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工业人的未来》——德鲁克的自由社会理想片断

四月 1, 2008 – 10:50 pm |

1、纳粹问题
我相信，德鲁克对于纳粹的表述，虽然这样的研究是1942年，但足以澄清我们的历史偏见。
一个常识的偏见是，中国的读者喜欢把纳粹与德国的严密的机械工业品格联系起来。
在德鲁克看来，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来解释。“纳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德国在建立一个功能性社会的努力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功能性社会
功能性社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找到自己功能与身份的社会。
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有1亿3000万农民工，有大概两三个亿的种地农民。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的关怀中，这1亿3000万农民工是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群。
国家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是给农民的，但没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农民工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对应于农民工问题的。
一个非功能性社会，容易成为一个极端主义政权。

3、合法性统治者
德鲁克的民主思想与其奥地利老乡哈耶克的确有微妙的共鸣。
“只有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德鲁克一直强调的功能性社会，确实有一个犹太人这样的少数族群的诉求。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社会，除非赋予其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除非其社会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不能发挥功能”。
这是纳粹做的最后的地方，它极端地给予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关怀与身份，但是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这样的关怀与身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

4、19世纪是经济人 20世纪是工业人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致的时代，在德鲁克看来，重商主义确实有效地给予了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并且建立了一个基于这一合法性的功能性社会。英格兰是那时的典型，乡村绅士成为居有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但那时的工业界却没有这样的社交生活，也没有这样社区。法国那样崇尚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国家，更是极度地反工业化。
德鲁克甚至发现，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人才在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功能性定位。
反之，德国的工业阶层从业者比英国和法国得到了更多的威望。
这是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对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如此崇拜的根源之一，而并不是什么德国的民族性。

5、公司
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它在《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他在30多岁写就的书中，对于公司这种形式的赞美，是基于他的社会观的。
“现代公司是政治性机构，其目的是在工业领域里创造合法性权力”“它的基础是公民的财产权”。这样的表述与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识的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科斯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这样的交易成本减少同样少不了界定财产权。
今天，在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赞美公司制，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私人小公司，这是建立我们的功能性社会最好的经济杠杆。比如，一家保姆公司的贡献，在于它使保姆作为商品在一个市场中估值，并因为估值而找寻这个群体的功能与身份。这样找寻更尊敬人。
同样，公司人将是中国最强大的功能性社会阶层，它的成员包括叫名为“白领”的人，也包括农民工。

5、除去权力中的意识形态
“宗教一旦不再作为西方社会建构权的特性后，宗教信仰自由反而得到了普遍认可。个人财产权如果不再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力的话，其也会得到普遍认可”。
权力的建构力量，一旦去除其意识形态后，获得了其合法性权力。
物权、农民工、农民的土地，这样的因素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去掉意识形态了吗？
不能认识中国华南的农民工身份，没有以工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生产得。推导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管理工业时，依然使用的是一种前工业的、计划性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的变化。

6、纳粹与红卫兵
纳粹因为战争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红卫兵因为大动乱而消亡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这两种空想式社会功能性建构的重要部件，初衷都是好的，方法是全盘的错。纳粹想积极地平衡社会的成员身份，红卫兵通过破坏去消极地平衡。它们都使社会分成政治人和专业人，政治人贵，专业人贱。它们都通过极端的选人方式，将社会重新冼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能够上台，与纳粹将一个地方的政治大权交给一名工人是一致的。
欧洲没有一支军队像纳粹那样，能从普通士兵中挑选军官。
德鲁克继续说道：“纳粹组织的社会意义在于，它试图把工业体系中的个人生活整合到工业社会中。纳粹政治制度的核心，试图使工业体系中的决定性权力成为合法性权力”。纳粹未能找到了除了战争之外如何建立一个功能性工业社会，否则它的吸引力将会更大。
知识分子与工业的的错位正是1960-1970年代社会的功能性错乱。

7、自由与自由政府
自由是责任，是建立在民族传统上的。这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
德鲁克说，在美国，尊重宪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通过立法来产生。自由所凭借的是社会制度而非法律。
对于卢梭式的1989年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传播的东西，你不得不怀疑它的动机。

8、制度安排
德鲁克说：美国经验表明，一个被淘汰出局的腐败统治者，远比一个诚实、开明、大公无私、备受尊敬但无法罢免的专治统治者更为可取。
宁可要权力的制约，不权完美的统治者。
这就是制度安排。

9、国家与社会的分开
我最赞赏的一个观点。把国家交给政府，把社会交给人民。
恺撒的还给恺撒，人民的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