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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20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如果我们觉得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这是一个好证据：这个国家关于农业全球化意识的禾苗仍然没有找到它的土壤。
寻找大国报纸的评论是评价多哈回合的第二个样本。过去一周的时间里，我在欧美主流舆论上找到了很多有分量的社论与专栏作家文章。所谓关心天下大事，是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地理影响力的外延，这个天下，现在来看完全是“全球”而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疆域。
从已经发表的主流舆论看：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多哈回合仍然是农业全球化的启蒙；但对于像法国与美国这样农业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地方来说，多哈回合就像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一样是政治大事件。我在上一篇专栏中写道，虽然这次谈判失败，但它恰恰表明农业全球化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印度、无论对于法国还是非洲国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走到门槛边的问题了。这是多哈谈判失败的辩证法。
挟小农群体而防守农业全球化的观点，本身最大的论辩困境恐怕是自身的小农意识。小农不是全球化要灭绝的物种，相反，它是无数农业经济单元的缓冲器群，这就像江浙无数的家庭作坊与小企业组成了中国沿海制造业的群一样。
小农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与一个家庭企业一样，都是独立的私有化经济单元，它们有独立的产权意识、交换意识、信息搜集意识、调整生产的历史。在经济学认识上确立了这一点后，把小农与小企业放在一起来谈论全球化，是一个格外新鲜的话题。中国农村伟大的小农实践早已跑在了学者们的前面。
在一个不断开放的市场中，小农生产的手工化方向是对冲那些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农业大生产产品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比较优势交换理论，十几年前在中国沿海的伟大制造业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实中的情形还没有坏到一名中国陕西的农民完全与一名加拿大农民的产品进行对决。相反，农业的全球化首先始自一个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
农业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联系到地缘政治与经济分析。比如，欧洲的国家疆域基本上像中国的几十个省。中国的统一自由大农业市场就像一个初步全球化的欧洲市场。同理，国内市场的成熟实践，也适应于中国参与北美、东南亚的农业全球化的实践。新近的一次粮食危机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全球化已经被妖魔化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破坏他国经济的可恶家伙。
越南、柬埔寨的大米本来就吃不完，足够出口菲律宾；菲佣从发达国家赚回的美元也足够补助越南与柬埔寨的农民，这样的比较优势循环正是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化给东南亚的福音。就像荷兰人在低地种植郁金香飞机空运到美国，买回上好的加拿大玉米一样。在技术层面上，这样的事实早已发生，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商谈中，他们仍然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坚强的共识。过去几个月里，东南亚国家手忙脚乱地限制粮食出口，人人自保与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反全球化的一次教训。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为政治共识，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找回失去的社会成本与生产效率。
“粮食危机”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小小的幻影，它不能成为决策者重新回到土地，每一个国家都要自给粮食的借口。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
重农主义往往在大陆国家的盛行就强于海洋国家，在集中式权力安排结构中要盛行于民主权利结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章叫《论奖金》，评论一个国家对于出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补助。而这正是今天多哈谈判失败的根源所在。
亚当·斯密说：“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大国的各省之间自由贸易，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好办法，也是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许多国家限制人物出口的荒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的不幸，最终发展成可怕的饥荒。”斯密在随后的论重农主义的一章中，批评了那些把保守农业观印记意识形态的法国人。
