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皇铺平先生在这一期发表了”署名
皇铺平?

By ZZ on Jan 28, 2006

把什么东西都按照“改革”和“反改革”来扣帽子，这样的文章其实等于放屁一样——什么话都没有说。
现在争论的其实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很少有人提议把体制回到计划经济去吧？），把对立观点说成“反改革”，居心险恶，鄙视这样的文章……

By Yaxinz on Jan 28, 2006

其实只要做到一点,国企就能焕发无穷的活力,不象现在这样死气沉沉,人才流失,留下的玩心眼混日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连外国人都瞧不起,霍元甲中的台词说的好:最可怕的是人心的较量,反过来意思就是:最伟大的是人的齐心, 国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不缺厂房、土地、设备、材料、技术、人才、政策扶持，这些都是私人老板梦寐以求的，可是国企唯一缺少了人的齐心,而其实只要国家的政策到位，这一点是可以解决的，而一旦解决，国企就象沉睡的巨龙一样震惊世界,我并不赞成走私有化的道路，我们不能把国营企业照搬私营经济的管理模式，私营经济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经济，照搬就会死路一条，中国已经有无数的例子，我们应试验一下属于国企自己的道路。首先说私营经济的缺点：私营经济的老板虽然对企业忠心，但下面的员工只是绝对执行老板的命令换取工钱，并没有考虑对错，甚至错误或有失公德的事也去干，表面看起来人的心齐，实际上只是老板的个人智慧，一旦他的发展思路错误会导致全盘皆输，成功率很低(特别是在中国)，很难上规模发展，外国的资本发展了几百年才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而我国几年的时间就能组建一个规模庞大的国企与之抗衡,另外老板只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并没有真心为社会贡献，一旦成功后，大部分人就开始追求个人享乐，成不了大器,甚至变成了危害社会的蛀虫，导致色情、黑道老大等丑恶风气的流行，最终人民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企改革最终的目的必须是解决人心的问题：国企（包括股份制企业），所谓的公司法人、董事是虚假的，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私有财产入股企业并且占大部分股份，所以没有人真正对企业的财产负责，企业领导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强烈的金钱欲望,把企业搞好很难,而贪污容易,领导们只要对付好“上面”就可以继续做官发财，即使企业垮了，他们也贪污够了，员工看在眼里，却无权制止，没有真正建立一套能上能下、群众监督的机制，而中央靠审核、审计、检查也是徒劳无功的，毕竟他们掌握着企业的秘密，而企业内部的人却无权对领导问责。我认为可以一试：中央放权下来，规定企业领导定期竞选，由全体员工投票选出，即创造了反腐败的企业氛围，可以减轻中央的工作压力，又真正发挥了企业内的民主，企业领导才真正努力工作，而且可更换更优秀的领导，不象私营经济的老板无法更换，这样制度上比私营经济更优越，变成了世界上最完美、最先进的经济，在美国都根本无法实现。

