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英国与日本的近代化秘密，报纸是国家书面文化建筑师（3）

三月 18, 2008 – 12:02 pm |

每天早晨，THE FIRST CONNECTION这条线，从BEDFORD、HARPENDEN一路接上职业人群，向伦敦走去。这样一条像北京城铁的火车，早高峰时，也会有很多人站着。

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安安静静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报纸的阅读中：穿阿玛尼西装的印度人，如果是从HARPPENDEN出发的话，会拿一第橙色新闻纸的《金融时报》或者一张《卫报》看，老一点的家伙，吃力地翻阅一张《每日电讯报》。脸上长着粉刺的年轻人或刺青的东欧裔女人，手捧一张免费的《METRO》，在花花绿绿中寻找八卦以及与政治无关的东西。

英国的这样一趟火车，就像在西欧其他地方一样，100多年来，已经用阅读装点一节安静的车厢。在南英格兰地区，列车越是安静的地方，就是报纸销售量最大的地方，比如肯特郡，这里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要比利物浦和曼城这样的地方多出不少。

我在上一章写道：报纸是蒸汽机速度的社会中产生的大众媒体。这一章的主题是报纸是口语文化的埋葬者。这样两个大胆的学术假设，肯定会遇到多少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强烈反对。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仍然以印刷速度生活的大学校园里。

麦克卢汉、伊尼斯这样的传播学研究大师，都是上个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受益者。他们在扩展大众传播学这一有趣的学问时，都从人类学研究中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样的人还包括汤因比、柏格森等等。不论是以国家作为样本，还是以部落作为样本，报纸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它把写在纸上的信息，以工业速度向所有的地方传送，并一举打碎了口语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传播方式。

信息写在纸上时，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分离活动，它将表达的东西与人的身体分开，以一种宁静的更理智的方式推送出去。这样一种伟大的转变，在半个世纪中就会将几代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完全的改造。“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了一咱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超脱的状态。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体—论人体的延伸》中这样为书面语和口语给出有趣的解释。

如果用老式的语言去叙述：西方的近代化成功，在于把他们的价值观有效地建立在了书面文字上。仔细地想一下，在一个口头语文化中，每一个人在传播和接受社会信息时候，都要把情绪与情感捆绑在语言中，这使得“耳提面命”的听觉文化一直牢牢地占领着人们的传播观。文字化的传播是一种视觉取代了听觉的传播，使传播者可以过滤掉情感与情绪的东西，直接抽取有价值的东西去解读。

虽然这样的叙述扯得有一些远，但是在判定报纸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的合法性与价值上，是不能缺少的环节。

从国家上说，西欧的读写文化比东欧要高，人们用“文明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西欧。在亚洲，日本是读写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学者们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时，只要提起明治维新，就会说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这个近代化实际上是一套书写文化的传播系统，其载体包括报纸（生产的信息）、邮政（渠道）、铁路（渠道的工具）。

推而广之，过去一百多年的社会演进史，从媒体的角度看，是口语社会向文字社会或深或浅进化的一部历史，这样的进程中，报纸是最功不可灭的媒体。报纸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文化中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是接受了口语文化的新知识传播系统。从英国与日本的近代化来看，以报纸为最重要载体，他们都实现了从口语向书面语的过渡。一系列的结果会让人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在亚洲，日本总是被认为最西化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近两百年书面文化运动，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对于当时落后的日本来说，是一次质的转变。1980年代的地理教科书中，对于西欧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地理西欧，一个是经济与文化上的西欧。在后一个分类中，日本是列入西欧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有趣叙述虽然已经成为一段短暂的知识，但它是解读日本近代化、现代化的秘密中，一个重要的文献。前文有述，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加速的信息传播运动。这样一个加速的传播系统中：报纸是内容制造商，邮政是最大的社会信息渠道、铁路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历史学家们会从工业化来解释日本的明治维新，可是，如果按照当时的社会口号，“开启民智”的书面文化建构进程，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这样一套信息体系。如果系统比较明治维新前后的中日洋务运动全部面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中国的全民性书面文化是一个短板，当然也包括没有成功的君主立宪。