斯密去逝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历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中国在上次加入WTO时对农业有一次质的开放，倒回头看，这样的开放胸怀虽然会受到保守主义的诟病，但长远来说是有助于这个国家建立一统的国内农业市场，并勇敢地面向全球化。今天，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在总结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时，都佩服中国的开放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
农业的全球化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西北农民来说，是在一个更合理的敬意给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19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给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作为小生产者，他们以村落为信息传播单位，以原产地的农产品特点为生产指向，机动快速地调整每一年的生产品种，尽最大可能地去获益。一个国家的几亿农民以这样方式，学习定价、商品、流通知识，这是全球化的第一课。做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小农，看起来是一个好的商业理想、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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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8th, 2008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画家康斯坦布尔的乡村风景画,成为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社会最后的风景.虽然今天的英格兰依久是青青草地,但小农主义的农业情怀早已成为绝唱。
英格兰小农经济绝唱是因为全球化的开始首先在这里点燃，这样的运动其实在中国已自洋务运动以降渐行渐近。过去的一百年，无论是工业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都已经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但全面的农业全球化一开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周折。
本专栏在今年春天开始，连续五六篇文章论述农业的全球化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油价上涨引发的一轮全球关注农业的政治与经济学思潮。可以预见的是，恐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全球化的将给中国的农村改革重新带来一次巨大的外部历史机遇。
及至上周的多哈回合谈判破裂，这样的路径已经完全清晰。
连续3年的多哈部长级谈判破裂到今年成为最为严重的国际政治现象。这一次，当谈判者悲壮地离开这样一个风景宜人的阿拉伯城市时，他们可曾想到，农业的全球化正在紧紧逼宫欧盟、美国、印度、中国、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等每一个成员政治结构的深层。小农主义的全球化困境，早已不是一个文化关怀的话题，而是一个政治话题。
多哈回合的失败反而是充满希望的，这就是它的辩证法。谈判失败的另一个最大反向意义是，农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最为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全球7大农业国博弈没有达成协议反而是下一步积累谈判成功筹码的推力。
农业问题往往一叶而知秋。技术上没有达成的细节并不重要，谈判中国际政治微妙算盘已经从“一叶”中显现：美国把农业补贴的上限从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法国总统萨克齐反对欧盟做出的减税让步；敏感的日本政治家对于死守多年的农产品市场已经出现了焦虑和不安；印度面对庞大的农民力量做出了较为坚决的底线执守；中国过去五六年工业黄金增长已经为农业问题的解决留出了比较多的回旋余地。
冷战结束后，持“历史终结”论者已经看到，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这两个声音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声音大。当英格兰的航船不再从东印度一船一船地运送茶叶，当日本的的家电没有再从西太平洋一船一船地向美国行走时，工业全球化的已经扫清了绝大部分障碍。但是，如果可以把世界工厂放在中国和印度，那么“世界农场”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是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机械大农业区、欧洲的艺术化农业生产区、中国与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区还是非洲与南美的原始手工生产区？
有趣的是，在回答上述农业全球化的问题时，注定要加入一个审美的概念。这样的讨论绝对不是痴人说梦。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另一种延伸：机械化规模生产、转基因技术推动力以及强大的政治推销，这是农业全球化的条件最好的获益者。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难道不是艺术化农业生产的地区吗？这里是全世界艺术家与富翁的渡假地，也是因为艺术而高附加值生产的农业区。萨克齐反对曼德尔森在多哈作出的让步不只是因为经济利益，正如前文所写道的，农业与农民是法国在欧洲大陆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符号。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史专门还有一章会讲道“重农主义”，这样的思想源自法国恐怕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动机，每一个法国文人都有一个自耕农的梦想，就想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有一个田园归隐的文化梦想一样。