By bai on Jan 31, 2006

皇甫先生错估了民意，高估了自己
皇甫先生精心炮制的“不可动摇”的雄文一经推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非议和质疑，而且，明眼人都能看出，越往社会基层走，质疑不满的声音越大。这种情形，恐怕也出乎皇甫先生初衷和意料吧。
刚看了一个访谈报道，皇甫先生的大作最初在《财经》杂志推出时，本意是想署上自己的真名，《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认为作者曾经的笔名“皇甫平”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政治意义和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因为九十年代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轰动一时，为扭转改革方向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显然，胡舒立和一些人对“皇甫平”名字的含金量和感召力是抱有巨大期待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要落空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皇甫先生错估了民意，高估了自己。
在九十年代初，改革表现为增量的改革，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收益者，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初期，许多腐败行为也尚停留在初级阶段，许多问题和不公正现象尚未暴露出来，因此，大多数老百姓从内心来说是积极支持改革的，这是一个基础前提。
而今天，改革不仅是一个增量的改革，也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存量的改革，老百姓在许多方面成了利益受损者，很多改革问题暴露出来，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不公正现象越来越严重，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有形成联盟、进一步巩固强势地位的趋势，要求对改革进行彻底深入反思的民间呼声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当务之计不是急匆匆深化改革，而是达成社会共识，形成合力，如此方是真正的改革之道。
皇甫先生的大作无视老百姓的呼声，回避正视问题丛生、错综复杂的改革局面，对社会的反思采用当头棒喝扣帽子的粗暴做法，遭到老百姓的非议和质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一个成语“刻舟求剑”，形容愚人错把今日当昨天来盲目照搬，大概说的就是皇甫先生这类人吧？
改革关系到14亿中国人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大计，决不是可以任少数精英越俎代庖、擅自做主的事，更不容许一些人打着改革旗号贩卖私货、假货。
中国老百姓终究不都是三岁的小孩，老百姓的见识和觉悟也在不断增长，专家名人的头衔也不具备无边的法力，不是拿出来晃一下就可以让老百姓晕倒的。一些人在改革共识远未达成的情况下，急吼吼迫不及待地搞什么深化改革，还动辄给人扣帽子，一下子就暴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如果不是担心改革达成共识后无法混水摸鱼，权力寻租，何需如此？
就像猴子，跳得虽高，红屁股也彻底露出来了。

By 长歌豪迈 on Feb 8, 2006

现在争论的其实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很少有人提议把体制回到计划经济去吧？），把对立观点说成“反改革”，居心险恶，鄙视这样的文章……
———————–
非常同意，严重同意，相当同意

By 老鹰抓小鸡 on Feb 8, 2006

张五常：郎咸平哗众取宠 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张五常

　　不少朋友说这几年炎黄子孙开始崇洋媚外，海龟派当道，希望我为文分析、评论一下。何谓“崇洋媚外”不容易下个定义。我是个不崇不媚的人，喜欢凭独立之见来去纵横，但对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爱欣赏，有本领信手拈来占为己有，但不认为自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赞，五体投地，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大师说的我会多加考虑，但对归对，错归错，你是你，我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国了不起而把错的说为对。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说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或毫无研究，见人家有联邦制就说中国也要搞联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看，这些年中国的青年彷佛有点崇洋媚外了。

　　两年多前，报道说北京通过了反垄断法，将于该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学传来通过了的法例，发神经，全部是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搬过来的，包括禁止价格分歧、捆绑销售、零售限价等。细读内容，发觉立例者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例毫无研究，显然是从不知所谓的本科教科书抄过来。我曾经在美国作过两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团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师与经济学者。

　　更令我感到困扰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场行为，在国内竞争激烈的市场随处可见。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绝大部分的商店会受到起诉，排队候审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显然不知道国内的市场情况，不懂国情是也。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该法例是起于崇洋媚外，还是起于不懂国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并。当时我迫着写了十篇文章解释反托拉斯。后来该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后推出的反垄断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垄断是反对国企垄断，我没有异议，但谈何容易哉？

　　在那次经验中，知情的朋友说，赞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龟派，反对的是土鳖派，而前者声势占优，动不动推出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朋友，理论有好与坏之分，有对与错之别，加上因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行为很不一样，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应该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发展得快，经济增长了不起，我们真的有本领以法例来改进吗？自己对市场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说实话，这些年我从国内的市场学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来有浮动汇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认为应该这样，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样建议，但当六年前我开始理解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反复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适合中国制度的整体，就改变了主意。搞学问是不应该有成见的。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如果今天的中国是郎教授笔下说的，理应民不聊生。或者说，像郎教授说的到处胡作非为，没有半点做得对，但经济增长破了人类纪录，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不断改进，那就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好了。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By lost on Feb 11, 2006

首先要说的是，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体，决不是什么“中产阶级”，不要去理会那些关于中国有多少百分比的人群是中产阶级的媒体调查，每一个不在真空中生活的人都可以得出理智的结论。事实上，现在中国社会的主体仍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普通民众，一切社会的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础。

