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八月, 2008
星期五, 八月 29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我从北京农展馆向西,走在东直门外的大街上.两边是高大的加拿大杨,园丁们将它剪得只留下朋克一般的树冠,在这样一条街道上十分洋气。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一条北京的街道。鲜花与树林是国家的盛事时重要的道具，这样的道具，已经在北京的初秋中轻松掌控，令鲜花在这样的时节集体怒放。我问出租司机，这几天拉到外国人了吗？司机说，没有啊。那得到后海的鸟巢那边去才行。
疾行的出租车上，两边高大原白杨不断后退。这名来自北京顺义的司机，家就住在奥运皮划艇项目的所在的小镇。他说这半年一直在关注奥运会，也学了几十句英语。他高姿态地表达了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的愿望，“那要是老外一个人坐在车里，我倒想陪他聊几句英语”。
当一个城市的几十万普通公民都在努力学习几句外语，以便和远方的人们的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让这样的学习成为思想的创造力。我看到一篇文章，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日本的老头儿老太太也在奋力学习英语。寻时，在他们的国家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样的一次公民学习往往与开放的经济与思想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的北京可以归入这样的一类。
洪晃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她周围人的奥运生活，其中有一位大妈说：我以为这奥运会开了，这外国人乌央乌央地全来了，我在这胡同里等了这么久，没见到几个外国人呀。前门、后海、奥运村周围是外国游客最多的地方，其他的，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人平静生活的街区。1970年代，美国费城乐团的乐手们回忆，他们在北京前门逛胡同时，走到那里都会吸引好奇的围观。一周前，当一名准备在奥运会后回到四川老家看一看的农民工，在前门的大街上，看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与奥运符号从自已身边闪过时，历史已经是轻舟已迅万重山。
奥运会结束的那天早晨，天气有一些阴，我经过团结湖公园，有三五个老头儿正背着宝剑进公园。按照常例，他们会在训练结束后，在一条胡同里和街坊一起购买来自北京郊区农民的便宜的水果与青菜。回到家里的电视机前，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场；进了公园，人们仍然享受的是宁静与轻松。
每天在去北京朝阳门上班的路上，我能看到新的地铁十号线的标志，它的两边是重新粉刷过的老式居民楼。突然感到身边的设施好了起来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是占了一些小便宜。这样想法便成为无数后奥运经济评论的着墨点。一届运动会与经济没有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北京、东京、汉城这样的亚洲城市承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这个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经济狂飙的符号，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全世界同时来十几万客人，来三四万记者，在短短的十几天里，要在几十亿受众的心中做一次轰炸广告，一个国家的经济收获得有多么大。学习的成本完全可以折算成金钱。今天，当人们和英国人聊天时，仍然是伦敦的雾、牛津剑桥，到天津的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仍然是包子与麻花；上海却变了，人们想到了浦东与酒吧。这就是让所有人同时学习的巨大成本。
北京奥运会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学习结果：人们知道了这个城市，知道了除了天安门外还有一个鸟巢，浪漫的人们还会加上，北京是一个有东方魅力的古城。这就是十几天来全球媒体所能做成的最大学习与推动力。这笔无形资产的估值是可观的，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经济。
一场运动会会让一个国家的气质升华。我举得例子并不是开幕式，也不是北京的街景，而是看台上可以挥动国旗的人。在1980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人群时，挥动国旗与他们的父亲这一代人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这是一种轻松的自信，消解了过去的争光、争气那样一种悲情的语境。公民的自信心是一个社会成本渐进积累的过程，它就像稳定的币值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生活的门槛。
当你买了一张票去看奥运会比赛时，发现周围更多的是中国人。原来看奥运会的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把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误解打消时，是找国民找回自信的起点。你也可以掏钱看百米飞人，这些不只是小时候在电视机前奢谈国际体育的梦想。
一场运动会悄悄地结束了。大家都在总结奥运遗产与收获。所有的收获都是可以用成本与产出来计算的，但是，一定要把国民自信心与我们的生活价值观计算进去。这是每天劳动并创造生活的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最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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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八月 25th, 2008
8月的第三个星期，中国A股出现了两次剧幅下挫，一度打到了2245点；同样在这样一个秋天的美好时光里，那些忘记了股市而正在观战奥运的投资者，又看到了一天里指数基金狂涨7%的红色一幕。
预测A股的点位是星相学家的事情，作为一个商业投资者何时出手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时机，有时好像充满了魔鬼定理：当A股忘记了美国、忘记了全球化的时候，它往往找到的是上升的自信；当A股重新想起美国市场与全球化的时候，是要下跌的进修。
这样的魔鬼定理在过去的24个月里一次又一次上演。
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器，而不是一个称重器。心理博弈是一个十分魔鬼的东西，我在去年冬天统计所有的券商给2008年的点数报告时，把最低的4800与最高的10000点等几十个预测加起来，平均值是7200点。这是去年冬天关于A股的所有机构的心理投票值。我又在今年春天统计同样这批机构的看跌点数时，从4000点到1700点不止，平均是2000点左右，这也是一个投票器的结果。
投资心理上的冰火两重天之间的无缝切换，没有比股市更美好的地方。这样的投票器宁可看作是一个心理博弈和研究的课题。就像A股与全球化的关联一样：在高涨的时候，所有的投行都拿出中国溢价论；在打低股指的时候，所有的参照都是美股的平均市盈率。
