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一月, 2008
星期四, 十一月 27th, 2008
以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主义”（-ism）这个词在英文中用得要比中文泛滥得多。一种学说成为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一个主义产生的时候，所以，上个世纪初，胡适看到“主义”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太多时，就感叹说：多研究一点问题，少谈一点主义。
实用主义
不过，胡适的多研究点问题的价值观仍然是一种“主义”，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是美国在上个世纪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并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就像刚刚上台的奥巴马一样，人们问他，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呢还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奥巴马回答说，我只坚持实用主义。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却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新领导人的价值观。我在前面的几篇专栏中写道过，大家只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于它的金融体系的伤害，没有看到它对于美国经济哲学的动摇。长远看，后者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也许只是刚刚开始。
解释几个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关“主义”的词条，让读者能看到金融危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
有人把奥巴马比作罗斯福，他们接受的都是一个从谷底要抄起的经济烂摊子。罗斯福新政的年代，在欧洲正是凯恩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凯恩斯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关于他的学说研究汗牛充栋，并像钟摆一样，每隔几十年就要到来一次。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学说核心是：对于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之源，因此，国家需要在这样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刺激经济。上个世纪大萧条后，凯恩斯学说在欧美世界风行一时。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8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199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凯恩斯主义不断成为挑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基石的战鼓。
包括曼昆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1990年代把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把长期需求与短期需求相结合，国家干预和古典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
这次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大家给他戴上的一顶帽子就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继弗里德曼去逝后美国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确实严厉布什政府处理经济的犹豫，并盛赞英国首相布朗的5000亿英磅强势救市方案。英国与美国在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时，之所以出手方式不同，并不在于美国政府的洞察力不够强，而在于执政党的政治价值观。
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于是，另外两个“主义”出现了。美国国共和党的经济学信仰更多偏向于西方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华尔街的价值观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自由资本的一套价值体系。过去20多年来，华尔街在这样的温室中才繁殖出大量对冲基金、衍生金融产品、杠杆交易理论和庞大的资本体系。这也正是华尔街出了问题后，为什么会有一百多名经济学家与资本家联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因所在。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尔街的倒塌重创了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
英国政府的救市方案如此彻底和强硬，是与英国执政的工党经济理念是一致的。自托尼•布莱尔政府起，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理念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践。社民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它在当代欧洲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西欧的工党还是北欧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在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中都有基本共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虽然繁杂，但核心价值观不外乎几点：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为经济主体，国家通过提供社会、环境、人权的关怀来保持社会平等与和谐。
因此，当英国国有化了一批受到冲击的银行时，本国舆论并不为奇；但当美国国有化“两房”时，引来美国舆论一片指责，批评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终于也能听到社会主义的声音了。
国家经济主义
当奥巴马上台时，喊出实用主义的时候，听者不要奇怪，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发出了强力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仿佛在追随中国、法国、俄国这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样板。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径，与前面的几个“主义”密不可分。
虽然它并没有表现出编辑器有力的国有化运动、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就奥巴马最新的8000亿美元刺激方案来说，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机构转向实体小企业与个体公民。美国确实想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的策观利益之间的平衡。
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时，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令全世界侧目，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正面肯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凯恩斯主义经典手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曾经有过那样一轮同样的刺激行动。
