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越南有过金融危机吗?

七月 25, 2008 – 12:59 pm |

本文是作者为香港《亚洲周刊》撰写的评论，请勿商业转载。

美国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幕：塔里班的作战部队只有两三万人，而盘踞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记者却高达两三万名。供过于求的媒体正在用杠杆效应话大受众对于真相的判断。就像这一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一样。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全球媒体源源不断地开进越南，希望看到像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狙击泰铢时的现代资本战争场面。

现在，看为，这场所谓的越南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全球传媒预先制造的虚构的“金融危机”。从越南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看，这些指标都构不成一次金融危机的条件：这个国家一个多月前经历的20%以上的CPI(物价指数)，而它的基准利率只有12%；这个国家目前负债240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0%；它的股市在今年下跌了45%，20家最大的公司市盈率达到了73%……

这些数据表明，越南经济越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很多新闻机构断言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些数字是被忽略的：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量在400万吨左右（它是三季稻，这意味着它的粮食生产周期只有4-5个月，对于粮食危机的抵抗力要超过其他北方的农业国家），越南没有出现根本性粮食问题。越南的FDI这一指标基本体现在像中国华南一样的沿海70多个工业区的工厂和机器中，这与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前的经济语境是完全是两码事。

当年，泰国的GDP中，来自国外的财务性投资占到60%，而越南今天不到1%，投机资本目前在越南还没有沾到什么便宜。

确实有必要从一个媒体的角度来解析这一次的所谓越南金融危机，因为“危机”这样的词语，经过媒体的意识形态放大后，总是给投资者与受众以深深的压迫式焦虑。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讲述投资之道时，曾经例举说：悲观主义永远是资本市场的流行话题，而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几乎会将投资者的信心压垮，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股市仍然在涨。

这正好可以通过我彭博社的文章来佐证，它的文章说，越南的金融危机可能会传导到中国，引发类似1997年时的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是美国人看见25%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跳楼了。对于明日七国之一的越南来说，25%的通货膨胀会致命吗？

这次，不光是越南，亚洲凡是吃大米的国家，都有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是8%，新加坡7. 5%, 都不低。越南的CPI中，粮食的权重占到了将近50%，比中国要高许多。越南的CPI高企，不是自己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外部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来说，20%-25%的通货膨胀，其历史语境近似于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当时我们也是20%多。越南今天面临的国际舆论语境与操作手法与中国当年何其相似也。

对于经历过1987-1993年中国两次通货膨胀治理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国民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成本与周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收获，因为心理预期对于通货膨胀和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确实是一个真正有挑战的问题。

越南国民最近开始抢购黄金就是一例。这样的恐慌心理是一个新兴市场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越南投资者的恐慌和1988年中国人抢购日用品一样，都是成长的代价。2007年10月，A股从6124点一度跌到今年的2999点，折了一半，现在也只有3300多点；越南股市今年跌了45%，说真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的越南股市多么像中国1990年代初的市场。相比起来，中国A股的投资者已经成熟多了。

越南经济上出的这点问题不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兴经济体就像年轻人一样，他们在与成熟的对手比拼时，幸运总是更多志在他们这一边。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1990年代的中国、2000年代的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都享受过或正享受这样的光景。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麻烦，但越南却正在机会主义地巧妙利用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巨人的能量。越南无论是经济上成功的理论探索，还是正在火热进行的实践，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这一点，倒是中国媒体最需要研究的话题。

中国华南的故事最近的讲述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光是石油与通货膨胀给它的外部影响。人民币升值与充满古怪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劳动合同法》重创了华南的工厂。越南的企业却正在悄悄接走广东的外迁企业和大量生产订单位。从中国产业转移中享受全球化带给这个人口密集东南亚小国工业化机遇。

越南在1986年确立了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到以武文杰这样的开明改革派主政。越南的故事就像一个中国华南故事的翻版。越南的经济也是南方先解放思想，南方先发展出口加工，南方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接受从中国溢出的低成本生产企业。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里，越共在政治上温和的变法图强，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风。这样的政治创新有一点像中国在1993年南方改革时在政治上采取的灵活与务实作风。越共不但学习了中国成功的经济探索经验，同时，用温和而小步走的党内民主改革，为经济的科学动作给以了较好的制度安排。

越南最近几年的温和政治维新中，党内实现差额选举，国会出现专职议员、国会向政府进行质询、媒体直播国会对于政府的温和而小步的经济质询，这样的一些政治制度安排，从生产关系上，有效关怀了这个新兴经济体面对全球化的制度掣肘时遇到的困境。越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安排，使它在一个权威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小步将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技术性手段，去获取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影子在越南过去几年的发展中能够看得出来，它在经济高温中享受着一个新兴市场青春期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对于越共的经济思路，有人用“一犬捕二兔”来形容。它既既想大量吸收外资，又想把国有企业做大，还想政治上不出问题。这样政治诉求与1980-199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如出一辙。因此，当最近的越南经济出现了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比较果断的措施加息，为房地产降温，并继续加快经济制度的创新。

高油价、原材料高价、美国市场的疲软，这些外部因素无论对于今天的中国与越南来说，都是工业化道路上遇到的麻烦。越南手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在中国经济巨人的身后，用低廉的成本与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悄悄享受大国制造产业的梯级转移带来的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