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1960-1990大众文化碎片，我们的社会是媒体社会（12）

三月 24, 2008 – 12:43 pm |

“同一首歌”是一档自己都没敢想要火起来的电视节目，并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之一。作为一种音乐整合销售的产品，销售目标主要是国有企业、边远地区、大型厂矿和一切在中国渴望流行的中小城市。

在一个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里，歌手对付盗版的方式，只有自己带着嗓子去现场演唱，以此来弥补唱片销售的损失。这样一种被动的商业诉求，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就像宗教朝圣一样，转战穿行，把福音带到一个又一个渴望流行商业符号的地方。

我要研究的案例却是中国的“两会”。

当“同一首歌·两支专辑”合法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们面前时，我知道，那些绷起来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在一瞬间突然消解，并在一种几乎麻木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共识性地接受了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一次冲冼。

这样的“政治贡献”，很像齐奥塞斯库在1980年代把美国的明星阵容强大的经典肥皂剧《达拉斯》搬到了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罗马尼亚。《达拉斯》像毒药一样解构了罗马尼亚的专治社会。

政治与宗教一样，都是在一定的媒介限制下制造合法语境的。圆桌会议表达的确是自由讨论的主题，主席台的设置突出的是权威；联合国圆形的安理会议事厅里，用这样一种平等的环形结构消弥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坐次的排序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教堂里阳光明亮的时候，上帝就不会在人们心中如此神圣；国防部如果是现代派建筑那一定是职业化了的军队。

所以，当同一首歌的两支演出开始的时候，委员们坐的是会议桌，半圆形地围坐在平常听讲话的演出台前。这样一个会场的道具主要有：1、荧光棒 2、在头顶晃动荧火棒的动作 3、一齐打拍子 4、献花 5、陶醉并同声歌唱。

这样一套道具与动作，是一个现代大众文化制造娱乐崇拜的全部手法，它与1960年代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挥动的现场游戏规则是一样的。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在制造极端情绪传染的传播语境时，全部的手法是媒体的手法，只是道具不同而已。1930年代的纳粹（军事）、1960年代的红卫兵（政治）、1990年代的流行音乐会（文化），都是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运作的。

两个同时玩这种游戏规则的人在一起时，被动的一方在无意识间已经成为控制方的道具，这对于前者的意义消解
是惊人的。

这一天的晚会上，流行歌手们掌握的符号是：戴复古礼帽的街舞、穿超短裙的女生、弹吉它的民歌手、摇滚化掌演奏的民乐手、穿旗袍的女健盘手、唱中国歌曲的外国音手…… 这些符号对面的观众席上受到反作用的是：上千名两会代表、他们佩戴的红色代表证、军人的着装、穿西装的要员打拍子、军事代表挥荧火棒。

在一个政治充满神秘性的国度里，一场娱乐晚会就可以将白天的全部严肃意义一扫而光。作为会议的点缀，大众文化可以占据一个晚间或一个光线幽暗的环境里，迅速制造另一种语境，并且通过声光电的组合与他们的游戏规则，使被控制者入局并接受他们传递的全部流行符号。这样一个强大信息流的冲冼过程，并不是过去的文艺会演这样的民族艺术表演。

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正音”，在每一个国家国礼式的政治演出中，始终与其终极意义互相匹配。但在一个大众文化极度强大的国家里，“正音”的社会领域处在失语的状态时，大众文化几个回合便已将他们打败。

这一台晚会上有几个曲目：

1、潘长江父女的歌曲《好人好梦》，仍然东北大众娱乐文化。

2、《北京欢迎你》，老外打中国鼓、旗袍女士做健盘手，反串的意义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是流行文化的改造。

3、内蒙古演员的民族乐曲，采取了和女子十二乐坊一样的摇滚化改造。藏族阿佳组合《东边的草地上》与张惠妹的山地歌手的现代化改选一样。

电视晚会这样的大众媒介开进两会，使娱乐与政治这两个曾经互不相干的领域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交集，并互相吸引其中的传播符号与意义元素。如果双方不是对等的，这是一种温水里煮青蛙的危险游戏，被游戏方操控的参与者以“输势”为最终代价。

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游戏。纳粹在1930年代，曾经将种族理论与宣传理论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做成了德国上下的意识形态；红卫兵年代将毛泽东的歌曲从意识形态里艺术化；在同一首歌的会场里，穿军装的代表为跳街舞的时尚青年鼓掌的时候，同等交换的共识最终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