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艺术生产的高附加值农业将是小农主义者全球风景最坚强的看完者。
农业的全球化，改变命运最深的是边劳动力最便宜的边缘经济休，尤其是对于非洲的国家来说，农业全球化是给他们最便宜的劳动力重新寻找合理定价的时机。全球农业的地域性或个性生产是上天对穷国的眷顾，在对冲美国的加拿大在工业式农产品生产潮时，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多哈谈判的失败，并不这一梦想永久转换成的梦魇，而只是一段小小不安期。这个时候，退缩的反而是最初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对于多哈谈判失败用悲壮一词来形容，他重新演绎了“悲”的失败与“壮”的希望，后者正是农业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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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st, 2008
北京新闻界的记者在写文章时，经常引述信源的几位明星地产商越来越像“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激辩大势，东西南北，游走传道，确实已成为操控舆论的高手。即使在此深圳房价已经暴跌40%，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前半年成交量同比下降41%的语境下，还有人认为楼市马上就会出现反弹。
人民币升值、中国人口红利是“学者化”地产商辩论楼市前途时最核心的两个理论法宝。本专栏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论述中，在美国次贷危机后，随着中国出口的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有可能放慢，香港NDF（人民币远期交割合约）此前出现的反常的看跌合约就是明证。最近，学术界关于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地产商和房地产分析师们不加消化引述的第二个理论“人口红利”是一危机四伏的概念。那些自2007年科天还没有减仓房地产股票而亏损累累的基金分析师们，如果现在还帮助房地产商布道“人口红利”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看看万科这样的头牌地产商的股价陡降的趋势就知道什么叫惊慌与不安。资本市场往往是实体经济的先声。
人口红利恐怕已经不能支撑中国楼市继续走强的声音。我宁可把“人口红利”看作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的1980年代、1990代、2000代这三代人的父母亲正是这个国家当下最中坚的奋斗阶层，他们也是这一轮楼市泡沫的一手制造者。自2003年中国经济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楼市上涨以来，人口红利是地产商希望这一美景永远光辉下去的借口。同样，这三代人的购买成果将成为这个国家遗产法的坚实基础。他们会将自己的不动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同时，很多人用自己的收入为下一代已经支付了楼市的购买。
尤其是独生子女夫妻，他们在理论上要继承的房子是两套而不是一套。作为全球楼市中独有的社会现象，中国的这种不动产传承几乎在国家统计局每次收集数据的70个城市中是实实在在的普遍现象。
人口红利概念中把每一个未来的年轻人理论上计算为一个购房者，但这个折扣在未来的10-20年里可能要打到三分之一，因为对于楼房的需求并不是一个无限均质的需求过程，如果那样，中国的楼房数量将和细菌繁殖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想像的指数系统。
在英格兰和美国，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吱吱哑哑的老房子今天仍然是房地产市场上平等的买卖标的物，只有在70年后，今天的楼市泡沫中生产的楼房才算失去产权性质而完成折旧的不动产。但这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因为那时的中国，肯定会欧美成熟国家一样在理论上解决了楼房的产权性质。今天的泡沫楼房会成为那时的“祖母级”遗产去传承给中国社会更年轻的一代人。
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算，会让人口红利的鼓吹者发现自己在理论上的缺憾。
如果继续矫情地论述下去：2003-2008年的楼市热潮中建设的房地产，将用70年（目前的产权所有时间）时间完成理论折旧，也就是说它要伺候7代人。如果一个30岁的今天买了房子，他的寿命平均是80岁，那么这套房子将有20年的使用期是传承给他人的。如果计算全社会的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不可能再会有今天这样一轮持续数年的日夜不停息的楼市建设热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心理投票器的市场，中国楼市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爆发性地透支了未来5-10年的购买力，而这一代人的购买力基本是中国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起，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帮助完成了这样一轮楼市泡沫。一个透支市场在高潮过后注定会迎来一个疲软不振的未来。
都说香港是土地神话，寸土千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楼市腰斩；都说日本是人口神话，几亿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海岛上，结果楼市泡沫破灭后，腰斩一半；都说美国是一个全民中产的神话，次贷危机破灭后，每一座房子前面都插上了出售的草标。2008年的的中国楼市呢？