日本的近代化信息传播系统，将信息印刷在报纸上大规模传播，给铁路系统反而减轻了压力，虽然那时一个铁路大扩张的时代。因为，报纸上的信息在铁路上运输时，就像这个社会最大宗的物资在上面运输一样。这是报纸及其带来的书面文化，使报纸在日本神圣化与合法化的保证。

尤其有趣的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近代化最典型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英国，而这两个国家确实是全球报业的两个典范。

在欧洲，英国至今仍然是报业未来探索的排头兵，英国有欧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300多万），也有欧美发行密度最高的严肃报纸群，它的《每日电讯报》在互联网的打击下，仍然有90万的发行量、《泰晤士报》也有60多万的发行量，《金融时报》的发行量现在还在不断上涨。在一个人口只有6000万的国家，报纸的社会渗透力之深，只有日本可以同比。

同样，在近代化的伊始阶段，报纸在英国的地位比今天还要突出。学者们总是追忆说，电视出现的前的时代或者说工业革命的顶峰时代，《泰晤士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每日邮报》可以有六七百万的发行量。从当时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在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单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英国人以报纸作为进化自我的载体，越来越深入地建立了自己的阅读文化，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齐有序的组织。维多利亚时代是这个国家最为怀旧的年代，也是最为狂飙的年代，正如上一章所讲，蒸汽速度的信息传播使这个国家告别了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一个时代。

同样，因为一个以报纸为核心为基础的一套社会信息系统的建立，使这个国家在告别农业文明的同时，告别了口语文化。工业革命、君主立宪、报纸社会，这样一个三合一的社会也正是近代的国家形成的三根柱子。工业革命是自由市场的符号、君主立宪是民主政治的符号、报纸社会是思想自由的符号。
报纸的启蒙作用在那时已经完成。这正是近代化的一个重大成果。

日本同理。有趣的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报纸的神圣化近乎于夸张。

今天，创刊于1872年的《每日新闻》、1879年的《朝日新闻》、1874年的《读卖新闻》、1876年的《日本经济新闻》、1877年的《西日本新闻》、1879年的《京都新闻》、1898年的《神户新闻》，基本上都是明治时期在这个岛国文物般保存下来的近代化符号，并一直有效延续至今。同时，它们有效地帮助这个国家完成了书面文化的建立。

比英国还要厉害的是，日本在模仿欧洲的近代化过程中，动作往往更为夸张。作一个类比的话，这就像中国上海在1990年后的开放中，对于欧美与日本东西的接受也十分夸张一样。

比如，很多中国的总编们不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报纸动不动就会有上千万份的发行量，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报纸都是日本的。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地方报纸，在日本动不动就几百万的发行量。在中国，过百万的报纸，不算国家公款订阅的《人民日报》外，有几个还能突破百万级？虽然我们是一个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报业市场。这样的功劳，如果要追溯的话，要把账记到日本明治天皇的头上。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强力推行开启民智的运动中，办报与修铁路是并举的两项媒介化运动。今天，日本受政治价格管制的五种商品中，报纸仍然位列其中，了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报纸只要通过发行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不是让广告商控制报纸。这与英国的报业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百多年来，报纸是国家管控价格的商品，是日本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秘密所在。几乎日本的每一个家庭，早晨都是从读报开始的生活，即使今天电视与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订阅报纸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报纸帮助这个国家在一百年前开始了国民情绪与语言的分离，通过书面词，视觉生活取代了听觉生活，在大规模传递社会信息的同时，将社会训练成一个整齐划一的序列。

今天，历史学家们研究明治维新，通邮、铁路、办报被看作不同的几项运动，实际上，这三样是一个传播过程中的载体。在报纸建立的书面文化社会中，邮政作为渠道，就像今天的电信运营商作为互联网信息的渠道一样。而过去一百多年来，邮电一直是同一个母体，只是近来再开始分家。

报纸在日本正在完成了作为大众媒体的历史使命，而将之渐渐让位地互联网。这样的转变在英国也悄悄发生。因此，日本的小泉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推行的邮政私有化可以看作是对一百多年来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载体与工具，所做的最后整理。

