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火车票价格管制创伤了我们回家的自由

一月 22, 2006 – 7:08 pm |

火车票哪里去了？
在中国旧历新年的最后几天，满北京城都是找火车票的人，当然，大量的是白领。其实，这是每年的北京站月，它就像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是铁老大自我崇拜的仪式，每年一次，所有的人都要为它而低头。在中国的改革还没有攻克铁道部这样的计划堡垒后，那些奔走在路上的北京民工与北京白领们仍然需要同行，仍然要在硬板车厢中体验天下共此时的“哐当声”。

票贩子已经抓了二十年了，他们已经变成了职业人群，电子商务面对火车票在最后的这几天只能悄悄收起电脑。在没有彻底给出铁路票价改革的制度安排前，关于一张火车票的所有参与者都过得很苦，都觉得很冤。我和几位从事民航、铁路和经济报道的记者及业内人士聊起这件事情时，他们都摇头：火车票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因为中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回家过年时。

人们能够看出：即使对于北京的白领们来说，不能获得自由浮动的火车票价格时，人是不能获得回家的自由的。这就是经济与人的关系。

多少年来，对于铁路交通的梦魇般的记忆，反而强化了人们对于铁路票价改革的偏见与盲目。每一个辗转求人从铁路部门办过票的人，对于这个庞大的铁路机构心理上的恐惧与敬畏就会油然助长他们对于票价改革的绝望感。垄断利益控制下的价格，从来都是最高的价格，它的副产品是变相强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铁路、石油、供水、市政等行业莫不如此。

飞机票就没有黑市，相对自由的竞争使它的票价折扣已经自动实现了价格的浮动，使票贩子一词在民航业成为历史。你愿意大年29回家，你掏全价票，你只愿意掏8折票，请提前十天回家。

我一直管铁路的这种计划式的价格控制戏称为“塔里班经济学”，以压抑的方式供应车票，造成人人求票，从而强化自己极端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不可改革的合法性。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出售的商品不能进行价格改革，火车票决没有逃出这一要求的理由。一票难求的核心问题是火车票的价格管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春运加价，铁路已经强迫性获得了一个20％的额外收益，与此同时，还收获了上文写道的垄断利益与仪式般的“他人崇拜”，并不断强化自己的不可改革神话。这几乎对公众是一种经济与生理的双重折磨，创伤了他们回家的自由。

打着不给群众增加票价负担的“公共”道义招牌，延缓票价改革，进行票价管制，使春运票务市场的黑市达到了极致。公开的新闻报道是，北京站广场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票贩子。凡是在价格管制的地方，一定会有黑市，比如外汇、火车票。对于那些愿意掏高价买黑市票的人来说，为什么不能让他掏高价买白市的票呢？还是这些人，还是那些票，在供给小于需求时，通过票价自由浮动就可以自动配置人们回家过年的时间，民工们收入低，提前走，白领们收入高，稍后走，愿意在年三十晚上前回家的人，掏最高的价钱来买火车票也没人有怨言。

管制价格的另一个坏处是，铁路的人与票贩子勾结在一起，合谋黑市里的利润。这在中国从南往北的火车站里面几乎成为一种经济模式了。价格管制时，人不权力寻租，天诛地灭。我们假设所有的铁路票务人员都是正人君子，也从理论上能断言他们会权力寻租，这就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