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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月 15th, 2009
2009年新年伊始，在东欧寒冷的空气中，一位冻得发抖的七旬老妪，对西方的电视媒体说：都21世纪了，竟然有人敢断我们的气。是的，在21世纪，就有人敢断你的天然气。
沸沸扬扬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事件，就像1930年代的全球化倒退一样在真实上演。你如果溯源更早的欧洲历史，断气事件甚至看起来像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样，令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双双在黑暗中渡过了很长一段岁月。
直到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欧洲东部18个国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2009年的寒冷中，并复古似地过起了两个世纪以前的生活，烧柴架火，开始了全球化遇到严峻考验的一年。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无论是东部欧洲的寒冷天气也好，还是西部欧洲的寒冷金融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寒冷。
目前，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80%经过乌克兰分销到东欧各国，也就是每天它要减少3.2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输出。1月7日起，在对乌克兰的截气指责中，俄罗斯全部关死了经乌国通往欧洲的天然气阀门，四分之一的欧洲国家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能源恐慌中，有的国家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此后，谈判几度反复，直到1月15日，欧洲东部仍然没有得到一丝天然气。
俄罗斯断气事件实际上是一连串的经济与政治事件的结果。几年前全球油价飞涨到80美元前后，欧洲已经领教了这样一个俄罗斯的能源威胁；今年当全球油价从147元的高空，跌落到40美元时，夸张的欧洲断气事件就不再是一出戏了，而是真真切切的经济冷战。
石油与天然气这样的天然大宗物资对于国家的政治走向有一种诱致性改变。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贫寒的经济困境，因为华尔街制造的商品市场泡沫为俄罗斯的美丽的经济报表添加了色彩，并且在2007年末达到了神话的顶峰。
俄乌断气事件，其实是次贷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它以天然气为载体，展示了欧洲与中亚政治版图在面临一个大宗物资的价格滑落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就像1960年代的美国大断电让人们体会了科技的伟大一样，欧洲人在两周的时间里体会到全球化的伟大以及这种共识达成的艰难与脆弱。
无论是此前的颜色革命还是这次的断气事件，对于石油与天然气这样的大宗物资依赖，使俄罗斯的政治出牌带上了冷战复辟式的手法。在颜色革命事件前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表现的强势政治底气来源于纽约与伦敦交易所报出的石油天价。过去十几年里，俄罗斯经济在石油的飞涨中一路上扬，尤其在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厂、美国作为全球消费场的强大经济动力支撑下，俄罗斯迅速改变了自前苏联瓦解后的不利经济局面。
十年前，俄罗斯的外债占有一席之GDP的比重是91%的天文数字，2005年时，这一比重已经降到了12%。随后，俄罗斯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决定重振军备、收复前苏联时代的全球政治影响力。
全球油价不断挑战经济规律的底线为石油出口国埋下的是更危险的炸弹，国际油价从2000年前后的20多美元一路涨到2008年初147美元一桶的神话价格时，无论是欧佩克国家还是俄罗斯，都是一个经济拐点的到来。这意味着，石油已经不是工业原料了，它是像印钞机、黄金储备或伦敦交易的罗曼尼•康帝珍品葡萄酒一样直接成为财富了。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只有短短几年。
石油泡沫破灭后，俄罗斯立即把能源战略重点转向日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信息量占全球的36%，理论上，它可以开采一百年。
此前，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认识到石油与华尔街的关系，他想用冷战式手法去控制这样的定价话语权，但失败了。俄国没有全球顶级的石油交易所，不可能有石油的定价话语权。
但天然气与石油不同，它不是活跃的大宗交易期货，再加上它天然绑定的运输管道，使得垄断性定价权成为可能。这正是为什么说俄乌断气事件一连串的经济事件中的一环的原因。俄罗斯控制天然气质的定价权有两张牌：一张是它是欧洲不可替代的天然气供应商；一个是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备。
这样一局如果打赢的话，变相已经达到了延伸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目的。能源外交也好、能源政治也好，其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天然气与地缘政治的天然结合上。
这也正是俄罗斯为什么在2008年底成立“天然气佩克”的原因。俄罗斯仿照石油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的这个“天然气佩克”，凭借它的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备，以图控制天然气的价格，弥补自己在油价暴跌后的损失。这一切建立在它在前苏联时代的地缘政治思维之上的，又是借此想维持原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办法。
从“气佩克”到断气事件，看到的是全球化低潮期正在到来的征兆。全球化合约与共识的脆弱性一旦遇到大面积的经济灾难（比如次贷危机），将使国家经济主义卷土重来。欧美投行都已经把2009年的全球油价悲观地看到了25美元/桶，用这样的价格可以算出俄罗斯未来几年的经济处境。
强势的国家经济主义与地缘政治传统杂交，会生发出不可控制的政治欲望与冲动，这令正在烧俄罗斯天然气的巴尔干地区又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历史困境之中。寻求能源与政治独立就像当年的寻求民族与国家独立一样，博弈会重新改欧洲政治与经济版图。欧佩克虽然运行了只有短短几十年，但自二战后，全球的主要战争都在盛产石油的中东展开，最近的四场战争广大义上都可以看作是能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科索沃战争都是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石油博弈的延伸，两次伊拉克战争更是如此。