不幸的是，皇甫平们在篇中的宏论却显得和他们毫不相关。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惠及到民众身上，其间，社会的主导意识，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对放改革开放的态度从否定到怀疑，再从接受到习惯，而现在，经历了种种争论并深受其苦的广大民众，已对所谓“姓资姓社”的争论厌倦了，我想，在这一点上，皇甫平们和现今民众的主体意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后者代表的是一种更为草根性的思潮，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中初尝利益的人民大众，并不反对改革开放的既定政策，现实中，人民的批评，并不是针对是否改革的批评，而是对存在于改革中的种种不公的批评。

在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进程中，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似乎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不小的作用。这是只肮脏的手，这只手，就是权利的腐化和行政不作为。

而法制的不完善，使得这只手几乎为所欲为，于是，我们在民工讨薪无望，愤而杀人的背后看得见它，在警贼勾结的闹剧中看的见它，甚至在定州绳油村村民们奔逃的身影中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所有这些问题，不单是中国普通民众，也是中国政府本身，都不曾面对过的。显然，体制原有的调节功能，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显得很落寞和无助，于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解释出现了，它试图告诉老百姓接受这样一种说法：现实的不公是必然要出现的，社会的发展是必然要牺牲部分人利益的，而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所有人对未来的期望，也只是在这样美好期许的支撑下，市场化中几乎所有的不公都被普通民众埋单。然而，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主流媒体高唱“太平盛世”的今天，在“财富英雄”成为新名词的今天，在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不减反增、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发现，“社会转型期”论，这样的解释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为 “将来”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人们开始看到：工人工资的增长根本赶不不上房价和医疗费的飞涨，病重的贫民们只能在贫穷中等死；民工在辛苦工作一年后却讨不到血汗钱，只能以死相求；失业、无助的母亲为孩子能吃上一顿肉，只能在街头受辱下跪；绝望的夫妻无力承担孩子的学费，只能含愤自尽。然而，另一方面，却有人可以在医院里享受特别的医疗，有人可以一掷亿元购买豪宅，有人可以用和他收入极不相称的财力送子女去国外留学，有人可以拿出权力当商品卖钱，有人可以铺出愈十万元的筵席。

所有这些反差，是多么的不正常啊！而又有谁，能给出这些问题合理存在的理由呢？难道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吸取教训，减少发展中的痛苦呢？也会有人要说：“存在即是合理的”，算了，不要拣别人的牙慧来当料了，存在，应该是随机的，而随机的就有对有错，所以，存在的事物，只能说明有它存在的条件罢了，否则，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各形各色的龌龊丑陋，也能视为合理？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 “感动中国2005”的颁奖典礼正在电视里播放，好象是在介绍李春燕的时候，女主持人说道：“我们的年代，需要这样为了…而牺牲自己的人…”，听到这些话，我感到悲哀、难受、甚而有些愤怒—这些令人感动的人们在痛苦的坚持着自己的良知啊！但是，谁—有权利—决定他们就必须要牺牲？又是谁？有权利决定谁—去牺牲？作个极端的比喻：如果幸福的到来需要有人去死的话，谁有权利决定谁去死？！谁又有权利决定由谁来享受他人牺牲带来的好处？

不要视别人的牺牲为理所当然。

在所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面前，难道容不得人民的一点点牢骚吗？

也不要怪老百姓骂娘了—可是，谁有权利这么居高临下的教训人民？

难道刚刚能吃饱肚子的人民，从改革中得到了很多？所以应该闭嘴，卖乖吗？

中国政府在想方设法的鼓励民众去消费，却总不见效，为什么？本质上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在高昂的生活负担下，仍然是一群穷人。去看看那超过14万亿的居民储蓄余额，是如何的分布吧。难道人民真的吃到了发展的肥肉了吗—肉在那里？没看见，充其量，不过是分到一羹汤或是些带肉渣的骨头而已。

但是，请注意，即便如此，在占社会主体的民众中，并没有出现否定改革的思潮，人们希望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快改善法制缺位的现状，减少普通民众在发展中承受的痛苦，以及，让发展的果实更多的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善良，吞下痛苦也不掉泪！

