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二月, 2008
星期二, 十二月 30th, 2008
在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股神巴菲特把一大笔钱分别投给了两家汽车商：一笔是30亿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优先股，一笔是2.3亿美元购买中国比亚迪汽车的约10%的股份。这两笔投资都是投向汽车业的，但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两类投资。
投资通用汽车优先股,纯粹是财务投资,虽然当下的通用已经亏损累累。比亚迪汽车的这笔钱，购买的却是一个汽车业的未来。对于四轮驱动的社会，任何一笔关于汽车的投资好像都在趋势上锁定了一个有利润的未来，但对于当下的底特律来说，趋势投资在这样一个已经煎熬于全球化竞争的地方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汽车业当下的困境，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汽车工业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样本价值。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百年间，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最大宗的物资和国家竞争力，但当石油价格冲上147美元而且工会随时会举起罢工的大棒时，广义上有着200万产业工人的底特律才会发现，作为一种机械产品的汽车，这样一个结果错在了什么地方。
美国大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最后的堡垒在底特律，不同于麦当劳的标准化生产，底特律汽车城是凭借规模效应和美国在上个世纪的50-80年代的工业创新力量而独步全球的。这个四轮驱动的国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完全赋予了底特律以力量与神圣。
汽车人那时起注定就不是一件工业品。
包括日本在内，在每一个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发展汽车制造是国家的梦想。有趣的是，汽车业的是因为捆绑 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汽车业的失败也是因为捆绑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国有汽车工业倒塌，并不是只是工业生产水平不够；美国汽车业今天的处境，也不只是技术上没有创新。
在一个全球化的生产语境下，美国的汽车业衰退从1970年代就开始了。
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后的全球汽车业都认识到了，在和遥远的阿拉伯石油对话时，汽车是一件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消费品。欧佩克是人为添加的汽车生产函数中的一个无法逃避的参数。自那以后，只有日本汽车工业破解了这一议程式。日本汽车自那时起，已经把省油作为商业卖点和环保作为品牌卖点。这样的举动只有在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中才充分显现出来。
华尔街对于美国汽车工业的独特意义，是那些心怀民族主义感情去做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家有时难以理解的一个硬币的两面。
除去欧佩克的参数外，华尔街对地包括石油、钢铁、橡胶在内的商品市场的控制力，已经在为美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在背书并不断做出成本与方向上的预警。作为国家的大宗战略产品，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美国的汽车产业资本合力，使底特律不只是一个冒烟的工厂式城市，它还是参与操纵全球澳洲铁矿石、东南亚橡胶、中东石油的幕后力量。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才有了福特在全球的收购，这才有了通用在1995-2003年华尔街把油价控制得很底时大量生产SUV的战略决策。
但是，失算的东西往往就在眼前。美国汽车业的意识形态，在最关健的时候打败了自己，这一点，无论是日本与韩国、还是中国与印度的汽车生产商都还没有染上。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如果大家认为石油还只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过去几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际油价攀上最高147美元的荒唐高度，石油也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环境主义是汽车工业的最大的变数之一。巴菲特把一大笔钱投给了中国电池汽车制造商王传福，是发出的工业品环境主义信号。
过去的十几年里，欧美世界只有两个政治议程：一个是反恐，一个是环保。环保力量在进入欧洲的议会后，环境主义已经不是那些有保护地球理想的组织的政治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全球消费潮流与消费心理，并进而演化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主义语境下，田的混合动力汽车与美国的油老虎比起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地球公民形象上得分都更多。
环境主义作为全球化的政治伴侣，这样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像马莎百货里面的环保商品一样，成为全新的社会时尚。但是对于一个一直坚持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的汽车工业傲慢地轻视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想动身，仍然以耗费能源成为自己最大的特征，在次贷危机的触因下，将自己的产业困难杠杆化地放大了数倍。