“天然气佩克”出现在东欧与巴尔干地区本来就充满了历史的神秘机缘，它使这个地区布满了能源战争的阴云。
就像那位70岁的东欧老妪震惊地发问一样，21世纪了谁还可以断气？在19世纪末的全球工业革命黄金年代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们无法想像会有两次世界大战。断气事件的反全球化举动，就像当年的君士坦丁保陷落一样，使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双双进入黑暗之中。除非欧洲在冬季取暖上另取新能源的道路，否则，新的地缘与能源政治板块冲撞已经在欧洲悄悄开始了。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最新一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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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月 8th, 2009
2008年开始的经济历史宏大叙事结构的转变，将会告诉人们：次贷危机后，全球化正在面临一次倒退。
经济学家在研究贷危机最有害的杠杆工具时，忽略了一个事实：信息的同步传播，是一种心理的杠杆放大工具，并迅速加重了民族主义情绪在面对全球化时的权重。
过去五六个月的全球经济体博弈中，这种心理效应快速转化成意识形态：开放收缩了，自由收缩了，合作收缩了；退税提高了，壁垒加固了，补贴增多了；谈判意识形态话了，开放重商主义化了，政治路线左翼化了。
1月20日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民主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会不会和亚洲打起贸易战是一个重点话题。无论是民主党的路线基础还是美国当下的政治需要，保救业的战略一定会对来自中国和亚洲的出口施以重拳。当下的贸易战情绪恐怕比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更为浓厚。几天前，美国外长保尔森已经把次贷危机的根源，矛头指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这与几个月前焦头料额的保尔森求救于亚洲主权财富基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亚洲的重商主义者开始各说各话了，这已经给对方发出了信号：我将要收缩，我将要保守。每个国家在现在，都可以不受任何意识指控而打出刺激经济的旗帜，中国的4万亿计划，美国的第二轮7750亿美元计划，德国的第二轮600亿欧元计划。各国央行在2009年春天还有最后的降息武器与空间。
从北美到欧洲，拯救经济的手法惊人地一致，但利益体之间的裂缝却越来越大。
以最近的天然气之争为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看似只是一个前苏联阵营留下的一个冷战式尾巴，真相却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期连环影响。我们可以看看这件事情后面的真正推手是什么。
几周前，俄罗斯牵手一些国家成立了“天然气欧佩克”，意图通过垄断通往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价格，维持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利益。以它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实力，再加上天然气这一能源武器，俄罗斯可以把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让欧洲来埋单，就像美国用美元贬值让亚洲为它埋单一样。
再往前看，今年全球油价从147元高空坠落到40元后，过于依赖石油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一次重创石油的损失得让天然气来弥补。这种强硬的冷战式手法，已经把经济问题地缘政治化了。俄罗斯减少乌克兰过境的天然气，变相关掉东欧部分国家的天然气输出，令一些小国甚至处于全国紧急状态。如果把几年前的颜色革命和这次的乌克兰截气事件结合起来看，问题可能更严重。对此，俄罗斯《晨报》的文章甚至夸张地惊呼，乌克兰截留俄国过境的天然气，将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次贷危机最冷静的观察家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实用主义手法也许是救经济的好办法，但如果这时，各国的政治大佬们都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马丁·沃尔夫也许忘记了，全球化也像钟摆一样，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就要“反动”一下自己的轨迹。
19世纪末，英国的商业主义曾经带动了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运动，尤其是自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商品与移民的开放，整体上提高了那样一个时代全球化受益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世界都在猛烈收缩。1930年美国的《史穆德—哈利法》（Smoot—Hawley Bill），将关税平均水平提高到60%，美国那样一个自由市场色彩浓厚的国家用如此的手法封闭国门，令欧洲国家竞相仿效。全球化的这次大倒退伴随着各国为经济问题的争吵、报复进而演变为世界大战。
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的结束与西欧、日本等新型经济体的飞扬只是一段二三十年的时光。学者们发现，自1980年代后期，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已经不断收紧，与日本、中国大打贸易战。欧洲的对外贸易政策轨迹也如出一辙。
华尔街的这次大失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金融改革因噎废食。实际上，消极保守主义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双双当家。从俄乌天然气之争到欧美已经开始发起的贸易战，我有理由对于未来悲观。全球化从欧美发起到现在只有中国和印度在呼应，这样一个低潮期开始后，人们有理由对于未来悲观，但愿不要出现1930年代式的那种倒退。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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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二月 30th, 2008
在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股神巴菲特把一大笔钱分别投给了两家汽车商：一笔是30亿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优先股，一笔是2.3亿美元购买中国比亚迪汽车的约10%的股份。这两笔投资都是投向汽车业的，但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两类投资。
