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历史关口 想要全球化还是保守化？
四月 15, 2008 – 8:59 pm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最新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当全球化与农业问题冲突时，施政者左右为难。
工人与农民虽然都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但在全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农民对于国家政治是元意义的，工人却不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即使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乡绅的价值观仍然是最高的。法国更不用说，一名自耕家是多少人政治与艺术失意后的终极梦想。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与信息化为火车头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农业仍然是一个画红线的地方，尤其是手工化小块土地生产的亚洲民主国家与地区。
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顺序看，农业谈判的难度甚于金融业。农业谈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似乎都为农民这个拥有小块土地的群体留出了特别的利益关怀。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些奉告民主哲学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与农民利益的决策中，无一例外地把农业问题当作政治伦理的基石。虽然阅读所有的历史时，人们几乎麻木于农民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中所受到的打击。
过去十年里，听到欧洲与美国的工人罢工已经像阅读1970年代的报纸一样稀罕。全球化把欧美的工厂搬到了中国的华南。欧美工运的低潮后，起来的是农运的高潮，包括亚洲的现代化国家与地区。
2005年香港的世贸会议召开时，韩国农民像政治新星一样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也让亚洲农民这个古老的群体获得了一种像时尚一样的启示。韩国农民有组织地在香港游行，反对全球化对于他们生计的挑战。
韩国农民、日本农民、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都以高涨的政治热情表达了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这就像意大利年轻人在G8峰会前与警察流血冲突时对于全球化的反感一样。
日、韩、中国台湾曾经是亚洲工业体中的增长器，在全球化生产中，农业一直是他们在政治上小心呵护的政治基石。不只是因为民主选举中的票决政治力量，也因为这几个地方上千年来一直奉告中国儒家古老的重农主义思想，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哲学。
日韩农民在政治上的保守，可以在这两个土地极少的国家维持乡村的伦理传统和一公斤大米高出全球价格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状态是反生产力的，也是反全球化的。日本对中国出口大米有47个检测指标，这样的技术壁垒很难能使东北大米进入日本，同样，日本的农民生产的大米在上海也要卖出50元/公斤的天价。
与日韩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在面对全球化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农业以自由市场精神全力发展的一幅图景。这样一个过程比日本与韩国的农业发展有更大的活力。入世的农业承诺上中国有很大的让步，不过，这个国家的农业寻找到了新的引擎：一个是庞大的内需、一个是城市化。
我生活的北京的朝阳区，周末的下午，我从楼下步入一家大型超市，买近郊昌平农民种植的无公害菜品，这里也有美国进口的橙子；北京远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在街头向城里的人推销他们的水果；而每天早晨，来自河北的农民则在老年人云集的小区早市里，叫喊他们更便宜的水果和菜品。大家自由竞争，各取所需。
在农业的全球化问题上，中国已近的政策十人开明。但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也指责，决策者没有更好地保护农民。
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已经有1亿多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南沿海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把原本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工厂里获取更高的收益。这就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的贡献。
写完此文后看到一篇文章，美国的《新闻周刊》文章说，欧洲农民最近几年终于发现，全球化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从更高级农业生产分工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