作为一个大宗产品生产国，飞机、大炮、汽车这样的产品对于这个国家仍然有特别的意义。在克鲁格曼看来，即使亚洲的汽车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底特律凭借规模效应这样的地理经济学，仍然可以在美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心脏。这要取决于同情工会但又同情全球化的民主党稍后的决策。一旦进入国家求助的程序，在放弃了雷曼兄弟这样的债券担保商后转而抢救产业黄昏的底特律，对于美国民主党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这样的求助，会加剧底特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病。这样一个有约200万产业工人的生产链，在美国汽车工会的支持下，与资方的博弈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强势，即使将美国汽车业纳入次贷危机的抢救框架，也无法控制美国东北部这样一个有浓厚欧洲社民主义色彩的工业城市。就工会的力量来说，底特律看起来更像哥拉斯哥、利物浦或者曼彻斯特。
有人做过统计，美国通用的工人每天得到的全部收入平均是78美元，而日本丰田的工人每天的成本只有49美元，中国和印度的汽车生产商更低。可是，作为与资方博弈在强势力量，美国汽车工业的工会力量远远强过丰田这样人力资源模式完全不同的企业。工会在保证就业与工资的时候，已经削减了美国产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优势筹码。汽车的生产不占有成本优势的时候，就要转向于设计、核心器件制造、汽车电子等升级的汽车产业分工链。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发达国家的生产商都要做出这样的产业转型，即从生产向服务转移。电脑生产的巨头IBM、电信设备生产的巨头爱立信等都在走上一条这样的道路。但美国的汽车商无法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自1945年后，美国汽车工会就凭借着战时的生产功劳与全球化最低潮的环境，进入了自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工资与福利，美国汽车工看起来像欧洲充满社会民主主义关怀的产业，而不像是一个奉告自由主义市场价值观的美国的产业。在工会运动最高潮的时候，美国汽车工会有150万成员。社民主义绑在汽车工业上时，这样一件工业品的意识形态将会追加更大的成本，从而削弱它的全球竞争力。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撒切尔与里根在哈耶克思想的指导下，对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做了铁腕转型改革。英国的汽车制造业自那时起转入小众、审美的艺术化生产状态，直到最近一次把罗孚汽车卖给中国的生产商。1980年代初的那场改革是对于欧洲工会制度的极大打击。最典型的案例是报业大王默多克打败舰队街印刷工会、把报纸放在伦敦东南的瓦平镇印刷的故事。实际上，这是资本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故事，自1986年开始，英国报业才真正告别了工会把持下的铅与火，就像美国汽车工会今天仍然视先进生产设备为眼中钉一样。
次贷危机放大了美国汽车工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危机，对于亚洲汽车业是一个学习案例：全球化生产中，谁在工业品上背负的意识形态越多，谁的步伐越沉重。这样看，中国的奇瑞、吉利、比亚迪这样的新型汽车生产商无论从哪一点看，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背负最轻。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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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二月 29th, 2008
底特律快要成为一个名词了。
这个在美国东北部的常下雪的汽车城，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是坏消息的阴霾笼罩在上百万产业工人的心头。自1980年代以来先是日本人的入侵，1990年代是韩国人的入侵，2000年后中国汽车配件商的入侵，再加上印度人在外围的小规模游击，使这个浪费能源与浪费空间为汽车生产标准的工业巨人步伐沉重。
次贷危机才是敲响底特律末日的钟声。
小布什抛给奥巴的不光是金融行业的乱摊子，还有这个实体经济的烫手山芋。2008年12月上旬宣布的汽车业174亿美元短贷只够维持像互联网公司一样烧钱的美国汽车巨头三个月的生活费，其余的，要等奥巴马去救治。奥巴马最大的雄心之一是给美国人提供300万个就业，如果底特律倒掉的话，至少有200万个工作机会没有了。2009年将是这个国家汽车工业最严峻的考验期。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汽车业是美国仍然保留的工业革命特征的国家大宗物资竞争力。过去三十多年里，汽车与航天这样两个庞大的私人制造部门中，航天业因为保密与高端仍然雄风不减，但美国的汽车业竞争力已经江河日下。
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早就注意到，皮货与矿石这两个大宗产品的生产，是加拿大作为一个大国的立足之本。大宗的物资的竞争力来自于两个生产力：一个是国家的信息在光纤上的传输，另一个是大宗工业品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两手都很硬。澳大利亚的矿石、俄罗斯的石油、日本的汽车、中国的机床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大宗产品竞争力。
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在失去车轮的生产力时多少有一点悲壮，并可能埋下深深的危机。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走出这样的认知。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岸外生产的模式对于美国的轻工业来说是可以接受，但对于汽车这样的国家级竞争力，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能真心接受的产品。一辆汽车的制造往往会动用一个国家的能源、钢铁、电子、设计、运输、就业、配件、渠道、金融、保险、军工等几乎全套的生产力部门。美国通用传承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从欧洲人手中夺过的工业化武器，虽然这家公司今天已经亏损累累。