所以，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来自人民（来自哪里？）。

而皇甫平们及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在普通民众看来，似乎是需要仰视才可见的。它们犹如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与人民现实的呼声相差得那么的遥远。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体制内的争论，在争执着人民不感兴趣的问题，却又影响着体制外千万人生活的未来。在行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也许，怎样加快法制的建设，保障社会的公平发展，减少前进中的痛苦和那些让我们觉得辛酸的感动，也许，才是更值得探讨的事情。

By whisper on Feb 13, 2006

在争执着人民不感兴趣的问题。
推进法治改革是当务之急！
照共和国的体制，法院是整个行政体制中的一个链条。它一头链接案件业务主管——上级法院，一头链接安身立命之所赖——地方当局。但它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衙门机关，而不是神圣而独立的法律殿堂。法院的人事权、财权由同级地方政府支配。这样，教它如何置身局外、中立公正，地方法院的婆婆至少有党委（直接领导者）、政府（经费供养者）、人大（法定监督者）、政法委（分管领导者）等，这是同级的，还有上一级的，婆婆或准婆婆之多，世所罕见。 法院行政化，处处论官阶衔头，法官终被套上“官本位”的行政链子。而讲求公平正义、刚正不阿的法律精神，硬要与“官本位”扯在一起，称兄道弟，法律精神岂能不失落？ 法院既然仰地方政府之鼻息，受制于人，岂能不屡被掣肘，委屈公平正义，委屈民众诉求，而被迫屈从权贵、阿附豪强？你不听话，时时有断炊、免职的危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你还能挺直腰杆，维护法律尊严，履行职责，主持正义与公道？《宪法》所谓司法审判独立、不受干扰之类云云，总被雨打风吹去。
当今的中国，法律成为有权有势的人欺负穷人的有效工具！

By 廖山 on Feb 14, 2006

皇铺平先生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在争执着人民不感兴趣的问题。

推进法治改革是当务之急！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内，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刑满出狱之后，周澄偶然从当年主审法院院长范玉林那里得到了一套与案件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范玉林是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将材料交给周澄的，并对周澄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 13亿众的中国，权大于法、权干预法的恶例屡见不鲜，俯拾皆是，绝非仅此个案。只是此案终被曝光于天下，鞭笞了当代中国公检法如何厚官薄民、漠视民意的通病，揭示出民意的公正吁求渠道屡被堵死而任权势宰割。社会公正的底线、国家正义的地平线、百姓寻求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总被权势的尖硬铁蹄所践踏蹂躏。
照共和国的体制，法院是整个行政体制中的一个链条。它一头链接案件业务主管——上级法院，一头链接安身立命之所赖——地方当局。但它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衙门机关，而不是神圣而独立的法律殿堂。法院的人事权、财权由同级地方政府支配。这样，教它如何置身局外、中立公正，地方法院的婆婆至少有党委（直接领导者）、政府（经费供养者）、人大（法定监督者）、政法委（分管领导者）等，这是同级的，还有上一级的，婆婆或准婆婆之多，世所罕见。 法院行政化，处处论官阶衔头，法官终被套上“官本位”的行政链子。而讲求公平正义、刚正不阿的法律精神，硬要与“官本位”扯在一起，称兄道弟，法律精神岂能不失落？ 法院既然仰地方政府之鼻息，受制于人，岂能不屡被掣肘，委屈公平正义，委屈民众诉求，而被迫屈从权贵、阿附豪强？你不听话，时时有断炊、免职的危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你还能挺直腰杆，维护法律尊严，履行职责，主持正义与公道？《宪法》所谓司法审判独立、不受干扰之类云云，总被雨打风吹去。
当今的中国，法律成为有权有势的人欺负穷人的有效工具！难道又要穷人起来革命才能建立公平的社会？因此， 推进法治改革是当务之急！