当地产商与分析师用人口红利与人民币升值操控舆论时，先要阅读两级数字：2008年1-5月，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厦门、武汉、沈阳等最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楼房的成交量下降了41%；万科这样优秀的开发商，今年1-5月还有67%的销售增长，到了6月后已经滑落到38%了。
楼市有价无市已经是现实，人口红利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概念，这个时候看中国楼市，确实需要多一点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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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七月 28th, 2008
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还没有遇到这样困惑的年份。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全球原材料涨价三重打压下，珠三角和长三角明亮的新兴工业化图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坏天气”。
浙江温州是中国经济最敏感的晴雨表，当温州的6万多家企业因为资金链极度紧张而面临倒闭时，这一边央行此前又出其不意地提高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回笼了几千亿资金。一边是流动性的泛滥，一边是流动性的饥渴，如此冰火两重天的资本供给，在2008年夏天的中国经济困局中同步出现。
据媒体报道，本月以来，中国经济决策层已经纷纷赴东南沿海考察经济状况。浙江的皮鞋制造商康奈集团十天内就迎接了李克强、黄孟复、陈德铭等人率领的考察组。浙江是中国制造与民营经济双重指标研究的地方，当下，长三角制造业遇到的困局，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信号。同样的情景，在珠三角可能更为严重。
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只是对房地产企业发出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指向。过去五年里，全球热钱借助人民币升值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业中注入了大量的资本泡沫。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同样指向沿海从事实体经济制造、创造中国效率、解决蓝领就业的制造业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决定对于制造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放松只是2008年的经济管理手法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沿海制造业对于这个国家经济的战略意义评估来说，这样的做法其历史性影响恐怕需要更大的视野来关照。
最近，中国船舶这只股票仍然在86元左右，而更早的时候，它一度冲到过300元。中国船舶是资本市场讲故事的题材，但一定是这个故事的主轴。QFII从全球竞争力来评估中国的新兴工业化图景时，优先发现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船舶、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振华港机等大批制造业的股票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放光彩的原因。
在全球经济格局来看，中国的优势仍然是制造业，这与日本在2006年开始的创意经济转型、美国在1990年代初的IT新经济转型、英国在1980年代的金融服务转型完全不同，中国的故事仍然是出口的故事与制造业的故事。尤其是机电制造，它已经成为华南与华东拉开与越南这样的新型竞争对手差距的重要筹码。
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全球原材料涨价对于中国制造是双重打击。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流动性的泛滥，同时增加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为对付热钱在房地产与股市的潜入，从紧的货币政策二重打击了中国制造，使企业的资金链快要绷断了；全球原材料的涨价三重打击了中国制造，出口成本再次提高。当下的华南与华东的中国制造正生活在这样三重阴影之下。
从2004年下增年西方发现了印度故事到现在，中国与印度成为亚洲的代名词。现在，这样两个新兴的经济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印度制造的故事可能比我们的问题还要严重，英国《金融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开始将印度称之为“泥足巨人”，指出它的基础工设施是如此的薄弱。中国制造的底子要好一些，却是一个饥渴的巨人，它的资本需求是如此饥渴。
在错过了合适的历史时机后，人民币过快升值以及热钱对于它的夸张预期，将会打破我们的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机械套用美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不顾中国实际，对于沿海制造业出口的打击已经是一个十分不安的消息了。中国制造未来十年仍然是这个国家参与全球化、分享全球化成果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沿海的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当家花旦。