日本人的态度与机会主义值得汽车研究者与经济研究者关注。在这一轮的美国经济危机中，在虚拟经济方面，日本已经大量减持的美国国债总量在一千亿美元左右；在实体经济方面，日本拨高了汽车对于国家的战略的意义。这样的思想动员有一点像战时的动员。丰田汽车在68年来首次面临亏损，他们可能要放弃1000万的年度计划转而让700万的产量产生利润。即使在2006年，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宣布了包括卡通、机器人、金融、医药等在内的未来国家战略，但国家最大宗物资汽车的生产，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不愿放弃的工业生产力，在金融危机后，日本汽车商只要躲过打击，就可以扑下更多的北美市场，填补通用、克莱斯勒等留下的空白。
美国经济危机重击上的实体经济，是过去一连串问题的坏结果：最发达的国家却是拒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的环保俱乐部成员；最标准化生产的经济体却没有像日本、德国、英国汽车那样打上明确的购买文化的标签；还有，它的工会力量像堡垒一样，反击全球化给美国汽车业可能带去的福音。
环境主义与工会，这两个藏在意识形态后面的小鬼，死死拖住了美国汽车工业大生产的后腿，这是底特律在这个美国光环下所没有察觉到的。作为大工业生产者，美国汽车以油老虎而著称，并没有像日本汽车省油、德国汽车结实，英国汽车高贵、中国汽车便宜这样的或经济或文化的标签。尤其在1980年代后，美国IT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把全部的大宗产品生产力转移到了电脑、软件、芯片、互联网信息商这样的领域。即使美国在最坏的经济年景下有每年1000多万辆的汽车需求，底特律也没有力量去玩汽车了。
汽车业的未来将按照全球化、环保主义、艺术化生产这三个方向重新排出一个名单。
一个多月前，当巴菲特把这个季节最宝贵的现金注入一家叫比亚迪的中国电池汽车制造商那儿时，惟比亚迪、奇瑞、吉利这些私有化生产力统一起来的中国汽车概念，获得了全球的视线。他们中间最有可能产生中国的丰田公司的私有化汽车商，托全球化的福分，在老所横秋的中国国有汽车商面前重振，这样的对比，就像日本人打败了公会压制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一样。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亮的光芒将照射在中国民营汽车商与印度塔塔这样的公司身上。
对于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成本优势并不是全球竞争力，但怀旧、限量、高端、奢侈的艺术化生产汽车规模将令亚洲汽车商眼红，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经济与文化现象的欧洲汽车生产。英国汽车是最典型的案例。这样看，老天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欧美与亚洲汽车商都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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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二月 24th, 2008
几年前,诺奖得主蒙代尔就在北京的各大论坛上,呼吁一个亚元的出现，当时的亚洲经济语境是：中国与印度成为引人瞩目的全球经济发动机，日本仍然没有走出失去的十年阴影。2008年的冬天，全球经济一塌糊涂，亚洲也在苦苦挣扎，这样的语境下谈亚元问题，已经是“闲坐说玄宗”式的追忆了。
12月12日，中国与韩国签订了三年期的货币互换协议，虽然只有区区1800亿的规模，但考虑到韩国经济已经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重创，这样一纸协议就十分受关注了。人民币与韩元在双边贸易中直接结算而不是选择美元作为替代货币，对于中国与韩国这样两个重要的亚洲经济体来说，示范意义远远大于实战意义。
货币互换协议是国家货币主权互信的握手仪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握手也时几十年都等不到一次。实际上，这样做，可以看作为对于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一种风险对冲，也可以看作为对于区域性货币贸易与货币信任的开端。
虽然全球经济危机迷雾重重，人民币却在地缘经济的范围内悄悄地做大一些自己的地盘。这样的“周边化”举动可以看作为人民币作为一个区域性货币影响力的开始。自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与周边部分国家实行直接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边境贸易，目前总量已经达到8个，其中包括俄罗斯、韩国、印尼、越南等国家。2005年人民币稳步升值以来，作为区域性强势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已有一定的流通量，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专家估计至少在1000亿以上。
货币是国家实力的特使，美元在过去几十年正是美国强势国力的特使。自1970年代以来，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的头号强势货币几乎无人撼动。十几年前在北京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都管每月领到的美元叫“美金”，现在这个叫“美金”的东西相比于人民币，已经跌去了五分之一，现在还在恐慌的悬崖边上。对于美元的后势判断建立在对于美国经济的后势判断上，无论是索罗斯还是罗杰斯这样的美国投资家，都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表示了极大的悲观。这样的认知一旦成为共识，将对于美元的全球硬通货的战略前景大打折扣。
德国在1980-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就是对冲美元风险的一个样本。在欧元面世前，德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选用马克来取代美元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这是马克周边化的实践。德国经济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和发达的金融业双重基础之上。人民币今天的周边化开始，就像马克一样，已经建立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础之上，同时，还需要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做一个支持。