投资通用汽车优先股,纯粹是财务投资,虽然当下的通用已经亏损累累。比亚迪汽车的这笔钱，购买的却是一个汽车业的未来。对于四轮驱动的社会，任何一笔关于汽车的投资好像都在趋势上锁定了一个有利润的未来，但对于当下的底特律来说，趋势投资在这样一个已经煎熬于全球化竞争的地方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汽车业当下的困境，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中国汽车工业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样本价值。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百年间，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最大宗的物资和国家竞争力，但当石油价格冲上147美元而且工会随时会举起罢工的大棒时，广义上有着200万产业工人的底特律才会发现，作为一种机械产品的汽车，这样一个结果错在了什么地方。
美国大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最后的堡垒在底特律，不同于麦当劳的标准化生产，底特律汽车城是凭借规模效应和美国在上个世纪的50-80年代的工业创新力量而独步全球的。这个四轮驱动的国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完全赋予了底特律以力量与神圣。
汽车人那时起注定就不是一件工业品。
包括日本在内，在每一个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发展汽车制造是国家的梦想。有趣的是，汽车业的是因为捆绑 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汽车业的失败也是因为捆绑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国有汽车工业倒塌，并不是只是工业生产水平不够；美国汽车业今天的处境，也不只是技术上没有创新。
在一个全球化的生产语境下，美国的汽车业衰退从1970年代就开始了。
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后的全球汽车业都认识到了，在和遥远的阿拉伯石油对话时，汽车是一件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消费品。欧佩克是人为添加的汽车生产函数中的一个无法逃避的参数。自那以后，只有日本汽车工业破解了这一议程式。日本汽车自那时起，已经把省油作为商业卖点和环保作为品牌卖点。这样的举动只有在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中才充分显现出来。
华尔街对于美国汽车工业的独特意义，是那些心怀民族主义感情去做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家有时难以理解的一个硬币的两面。
除去欧佩克的参数外，华尔街对地包括石油、钢铁、橡胶在内的商品市场的控制力，已经在为美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在背书并不断做出成本与方向上的预警。作为国家的大宗战略产品，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美国的汽车产业资本合力，使底特律不只是一个冒烟的工厂式城市，它还是参与操纵全球澳洲铁矿石、东南亚橡胶、中东石油的幕后力量。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才有了福特在全球的收购，这才有了通用在1995-2003年华尔街把油价控制得很底时大量生产SUV的战略决策。
但是，失算的东西往往就在眼前。美国汽车业的意识形态，在最关健的时候打败了自己，这一点，无论是日本与韩国、还是中国与印度的汽车生产商都还没有染上。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如果大家认为石油还只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过去几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际油价攀上最高147美元的荒唐高度，石油也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环境主义是汽车工业的最大的变数之一。巴菲特把一大笔钱投给了中国电池汽车制造商王传福，是发出的工业品环境主义信号。
过去的十几年里，欧美世界只有两个政治议程：一个是反恐，一个是环保。环保力量在进入欧洲的议会后，环境主义已经不是那些有保护地球理想的组织的政治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全球消费潮流与消费心理，并进而演化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主义语境下，田的混合动力汽车与美国的油老虎比起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地球公民形象上得分都更多。
环境主义作为全球化的政治伴侣，这样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像马莎百货里面的环保商品一样，成为全新的社会时尚。但是对于一个一直坚持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的汽车工业傲慢地轻视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想动身，仍然以耗费能源成为自己最大的特征，在次贷危机的触因下，将自己的产业困难杠杆化地放大了数倍。
作为一个大宗产品生产国，飞机、大炮、汽车这样的产品对于这个国家仍然有特别的意义。在克鲁格曼看来，即使亚洲的汽车有这样那样的优点，底特律凭借规模效应这样的地理经济学，仍然可以在美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心脏。这要取决于同情工会但又同情全球化的民主党稍后的决策。一旦进入国家求助的程序，在放弃了雷曼兄弟这样的债券担保商后转而抢救产业黄昏的底特律，对于美国民主党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这样的求助，会加剧底特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病。这样一个有约200万产业工人的生产链，在美国汽车工会的支持下，与资方的博弈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强势，即使将美国汽车业纳入次贷危机的抢救框架，也无法控制美国东北部这样一个有浓厚欧洲社民主义色彩的工业城市。就工会的力量来说，底特律看起来更像哥拉斯哥、利物浦或者曼彻斯特。
