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从东直门到鸟巢的人文地理,一个公民的的奥运会收获

八月 29, 2008 – 11:53 am |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我从北京农展馆向西,走在东直门外的大街上.两边是高大的加拿大杨,园丁们将它剪得只留下朋克一般的树冠,在这样一条街道上十分洋气。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一条北京的街道。鲜花与树林是国家的盛事时重要的道具，这样的道具，已经在北京的初秋中轻松掌控，令鲜花在这样的时节集体怒放。我问出租司机，这几天拉到外国人了吗？司机说，没有啊。那得到后海的鸟巢那边去才行。

疾行的出租车上，两边高大原白杨不断后退。这名来自北京顺义的司机，家就住在奥运皮划艇项目的所在的小镇。他说这半年一直在关注奥运会，也学了几十句英语。他高姿态地表达了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的愿望，“那要是老外一个人坐在车里，我倒想陪他聊几句英语”。

当一个城市的几十万普通公民都在努力学习几句外语，以便和远方的人们的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让这样的学习成为思想的创造力。我看到一篇文章，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日本的老头儿老太太也在奋力学习英语。寻时，在他们的国家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样的一次公民学习往往与开放的经济与思想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的北京可以归入这样的一类。

洪晃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她周围人的奥运生活，其中有一位大妈说：我以为这奥运会开了，这外国人乌央乌央地全来了，我在这胡同里等了这么久，没见到几个外国人呀。前门、后海、奥运村周围是外国游客最多的地方，其他的，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人平静生活的街区。1970年代，美国费城乐团的乐手们回忆，他们在北京前门逛胡同时，走到那里都会吸引好奇的围观。一周前，当一名准备在奥运会后回到四川老家看一看的农民工，在前门的大街上，看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与奥运符号从自已身边闪过时，历史已经是轻舟已迅万重山。

奥运会结束的那天早晨，天气有一些阴，我经过团结湖公园，有三五个老头儿正背着宝剑进公园。按照常例，他们会在训练结束后，在一条胡同里和街坊一起购买来自北京郊区农民的便宜的水果与青菜。回到家里的电视机前，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场；进了公园，人们仍然享受的是宁静与轻松。

每天在去北京朝阳门上班的路上，我能看到新的地铁十号线的标志，它的两边是重新粉刷过的老式居民楼。突然感到身边的设施好了起来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是占了一些小便宜。这样想法便成为无数后奥运经济评论的着墨点。一届运动会与经济没有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北京、东京、汉城这样的亚洲城市承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这个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经济狂飙的符号，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全世界同时来十几万客人，来三四万记者，在短短的十几天里，要在几十亿受众的心中做一次轰炸广告，一个国家的经济收获得有多么大。学习的成本完全可以折算成金钱。今天，当人们和英国人聊天时，仍然是伦敦的雾、牛津剑桥，到天津的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仍然是包子与麻花；上海却变了，人们想到了浦东与酒吧。这就是让所有人同时学习的巨大成本。

北京奥运会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学习结果：人们知道了这个城市，知道了除了天安门外还有一个鸟巢，浪漫的人们还会加上，北京是一个有东方魅力的古城。这就是十几天来全球媒体所能做成的最大学习与推动力。这笔无形资产的估值是可观的，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经济。

一场运动会会让一个国家的气质升华。我举得例子并不是开幕式，也不是北京的街景，而是看台上可以挥动国旗的人。在1980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人群时，挥动国旗与他们的父亲这一代人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这是一种轻松的自信，消解了过去的争光、争气那样一种悲情的语境。公民的自信心是一个社会成本渐进积累的过程，它就像稳定的币值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生活的门槛。

当你买了一张票去看奥运会比赛时，发现周围更多的是中国人。原来看奥运会的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把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误解打消时，是找国民找回自信的起点。你也可以掏钱看百米飞人，这些不只是小时候在电视机前奢谈国际体育的梦想。

一场运动会悄悄地结束了。大家都在总结奥运遗产与收获。所有的收获都是可以用成本与产出来计算的，但是，一定要把国民自信心与我们的生活价值观计算进去。这是每天劳动并创造生活的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