我在今年春天的这个专栏中，曾经用《求求你，把华南故事讲下去》来呼吁重视中国制造，正是这样一个出发点。当下看，拯救浙江与广东的制造业，把中国制造的故事讲下去的愿望，已经是中国经济十字路口的战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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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七月 20th, 2008
A股上市公司大红鹰，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进入了很多研究员的视野。这家位于浙江的企业典当业务做得不错，手中有相当好的现金流。这样的“资本家”在当下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对于资金饥渴的浙江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上帝”。
不久前，大红鹰通过浦发银行向浙江一家房地产公司贷款1亿元，开出的利率是18%。这几乎是当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接近3倍。对于那些正在资金紧张得快要昏迷过去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如果能以这么低的利率拿到现金流，宛若天降甘霖。
过去的五六年来中国房地产业的一轮发烫的扩张周期高潮快要结束了。那些券商与基金的分析员们，不论他们搬出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还是金砖四国的借口，如果继续吹捧房地产行业，都一定是充满了商业阴谋。几个月前，我在这里的专栏写道：从北京到处张贴的小广告上，已经看到了房地产行业资本紧张与仓皇撤退的征兆，我果断地清理了自己手上的房地产股票。
很多有房地产业务的公司，负债率高得吓人，查一下一季报，比如鼎立股份，此前有报道说是89%，冠城大通是82%，北京的很多小房地产公司为了能接续快要断裂的资金链，3-6个月的贷款利率，竟然能出到30-35%。这样的紧张空气，正是房地产公司在这个夏天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伦理上去指责地产商的赚取的暴利是没有道理的，获取最大收益是每一个商业机构的原始伦理出发点。在人民币升值前后的五六年中，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的房价轮番暴涨，给这个国家的中下层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
不过，要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中，如果同情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现状，让银行大量放款给这些企业，同样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国家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股市如此、商品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中国股市从1000点涨了6倍，终于最低跌回到了2566点，这是价格的回归；北京与上海的房地产在过去几年里经历的这轮快速上涨，同样要以下跌来找回价值的本源。这就是价值规律。深圳的房价今年内以来已经下跌了40%，北京与上海的房价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奥运会没有开，世博会明年才开完，但故事总有讲完的时候。
价格战是消除重复建设的最好武器，也是整理一个产业秩序的最大推手。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家电生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房地产业最然庞大，但发育很晚，它还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举一个例子，北京一个城市就有200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每一个公司以暴利的方式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在商业上是找不出来的。
国家放手让资金链断裂的小房地产公司死亡，是房地产业秩序化发展的必然路径。作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房地产业已经吸收了大量的银行占款，这就是舆论在呼吁放松货币政策，放生房地产业的出发点。不过，这样的“绑架”逻辑在经济学上并不成立，只要不是压倒性的力量，就不能因此而继续放生这样的小房地产商，而让政府、银行继续成为扭曲房价的善良推手。
房价回归理性的方法就是价格战，这是优质房地产公司吃掉小房地产公司的良机。也是这个行业生存的辩证法，没有什么可以同情的。过去的房价如此猛涨，也没有谁同情过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如果中国这一轮经济过热后，面对房地产商的绑架，如果继续给以行政式的关怀，那么它与1980年代末那一轮经济过热一样，最终的埋单者仍然是普通人，中国的房地产业仍然不会因此长大，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
需要提醒的是，对于对些仍然在为高涨的房价讲故事的舆论发出者，确有关注的关注的必要。在房地产舆论问题上，媒体与地产商的勾结早已是公共的秘密。很多房地产杂志是投资者就是房地产公司，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的房地产行业报道记者群。这样一个行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媒体中，都是半新闻、半广告实际经营状态。独立学者易宪容先生这几年与地产商的交战中，一定体会到了这一点。
即使这样，房价正在走向房子本身的价值。最近的买房送20年物业、送宝马汽车、送家电与装修等，已经告诉投资者，这个行业的价格战已经到来了。几年前的汽车行业第一次打起价格战之前也是有过这样一个迂回的序曲。