国家货币周边化，在亚洲这样一个地理疆域巨大但文化疆域分割的地区来说，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同为一洲，东亚是儒家文化圈，南亚是印度文化圈，西亚是阿拉伯文化圈。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关联度很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欧洲，它有均质的文化共性与市场共性。人民币的区域化注定要从周边化慢慢开始。
货币周边化在东亚这样一个地方，是与地缘政治圈重合的。国内各路专家在提出人民币区域化方案时，都建议先从周边国家开始。这样的判断的心理出发点也许是基于一种安全的地缘政治思维。可以推行人民币周边化的国家与地区组合可以排列出一长串：中国参与的东盟10+3（东盟与中日韩）贸易区、中国与南亚经济区、中国与韩国、中国与中亚区。中国参与的上述每一个经济区项目都有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人民币周边化时货币互信的基础。
在当下的全球经济恐慌中，任何经济改革都在心中先要绷上一根保守主义的弦儿，周边化比亚元的设想要现实得多。实际上，人民币周边化虽然只是开始，但在很多数量不大的周边国家贸易中，人民币已经实现了深度的自由兑换，并且有一定的自由流通数量。这次经济危机中，面对美元的弱势，是人民币地域性扩张加速的好起点。中国有一堆经济问题要处理，但不管怎么说，全球覆巢之下中国经济仍然算是一个完卵，人民币的历史性机会只是刚刚到来。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弱巨人的神话》。其实，这样的疑问可以在1930年代质疑美国，也可以在1950年代质疑日本，但前两者最后都是阶段性全球经济巨人。中国与印度恐怕不会例外。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商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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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十二月 12th, 2008
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全球化的判断结论写入国家的指导行动,这令观察家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最高级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屏息关注。“中国对于全球化的判断是正确的”，“战略机遇仍然存在”，在2008年冷的冬天，无论是北美还是暮色老欧洲，已经不能发出像这样措辞的任何文告了。
2003年中国“非典”后，美国的一名经济学家在他的文章中说，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祈祷，希望他继续是全球工厂，它的便宜劳动力能够生产源源不断廉价商品，它像一台机器一样吸纳西方的投资与出口商品。现在，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他们对冲金融危机失望心理的最重要工具。中国这台机器开动起来的结果，将会出乎观察家们所料。
在传播学角度看，悲观论的数量总是要多于乐观论的数量；从投资学的角度看，市场向上的时候总是多于向下的时候。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1990年时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恐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外界对于中国的恐慌还有这一次，几乎同出一辙，而且每一次的论断在受众脆弱的心理中，几乎次次都收到注射式传播的效果。
从头到尾看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信号中，基本勾画出这个国家在最关健的2009年将要驶向的航道：2009年，中国经济要“平稳较快”地发展，这样可以推算GDP不会有外国投行给出的那样悲观；
中国在“保增长”的时候扩内需，由此判断速度是不会慢下来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扩内需的时候要对经济转变的方式进行调整，传达的积极信号是，中国可能会继续以“进”的改革方式解决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比如基础资源改革、金融改革等。
最后一点，是战略之举。这个国家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继续改革是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最好战略。
与原来中国经济每一次出发的场景不同，2008年的冬天中国、美国、欧洲站在一个经济总量的起跑线上，处在经济全球化一样的语境下，做着一样的战胜衰退的同一题目，等待2009年不同的答卷分数。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年期全球经济样本对比，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这是现实中对付衰退的最有力的实证研究。“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赛跑中，谁是长跑选手？
我在两周前的专栏中指出，如果只是把4万亿作为刺激内需之道，并不会产生杠杆效应；但如果把4万亿用改革的方式投入到农村、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做软刺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并释放出中国农村巨大的生产力。目前来看，中国为2009年作出的布局，几乎是按照经济学家与民间的共识做出的。
中国明年的保增长与扩内需，将放在惟下几个方面：
1、“三农”问题；这是积极保守主义的伟大胜利，粮食问题是中国在2007年对付全球粮食上涨的最大的成功筹码；全球商品市场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石油还是矿产品，都是以中国和印度的需求为支点来撬动市场的，但中国的粮食问题稳定，使这样一个支点一直没能建立起来。
