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90大众文化碎片，这是媒体治下的社会（14）
四月 5, 2008 – 3:55 pm |1、演员在政治伦理中的合法化
同一首歌走进两会委员，不是政治的娱乐化，但它是企图消解严肃的极权政治意义，为政治娱乐化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一小步。
罗纳德·里根与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两位演员，分别走进了美国政治。1980年代，里根在美苏星球大战的年代，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她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的最后光景里，重振了自由主义与1776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保守党人政治传统。1990年代，施瓦辛格出任了美国后工业化时代最大一个州的州长。相比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长期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事实，加州的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美国缩影。
两位艺人都用他们的成功诠释了现代政治路径走向的可能性：第一，在政治伦理上，美国政治分别为两位艺人而开放，这使得娱乐界和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个政治伦理上的合法存在，非常了不起啊，除此之外，还没有一具国家做得到；第二，两位艺人的人格品质，肯定为政治的娱乐化注入了一定的成份。
做个抽像的符号分析吧：作为“能指”，施瓦辛格的演员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牙出现时，其最初的“所指”是电影作品中的硬汉。作为州长，现实中的他，因为同样一个生理硬汉外形，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容易给接受者造成错觉，所指为观众心目中的旧的硬汉外形。
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同一个屏幕输出不同的意义时，在受众心中不会有明显的界限区分：现实中的施瓦辛格已经无意中透支了作为影演员的他。
2、电视对于政治人物的娱乐意义
1960年代以来，电视屏幕已经给美国的政治选举注入了最早的娱乐化的元素，并使得这种存在完全合法。在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媒介造成的影响力充满了娱乐性：看电视的人，认为肯尼迪肯定会获胜，听收音机的人认为尼克松会获胜。在1970-1990年代这三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中，电视辩论是总统选举的一个必然环节，但这使得面部清晰度不高的候选人变得十分吃亏。
电视辩论作为一人重要环节，两个参数会左右受众的心理：第一个是表情，第二个是口才。它使政治回到一种类似于古希腊雄辩时代的幻觉。全美三大电视网因为这样的政治贡献，获得了额外的新闻特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电视在包装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在此制造另一种群体性的娱乐崇拜，影响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崇拜。政治与娱乐这样两套本来毫不相干的领域，因为类宗教的同理仪式和电视的大众化“漂冼 ”后，成为互相可以借用元素的东西。
这使得一直生活在中央集权环境下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在选择民主政治式，出现了娱乐化的一幕。1980年代韩国议会的拳头战、1990年代台湾议会的拳头战，在电视的直播中，成为表演性的而非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几年前，台湾议会里，议员李敖（也是作家身份）突然拿出了一套催泪瓦斯，威胁企图要接近的他的民进党议员。这样的娱乐化政治行为，在台湾的议会里层出不穷。
作为亚洲深受电子传媒影响至深的地方，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中青年一代，对于电视上的政治与生活中的政治，同时借用娱乐元素时表现的冲动，见怪不怪。
3、娱乐化的语言种子
政治的娱乐化走在语言中提前埋下了种子。
“MAKE SHOW”，这样的词语是近十几年来在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中引述最广泛的一个术语。在英国港督专制治下的香港，“MAKE SHOW”更多地用在演艺圈；在台湾，这个词语更多地用在政治圈。
如果退到罗尔斯所说的“幕后”去，查究最初的元意义时，“做秀”是一种媒体化举动。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只是“我”发出的，而是“我”因为对面的“镜子”（镜头）时呼应而发出的。1990年代末期，“做秀”这个语词引入中国大陆。它在形容场合更多适用于“演艺界”与公关环境成熟的外企高管。
对于仍然是基于农业式政治理想与豪情的中国政客说，“做秀”仍然是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词语，但这样一个词语已经开始了发育。这个可怕的风向标，是对于集权语境下的政治生活一个有力的解构，它将使政治家的眼泪变成一种职业习惯，而不是政治情怀；也使原来丝毫不敢怀疑其合法意义的的政治与商业行为，完全成为面对媒体的“职业化表演”。
这就是媒体对于政治的涵化。
1980-1990年代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史》中，对于欧美媒体的价值观走向给出了“娱乐化”这样一个术语。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研究专家们只是将之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富家子弟式的恶习，没有想到，在精英控制的严肃的西方新闻传统中，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
政治的娱乐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名词。至少，它用娱乐界的一套模式、语言、符号去构建这样一种行为时，已经将自身在集权环境下残存的语言、符号用期所指完全消解。但是，如果没有从媒介的社会性这一角度去考量的话，它容易制造另一种不公平和社会效率的浪费。
在新近结束的中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马英九以高票当选，身兼中国儒家君子符号（温文而雅，老年人的选票卖点）、中国人崇洋符号（哈佛大学博士生，中产阶级的选票卖点）、台湾的明星娱乐符号（长得高大英俊，年轻人的选票卖点）的马英九一开始就具备了打败了政治对手谢长廷的票选政治的优点。
电视媒体有效地帮助了马英九，这在他和谢长廷的首次辩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台湾媒体都报道了那一次，谢长廷脚下垫起来的台阶。政治屈首于媒体的这一小小的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它的娱乐性的本能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解构。
马英九当选后，香港的娱乐杂志《你的周刊》将它做了专门报道，展示了一个肌肉男的另一面。这样的娱乐杂志不久前刚刚刊发了香港艳照门事件。政治学者们因为把媒体只是当作工具，他们没有想到受众的双重身份。一名阅读艳照门事件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也是一名阅读马英九肌肉男的台湾投票人，这两个身份统一在她身上时，选票的政治意义与统计学耻上的数量积累，既让人啼笑届非，又认真而残酷。
4、白天的媒体与夜晚的媒体
1990末-2000年代初应当是美国电视业黄金年代的最后绝唱。接下来的推手是互联网。
在“汇流”的技术背景支持下，互联网集图片、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功能电子媒介，对于政治的娱乐化是另一种推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在互联网上的文字传播是一项政治议程，但当他的视频传播出现时，已经成为娱乐性的材料了。投票人对于这样一个总统的宽容，是电视与图像经过30多年对美国政治的涵化而做出的。对一个手按圣经发过誓言的总统，在1960年代之前的报纸时代与精英政治时代，克林顿是过不了政治伦理这一关的。但在1990年代一切因之而改变。
中国大陆的政治因为自己独有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受到这样的娱乐化关照。但种子已经悄悄地埋下。在一个集权政治中，报纸是白天的政治，电视就是夜晚的政治；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官员对于报纸上的自己带有理智的意义式关注，那么，对于晚间新闻中的电视新闻，出于个人形象的欣赏与关心的意义更强一些。这就是电视留下的娱乐化影子。一个小小的证据是，中央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联播后，等待领导们的秘书打电话过来，看他们今天的那些镜头用错了或用过了。
政治因为媒体化的参与，使媒体的参与在中国特权化地合法。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它也对严肃的政治及期阴谋做了难以发觉的渐进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