有人做过统计，美国通用的工人每天得到的全部收入平均是78美元，而日本丰田的工人每天的成本只有49美元，中国和印度的汽车生产商更低。可是，作为与资方博弈在强势力量，美国汽车工业的工会力量远远强过丰田这样人力资源模式完全不同的企业。工会在保证就业与工资的时候，已经削减了美国产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优势筹码。汽车的生产不占有成本优势的时候，就要转向于设计、核心器件制造、汽车电子等升级的汽车产业分工链。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发达国家的生产商都要做出这样的产业转型，即从生产向服务转移。电脑生产的巨头IBM、电信设备生产的巨头爱立信等都在走上一条这样的道路。但美国的汽车商无法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自1945年后，美国汽车工会就凭借着战时的生产功劳与全球化最低潮的环境，进入了自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工资与福利，美国汽车工看起来像欧洲充满社会民主主义关怀的产业，而不像是一个奉告自由主义市场价值观的美国的产业。在工会运动最高潮的时候，美国汽车工会有150万成员。社民主义绑在汽车工业上时，这样一件工业品的意识形态将会追加更大的成本，从而削弱它的全球竞争力。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撒切尔与里根在哈耶克思想的指导下，对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做了铁腕转型改革。英国的汽车制造业自那时起转入小众、审美的艺术化生产状态，直到最近一次把罗孚汽车卖给中国的生产商。1980年代初的那场改革是对于欧洲工会制度的极大打击。最典型的案例是报业大王默多克打败舰队街印刷工会、把报纸放在伦敦东南的瓦平镇印刷的故事。实际上，这是资本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故事，自1986年开始，英国报业才真正告别了工会把持下的铅与火，就像美国汽车工会今天仍然视先进生产设备为眼中钉一样。
次贷危机放大了美国汽车工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危机，对于亚洲汽车业是一个学习案例：全球化生产中，谁在工业品上背负的意识形态越多，谁的步伐越沉重。这样看，中国的奇瑞、吉利、比亚迪这样的新型汽车生产商无论从哪一点看，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背负最轻。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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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二月 29th, 2008
底特律快要成为一个名词了。
这个在美国东北部的常下雪的汽车城，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是坏消息的阴霾笼罩在上百万产业工人的心头。自1980年代以来先是日本人的入侵，1990年代是韩国人的入侵，2000年后中国汽车配件商的入侵，再加上印度人在外围的小规模游击，使这个浪费能源与浪费空间为汽车生产标准的工业巨人步伐沉重。
次贷危机才是敲响底特律末日的钟声。
小布什抛给奥巴的不光是金融行业的乱摊子，还有这个实体经济的烫手山芋。2008年12月上旬宣布的汽车业174亿美元短贷只够维持像互联网公司一样烧钱的美国汽车巨头三个月的生活费，其余的，要等奥巴马去救治。奥巴马最大的雄心之一是给美国人提供300万个就业，如果底特律倒掉的话，至少有200万个工作机会没有了。2009年将是这个国家汽车工业最严峻的考验期。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汽车业是美国仍然保留的工业革命特征的国家大宗物资竞争力。过去三十多年里，汽车与航天这样两个庞大的私人制造部门中，航天业因为保密与高端仍然雄风不减，但美国的汽车业竞争力已经江河日下。
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早就注意到，皮货与矿石这两个大宗产品的生产，是加拿大作为一个大国的立足之本。大宗的物资的竞争力来自于两个生产力：一个是国家的信息在光纤上的传输，另一个是大宗工业品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两手都很硬。澳大利亚的矿石、俄罗斯的石油、日本的汽车、中国的机床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大宗产品竞争力。
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在失去车轮的生产力时多少有一点悲壮，并可能埋下深深的危机。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走出这样的认知。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岸外生产的模式对于美国的轻工业来说是可以接受，但对于汽车这样的国家级竞争力，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能真心接受的产品。一辆汽车的制造往往会动用一个国家的能源、钢铁、电子、设计、运输、就业、配件、渠道、金融、保险、军工等几乎全套的生产力部门。美国通用传承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从欧洲人手中夺过的工业化武器，虽然这家公司今天已经亏损累累。
日本人的态度与机会主义值得汽车研究者与经济研究者关注。在这一轮的美国经济危机中，在虚拟经济方面，日本已经大量减持的美国国债总量在一千亿美元左右；在实体经济方面，日本拨高了汽车对于国家的战略的意义。这样的思想动员有一点像战时的动员。丰田汽车在68年来首次面临亏损，他们可能要放弃1000万的年度计划转而让700万的产量产生利润。即使在2006年，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宣布了包括卡通、机器人、金融、医药等在内的未来国家战略，但国家最大宗物资汽车的生产，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不愿放弃的工业生产力，在金融危机后，日本汽车商只要躲过打击，就可以扑下更多的北美市场，填补通用、克莱斯勒等留下的空白。
美国经济危机重击上的实体经济，是过去一连串问题的坏结果：最发达的国家却是拒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的环保俱乐部成员；最标准化生产的经济体却没有像日本、德国、英国汽车那样打上明确的购买文化的标签；还有，它的工会力量像堡垒一样，反击全球化给美国汽车业可能带去的福音。
环境主义与工会，这两个藏在意识形态后面的小鬼，死死拖住了美国汽车工业大生产的后腿，这是底特律在这个美国光环下所没有察觉到的。作为大工业生产者，美国汽车以油老虎而著称，并没有像日本汽车省油、德国汽车结实，英国汽车高贵、中国汽车便宜这样的或经济或文化的标签。尤其在1980年代后，美国IT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把全部的大宗产品生产力转移到了电脑、软件、芯片、互联网信息商这样的领域。即使美国在最坏的经济年景下有每年1000多万辆的汽车需求，底特律也没有力量去玩汽车了。
汽车业的未来将按照全球化、环保主义、艺术化生产这三个方向重新排出一个名单。
一个多月前，当巴菲特把这个季节最宝贵的现金注入一家叫比亚迪的中国电池汽车制造商那儿时，惟比亚迪、奇瑞、吉利这些私有化生产力统一起来的中国汽车概念，获得了全球的视线。他们中间最有可能产生中国的丰田公司的私有化汽车商，托全球化的福分，在老所横秋的中国国有汽车商面前重振，这样的对比，就像日本人打败了公会压制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一样。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亮的光芒将照射在中国民营汽车商与印度塔塔这样的公司身上。