By 广西 廖山 on Feb 14, 2006

如何评价改革，首先要问什么是改革？

计划经济是指令性生产，

用行政指令取代了一部分货币的功能，

改革就是恢复货币的功能，

所谓市场化。

这样， 权力就向货币转化，

但是， 权力是公共的，

那么这种转化， 就必须转化为公共的货币，

也就是公共财产。

但是， 大量的公共权力，以至公共财产，

转化为 私有财产，

这正是人们质疑 改革的问题所在。

任何其他的问题，都不可以用来掩盖这个问题。

By 广东 真言 on Feb 22, 2006

皇甫平与周之金的爱情————黑格尔作证婚人
文章提交者：把弄国粹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这个标题，有些怪，可以说是骇人；

其实不然；

在凡人眼中：皇甫平先生70岁的高龄,周之金先生则只是19岁，又都是男性，何来爱情？这有些蹊跷；

但只要放到“中国特色”统治的背景下，一切奇迹都将展开，比如杨翁的82：28（皇、周之间的年岁比例就逊色一些），

至于同性恋的猜测，则完全可以斥责为“歧视”；

当然，也有好事者担心周先生的人格，但在诸多指责周之金先生证据中，“出卖师长”无疑是最薄弱的——因周先生不过是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在中国大学80%以上录取率的情形下，依然落榜的高中生。

这份荣耀确实难享！

因此，只要审视皇甫平与周之金各自的立场，就明晓，他们遭遇一场爱情，就是一份“难免”;

比如，周之金先生歌颂的毛主义，有如下的背景：

（1）1959—1961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非自然死亡的在3000万人左右；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里，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33695人被抄家；1957——1976年粮食人均年供应量381斤、食用植物油人均年供应量3.2斤、棉布人均年供应量20尺； 1967年统计，近2亿人口的农村社员人均年收入在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

2004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吴象先生做客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时坦承“三年困难，饿死3000万人”（但据1980年中共高级党校廿九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估算，饿死人口数字为五千万）；

且在“文革”中，就有大义灭亲的红卫兵在“战友”的监督下，将父亲的脑浆给砸出来（后来据说此红卫兵疯掉了）；

(2)1967年,出版《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毛泽东语录》3.69亿册，连同以前出版的2.59亿册，共有6.28亿册；“毛主席像章”至1967年3月制作22亿个，当时全国7亿人，平均每人3枚还多；《毛主席像》印了12.14亿张。

再比如,皇甫平先生歌颂的改革，也有如下的背景：

（1）2004年度，中国拥有3000万绝对贫困的人口（相当于六个丹麦、十个爱尔兰）；2004年城镇失业率为11.2％，失业人数为2080万人，失业人数占世界的11.2％（即世界上大约每9个失业人员中即有一个是中国人）；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78亿人（大约占世界不充分就业人数的22.2％）；一份世界劳工组织关于工伤死人一个统计（中国占了21％）。

（2）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26000亿，而当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金额居然高达2000亿（RMB，下同）、 公车达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竟然超过中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外逃资金达700亿美金（ 折合人民币5700亿）；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5年3月9日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称“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

这都是双方美化过去与当今的另类证据,在内行人看来,不啻一部合著的《爱情宣言》；

也因此，在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安排下，皇甫平与周之金的爱情———黑格尔作证婚人

便成了难免

By whocare on Feb 23, 2006

文章提交者：211234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他俩的相同点是不提政治改革，不提民主宪政，只提圣人，楼主对比的好啊。

另一个相同点是让老百姓别说别动，一个安排个共产主义明天，一个安排个2050年最低月收入1300美元，都是画大饼的，到时我吃就行了。这样安排法，我什么都不想了，阵痛就阵痛吧，等着共产主义明天和2050年吧，可是又一想不对，这些画大饼的到时都死了，我可能也死了，确实没阵痛了，他的大饼画没画得出来，我找谁对质去。

结论：本质没有区别，一个是出土文物似的左棍，一个是从左棍里变出来自以为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新左棍（可能间或叫唤一两声市场经济），试问，哪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是黑箱作业？哪个正常的市场级济，书记一批条，开发商就能从银行贷出钱？本质是一样的家伙，一个是为旧权势者叫喊，一个是为新权势者张目，五十步一百步而已。

别以为老百姓是SB。

By whocare on Feb 23, 2006

对改革的反思 不等于 反对改革。

By ww on Feb 23,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