这样的伪全球化症候注定要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完成价值回归的良好借口。虽然可以举出各种“蛇与庄稼”式的联系，但美国的次贷危机与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样的衍生金融产品，也没以有“寅吃卯粮”的人民，中国人的买房观仍然是：交了钱，这个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家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自身循环与内需的经济框架（比如粮食自给、重工业体系的民族主义指导），已经画出了中国A股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唯一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员与分析师们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中引述的全球化概念与美国论据。还有那些像战略学家一样关心美国、伊朗、次贷、两房（房利美、房地美）、伯南克的一举一动的中国中产阶级投资者。
如果《光荣与梦想》的作者还活着，他要记录这样一个焦虑与多变的年代，它的手法可能是这样的：
那年，这个庞大的国家和数亿的激动的投资者，每天在焦虑中谈论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是的，一个国家都在讨论股市的年代，是对于财富的无尽渴望。中产阶段在拼命地工作与算计，以期改变他们焦虑的身份；新兴的基金经理以为穿着一身西装，在美国一个什么学校读过金融与投资，就幻想自己是东征军，打吴佩孚这样的土包子算什么呀；等到上证指数从6124点砸到2245点时，300多名明星一般的基金经理也在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老鼠仓跺脚。
那年，中国的传统春节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讽刺股民炒股的小品，随后，遍地的股神一夜色间又消失。那些学习了多少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原理的人们，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忘记了它，在最悲观的时候也忘记了它。
A股投资这样的历史幻象将来有人会来书写，在A股冰河期的最后时光里，关于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万千重，这样的叙述比A股与全球化更重要。A股在奥运前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奥运行情，从投资者心理博弈上看，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它给奥运后中国经济与改革的市场化走向，在资本市场上留出了想像的空间。这样看来，确实是好事一幢。(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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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20th, 2008
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如果我们觉得多哈回合谈判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这是一个好证据：这个国家关于农业全球化意识的禾苗仍然没有找到它的土壤。
寻找大国报纸的评论是评价多哈回合的第二个样本。过去一周的时间里，我在欧美主流舆论上找到了很多有分量的社论与专栏作家文章。所谓关心天下大事，是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地理影响力的外延，这个天下，现在来看完全是“全球”而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疆域。
从已经发表的主流舆论看：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多哈回合仍然是农业全球化的启蒙；但对于像法国与美国这样农业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地方来说，多哈回合就像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一样是政治大事件。我在上一篇专栏中写道，虽然这次谈判失败，但它恰恰表明农业全球化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印度、无论对于法国还是非洲国家来说，都已经是一个走到门槛边的问题了。这是多哈谈判失败的辩证法。
挟小农群体而防守农业全球化的观点，本身最大的论辩困境恐怕是自身的小农意识。小农不是全球化要灭绝的物种，相反，它是无数农业经济单元的缓冲器群，这就像江浙无数的家庭作坊与小企业组成了中国沿海制造业的群一样。
小农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与一个家庭企业一样，都是独立的私有化经济单元，它们有独立的产权意识、交换意识、信息搜集意识、调整生产的历史。在经济学认识上确立了这一点后，把小农与小企业放在一起来谈论全球化，是一个格外新鲜的话题。中国农村伟大的小农实践早已跑在了学者们的前面。
在一个不断开放的市场中，小农生产的手工化方向是对冲那些来自于加拿大和美国农业大生产产品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比较优势交换理论，十几年前在中国沿海的伟大制造业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实中的情形还没有坏到一名中国陕西的农民完全与一名加拿大农民的产品进行对决。相反，农业的全球化首先始自一个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
农业问题的讨论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联系到地缘政治与经济分析。比如，欧洲的国家疆域基本上像中国的几十个省。中国的统一自由大农业市场就像一个初步全球化的欧洲市场。同理，国内市场的成熟实践，也适应于中国参与北美、东南亚的农业全球化的实践。新近的一次粮食危机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全球化已经被妖魔化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破坏他国经济的可恶家伙。
越南、柬埔寨的大米本来就吃不完，足够出口菲律宾；菲佣从发达国家赚回的美元也足够补助越南与柬埔寨的农民，这样的比较优势循环正是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化给东南亚的福音。就像荷兰人在低地种植郁金香飞机空运到美国，买回上好的加拿大玉米一样。在技术层面上，这样的事实早已发生，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商谈中，他们仍然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坚强的共识。过去几个月里，东南亚国家手忙脚乱地限制粮食出口，人人自保与人人自危的局面，正是反全球化的一次教训。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为政治共识，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找回失去的社会成本与生产效率。