美国伟大的投资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过一句话：股市更像一个股票器，而不是衡量器。价格博弈的时候何尝不是如此，普通人的心理共识将成为一个价格投票器，果断地改变不可改变的东西。目前，房地产商快要绷不住的关健时刻，一定不要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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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月 12th, 2008
1：6.85。
这就是当下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最近关于中国股市大跌的原因有多个版本，一个比较有趣的版本是：由于有8000多亿美元的热钱现在潜伏在中国，他们可能在等待对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在向6：1的行进途中，将A股拉高提前撤出。这就是A股为什么迟迟盘整不前的真正原因。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版本，最近很有市场。
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把十几亿人积累了几十年的这点财富，因为货币政策的一朝失误而打了水漂，那可真是众生涂炭啊。所以，我的主张是，新兴经济国家，无论是所谓的金砖四国，还是明日七国，在货币政策上宁可晚走半步留遗憾，也不快走一步求完美。
保守主义有保守主义的发好处，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动荡中，停下来一定是错误的，但慢一点更从容，即使试错了，还有改回来的余地。
回到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来。感觉到国家的货币政策可操作的余地越来越小。既担心高通货膨胀又担心经济放慢，既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把把贸易顺差降降温，又想人民币不升值让热情减少冲动。油价冲到146的全球语境下和通货膨胀率约8%的国内语境下，人民币升值可以成为一个质疑的东西。
人民币确实要改变单边升值的预期。
自2005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从8.28元到前几天的6.85元，已经快20%了。在美国最右翼的政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攻击中，人民币到6块钱，是他们在2005年前能喊出的最大胆的价格。现在人民币正在向这一目标走近。对于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苛求者从来都不是来自华尔街。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政策的舆论对攻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另一种交手方式。
把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博弈完全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也不为过，只是说，谁控制话语权谁的嗓门就大。这样一个有趣的博弈中，最容易麻木的人是货币政策的技术决策层。这就像全世界的报纸在写某一国央行很牛的时候，总是会说：他是某国的格林斯潘。其潜在的语境时，言必称美国这件事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货币技术官员总是本本主义的大本营。
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在总结日本失去的十年时认为，1985年的美国逼使日元四年升值一倍现在看来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行为。原因是，升值一倍后，日本对美国的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日元在4年内满足了美国开出的时间表。2005年前，美国政治力量给人民币升值开出的空间范围是6：1，3年过去了，这件事好像在加速把这个尾声写完一样。
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下，对人民币升值的夸张预期，就像一个不断开出价码进行政治勒索的行为，这就是社院和其他多路研究机构认为有8000亿热钱在中国潜伏着的原因。日本的经验只有一句话：在国家博弈中，宁可把货币政策看成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A股与当前的经济语境下，宁可打掉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夸张预期。
这就是我一直反对货币政策技术官僚开出的幼稚的美联储式治理药方。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孙里有一句很隐讳的话，他在反思伊战与石油问题时说，那场战争有不能言说的政治原因。
香港的NDF（不可交割远期合约）市场上，不久前人民币的交易爆出了三年来第一次一个看跌的合约。这表明了资本市场的一种态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一旦经济放慢，制造基地转入东南亚与南亚，将会给经济带来重创。
因此，人民币打掉热情预期的单边升值，在一个动态的双向运动中，信息的判断需要成本，无论对于中国当前的A股也好、房地产市场也好，都是一个放松绷紧的神经的机会。这两个行业绷得太紧了，快要断了。
20045年时，美国《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针对中国著名长文，提出了重新遏制这个国家的发展。文章认为，美国在911后，无心顾及亚洲才成全了中国的经济繁荣。这样的保守主义智库思想正在不断浸透它的政治决策体系。今天，将石油战理解为美国发起的对新兴经济体的打击，算不算夸张？
几天前，美联储维持2%的利率不变的结果刚一出来，全球油价就借此狂飙到146美元之上。这样的油价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在成本上已经是重创了，何况乎人民币升值与新的《劳动合同法》又变相加压于中国华南、华东的全球制造基地雪山加霜。是时候了，人民币必须改变国际热情单边升值的夸张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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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月 5th, 2008
