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名词解释：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几种“主义”

十一月 27, 2008 – 6:21 pm |

以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主义”（-ism）这个词在英文中用得要比中文泛滥得多。一种学说成为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一个主义产生的时候，所以，上个世纪初，胡适看到“主义”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太多时，就感叹说：多研究一点问题，少谈一点主义。

实用主义

不过，胡适的多研究点问题的价值观仍然是一种“主义”，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是美国在上个世纪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并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就像刚刚上台的奥巴马一样，人们问他，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呢还是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奥巴马回答说，我只坚持实用主义。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却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新领导人的价值观。我在前面的几篇专栏中写道过，大家只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于它的金融体系的伤害，没有看到它对于美国经济哲学的动摇。长远看，后者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也许只是刚刚开始。

解释几个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关“主义”的词条，让读者能看到金融危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

有人把奥巴马比作罗斯福，他们接受的都是一个从谷底要抄起的经济烂摊子。罗斯福新政的年代，在欧洲正是凯恩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凯恩斯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关于他的学说研究汗牛充栋，并像钟摆一样，每隔几十年就要到来一次。

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学说核心是：对于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之源，因此，国家需要在这样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刺激经济。上个世纪大萧条后，凯恩斯学说在欧美世界风行一时。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8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199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凯恩斯主义不断成为挑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基石的战鼓。

包括曼昆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1990年代把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把长期需求与短期需求相结合，国家干预和古典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来扩大就业，增加需求。

这次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大家给他戴上的一顶帽子就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继弗里德曼去逝后美国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确实严厉布什政府处理经济的犹豫，并盛赞英国首相布朗的5000亿英磅强势救市方案。英国与美国在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时，之所以出手方式不同，并不在于美国政府的洞察力不够强，而在于执政党的政治价值观。

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于是，另外两个“主义”出现了。美国国共和党的经济学信仰更多偏向于西方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华尔街的价值观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自由资本的一套价值体系。过去20多年来，华尔街在这样的温室中才繁殖出大量对冲基金、衍生金融产品、杠杆交易理论和庞大的资本体系。这也正是华尔街出了问题后，为什么会有一百多名经济学家与资本家联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因所在。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尔街的倒塌重创了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

英国政府的救市方案如此彻底和强硬，是与英国执政的工党经济理念是一致的。自托尼•布莱尔政府起，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理念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践。社民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它在当代欧洲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西欧的工党还是北欧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在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中都有基本共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虽然繁杂，但核心价值观不外乎几点：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为经济主体，国家通过提供社会、环境、人权的关怀来保持社会平等与和谐。

因此，当英国国有化了一批受到冲击的银行时，本国舆论并不为奇；但当美国国有化“两房”时，引来美国舆论一片指责，批评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终于也能听到社会主义的声音了。

国家经济主义

当奥巴马上台时，喊出实用主义的时候，听者不要奇怪，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发出了强力国家经济主义的信号，仿佛在追随中国、法国、俄国这样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样板。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径，与前面的几个“主义”密不可分。

虽然它并没有表现出编辑器有力的国有化运动、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就奥巴马最新的8000亿美元刺激方案来说，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机构转向实体小企业与个体公民。美国确实想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的策观利益之间的平衡。

就在美国金融危机的高潮时，中国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令全世界侧目，并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正面肯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凯恩斯主义经典手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曾经有过那样一轮同样的刺激行动。

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哲学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价值观的研究，也就是这引起形形色色的“主义”的研究。它将会不断修正我们对于世界的新认识，并在每一个特别的语境下都保持其合法性。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在研究美国发展时，已经注意到，自二战后，在信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者，这使得政治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中都开始合法化。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使国家主义包括在经济上用新凯恩斯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甚至华尔街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年前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论争，表明在认识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主义的问题上，如果只就效果论的美国式实用主义来看，北京共识在这次的金融危机背景下似乎更有听众。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样的看法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主义保守研究者的关注。

就纯经济学说而言，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像欧美世界的一只钟摆一样，每隔一二十年，就要完成一次摇摆。19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的高潮时期，也是苏联为代表的华约阵营最后的时光，那时，西方的主流经济哲学是弗里德曼的钟摆；这一次，在奥巴马执政的伊始阶段，当华尔街受到重创时，欧美世界一片萧条，凯恩斯主义的钟摆终于甩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