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哲学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价值观的研究，也就是这引起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它将会不断修正我们对于世界的新认识，并在每一个特别的语境下都保持其合法性。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在研究美国发展时，已经注意到，自二战后，在信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这使得政治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中都开始合法化。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使国家主义包括在经济上用新凯恩斯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甚至华尔街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年前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论争，表明在认识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主义的问题上，如果只就效果论的美国式实用主义来看，北京共识在这次的金融危机背景下似乎更有听众。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样的看法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主义保守研究者的关注。
就纯经济学说而言，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像欧美世界的一只钟摆一样，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完成一次摇摆。19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的高潮时期，也是苏联为代表的华约阵营最后的时光，那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哲学是弗里德曼的钟摆；这一次，在奥巴马执政的伊始阶段，当华尔街受到重创时，欧美世界一片萧条，凯恩斯主义的钟摆终于甩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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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一月 24th, 2008
我在上几期的专栏里写道,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实在没必要悲观。这样的预测不只是基于经济分析,还考虑到了中国经济的特有的行政参数。
随后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证据。其手法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出棋一样，给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感觉。儒家文化语境下，政治与经济政策也如此厚道。1997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刺激内需的计划，在经济与政治上双赢。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政府同样没有使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全球经济树立信心。
最近一直对于内地经济政策批评很多的张五常教授撰文说，4万亿刺激计划棋风大有可观，但要小心着着有险。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去过去后，美国人也在修订自己的救市政策，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略有恢复。美国财长保尔森已经修改了一部分政策，认为美国的7000亿救市资金不能全部用在金融机构上，也要用于中小企业的救助等方面。
虽然金融市场当下最怕听到“杠杆”二字，但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也是这样，需要在使用的方法论上找到一个最好的杠杆支点。“软刺激农村经济”恐怕是最好的一个支点。
农村经济的软刺激包括：农村的社保、商业、医疗、教育、娱乐、消费等一个全息经济结构。不过，这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保。
过去十几年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下：城市解决了社保问题，但民间的购买力因为房地产而受到很大的牵制时，农村因为土地的政策的好处没有突出的住房问题，但农村的购买力最大牵制是社保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物质与心理双重背书的社保体系，在数亿农民中构建看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工程。但如果切成单元来考虑，比如就研究一个村镇的社保，问题要简单的多。
农村的社保包括养老、医疗等问题，这样的软刺激表面上看只是带动几个产业，但社保问题一旦解决，将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家庭中释放出来，把农民的储蓄从箱底释放出来，把农民的信心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完全是杠杆撬动式的变化。
农村释放一个购买力，就是为工业提供一个消费场。这样城乡经济对流在2008年的中国经济内需刺激中，在战略上显得十分珍贵。对于一个拿出16%的GDP来刺激经济的年代来说，是几十年也才会有一次的重大经济投资计划，这样时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运动员在赛跑前蹬脚的支点。软刺激农村经济是最好的支点。
单纯的修桥架路式极端曲解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分明深藏着长远的社会损耗，作为一种单向的刺激，其并不直播指向社会公民的切身生存利益。软刺激农村经济，在解决一个经济周期的煲平问题时，同样给农村民生这个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一次深远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困绕着中国经济未来潜力的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分割问题、增量市场问题、出口贸易摩擦问题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将因此获得非凡的推动力。
农村社保会让孝道变成完全的人文关怀，家村医保超越无助者无尽的自卑，一个民富的农村是中国政治与经济最大的稳定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东亚农村发展实践，对于中国大陆的新农村也好、小康社会也好，已经在社会与民生建设上给出了一个样本。
历史的时机又一次出现。1980年代的第一次土地制度改革是这样一种私人物品式软刺激，最新的确另一次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一种私人商品式软刺激。2008-2011年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已经分分明明地看到了这一非凡的历史支点。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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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一月 18th, 2008
G20这样的数字今天在中国媒体上出现时，是多么轻松的一则国际新闻。拨后时光的机器，这样的一场全球经济强国博弈的大会是在二战之后召开的话，你可以叫做它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大会。只是那场大会用了两年时间筹备，这次大会的筹略时间只有区区数周。
从冷战时期的G7到冷战瓦解后的G8、从面向亚洲的G8+1到面向全球的G20，经济强国俱乐部数量的扩展，表示出这样一个倾向：强国经济话语权的分享正在从传统西方强国向广义的欧洲扩张，欧美的传统经济话语权正在向全球扩展。
