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在同步传播的电子时代，报纸是国家思考的左脑（8）

四月 23, 2008 – 9:50 pm |

报人长平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与最近西藏问题有关的文章，迅速受到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攻击。

如果不从政治上去解读，只是看看受众的反应，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读报纸的人可以小部分理解长平的对于中国新闻业处境的反思，但在电子论坛里一天到晚地泡着的年轻人却因此大为光火，并可以迅速发起一场攻击。互联网批判的思想逻辑几乎像一种电子程序：寻找攻击物，发起传染性传播，在多数人那里取得共识后，开炮。

电子媒体在瞬间就能达成多数人的共识。我定义的多数人是一个通感的政治概念，在政治上像民主党；在政治建筑上是社会金字塔的底部；在政治传播中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政治机构中是下院；在政治思考中是票决行为；在政治行动中是民粹主义。

长平今天遇到的媒介困境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往往忽视的。这就你几年前马立诚在一个狂热的反日行为中遇到的困境一样；也像2004年吴敬琏在“郎顾公案”中遇到的敌视一样。

报纸是理性的媒介，电视是情感的媒介，互联网是情绪的媒介。互联网能够延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口语文化，并继续保证口语文化中的全部秘密和伦理继续传承。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我们在讨论下面的重大问题时有一些启发。我的问题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虽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他并没有过一次社会与经济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因此，已经缺失了书面文化的一个环境，在迅速向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报纸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百年难遇的一次书面文化建设黄金期？

答案是：是的，不会再有一个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黄金年代。

不过，报纸仍然需要慢慢地完成这样一个历史动作后，再能寻找它的媒介出路。和中国一样，那许多没有完成书面文化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来补这一课。

反问者会说：1998年以来的互联网上，大量的文字内容难道不是以书面文化在为受众服务吗？但是，如果你悄悄地走进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看看大多数的社会样本都在做什么就会知道，互联网没有传承书面文化，它迅速地延续了口语文化。

聊天室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几年前，它火爆一时，那时，它仍然是文字的版本。虽然名为聊天室，但文字聊天毕竟使个人与表述分离，你可以几分钟之内说一句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出的一句话作出修改。但2004年前后，文字聊天室已经走到了尽头。视频与语音聊天迅速火爆起来。

视频与语音聊天室，就像手机通话延续了口语传统一样，这是商业投资者突然发现的新转变。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说，在新浪聊天室里，几名东北青年轮番与四川的一个骂架一组对战好几天。强大的电子媒介实实在在地延续了我们的社会，它的优秀的一面在于，对于弱势文化、少数民族与种族文化得以有一个强大的张扬，它的另一面也是国家仍然不能通过书面文化的建立来完成一个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转型。

这使报纸在1996年以来的互联网媒体建设运动中，十分委屈。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小小的办报高潮。一批财经类报纸与杂志开始创办。它们分别是《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也包括像《新京报》、《京华时报》这样的南方系思想风格的都市报。这一轮办报运动，十分像1980年代欧美世界最后一次出现传统的新报纸一样。1986年，英国创办了《独立报》、美国创办了《今日美国》。之后，再也没有过新的报纸创办。那两张报纸是线联网接受人们的大众阅读前最后的绝唱。就像中国的这一轮办报运动出现时，从互联网的弱势中获取了一个成长的通道一样。报人富含的精英理想与他们期待的大众媒体影响力，在投入和产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失落。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报纸的作为媒介的现实处境。

长平的文章在小众的精英群体里仍然是一个思考者的可贵之处，但在大众的互联网票决式评论中几乎获得了和马立诚一样的暴风雨一般的攻击。

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一张报纸能够将国家的真正精英文化上升到一个民族理性思考的境地。1978年以前的《人民时报》与此后的《人民日报》也像两张完全不相干菜的报纸。这样的政治纸不是本文要论述的正常意义上的报纸。但除此之外，我们又找不到论述的案例。

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活化石汉语文化区。香港与台湾的有趣对比，帮助我们认识报纸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语文化建设的意义。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1970年代曾经有过好几十张日报。就在现在也有好几十张报纸。香港与内地有很近的文化关系，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能保证有一个交流的通道，能从母文化中继续吸取一些营养。台湾是1949年旧的中华民国政权接管的地方，基本中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在1970年代末蒋经国放开报禁后，也有一小轮办报运动。

但是，香港有书面文化，台湾没有书面文化。

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1980年时，多选择香港的经理人来担当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这引起又懂英文又懂管理与西方文化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可以把他们的公司做得更好。但自1990年代以来，北京的跨国公司几乎是一个台湾经理人阶层。这里的秘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香港人的书面文化与行为，可以与西方跨国公司最初的理想化想法合拍，但并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的口语文化现实，他们的书面文化行为在中国人眼中是死板、机械、不讲情理、不灵活、不适应国情与人情。台湾经理人不一样，同样都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人，台湾虽然文化上与大陆隔离，但是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做起来了经济，但这个地区错失机会去完成一次书面文化的建设。中国传统的口语传统与人情社会在台湾仍然得以保留。

台湾的经理人取代香港的经理人，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代理人阶层。

继续回到报纸上去。香港的知识精英与市民的阅读文化使《明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虎报》、晚近的 《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在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与商业人群中有极强的渗透率。在内地，即使过去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精英群体中传播。

客观上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与教育，促进了它生成一个阅读性的书面文化，以及接受这样一个文化的地区。香港的报纸发行量与渗透率与日本、英国有很大的接近。北京广播学院的几个教授在一本名为《香港与内地传媒比较》的研究著作中有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不仅在媒介上报纸在中国大陆已经错失了黄金的大众媒体年代，台湾也不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很难再期望迎来一个像《纽约时报》之于美国、《泰晤士报》之于英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明报》之于香港的那样报业黄金年代。

台湾1970年代放开报禁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报纸，但再也没有出现缔造一个时代的报纸符号。

因此，那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建立起书面文化的国家与地区，将很难再通过报纸建立起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的过程。这是报纸不可能再找回作为大众媒体的光芒的历史限定条件。

整个亚洲，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完整地走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日本完完全全地建立了书面文化。以至于在使用3G手机（第三代手机，也即多媒体手机）时，日本人使用业务最高的是电邮，中国香港次之，中国台湾用户更多地使用的是可视电视与可视通话。

电子媒体与报纸并行发展的时候，作为社会阶层的符号，报纸将会退守的精英值守的思想原创状态。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的带有手工特征艺术化生产状态，是它的退守方向。退守不是失败，退守是小众的收缩与精英的浓缩。这使得报纸像戏剧一样，在经过电影的打击后重新在小剧场找到它的精英方向；也像电影一样，在经过电视的打击之后卷土重来。报纸在经过互联网这样同步传播电子媒介打击后，它会在收缩后的精英传播中，并以纸为抵抗阵地，以制造新闻议程为方式，重新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从商业上，报纸将在未来几年后重新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并占有一批特定的高端用户，从思想上说，它将成国家精英继续思想守望的阵地。

精英的思想值守，都是充满知识分子理想关怀的左翼语境。因此，正如本文标题所言：在可以同步传播的电子时代，报纸是国家左脑思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