对于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成本优势并不是全球竞争力，但怀旧、限量、高端、奢侈的艺术化生产汽车规模将令亚洲汽车商眼红，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经济与文化现象的欧洲汽车生产。英国汽车是最典型的案例。这样看，老天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欧美与亚洲汽车商都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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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二月 24th, 2008
几年前,诺奖得主蒙代尔就在北京的各大论坛上,呼吁一个亚元的出现，当时的亚洲经济语境是：中国与印度成为引人瞩目的全球经济发动机，日本仍然没有走出失去的十年阴影。2008年的冬天，全球经济一塌糊涂，亚洲也在苦苦挣扎，这样的语境下谈亚元问题，已经是“闲坐说玄宗”式的追忆了。
12月12日，中国与韩国签订了三年期的货币互换协议，虽然只有区区1800亿的规模，但考虑到韩国经济已经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重创，这样一纸协议就十分受关注了。人民币与韩元在双边贸易中直接结算而不是选择美元作为替代货币，对于中国与韩国这样两个重要的亚洲经济体来说，示范意义远远大于实战意义。
货币互换协议是国家货币主权互信的握手仪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握手也时几十年都等不到一次。实际上，这样做，可以看作为对于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一种风险对冲，也可以看作为对于区域性货币贸易与货币信任的开端。
虽然全球经济危机迷雾重重，人民币却在地缘经济的范围内悄悄地做大一些自己的地盘。这样的“周边化”举动可以看作为人民币作为一个区域性货币影响力的开始。自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与周边部分国家实行直接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边境贸易，目前总量已经达到8个，其中包括俄罗斯、韩国、印尼、越南等国家。2005年人民币稳步升值以来，作为区域性强势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已有一定的流通量，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专家估计至少在1000亿以上。
货币是国家实力的特使，美元在过去几十年正是美国强势国力的特使。自1970年代以来，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的头号强势货币几乎无人撼动。十几年前在北京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都管每月领到的美元叫“美金”，现在这个叫“美金”的东西相比于人民币，已经跌去了五分之一，现在还在恐慌的悬崖边上。对于美元的后势判断建立在对于美国经济的后势判断上，无论是索罗斯还是罗杰斯这样的美国投资家，都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表示了极大的悲观。这样的认知一旦成为共识，将对于美元的全球硬通货的战略前景大打折扣。
德国在1980-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就是对冲美元风险的一个样本。在欧元面世前，德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选用马克来取代美元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这是马克周边化的实践。德国经济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和发达的金融业双重基础之上。人民币今天的周边化开始，就像马克一样，已经建立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础之上，同时，还需要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做一个支持。
国家货币周边化，在亚洲这样一个地理疆域巨大但文化疆域分割的地区来说，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同为一洲，东亚是儒家文化圈，南亚是印度文化圈，西亚是阿拉伯文化圈。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关联度很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欧洲，它有均质的文化共性与市场共性。人民币的区域化注定要从周边化慢慢开始。
货币周边化在东亚这样一个地方，是与地缘政治圈重合的。国内各路专家在提出人民币区域化方案时，都建议先从周边国家开始。这样的判断的心理出发点也许是基于一种安全的地缘政治思维。可以推行人民币周边化的国家与地区组合可以排列出一长串：中国参与的东盟10+3（东盟与中日韩）贸易区、中国与南亚经济区、中国与韩国、中国与中亚区。中国参与的上述每一个经济区项目都有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人民币周边化时货币互信的基础。
在当下的全球经济恐慌中，任何经济改革都在心中先要绷上一根保守主义的弦儿，周边化比亚元的设想要现实得多。实际上，人民币周边化虽然只是开始，但在很多数量不大的周边国家贸易中，人民币已经实现了深度的自由兑换，并且有一定的自由流通数量。这次经济危机中，面对美元的弱势，是人民币地域性扩张加速的好起点。中国有一堆经济问题要处理，但不管怎么说，全球覆巢之下中国经济仍然算是一个完卵，人民币的历史性机会只是刚刚到来。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弱巨人的神话》。其实，这样的疑问可以在1930年代质疑美国，也可以在1950年代质疑日本，但前两者最后都是阶段性全球经济巨人。中国与印度恐怕不会例外。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商业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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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十二月 12th, 2008
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全球化的判断结论写入国家的指导行动,这令观察家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最高级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屏息关注。“中国对于全球化的判断是正确的”，“战略机遇仍然存在”，在2008年冷的冬天，无论是北美还是暮色老欧洲，已经不能发出像这样措辞的任何文告了。