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受到经济地震重创的美国与欧洲仍然在利用政治与外交的软力量控制全球经济话语权，并通过美国新的总统上任时机，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一起来解决全球信心问题与欧美的金融恐慌、金融损失。
地理上说，G20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召开的。欧洲、亚洲、南北美洲、非常都有自己的代表；经济与文化圈来看，中美洲、东亚、阿拉伯地区、非洲大陆、南亚新兴经济体、南美传统势力都有一个代表来共议“球是”。
开放的心怀解决全球化问题，对于那些在心里仍然打着小算盘的国家来说，都是不愿意面对的事实，虽然他们仍然在喊着这样的口号。美国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因为金融全球化的进度，它在直接传染到了欧洲与东亚，间接传染到了全世界每一个市场。
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好像不只是IMF这样的组织年年喊着的口号，对于一个群体性的G20救治组，这是一种共同取暖的行为，也是一个重新分担责任即而分配权力的场合。
流动性仍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上看，美国与欧洲央行的大规模联手降息，仍然是一种传统西方国家的俱乐部内部行动。在索罗斯看来，这样的救治已经令金融危机见顶。
G20减去7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国家，他们刚刚发布的经济刺激之举，则是一种全球思维来思考问题之道。G7与另外的一个G13（除去七个西方强国之外的新兴经济国家），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机，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底牌，互相小心看护着手中宝贵的现金流，还要就金融危机的全球制度安排获得不可多得一次权力分配。
是这样的。
IMF、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就是二战后美国新力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北美化”，在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伴随着英国的话语权失去与此前英磅的边缘化。
2008年的这次G20峰会其历史的背景虽然不能比拟二战后，但美国与欧洲的元气大伤，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恢复过来的，如我在上次的专栏中所说，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传统由美国与欧洲控制的金融望话语权的一次打破，这是第三次全球化的痛苦前夜。只有这样的一次倒掉，才能够换来一个全球主要强势经济力量共同参与的虚拟经济监管与重建。
在G7时代，欧洲没有统一的货币与市场。历史到了今天，欧元区的形成使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已经没有货币了，那么它在IMF里面还需要当年分配的权限吗？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群体之一，这三个国家处置美国债券的态度，直接会影响到金融危机的下一步发展。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全球经济新发动机，他们如果不刺激内需并任由货币贬值，2009年欧美国家的阴暗经济天气将不知持续到什么时候。虚拟经济自欧美向新兴国家，实体经济发展自新兴国家向欧美的全球对流环节中，究竟谁是关节点。
答案早已写在纸上，写在每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贸易总量、持有美国国债数量、GDP和参与治理全球变暖行动的承诺中，G20的峰会上，新兴强势经济体权限诉求将借此发生，并在未来数年的残局治理中形成基本稳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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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一月 12th, 2008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四小龙”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凭借小而灵和国际贸易策略赢得的商业积累，一时折损过半。
2008年又是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当台北会谈宣布海峡两岸30年谈判的“三通”一朝成为现实后，当年东亚四小龙的腾飞语境再次改写。台湾与香港两条小龙背靠中国大陆的这条大龙身上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提供的成本支持，都使得这样一个历史举动在大中华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局部的棋局完全改变。
四小龙面向欧美的低成本外国际贸易中，自1998年后已经转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无数的小龙，比如广东、浙江、福建……尤其对于台湾经济来说，面对一个腹地深广的文化同质市场，不能“三通”使近在咫尺的大中华经济区的小循环只在内地与香港之间进行。大陆与台湾的资金流、货物流、人流的运动成本，都是反地域经济成本的。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台湾的经济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自1988年日本经济出现问题，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停下来了；1998年后，四小龙停下来了，2008年后，美国经济也停下来了。各路的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时：只有中国大陆的经济是这次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最小的。台湾因为“三通”的标志性开通，将获得一个全新的发力。航运、旅游、快递这样的三通受益行业是看得见的；两岸的电子产业、农业、金融业对流是看不见的；而对于因为同质文化而减少的庞大经济交易成本来说，是目光短浅的政客更无法意识到的。
跨越一个小时飞程的同质的文化市场，对于东亚经济的大龙与小龙来说，本来是一个交易成本很低的经济合作语境。对于一笔资金的投向选择、一个合同的签订选择来说，同质文化语境更有利于达成经济协议并以最低的成本去运营。这样的文化体理论支撑着欧洲一体化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强大局部对流的经济区。对于东亚的大中华经济区来说，两岸三通一次性地降低了两个同质文化的经济体之间的基础成本。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尤其对于台湾经济来说，一次性获取如此惊喜的经济成本，无论对于客流还是物流都是看得见的收益。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台海岸的产品生产带作为一个历史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经济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替代日本拿到了较低成本的外包生产，而重新营造了一个光鲜的龙腾虎跃的时代。感谢全球化，中国大陆东岸的几十条小龙在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把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生产的任务都放到了一个漫长的出口生产海岸线上，这是全球经济的奇观。
两岸三通后，大陆、台湾、香港在地理、经济、文化上的一体互动与交融，恐怕不只是在东亚继续维持一个全球生产带。相比于另一个全球发动机印度，大中华区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的暗象下依然龙腾，可能获取的动力将出乎历史观察者所.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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