“粮食危机”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小小的幻影，它不能成为决策者重新回到土地，每一个国家都要自给粮食的借口。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
重农主义往往在大陆国家的盛行就强于海洋国家，在集中式权力安排结构中要盛行于民主权利结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章叫《论奖金》，评论一个国家对于出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补助。而这正是今天多哈谈判失败的根源所在。
亚当·斯密说：“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大国的各省之间自由贸易，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好办法，也是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许多国家限制人物出口的荒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的不幸，最终发展成可怕的饥荒。”斯密在随后的论重农主义的一章中，批评了那些把保守农业观印记意识形态的法国人。
斯密去逝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历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中国在上次加入WTO时对农业有一次质的开放，倒回头看，这样的开放胸怀虽然会受到保守主义的诟病，但长远来说是有助于这个国家建立一统的国内农业市场，并勇敢地面向全球化。今天，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在总结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时，都佩服中国的开放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
农业的全球化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西北农民来说，是在一个更合理的敬意给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19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给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作为小生产者，他们以村落为信息传播单位，以原产地的农产品特点为生产指向，机动快速地调整每一年的生产品种，尽最大可能地去获益。一个国家的几亿农民以这样方式，学习定价、商品、流通知识，这是全球化的第一课。做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小农，看起来是一个好的商业理想、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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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8th, 2008
19世纪,英国伟大的画家康斯坦布尔的乡村风景画,成为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社会最后的风景.虽然今天的英格兰依久是青青草地,但小农主义的农业情怀早已成为绝唱。
英格兰小农经济绝唱是因为全球化的开始首先在这里点燃，这样的运动其实在中国已自洋务运动以降渐行渐近。过去的一百年，无论是工业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都已经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但全面的农业全球化一开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周折。
本专栏在今年春天开始，连续五六篇文章论述农业的全球化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油价上涨引发的一轮全球关注农业的政治与经济学思潮。可以预见的是，恐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全球化的将给中国的农村改革重新带来一次巨大的外部历史机遇。
及至上周的多哈回合谈判破裂，这样的路径已经完全清晰。
连续3年的多哈部长级谈判破裂到今年成为最为严重的国际政治现象。这一次，当谈判者悲壮地离开这样一个风景宜人的阿拉伯城市时，他们可曾想到，农业的全球化正在紧紧逼宫欧盟、美国、印度、中国、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等每一个成员政治结构的深层。小农主义的全球化困境，早已不是一个文化关怀的话题，而是一个政治话题。
多哈回合的失败反而是充满希望的，这就是它的辩证法。谈判失败的另一个最大反向意义是，农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最为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全球7大农业国博弈没有达成协议反而是下一步积累谈判成功筹码的推力。
农业问题往往一叶而知秋。技术上没有达成的细节并不重要，谈判中国际政治微妙算盘已经从“一叶”中显现：美国把农业补贴的上限从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法国总统萨克齐反对欧盟做出的减税让步；敏感的日本政治家对于死守多年的农产品市场已经出现了焦虑和不安；印度面对庞大的农民力量做出了较为坚决的底线执守；中国过去五六年工业黄金增长已经为农业问题的解决留出了比较多的回旋余地。
冷战结束后，持“历史终结”论者已经看到，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这两个声音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声音大。当英格兰的航船不再从东印度一船一船地运送茶叶，当日本的的家电没有再从西太平洋一船一船地向美国行走时，工业全球化的已经扫清了绝大部分障碍。但是，如果可以把世界工厂放在中国和印度，那么“世界农场”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是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机械大农业区、欧洲的艺术化农业生产区、中国与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区还是非洲与南美的原始手工生产区？
有趣的是，在回答上述农业全球化的问题时，注定要加入一个审美的概念。这样的讨论绝对不是痴人说梦。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另一种延伸：机械化规模生产、转基因技术推动力以及强大的政治推销，这是农业全球化的条件最好的获益者。