中国的读者不清楚，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对于英国近代化的模仿有多么夸张。日本今天的公务员中，三分之一的人分布在邮政系统。可见在当时的历史中，邮政在这个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邮政系统让位于电信系统，就是报纸让位于互联网退出大众媒介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这样的一个百年史中，由于报纸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在一个发育的环节中，这样一个书面文化社会的确立仍然是不完整的。

一个反证是：英国与日本的百年报纸大规模传播史，使书面文化深深地进入到了每一个国民的生活中。英国人的写信就是一个“后遗症”。在一个发达的邮政系统支持下，写信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最重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作为书面文化，它的强势可以在〈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看得到。直到今天，〈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版都是这张报纸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报纸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这使得中国的读者很难理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即使越来越讲究互动的今天，中国的哪能一家报纸又给了读者来信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或次重要的位置呢？没有。还没有这样一张报纸。

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人们主动地接受商业报纸只是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地铁上低头深思的职业人中阅读报纸成为社会时尚只是在1990年代出现。但对于书面文化的渴望也只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那些供职于外国公司与互联网公司的人，现在对于邮件有一种格外的敏感。而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传统机构供职的人，有时好几天才会查一下电子邮件。同样有趣的案例是，在绝大多数人中间，电子邮件确立事情并不是一件可靠的途径，只有补一个电话口头确立，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在一些更小的城市里，没有书面文化的社会还可以通过手机的使用来证明。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声音确认。这一点阿拉伯文化更为极端，只有口头的认定才是最合法的。这对于英国与日本人来说，最难以相信。911事件后，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只是在两天后才报道，欧洲的学者已经对于这样的传播现象习惯了，亚洲的学者可能不解。因为在阿拉伯文化中，口语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正式、最合法的。

书面文化的确立，在中国只是小小的开始。2002年前后，中国移动的领导者们发现，短信突然成为年轻人的最受。他们解释为话费的节省是短信爆增的原因。这样一种误解是中国移动通信商为代表的那些愚蠢的老国企们常常犯的错误。

一条短信可以过滤掉通话中的声音、情绪、沟通语境，将口语书面化，是短信最深年轻人喜欢的原因。而在外国公司供职的职员们也发现，短信、邮件与老板的沟通比声音要更为轻松。这样一个自发的分离式社会传播，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这对于解释报纸作为书面文化的核心推动者理论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但也为未来报纸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一系统复杂的参数。

媒体研究学者们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近代化中，报纸这一环节一直是缺失的。在一个没有全面读写的文化中，书信不会成为国民互动工具，我们邮政系统从精神层面上没有像明治维新时代的邮政一样支撑这样一个系统。

亚洲的例子同样有趣。2006年的时候，亚洲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第三代手机网（3G），日本的NTTDOCOMO、KDDI，韩国的SK，中国台湾的中华电信、香港的和黄等公司都已经加设了3G网。

3G网的建设就像一个做了一百年的试验一样，告诉人们，这些地区哪一个近代化完成的是最好的，也就是哪一个地区的书面文化已经完全确立。2006年我在台湾参加了一个3G的国际会议，专家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是，对于3G手机业务的使用，日本人使用最多的是手机电子邮件，香港人次之，台湾人使用最多的是可视通话。

手机电邮是收信的延伸，香港曾经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它的书面文化比日本浅，但比台湾要深。历史在跨过一百多年后，都能看到当年报纸对于这几个社会的影响。虽然台湾的经济在亚洲也很发达，但是从社会发育上说，台湾并不是一个书面文化的社会。

这样一次口语文化的研究，是确立报纸在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中是最合法媒体的一个重要过程。我的结论是：在已经口语化的社会中，报纸作为大众媒体，以纸为介质的传播方式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并正在向小众的传播方向走进，但它可以向互联网做有效的转向。在没有完成书面文化的社会中，报纸的可能要继续去走这样一段路程，但这样的路程将是一个扭曲、复杂而局部的信息运动。中国的报纸创业者们不会再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再互联网的文字与图像传播这样一个更大规模的信息运动已经出现时，中国不会再有英国与日本式的大规模报纸传播历史了。

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它缔造的黄金传播年代有两个要素：铁路与书面文化。前一章我写到了铁路与传播速度；这一章写到了书面文化与书面文字的社会。

从这两个角度看，中国永远不会再有一轮像英国与日本式的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黄金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