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是台湾“后四小龙”时代的第一参数
三月 31, 2008 – 9:38 pm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此次，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台湾股市大升4%。对于那样一个低迷的市场来说，已经是久违的亮丽了。亚洲的重要媒体最近都有文章分析，这个曾经的亚洲“四小龙”正在谋划“后四小龙”时代重新找寻自己的全球化定位。
确实，台湾经济与全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叙述话题，已经落在新领导人马英九“拼经济”的施政理念中。算起来，台湾经济在亚洲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失落，已经快十年了。1990年代，对于日本经济是失去的十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经济也同样进入了失落的年代。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日本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失落，真正的原因都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政治制度的安排。
日本股市在1989年的崩盘不是操作战略上的失败，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打压：强迫日元升值、强迫日元自由兑换、强迫日本启动超出国力的刺激内需，这样一种心情复杂的经济博弈，难道不是一个“二战”胜利国与一个失败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吗？今天回头看，日本实际上是接受了来自外部的国际政治制度安排。
日本经济起飞后，将接力棒传给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飞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画上了句号后，接力棒交给了亚洲大龙——中国大陆。金融危机是“四小龙”们不可掌控的外力因素，除此之外，大家面临着一样的发展前景。今天回头看，“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台湾曾经由增长率第一已经落到了增长率倒数第一，这其中，台湾内部的政治制度安排出了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台湾经济升级换代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对于台湾的“拼经济”持有一定的悲观态度。如果这只是一个经济表述而不是一个政治表述，”拼经济“的理念仍然是一纸空文。
亚洲四小龙之后的时代，全球化概念在在亚洲的推广比1970-1980年代更为彻底。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岸外流动、商品岸外生产、服务岸外执行，中国与印度很早就抓住这样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大陆，凭借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没有动摇过的哲学理念与制度安排，成为全球化机遇利用的一个样板。
今天，对于“后四小龙”时代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中国大陆是他们布局自己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韩国曾经从日本、欧美外包了庞大的重工业制造与电子产业制造，今天，这个国家牢牢吸在中国这一巨大的商业磁铁上。不久前，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韩国影星张娜拉和她的父亲在那里定居，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工作室。在韩国，艺人与普通人一样，学习汉语成风，就是一个能够证明结论的另类经济信号。在确定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参数时，新加坡在2004年时已经战略上将中国与印度看成全球经济的两架发动机，新加坡淡马锡在中国一系列大手笔的投资能够看出这个国家同样在做着后“四小龙”时代的新战略升级。中国香港，仅仅因为CEPA（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与贸易协议），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6%-7%。
因此，台湾未来的“拼经济”已经失去了当年“四小龙”时的亚洲与全球经济语境。全球和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在迁往中国大陆的华南、华东、中南乃至西部。全球和东亚的服务与IT产业，也正在向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中国的大连这样的地方快速迁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把亚太总部从台北、香港、新加坡这样城市移到上海与北京；中国制造优势的规模效应，已经不再是1980年的低端制造业了，而是电子产业、信息产业、重工业、精密工业等。
全球化的加速度在10年内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构造与地域分工。随着IT产业提供的信息路径在加宽加快，这样的构造过程已经越来越短了。
两年前，我在台北的一第报纸上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这样写着：如果在此安家，从台北到上海虹桥只需40分钟。这样的叙述是资本对于制度的渴望。是的，“三通”这样一纸本来是物流与交通业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将台北与上海的时间成本降低80%以上。过去几十年，这笔时间是台湾经济追赶的致命障碍。
最近的英国《金融时报》有多篇文章研究台湾的“拼经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核心一点没有提起，这就是台湾过去的十年的经济折损是因为失败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样，未来十年拼经济，以祖国大陆为经济参数的经济课战略，同样需要政治制度的勇敢安排。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获胜，确实消除了一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外在威胁因素，但接下来的的“拼经济”最大的参数仍然将落在祖国大陆，无论是“三通”、金融开放、旅游开放、农业开放、信息提升、亚太营运中心这种种的经济选项没有一项不是与中国大陆这一参数密切相关的。不知那些研究两岸经济的投行分析员，有没有把政治制度安排的成本计算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