2.就业；这是金融危机后的一个社会性关怀，尤其在华南经济模式受到创作时，解决数亿的中国的新产业工人阶层生存，就业问题的权重急速升高；
3、农村社保：这是释放农村巨大消费力的杠杆，也是学者们对于这个国家实现小康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后杠杆之一。每一次经济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农村先行，1978年是这样，1998年也是这样。
4、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改革最后的两个攻坚阵地，至所以做得最慢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市场化制度安排的路径，即使在当下的语境下，这两个行业的成功改革仍然要的是市场药方。
5、装备制造业：这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升级版本，要克鲁格曼看来，这是中国规模经济的核心，也是是被重新找回的大国生产力，装备制造业可以至少再延续中国制造的神话20-30年。
6、环保：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全球化给出的指导参数，后2008时代，这是全球化的通行证。
……
无论是自由市场论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从中国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手法中，还找不出多少理论上的漏洞。就像1998年时外界的错误判断一样。2004年非典后，全球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这一次呢？正如张五常的评论一样，棋风大有可观。但是不是他说的招招是险棋，恐怕结果会出人意料地逆转。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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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二月 4th, 2008
人民币升值这5个字组成的词组，是否要收在新闻纸上消失一段时间呢？一个词组从纸上消失一段没有关系，但12月5日、8日人民币汇率的两次狂跌，引发的“货币战争”猜想，就像这个多事之秋的海量经济八卦一样，风大自然就起浪。
人民币汇率看起来像是技术专业问题，不过，仍然可以给它定出一个座标：这是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最大日跌幅，一度达到0.73%，收于1：6.8848；香港NDF（无交割远期合约）在两个月多月前已经开始看跌，目前，NDF将一年后的人民币对美元看跌到1：7.05。
不过，这样的分析没有什么意义。汇率大跌三天后，12月4日，一个戴眼镜的人人正从美国北部的寒冬中焦头烂额地来到北京时，心里第一件惦记的事儿就是中国的货币。这个人是快要离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他在临走前，不会忘记把人民币汇率的调子定一下。在2008年的冬天全球金融危机的迷雾中，这是看得见的货币战争。
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下，货币博弈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外交博弈，否则不会有国家货币主权这样一说。1989年经济泡沫破灭前的日本，日元升值与汇率放开就是一次货币主权的放弃的经典政治案例。结果是自1990年后的18年里，日本制造消失了，日本经济奇迹从新闻纸上消失了。
人民币汇率问题自2005年仓促上阵后直到今天，一直没有脱离中美政治博弈的框架。这次的大跌即使是技术性的问题，也必然会在框架被确定为国家货币力量博弈的出牌行为。
12月第一周的大跌后，学界就有两派观点。一派的主力是国内学术界，认为人民币需要贬值，因为目前已经累计升值20%了，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一派是投行“学术界”，认为人民币不应贬值，其汇率效果未必达意，反而会招来美国的压力。实际上两派的出发点都是政治出发点。
对于人民币的国际政治因素，还可以想到的是：11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上任与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担心经济快速下滑而使问题的性质改变，重新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贬值后，会有一批国际热钱撤出中国，降低市场的流动性；人民币最近对欧洲货币一直在升，中国在技术上与政治上都需要平衡美国与欧洲这两个经济体。
作为中国外汇市场最大的买家，央行的一切操作其出发点首先是中国金融健康与安全的诉求。在拿捏这样的分寸时，方法论大于价值观。
日本1989年前的汇率政策错失了方法论，因此才失去了货币主权的信心。当下的中美经济语境下，这样方法论第
一关健词是：做积极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消极的保守主义者。
抵制人民币升值曾经一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标志，但其反而效果是我们错过了汇改的合理时机。如果在2003的时动手，就不至于后来连年的过热继而演变为去年滚烫的GDP。现在如果放开人民币贬值，则是一种消极的保守主义，反而招致来自欧美对手的贸易报复。如果是策略之举便罢了，如果是战略之举，确需仔细考量长远影响。
南中国海岸线上的出口困境不是美国金融危机后才突然出现的，实际上，自2007年冬天这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选择，在出口与内需之间，当下的战略着力点一定在内需上。自2001年以来的世界工厂声誉，使中国认识到，自已需要在出口与内需之间做一个对冲避险，现在时机完全成熟。
2008年的中国经济语境与1998年何其像也，为人民币问题在出口上算小账，其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在内需上算大账。看来，中央4万亿刺激计划与地方的18万亿刺激计划，才是2009-2011年间中国经济的头号问题。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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