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1987-2007的金融教训，看看基金经理在读什么书

三月 12, 2008 – 4:12 pm |

本文是作者是为《国际航空报》撰写的最新专栏，请勿商业转载。谢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全球化每向前走一小步，金融风险就多出一个可能的路径。

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者们庆幸他们这次躲过了一劫，在欧美的次级贷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这样的庆幸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固然可以隔岸观火，但这样的日子会一劳永逸吗？中行、工行、中信实业银行等在次级债投资上也是把近百个亿拿出去的。这还不算什么，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元债券后，现在，美元一贬再贬，1万多亿的美元储备中，缩水10%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即使这样，中投公司也要往前走，中国的银行业仍然要面向全球风险累累的金融市场开放。这就是全球化，你得了道就要面对魔。

同样的话，原美国通用的老总韦尔奇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也说过。当《纽约时报》的记者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问，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收购摩根斯坦利、花旗的股份时，对美国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打击时，韦尔奇说，慢着，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外国资本的阴暗面时，也得想到它的阳光一面，这就是全球化，”在这个忧伤而分裂的时代，谁，我们要问，会不选择去推动这一事业？”

韦尔奇式的开明，是因为通用受益于全球化，就像中国华南的工厂或整个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化一样，在这样的时代，金融业又怎样不在全球化的阴暗面中看到阳光的一方面？我在上一个专栏中支持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这会招致一些来自互联网的民粹主义的攻击，但这又怎样？平安不出去，就失去了参与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机会，这样机会也许几十年才会有一次。

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华尔街的投资家是这一信条忠实的信徒。坏天气总有到来的时候，但好天气也总有过去的时候。在一个加速的全球化统一游戏规则的金融业中，全球金融风险就和全球变暖一样，并不总遥远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范围。

美国自己在1987年受到股灾的那次重创，是全球化金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看，这只是美国股市中发生的，但其生成机理与后续影响，是全球性的。正是那一次危机后，使美国加重了对日本施加的处罚性改革影响，造成了1989年日本的股市灾难。随即日本失去了10年。

1987年的经验教训，只是西方的内参，对于泰国这样的年轻的“四小虎”之一，无论在金融体系上，还是国家经济的方法论上都过于西化的国家来说，1997年注定是“血光之灾”。房地产泡沫的后面，是泰铢的升值；就像日本的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后面是日元的升值一样。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后面，仍然是本土货币的升值。对于外国投行唱好人民币更快速升值以此来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鼓吹。一定要小心其后面的潜在阴谋。

华尔街比我们更讲政治。在无法捂住耳朵的的全球化语境下，金融风险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头号战略问题。这是因为历史每隔十年就会像波浪一样，把金融风险这样的现实放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2007年美国的次级债这样一个金融衍生产品对这个国家经济造成的重创到现在仍然无法估量。

辩证法又来了。在这样的全球金融语境下，中国的金融如果是开明的保守与稳健，就是一次大胜利，当别人倒退的时候，你即使不前进，也是一种前进，如果你再稳步向前走，那将是双倍的速度。这样的事情已经在1990年代出现过，日本经济的停止正是中国狂飙式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历史机遇，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际上获得了一个近乎双倍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对手是倒退的。

2007年，这样的时机又到来了。欧美处理次级贷的后续时间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如果恢复元气，则需要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一个国家的历史机遇最长不过是5年，就可以翻来覆去。美国的智库在2005年时，痛心地认为，9·11后，美国在反恐的同时，让中国的经济上加速奔跑。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时机又一次到来。

我最近访问过国内一批著名的宏观经济研究学家。他们有来自学院派的、有来自投行的。有趣的是，11名经济学家中，有10名认为，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之影响力是出乎中国经济学者的意料的。在向他们问及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时，一半的人选择认为，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是避免中国发生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不二法门。

同样的担心也在基金经理中间不约而同地存在着。我最近采访了和讯网在2007年评出的中国十个明星基金经理，我在提问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请你讲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来阅读过的的一本好书。结果是这样的：华夏现金增利的基金经理韩会永正在读美国人写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奔溃》，广发聚丰的基金经理邓晓峰在阅读《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兴业可转债的基金经理杨云在阅读《金融危机真相》、中邮核心精选的基金经理许炜在阅读格林斯潘写的《动荡年代》等。他们的阅读取向，反映出中国金融界精英的群体性焦虑与价值取向。

杞人忧天有什么错。全球化的天是说塌就会塌下来的。从1987年到1997年，从1997年到2007年，这样的路径正是2008年之后中国金融决策者们辗转反侧的头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