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鹏：财经夜谭

1960-1990大众文化片断，我们的社会是媒体社会（9）

三月 2, 2008 – 12:35 am |

1980年代时，文学还是社会的思想暗号。
1990年代时，文学是社会的情感暗号。
2000年代时，文学是一个群体的生理暗号。

这样以十年为周期的分法，是不合理的。一个社会肌体的发育，往往以一代人的细胞式死亡作为退出历史的记号为基础的，但这样一个肌体的发育被制度的传承作为惯性的残留要对冲掉一些活力。这使得大众文学的界限分法十分混乱。

1993年时，《废都》就是以一部“黄书”的身份出现的。但我坚信，贾平娃与路遥无法超越他们的时代性和地域性。1993年，邓小平南巡时，所有制的转变对于社会结构留下了潜意识式的改变，今天仍然在继续。哈贝马斯在解析五六十年代的欧美社会转变时，已经深深地洞见到了这一点。

在一个大众社会渐渐取代将要散架的“传统社会”时，经济制度上的所有制，把自己从一种政治性降低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哈贝马斯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60周年的论文中，这一概括可以关怀今天来讨论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在1990-2000年代，在中国变化的一些小小的遗迹。

《废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文化，面对所有制的一夜转变，所做出的内分泌失调式的表现。感谢艺术家，用他们潜意式的触觉，提前感知到了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的解构在中国悄悄的发生。

《废都》就像一个物种的即将消失，预知气候带的历史性转移。至少，关于毛式的混合着社会主义与传统农业社文明，在中国慢慢地散架，慢慢地失去合法性，慢慢地进入转型的浮躁，慢慢地进入焦虑的年代。

1993年这一年，陕西作家群，为他们代表的古典式黄土地文化作完了晚祷，他们负着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在面对所有制的变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式，几乎倒塌。

1993年这一年，卫慧可能是一个中学生，郭敬民也只是一个中学生，王朔已经度过了他的创造高潮期。

虽然无法获得一个有效的测量模型，去量化地计算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化程度高低。如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以100为标准值，贾平娃50，王朔是70，郭敬民是90。分值越高，受广义媒体与现代社会符号系统的影响越深，越深入大众文化。

作为社会暗号的1980年代的文学与代表的作家，在大众文化面前，不能转型就全部退出历史。纯文学杂志在1993年前后几乎快要死亡。就像东北的纺织企业这一年风雨飘摇，而江渐的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作为社会暗号的纯文学退出了历史，它是被电视与报纸联合打击下而出现了暂时性休克。

那时的纯文学必须放弃自已以精英面目的出现。《十月》与《收获》后来只是在中国行政区划中县一级读者里还残留着一些影子。一目了然，它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育状态与群体。

今天，再寻找百万发行量的《收获》与《十月》是永远奢侈的时间，但绝不是悲哀的事情。大众媒体在1990年代末已经有效地接受了纯文学刊物的思想阵地，初步经营中国的大众文化。肥皂剧，无论来自港台还是本地自产，以图像的方式越过文字，真正进入了大众生活。

毛泽东笔下的那个为人民服务，是电视首先帮助实现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不可估量的。1980年代初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中，东京的高楼、巴黎的生活、高铁、时尚的中学生、圣诞节的庆祝、关东平原的电气化发展、博爱、人道主义、流行……这样一个密集的信号群体，经过小小的黑白小电视，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媒体治下的大众文化的种子。

在一个准备开放的系统中，这些信号民的刺激可以寻找到社会的出口；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迟早会以革命的方式，迎来新的大众文化。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在1980年代引进的美国肥皂剧《达拉斯》，在这些衣衫破旧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国里，即使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村孩子都有自己的粉丝。1990年前后，齐奥塞斯库被造反推翻并处以死刑。

那时，罗马尼亚的年轻人不但看《达拉斯》，也听披头士。电视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埋葬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

今天，80后这样的亚文群，是大众文化高潮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媒体治下的碎片文化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出现，这是传统社会解构的一个小小纪念。

郭敬民的《岛》有20万的发行量，每一个省级作协的纯文学刊物超过5万的请举手？在它的粉丝中，这是严肃的文学。这是亚文化群体中，关于艺术的合法化规则。他们的父母还会布置他们去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或者去读鲁迅的杂文吗？真是岂有此理。

媒体治下的大众社会，在年轻人这样的承载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中对于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担忧，也是精英对于大众文化的担忧，都是岂有此理的东西。