2003年中国“非典”后，美国的一名经济学家在他的文章中说，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祈祷，希望他继续是全球工厂，它的便宜劳动力能够生产源源不断廉价商品，它像一台机器一样吸纳西方的投资与出口商品。现在，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他们对冲金融危机失望心理的最重要工具。中国这台机器开动起来的结果，将会出乎观察家们所料。
在传播学角度看，悲观论的数量总是要多于乐观论的数量；从投资学的角度看，市场向上的时候总是多于向下的时候。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1990年时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恐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外界对于中国的恐慌还有这一次，几乎同出一辙，而且每一次的论断在受众脆弱的心理中，几乎次次都收到注射式传播的效果。
从头到尾看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信号中，基本勾画出这个国家在最关健的2009年将要驶向的航道：2009年，中国经济要“平稳较快”地发展，这样可以推算GDP不会有外国投行给出的那样悲观；
中国在“保增长”的时候扩内需，由此判断速度是不会慢下来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扩内需的时候要对经济转变的方式进行调整，传达的积极信号是，中国可能会继续以“进”的改革方式解决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比如基础资源改革、金融改革等。
最后一点，是战略之举。这个国家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继续改革是对付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最好战略。
与原来中国经济每一次出发的场景不同，2008年的冬天中国、美国、欧洲站在一个经济总量的起跑线上，处在经济全球化一样的语境下，做着一样的战胜衰退的同一题目，等待2009年不同的答卷分数。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年期全球经济样本对比，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这是现实中对付衰退的最有力的实证研究。“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赛跑中，谁是长跑选手？
我在两周前的专栏中指出，如果只是把4万亿作为刺激内需之道，并不会产生杠杆效应；但如果把4万亿用改革的方式投入到农村、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做软刺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并释放出中国农村巨大的生产力。目前来看，中国为2009年作出的布局，几乎是按照经济学家与民间的共识做出的。
中国明年的保增长与扩内需，将放在惟下几个方面：
1、“三农”问题；这是积极保守主义的伟大胜利，粮食问题是中国在2007年对付全球粮食上涨的最大的成功筹码；全球商品市场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石油还是矿产品，都是以中国和印度的需求为支点来撬动市场的，但中国的粮食问题稳定，使这样一个支点一直没能建立起来。
2.就业；这是金融危机后的一个社会性关怀，尤其在华南经济模式受到创作时，解决数亿的中国的新产业工人阶层生存，就业问题的权重急速升高；
3、农村社保：这是释放农村巨大消费力的杠杆，也是学者们对于这个国家实现小康社会所能找到的最后杠杆之一。每一次经济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农村先行，1978年是这样，1998年也是这样。
4、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改革最后的两个攻坚阵地，至所以做得最慢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市场化制度安排的路径，即使在当下的语境下，这两个行业的成功改革仍然要的是市场药方。
5、装备制造业：这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升级版本，要克鲁格曼看来，这是中国规模经济的核心，也是是被重新找回的大国生产力，装备制造业可以至少再延续中国制造的神话20-30年。
6、环保：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全球化给出的指导参数，后2008时代，这是全球化的通行证。
……
无论是自由市场论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从中国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手法中，还找不出多少理论上的漏洞。就像1998年时外界的错误判断一样。2004年非典后，全球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这一次呢？正如张五常的评论一样，棋风大有可观。但是不是他说的招招是险棋，恐怕结果会出人意料地逆转。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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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一月 27th, 2008
以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主义”（-ism）这个词在英文中用得要比中文泛滥得多。一种学说成为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一个主义产生的时候，所以，上个世纪初，胡适看到“主义”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太多时，就感叹说：多研究一点问题，少谈一点主义。
实用主义
不过，胡适的多研究点问题的价值观仍然是一种“主义”，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是美国在上个世纪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并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就像刚刚上台的奥巴马一样，人们问他，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呢还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奥巴马回答说，我只坚持实用主义。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却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新领导人的价值观。我在前面的几篇专栏中写道过，大家只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于它的金融体系的伤害，没有看到它对于美国经济哲学的动摇。长远看，后者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也许只是刚刚开始。