上周五，石油价格再次教训中国投资者。
这天下午，愤怒的中国A股以暴跌近6%的收盘，起因看起来只有一条已经麻木的消息：全球期货油价已经狂飙到142元/桶。这已经不是一桶能源制品的价格，而是像缅甸赌玉人对集市上一块丑陋的石头随意报出的天价。犹如惊弓之鸟的A股大型蓝筹股票，两天内冰火两重天，前一天涨停的股票，当天又打成了跌停。
过去的几个月里，华尔街显示屏上石油期货的那条走势线，起起落落，已经让中国A股蒸发了数万亿的社会财富。石油正像一个1：5倍的杠杆，随意将A股撬起，又重重扔下。
以对今天早上在马路上的每一名开车的中国人或者坐在电脑前盯着股票的中国投资者来说，石油期货不是华尔街的游戏。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也许将像恶梦一样在10年里追随这个国家的经济起落。
我在此前的专栏中写道：1970年代美国遇到的石油问题，是阿拉伯人为要挟西方解决阿以冲突而掏出的现货石油武器。2000年代的这一场石油危机，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向全世界转嫁自己的金融损失，同时打压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战略对手时，动用的石油期货武器。
这一次，国际投机资本没有看到美元要准备立即加息，美国仍然在用疲软的美元躺在全世界的身上，把在次贷危机中的经济损失一点一点地摊销掉。从当前到美元加息前的这一段最不确定的时期，是石油投机资本仍然展开想像的良机。
美元与石油的这种微妙的充满了政治含义的互动，很让中国的石油价格管制政策头痛。两周前，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成品油出厂家上调前，摩根斯坦利已经有报告准确预测到了这一消息。现在倒过头看，与其说这是外国投行的一个研究预测，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预测，摩根斯坦利闻到了中国可能会对石油价格的管制政策做出一些调整的政治信息。
石油价格管制的初衷与结果，就像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稳定CPI的良好愿望下的石油福利，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产业发展价格信号，从而生产出扭曲的结果。不仅如此，石油走私问题一定会接踵而来。几天前的一则新闻十分刺激人，深圳口岸今年前5个月的成品出口激增3800%，主要是为境外的飞机与船舶加油。
“加油”是一个技术行为吗？香港和货车司机到深圳加足油再走，可以看作一种变相的“走私”。2005年时，广东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走私团伙。目前，越来越多的境外飞机、轮船、货车在中国内地加满油才离境。这样的现象在2005年的广东石油紧缺时已经出现，最近变本加厉。上周五，在和讯网组织的“全球金融危机包围下的A股走向”研讨会上，一大批专家在席间抱怨，我们的石油价格管制政策正在补贴全世界，不光是这些交通工具，还有石油作为原料与能源的一个产业链。
石油价格管制与人民币的升值，将中国优势的制造业逼入困局。价格管制的低成本，是有益于中国优势的制造业产品获得出口竞争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又使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劳动力与原料成本的抑制。这样一种能量对冲的外部因素，对于产业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美元贬值后向全世界输入的经济现象，中国周边的环太平洋地区，每一个国家都遇到了这样困境，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韩国等都在调整国内的油价，以减少背负的沉重负担。中国两周前的石油调价，已经向产业发出了强烈的成本信号。
以汽车业为例：油价如果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回归，不用本币升值，就可以抑制钢铁与汽车业的过热发展，消费者的私家车购买也会回到一个更为理智的判断上。同时，国家则可以向石油公司征税的办法，来补贴公共交通与分共利益。每一个行业都有经济周期，中国汽车业不能期望一个从不变化的销售上升的景气。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涨价95%已经向钢铁造商发出了成本信号，石油价格的管制的放松也能给汽车业的生产发出一个信号。
渐进放松石油价格，是修正价格机制的良方。即使面临当前复杂的能源背景，也不例外。
在写作本文是我查到了《纽约时报》在1970年代对于美国石油管制近十年的一些重要报道。这10年美国石油经济的开头以阿拉后人石油减产为开始，以美国人最终解除石油价格管制为结尾。
[1973年10月15日讯]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今日将转告美国石油官员，如果美国向以色列再次提供战略武器，沙特将减少10%的石油产量，一个月后再减少15%。
……
官员们称，对消费者实行配给是最后不得不采取的选择。
[1979年4月6日讯] 卡特总统今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将逐步取消国内的原油价格控制，同时要求国会向石油生产商征收“暴利税”。……我国国力已悄可救药地依赖于延伸于地球中部一条遍布滑轮的狭长地带，该地带源于中东，环绕波斯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
总统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不得不改变生活和工作习惯，做好承受冬冷夏热的准备。
……
卡特先生还透露，如果他有权力，他便立即要求住宅楼的温度在冬天不能高于华氏65度，夏天不能低于华氏80度，这项议案已经提交国会讨论。
