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马克思定义的中国工人阶级,你们大家今天在哪里?

三月 25, 2008 – 6:24 pm |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1942年,彼得•德鲁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大作《工业人的未来》。2006年，这位世界管理大师过逝时，人们盖棺论定他对于美国的贡献时不得不承认，《工业人的未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1942年时的德鲁克只是一个30多岁的奥地利犹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已经成功地预测了整体欧美世界在20世纪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走向，这让今天的30多岁的青年学人高山仰止。

德鲁克的功能性社会理论，最伟大的贡献是：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社会建构在当时的语境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社会前瞻思想，实际上已经解释了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社会的建立。同样，在一个移民与西进为背景的美国社会建构中，功能性社会是今天这个国家的法宝。

那时，从自己的理论中推导出二战走向的德鲁克预测到，纳粹可能会很快吞并欧洲，美国将会参战。他提前几周离开了德国，逃过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宿命的一劫。

在最近才有过的国家与教堂之讨论的中国知识界，一些青年人向传统的社会观发起了小小的挑战。这样的一次论战中，30年改革的总结中，功能性社会的建构在中国的出发点，首先需要落在农民工这样一个社会主体人群上来。

如果现在向你发问:马克思笔下的中国的工人们,他们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看看这样的结论：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决定性变量。

历史在30年后重观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的伟大裂变。起初只是改革的名义，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这些离开土地的自由劳动力一举成为中国华南社会的主体人群。在游戏般不断生长出高楼与新人群的真正城市化运动中，农民工的概念正在进入精英们的话语关怀中，虽然这仍然是一个边缘的讨论。

几年前，我曾经为一张照片而感动，那是一群已经在北京盖完了一座巨型工程的四川农民工，离开这个城市时在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这样的乡村人群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还有一些浪漫的话，2005年冬天，北京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而做出跳楼的准备并不断把“新闻线索”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北京晨报》,已经是一种社会的残酷了。

更多的社会学家们“担心”，用不了几年，长期务工的农民工的孩子们将成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时，新的社会问题会出现。

这样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无论用经济人的眼光看，还是用社会人的眼光看，无论是华南工厂里的农民工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重新需要确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

这是中国在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甜头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社会制度安排。在一个建立了城市化工业带的华南，你参与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几千万来自内陆的移民完成的，这样壮举堪比美国的西进运动。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搬枕木的爱尔兰的农民工与100年后在广东东莞已经生出孩子的四川农民工夫妻一样，都在参与一个功能性社会的重新建构。

美国的《西北部法》与强力保护的物权，是这样一个时期建构功能性社会的得力之举。因为一个合法的道德原则，那些离开土地的、背井离乡的公民获取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今天的华南，面对全球化，等待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的开始。

这使我对今年的中国两会格外留意。我仔细听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发言。他们的符号意义如果能够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上的“增量民主”哲学观，一个新的合法化的社会群体将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格外的新鲜。

德鲁克对比过欧洲与北美建构经济人或工业人的功能性社会的路径。欧洲的教训是，往往在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理念，以至于最后变成极端主义。法国作家马尔扎克小说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性社会建构失败的例证。中国华南的世界工厂带已经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他们的经济身份认同，如果配之以社会身份的认同与确定，是中国南部在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时，制造另一轮经济飞跃的开始。

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现在有1.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与华南的工厂里，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远去，作为一个城里人和一名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理念作为合法支撑。这种道德理念将来自自食其力的个人产权、来自工业劳动者的尊严、来自中国根本不能拒绝全球化的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