解释几个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关“主义”的词条，让读者能看到金融危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
有人把奥巴马比作罗斯福，他们接受的都是一个从谷底要抄起的经济烂摊子。罗斯福新政的年代，在欧洲正是凯恩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凯恩斯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关于他的学说研究汗牛充栋，并像钟摆一样，每隔几十年就要到来一次。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学说核心是：对于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之源，因此，国家需要在这样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刺激经济。上个世纪大萧条后，凯恩斯学说在欧美世界风行一时。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8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199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凯恩斯主义不断成为挑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基石的战鼓。
包括曼昆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1990年代把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把长期需求与短期需求相结合，国家干预和古典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
这次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大家给他戴上的一顶帽子就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继弗里德曼去逝后美国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确实严厉布什政府处理经济的犹豫，并盛赞英国首相布朗的5000亿英磅强势救市方案。英国与美国在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时，之所以出手方式不同，并不在于美国政府的洞察力不够强，而在于执政党的政治价值观。
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于是，另外两个“主义”出现了。美国国共和党的经济学信仰更多偏向于西方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华尔街的价值观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自由资本的一套价值体系。过去20多年来，华尔街在这样的温室中才繁殖出大量对冲基金、衍生金融产品、杠杆交易理论和庞大的资本体系。这也正是华尔街出了问题后，为什么会有一百多名经济学家与资本家联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因所在。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尔街的倒塌重创了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
英国政府的救市方案如此彻底和强硬，是与英国执政的工党经济理念是一致的。自托尼•布莱尔政府起，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理念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践。社民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它在当代欧洲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西欧的工党还是北欧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在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中都有基本共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虽然繁杂，但核心价值观不外乎几点：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为经济主体，国家通过提供社会、环境、人权的关怀来保持社会平等与和谐。
因此，当英国国有化了一批受到冲击的银行时，本国舆论并不为奇；但当美国国有化“两房”时，引来美国舆论一片指责，批评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终于也能听到社会主义的声音了。
国家经济主义
当奥巴马上台时，喊出实用主义的时候，听者不要奇怪，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发出了强力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仿佛在追随中国、法国、俄国这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样板。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径，与前面的几个“主义”密不可分。
虽然它并没有表现出编辑器有力的国有化运动、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就奥巴马最新的8000亿美元刺激方案来说，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机构转向实体小企业与个体公民。美国确实想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的策观利益之间的平衡。
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时，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令全世界侧目，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正面肯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凯恩斯主义经典手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曾经有过那样一轮同样的刺激行动。