以上就是整个1970年代美国石油问题的起因与解决之道。自2003年以来的中国油价处境与1970年代的美国何其相似，那时的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唱主角的时代。30年后看，无论是当年阿拉伯人的起因、还是今天华尔街投资资本的起因，渐进地解除石油价格管制是最终要做出的制度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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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六月 27th, 2008
“暴跌”，“砸盘”，“撤出”、“热钱”、“次贷危机”、“越南金融危机”、“印度金融危机”、“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崩盘”、“套牢”、“资金抽逃”、“泡影”、“做空”……
伟大的汉语象形文字在形容一个资本市场的生存状态时，这样的词语对于投资者与决策者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深深刺激。作为一个中国A股投资者，自去年10月以来，人们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语言脉冲一次又一次从心理上疯狂地刺激。
这样的词语每天出现在报纸上、互联网上、短信上，深深地影响着那些自以为从媒体上可以感受全球性投资视野的人们。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家很早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不安现象，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媒体现象，他们却是没有一点话语权的。
互联网在实现一个全球传播语境的建构时，反而使人们越来越局限于一个窄小的视野。去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出现后，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好报告来讲述它对于中国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今年2月，我电话采访了一批国内的经济学家，他们手头上也没有拿到有说服力的好报告。
当所有的人都在引述“次贷危机”的时候，立即用概括性语言实现了一次虚拟的跨国传染：次贷危机将对中国股市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舆论，那些机械照搬华尔街投资原理的公募基金经理们十分恐惧。现在已经是6月了，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暗示能够近期成形，次贷危机在第一个洪峰已经过去了。
A股在恐慌中送走了美国次贷危机，又迎来了所谓“越南金融危机”。我在上一篇专栏中说，究竟有没有一次越南金融危机或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目前，看不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自由汇率市场作出多么过激的反应。但在“金融危机”四个字的刺激下，再加紧上印度的一些货币政策动向，一种虚拟的媒体压力使央行两周前提高100个基点的存款准备金严重杀伤了中国A股。
这一次，一些冷静的研究者在事后指责央行此举有一点让人看不懂。
对于天天阅读大量报告的专业投资者来说，他们在语言刺激下产生的恐慌情绪，和天天阅读新闻媒体的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两样。更为可笑的是不断看空A股的职业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大胆喊出他们挑战投资者心理防线的点位：去年12月喊出的是4000点，春节后是3800点，随后是3200点，再往后是3000点，再往后是2800点，最近的两个是2500点、甚至2200点。
上周中国A股已经角及了2700多点的最低点，市场已经是惊恐一片了。据了解，每次大跌的时候，去和讯网阅读相关新闻的人要比平常多出20-30%。
这个地球上，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式的一幕，原因之一是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以管理经济为第一特征的政治组织，恐慌的只是杞人。
彼得·林奇回忆自己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时，记述过美国投资者面对股市的恐慌：1980-1982年，美国人对股市害怕之极，只要谈及股市，人们就会把话题岔开。1982年觉得简直天要塌下来了，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两位数（就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体来说，比今天的中国严重多了）。林奇记述道，“生活在郊区的富人们忙着抢购黄金以对付通货膨胀，购买猎枪以防身，囤积罐头以防食品短缺。那些20年已经没有钓过鱼的商人们也害怕经济奔溃后，自己只能钓鱼吃了，赶紧给钓鱼杆的螺丝上好油，把箱子装得满满得，以防商店突然关门而无处可买“。在这样的恐慌中，彼得·林奇冷静地买入了包括克莱斯勒（汽车股）在内的大量股票，因为他觉得不少行业的周期快要到来了。
无论是林奇这样的优秀股票型基金经理，还是伯格这样的指数基金经理教父，他们的很早已经发现了投资心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林奇和伯格都发现，股市上涨的时间永远多于下跌的时间，但悲观的文章永远多于乐观的文章。这是投资者本性与媒体本性之间的微妙辩证法。
一个反例可以告诉人们，没有什么牛人可以预测股市的点数与走向。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投资家们预言随后的几年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大萧条，经济要出大灾难，包括林奇自己在内的投资家们都睡不好觉，可是道琼斯指数却在1990年涨了2500点，随后在1990年代迎来了一个持续多年股市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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