是，请注意，主权财富基金从事的是战略收购。即使让中信、平安这样的代理人出马去收购贝尔斯登、富通集团，对于短时的浮亏不能像一个A股的新股民那样，涨一块钱兴高采烈，跌一块钱就垂头丧气，每天心惊胆战地计算自己损失了多少又赚取了多少。就当时的收购语境来看，中投收购黑石、中信参股贝尔斯登都没有错误。
回头看一看新加坡的淡马锡与阿拉伯人的战略投资手法，他们看准时机后就果断出击，确实捞到了不少战略标的。今年春节前，亚洲的几个主权财富基金都在盯着看，花旗145亿美元的求援中，收到的OFFER里究竟有没有中国人，但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据说在最后一刻撤兵。手法老道的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坚决出手，掏了75亿美元却连一个董事会成员的职位都不要就完成了这次战略收购，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迅速掏出了68亿美元，拿走了另一个席位。更早的时候，美林66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一开口，科威特投资局与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就把手伸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看，即使欧美顶级投行的股价仍然在跌，但像摩根斯坦利、美林、花旗、瑞银这样值得战略收购的标的还有吗？早已没有了。其余的二线小投行、小银行、小保险公司怎么又称得上是战略收购？这样回头看，中投买黑石、摩根斯坦利的股份即使有浮亏，也算不了什么。
从圣诞节前到现在，美国人不顾通货膨胀这一他们多少年来最防备的敌人，连续不断地降息，表现了布什政府对于拯救美国经济的坚定决心。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获胜者的第一政治筹码都来自于把美国经济拉起来的强大决心与手法。因此，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向好是经济界的共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低价收购的战略金融标的，将在未来会获得一个长期的好收益。
最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已经是华尔街而不是欧美知识界了。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把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与表述权外包给了华尔街，他们用报告和评级、投资与撤出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运。1989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其经济与社会打击力超过军事后果，在这些事件中，华尔街不但是胜利者，并且用它的经济哲学理论改造了东欧与东亚。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持股欧美顶级投行，政治上的收益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收益。此前，中投持股黑石不久，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力量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始了妖魔化的粉刷。如果让华尔街自己为恋爱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作证婚词，说话的分量又是什么样的呢？
股权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学习全球投资的杠杆。作为通向华尔街的通行证，持有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对于年轻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来说，就跃过了森严的信息壁垒，在一个最上流的全球经济社交圈出现。对于一个长年生活在欧美主流舆论阴影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伦敦，都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而这样的战略收购的大门很快就要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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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几个月前，我吃到了一种快要绝迹的西北旱田小麦面粉。这是我父亲珍藏的1987年时的小麦，在西北干燥的空气里它已经悄悄地保存了20年。这样的小麦是手工状态下生产的低产量品种，今天，当农民开始信奉市场时，它早已成为古老农业的绝响。
我父亲珍藏这批小麦时，纯属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粮食的热爱和对于政治反复无常的担心。1990年苏东剧变时，俄国的粮食比机械设备还要珍贵时，农业的元意义出现了。20年后，父亲在珍惜地享受这样的一批政治粮食时，他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有近10万斤玉米等待销售出去。玉米这样的粮食在他眼里只是销售的商品，并不是粮食。
是的，小麦变成食品的时候，玉米只是商品。
当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飞涨将玉米变成了工业品后，它已经是乙醇汽油的好原料了。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不可分离时；也因为玉米，西北的农民与全球化遥不可及。
这样有趣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也开始发生在泰国、越南、埃及、菲律宾等等全球大米生产国。当玉米获得了工业品的身份后，芝加哥粮食期货所的小麦与大米价格便一路飞涨。进入2008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人们对于粮食的本能式恐惧。一个全球化互补的动态市场，一瞬间就成为了各自为阵的封闭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的阿拉伯大饼一路上涨，恐惧心理的博弈使这个国家已经封锁了大米的出口。一样命运的是菲律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佣人出口国，菲律宾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这个国家每年需要约50万世吨大米。
虽然关于农业话题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无果而终，在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全球化的浪潮中，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一直高枕无忧。它输出的佣人，可以从越南和泰国换回优质大米。国家间的经济分工，是一个全球性的亚当•斯密式分工论题，但今天，石油的飞涨将这样的游戏规则已经击碎。
高油价将玉米变成工业原料后，农产品突然成为稀缺的东西。在一个动态的全球供应链上，并不需要很多农产品的战略储备，因此，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大米也好，都处于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这就像一条马路上汽车的速度越快，它的汽车容量也大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容量就会急剧减少。
农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现在就正面临着这样的痛苦。
当全球化突然放慢时，农产品的需求空前强烈。就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急需大米的时候，越南和泰国突然开始控制大米的出口，以备自己国民之需。这样的国家间的心理博弈十分像纳什博弈论中的著名案例“囚徒的困境”。
民以食为天。面对于全球化中的人人自危，农业贸易突然回到了古老的警惕状态。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芝加哥、郑州的期货所里，因为这种农业全球化的危机而使期货的远期合约不断上涨；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期货合约的不断上涨，现货的交换开始抛弃原来规则变得保守而封闭。
在虚拟的确符号交易市场上，因为金融的全球化，期货市场中的获益的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在现实的交易中，因为这种虚拟符号的恐慌，现货的供求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
这是美国为首的欧美商业力量过去十几年力主全球化中还没有遇到过的特别案例。在回到全球交易的元意义时，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全球化的商业伦理就完全不合法，那时，人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商业进步便一朝退回到几十年前。
民以食为天，在回到农业的元意义时，难道全球化就失效了吗？
不。
农业全球化失效的暂时性在于这一全球化的过程本来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因为石油这一变量而使它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恐慌时，只要有飞机上于，只要有互联网沟通信息、只要有民主选举与市场权威，全球化就不会失效。
诺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几天前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农业是要保护的，农业不能开放。这位满脸白胡子的先生现在因为其偏左的立场在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十分吃香。其实，斯蒂格利茨也是因为学术的全球化才从美国那样的地方高价供应到中国的学术邀请市场上来的，他也是一个受益者。斯蒂格利茨和泰国的大米一样，在面对全球化游戏规则时，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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