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哲学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价值观的研究，也就是这引起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它将会不断修正我们对于世界的新认识，并在每一个特别的语境下都保持其合法性。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在研究美国发展时，已经注意到，自二战后，在信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这使得政治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中都开始合法化。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使国家主义包括在经济上用新凯恩斯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甚至华尔街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年前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论争，表明在认识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主义的问题上，如果只就效果论的美国式实用主义来看，北京共识在这次的金融危机背景下似乎更有听众。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样的看法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主义保守研究者的关注。
就纯经济学说而言，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像欧美世界的一只钟摆一样，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完成一次摇摆。19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的高潮时期，也是苏联为代表的华约阵营最后的时光，那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哲学是弗里德曼的钟摆；这一次，在奥巴马执政的伊始阶段，当华尔街受到重创时，欧美世界一片萧条，凯恩斯主义的钟摆终于甩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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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十一月 24th, 2008
我在上几期的专栏里写道,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实在没必要悲观。这样的预测不只是基于经济分析,还考虑到了中国经济的特有的行政参数。
随后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证据。其手法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出棋一样，给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感觉。儒家文化语境下，政治与经济政策也如此厚道。1997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刺激内需的计划，在经济与政治上双赢。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温家宝政府同样没有使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全球经济树立信心。
最近一直对于内地经济政策批评很多的张五常教授撰文说，4万亿刺激计划棋风大有可观，但要小心着着有险。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去过去后，美国人也在修订自己的救市政策，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略有恢复。美国财长保尔森已经修改了一部分政策，认为美国的7000亿救市资金不能全部用在金融机构上，也要用于中小企业的救助等方面。
虽然金融市场当下最怕听到“杠杆”二字，但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也是这样，需要在使用的方法论上找到一个最好的杠杆支点。“软刺激农村经济”恐怕是最好的一个支点。
农村经济的软刺激包括：农村的社保、商业、医疗、教育、娱乐、消费等一个全息经济结构。不过，这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保。
过去十几年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下：城市解决了社保问题，但民间的购买力因为房地产而受到很大的牵制时，农村因为土地的政策的好处没有突出的住房问题，但农村的购买力最大牵制是社保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物质与心理双重背书的社保体系，在数亿农民中构建看起来是一个海量的工程。但如果切成单元来考虑，比如就研究一个村镇的社保，问题要简单的多。
农村的社保包括养老、医疗等问题，这样的软刺激表面上看只是带动几个产业，但社保问题一旦解决，将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家庭中释放出来，把农民的储蓄从箱底释放出来，把农民的信心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完全是杠杆撬动式的变化。
农村释放一个购买力，就是为工业提供一个消费场。这样城乡经济对流在2008年的中国经济内需刺激中，在战略上显得十分珍贵。对于一个拿出16%的GDP来刺激经济的年代来说，是几十年也才会有一次的重大经济投资计划，这样时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运动员在赛跑前蹬脚的支点。软刺激农村经济是最好的支点。
单纯的修桥架路式极端曲解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分明深藏着长远的社会损耗，作为一种单向的刺激，其并不直播指向社会公民的切身生存利益。软刺激农村经济，在解决一个经济周期的煲平问题时，同样给农村民生这个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一次深远的制度安排，几十年来困绕着中国经济未来潜力的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分割问题、增量市场问题、出口贸易摩擦问题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将因此获得非凡的推动力。
农村社保会让孝道变成完全的人文关怀，家村医保超越无助者无尽的自卑，一个民富的农村是中国政治与经济最大的稳定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东亚农村发展实践，对于中国大陆的新农村也好、小康社会也好，已经在社会与民生建设上给出了一个样本。
历史的时机又一次出现。1980年代的第一次土地制度改革是这样一种私人物品式软刺激，最新的确另一次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一种私人商品式软刺激。2008-2011年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已经分分明明地看到了这一非凡的历史支点。
这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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