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难道不是艺术化农业生产的地区吗？这里是全世界艺术家与富翁的渡假地，也是因为艺术而高附加值生产的农业区。萨克齐反对曼德尔森在多哈作出的让步不只是因为经济利益，正如前文所写道的，农业与农民是法国在欧洲大陆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符号。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史专门还有一章会讲道“重农主义”，这样的思想源自法国恐怕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动机，每一个法国文人都有一个自耕农的梦想，就想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有一个田园归隐的文化梦想一样。
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艺术生产的高附加值农业将是小农主义者全球风景最坚强的看完者。
农业的全球化，改变命运最深的是边劳动力最便宜的边缘经济休，尤其是对于非洲的国家来说，农业全球化是给他们最便宜的劳动力重新寻找合理定价的时机。全球农业的地域性或个性生产是上天对穷国的眷顾，在对冲美国的加拿大在工业式农产品生产潮时，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多哈谈判的失败，并不这一梦想永久转换成的梦魇，而只是一段小小不安期。这个时候，退缩的反而是最初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对于多哈谈判失败用悲壮一词来形容，他重新演绎了“悲”的失败与“壮”的希望，后者正是农业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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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st, 2008
北京新闻界的记者在写文章时，经常引述信源的几位明星地产商越来越像“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激辩大势，东西南北，游走传道，确实已成为操控舆论的高手。即使在此深圳房价已经暴跌40%，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前半年成交量同比下降41%的语境下，还有人认为楼市马上就会出现反弹。
人民币升值、中国人口红利是“学者化”地产商辩论楼市前途时最核心的两个理论法宝。本专栏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论述中，在美国次贷危机后，随着中国出口的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有可能放慢，香港NDF（人民币远期交割合约）此前出现的反常的看跌合约就是明证。最近，学术界关于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地产商和房地产分析师们不加消化引述的第二个理论“人口红利”是一危机四伏的概念。那些自2007年科天还没有减仓房地产股票而亏损累累的基金分析师们，如果现在还帮助房地产商布道“人口红利”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看看万科这样的头牌地产商的股价陡降的趋势就知道什么叫惊慌与不安。资本市场往往是实体经济的先声。
人口红利恐怕已经不能支撑中国楼市继续走强的声音。我宁可把“人口红利”看作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的1980年代、1990代、2000代这三代人的父母亲正是这个国家当下最中坚的奋斗阶层，他们也是这一轮楼市泡沫的一手制造者。自2003年中国经济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楼市上涨以来，人口红利是地产商希望这一美景永远光辉下去的借口。同样，这三代人的购买成果将成为这个国家遗产法的坚实基础。他们会将自己的不动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同时，很多人用自己的收入为下一代已经支付了楼市的购买。
尤其是独生子女夫妻，他们在理论上要继承的房子是两套而不是一套。作为全球楼市中独有的社会现象，中国的这种不动产传承几乎在国家统计局每次收集数据的70个城市中是实实在在的普遍现象。
人口红利概念中把每一个未来的年轻人理论上计算为一个购房者，但这个折扣在未来的10-20年里可能要打到三分之一，因为对于楼房的需求并不是一个无限均质的需求过程，如果那样，中国的楼房数量将和细菌繁殖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想像的指数系统。
在英格兰和美国，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吱吱哑哑的老房子今天仍然是房地产市场上平等的买卖标的物，只有在70年后，今天的楼市泡沫中生产的楼房才算失去产权性质而完成折旧的不动产。但这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因为那时的中国，肯定会欧美成熟国家一样在理论上解决了楼房的产权性质。今天的泡沫楼房会成为那时的“祖母级”遗产去传承给中国社会更年轻的一代人。
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算，会让人口红利的鼓吹者发现自己在理论上的缺憾。
如果继续矫情地论述下去：2003-2008年的楼市热潮中建设的房地产，将用70年（目前的产权所有时间）时间完成理论折旧，也就是说它要伺候7代人。如果一个30岁的今天买了房子，他的寿命平均是80岁，那么这套房子将有20年的使用期是传承给他人的。如果计算全社会的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不可能再会有今天这样一轮持续数年的日夜不停息的楼市建设热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心理投票器的市场，中国楼市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爆发性地透支了未来5-10年的购买力，而这一代人的购买力基本是中国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起，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帮助完成了这样一轮楼市泡沫。一个透支市场在高潮过后注定会迎来一个疲软不振的未来。
都说香港是土地神话，寸土千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楼市腰斩；都说日本是人口神话，几亿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海岛上，结果楼市泡沫破灭后，腰斩一半；都说美国是一个全民中产的神话，次贷危机破灭后，每一座房子前面都插上了出售的草标。2008年的的中国楼市呢？
当地产商与分析师用人口红利与人民币升值操控舆论时，先要阅读两级数字：2008年1-5月，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厦门、武汉、沈阳等最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楼房的成交量下降了41%；万科这样优秀的开发商，今年1-5月还有67%的销售增长，到了6月后已经滑落到38%了。
楼市有价无市已经是现实，人口红利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概念，这个时候看中国楼市，确实需要多一点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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